周荣池：我的写作更像是一部“错题集”
周荣池，1983年生于江苏高邮。中国作协会员。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单厍》（原载《小说月报》）《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村庄的真相》《草木故园》《村庄对我守口如瓶》等十多部，获百花文学奖散文奖、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三毛散文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周荣池是一位长期扎根乡土写作的江苏本土作家，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他的文字总是聚焦于故乡江苏高邮所在的里下河平原那片土地。他出生和成长在农村，15岁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村庄，仅有的几次进城经历至今历历在目，且都不那么美好，他在感觉到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同时，也深深眷恋着自己生活的那个叫作“南角墩”的自然村庄。正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落给了他丰富而独特的童年经验，成为日后他写作的富矿。去年，他的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平原》入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名单，今年9月，又以散文《上河之畔》获百花文学奖散文奖，长期踞守一隅默默耕耘，在乡土散文创作领域渐渐开掘出自己的一方天地。说起自己的乡土写作，周荣池说，这更像是一本错题集，“技术上不断地纠错，同时，在对乡土问题的认识上，也在不断地纠偏”。
悲伤可能比喜悦更具有力量
读品：你是怎么走上文学之路的？
周荣池：我们在村庄长大的孩子除了避免吃不饱、穿不暖之外，谈不上有什么其他具体的梦想。比之于许多天资聪慧的写作者，他们是“上天想赏一口饭吃”，而我更多的是“自己想吃这碗饭”。我经常回想，按照我的农民出身，家里人连日历上的字都认不全，我本不大可能日后舞文弄墨，可能还是有某种“逼上梁山”意味的。早先是因为小学时，我抄了一篇作文没有被先生发现还全班表扬，后来就为了维持这种“人设”逼着自己写。而日后考学的时候，实在也是因为数学成绩不理想，我就把所有的高考志愿都填上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师范学校补助吃饭的钱，上了中文系之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写作，写多了就有了后来作为生计的文学之路。
读品：周家作为外来户，在村里属于弱势的“少数派”。父亲转业后本来有机会留在城里工作，由于乡邻作梗导致人生境遇一落千丈。父亲曾以放鸭子为生，相比下苦力种田，从事的算是比较轻松的农副业，乡人对此颇为眼红，甚至有人将一群正要“上满栏”的鸭子毒杀。你的文章屡屡提及这些事，感觉这不仅是父亲的伤痕，也成了你的伤痕。这些经历让你在看待村庄时是否有了别样的眼光？
周荣池：我多次讲述了“鸭子被毒杀事件”，事实上这在南角墩这样的村庄并非孤例。人的情绪或者所谓的智慧都会成为毒药，这在某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家可能规模大一些，具体的是改变了我们可能向好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对村庄和土地的认识。我在现实里看见了令人“直跳脚”的歹毒，比天时对土地的冷漠和摧毁更令人不寒而栗。这样的事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背景，让我对村庄固有的劣根性更加地清醒和痛恨。我们今天的写作大多数是在城市化背景和条件下进行的，人们对于乡村和城市有“厚此薄彼”的情绪，但事实上村庄的真相并非人们用遥远和宁静就可以掩饰的，从古至今村庄可能正是乡土中国的某种中心，它也从来没有在我们的文化构成中显示出真正的宁静。当然，这种不安也是具有生长力和建设力的，因为悲伤可能比喜悦更具有力量——至少从村庄里长大的我，有这样悲情而深刻的认识。
