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 王雪瑛：写作的过程就是投入雪山大地的怀抱 ——关于杨志军长篇小说《雪山大地》的对话
杨志军创作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制图：张继
对话嘉宾：
杨志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王雪瑛（文汇报记者）
杨志军创作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作家以现实主义的有力笔触书写几代草原建设者接续奋斗的历程，以雄浑厚重的笔墨描绘了雪域草原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新时代，由传统走向现代之沧桑巨变的恢宏画卷，是青藏高原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写照。
通过文汇报记者与嘉宾的对话，让读者了解杨志军从事新闻写作的经历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如何从生态小说的写作，转向叙写父辈们的生命史与青藏高原发展史，探索时代巨变中建设者的心路历程。
地理的高原与奉献者的精神高地
王雪瑛：《雪山大地》深情回望父辈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以具体详实的生活细节，书写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牧民生活史、藏区草原发展史，以及汉藏共建家园的心灵史。在青海度过了40年的草原生活，雪山大地成为您的生命故乡。面对自己真实的人生体验，调动丰厚的生活积累，创作《雪山大地》是一次特别的创作体验吧？父辈和自己真实的生活让您在写作中游刃有余，那么构成挑战的是什么？
杨志军：我出生在青海，那里是世界屋脊，藏民族聚居的地方，雪山静静矗立，江河缓缓流淌，滋养着万物，也滋养着我，一个卑微的生命、一个追寻梦想的写作者。我出生并慢慢长大的故乡，曾经是父辈们年轻时毅然选择的远方，风沙粗砺、气候寒冷、环境缺氧，打磨去他们心中的软弱，让他们有了山的挺拔、河的绵长。这里是地理的高原，也是一代代奉献者的精神高地。在我的小说中，现实是理想的基石，理想是现实的延伸，就像雪山的拔起、大地的展现，永远保持着向上向远的姿态。
对我来说，每一部作品的创作都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创作是不能重复的，生活、情感、认知、提炼、描写、故事结构、人物塑造、表现形式和主题思想都不能重复。这本小说写了一年多，写作很顺利，因为写的是记忆中非常熟悉的生活，是一种真实的表达，生活的真实和感情的真实，都是作品的有力支撑。可以说游刃有余