读品：村庄曾是你想要逃离的对象，但字里行间读到你对村庄倾注了深厚的感情。我想，深情正是缘于你后来成功的逃离。
周荣池：我们今天对乡土的书写总是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意味。我后来表现出的对村庄的深情，正是因为我成为一个离开者或者说“进城者”。其实我们仔细研读很多乡土文本，之所以可以把村庄写得如此深情，可能正是因为它已经是我们回不了也不想回的地方。这可能也是很多乡土写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一味地倒退式地找寻和歌颂是不值得的，因为村庄和城市同样应该具有生长的欲望和权力。我们的逃离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更应该交给我们的文学，从更为客观、理性和真挚的角度去看待被离开的土地——那些隐逸的、安全的甚至逃避的场景只是文人虚构的田园，和土地可能没有太多关系。
读品：最新一期《钟山》刊登了你的长篇散文《父恩》，你也曾说“我最恨的就是他为什么是我的老子”，你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能说说父亲对你的影响吗？
周荣池：《父恩》讲述了一个农民父亲的生活办法，十个章节就是十种办法：孝义、倔强、温情、勤力、豪情、暴躁、怪古、促狭、乐观、慷慨，这些办法有些是脾性，但是在生机勃勃的大地上，很多事情正是按照情绪去组织的，所以好的或者糟糕的脾性也能成为有效的办法。我后来虽然靠着读书离开了南角墩，但事实上在城市生活中我依旧铭记以及使用这些办法。父辈对我们的影响，从外在来讲是被动而不安的，而从内里上看已然成为深入骨血中的一中遗传。用时语说，“我们最终活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当然，父亲对儿子的遗传就像某种隐喻，其实乡村对于城市也有明确的精神孕育和影响。我们今天坐在写字楼，住在花园一样的小区，走过车水马龙的大街，但很多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却可能仍然是乡土的——比如一杯酒谈妥某件事情，只不过乡村用碗喝酒，城市换了透明的杯子而已。
在大地上
衰败也是一种生长
读品：“里下河平原”是你作品中的地理标识，你觉得它在广袤的乡土中国是一种怎样的独特存在？
周荣池：和很多平原不一样的是，里运河东去的这片平原不仅内部几乎无山，其边缘接壤的区域也是坦荡而平缓的。这种坦荡孕育了一种坦率而冲和的心理特征，这里的人平静、淡泊甚至舒缓到慵懒，这都是水土的某种暗示。同时，它又并非没有秘密和技巧，较之于山峦叠嶂的阻拒与隐瞒，平原的深刻脱离了形式的依附，更为深沉与隐忍，可以说它是在地理和心理上都独树一帜的大平原。而这处平原所暗示的心性和品格，也影响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书写，我想它也有可能成为文学世界里的一处独特存在。
读品：当代作家常常把故乡转化为独特的文学风景。你的“南角墩”与汪曾祺的“大淖”、毕飞宇的“王家庄”，同属于里下河平原上的村庄，如果说，汪曾祺呈现的是乡土社会的本色和温情，毕飞宇则更多表达了一种反思和探索，你希望你的乡土书写呈现哪些不一样的风貌？
周荣池：前辈们的文学地理是我们用来朝拜的，我想南角墩以及与其相关的文字难以望其项背。然而，我也不能矫情地说我选定南角墩没有自己的某种“野心”。从《村庄的真相》开始，我就明确地开始思考乡土面临的问题。南角墩并不是地理上遥远的村庄，它距离主城区只有十四公里。它与城市当然也有着无数的瓜葛。《一个人的平原》《村庄对我守口如瓶》以及新近的专栏散文《大地的角落》系列，我都在着力地思考着“人地关系”“城乡关系”“过去与未来”的关系，我不是想建设一个南角墩的农村博物馆，而是想试图借这个村庄去梳理我个人理解的城乡关系，目前我想它能体现的是互相安慰与不断对抗中的生长。如果能有一点新意，可能就是作为一个“进城者”眼中不一样的村庄。
读品：很多非虚构作品都曾表现过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的衰败。你对此有哪些新的思考？
周荣池：在大地上，衰败也是一种生长。我觉得我们在组织社会建设的时候，面对乡村问题的时候缺少一种美学或者文学的情怀，没有承认落后或者缓慢正可能是乡村的特质。所以我们对于衰败无比警惕。我们曾经提出“让农村像城市一样美好”，然而事后当发现农村城镇化进程太过惊人的时候，又回归到“让农村更像农村”的理性上来。所以面对事实上的衰败我们既要有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思考，更要有美学上的包容与考量，这样可能让城市化背景下的城乡关系表达显得更为真诚和靠实——否则我们今天的讲述无法被后人所信任。
读品：有人评价你的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从情绪上讲像平原版的《一个人的村庄》，从内质上看如散文版的《平原》”，这些作家作品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周荣池：我不敢大言不惭地说这些作家影响了我，因为如今看来我没有办法为对他们的敬慕有任何自信的文学回应。我是认真读过他们所著文字的。他们对于土地（市井）的态度以及书写的办法影响了许多写作者——对于我，我想更多的是他们对待乡土的赤诚和深情感染了我，一个作家其实就是“流好自己的眼泪”。至于眼泪为何而流，是相同的也必然是不同的，好在我们还有许多并不相同的读者。
把过去写好
也可能成为一种很有力的未来
读品：长篇小说《单厍》开头非常吸引人，但主体部分宕开去写了南角墩近百年的风云变幻，为什么没有把笔墨聚焦在当代？
周荣池：《单厍》中写南角墩的百年风云，是我的文学认识和能力所致，这当然首先是一种缺陷。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我又是因为对现状的疑惑以及未来的未知，而刻意在追求某种对抗。我对城乡关系以及过去与未来的关系思考还没有能找到答案，但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个答案很难给出，或者说读者能给出更多的答案。当下是过去的未来，也必然会成为未来的过去，而我面对乡土有一种顽固的认识：过去会是一种很好的样本和办法。所以我更迷恋已然的过去，而等待变化和未知的当下和未来——如果把过去写得很好，也可能成为一种很有力的未来。这就是许多古老的著作能够解决今天以及未来许多问题的魅力之所在。
读品：你曾说，一个写作者能做的只有找到并深情踞守自己的角落。在你的几部散文作品中，不少场景和事实被反复讲述。这是否有重复之嫌？你的乡土散文写作是否也遇到过一些困境？
周荣池：我的写作确实存在不断的重复，这是源于我写作自身的准备问题。我经常说自己的写作是一部“错题集”，我不仅是在强化某种标识，也是在不断地纠错。从技术上讲，我的写作与阅读存在很多的荒疏和草率，回头一看，很多看似被写完的场景和事实，并没有真正写好，很可能因为我们的迫切与莽撞，写得非常的糟糕。所以我在技术上不断地纠错，面对同样的对象在不断地试错与纠错。这应该成为我们写作者的一种共同的内省意识。同时，在对乡土问题的认识上，我也在不断纠偏，特别是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城市生活者之后，我对于村庄的现实以及它与无可避免的城镇化之间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也正是我乡土散文写作中的困境，我一面在不断地追求逃离和新变，一面在不断地反思与强化。因为一个人所占有的资源和时空是有限的，重复必然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我想如果不断地纠错能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强化，那对于我个人的写作而言可能并非坏事。
读品：作为长期扎根于乡土写作的青年作家，你觉得“基层写作”的生态如何？
周荣池：基层其实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一个层面其实都势必存在着自身的分层。今天我们虽然在城市用最先进的办法写作与沟通，但事实上我们仍然会被归类于某种固定的层次。对于我的写作而言，我觉得更是某种“底层写作”，至少说我们应该保留某种底层心态和底层意识。但这种意识并非绝对的高明，它也存在着很多现实的问题。我在书写乡村的时候，经常用到一个口语词“穷狠”，穷并不是完全值得同情的事情，穷人也会做狠毒的事情。穷且狠的心态，在我们基层写作中是有一定存在的。他们将一些自以为是的认识当作不改变自己的“挡箭牌”。很多人写完了就是写好了，写多了就是写好了，写久了就是写好了，并且对不断改变现实有天然的“敌意”，这是断不可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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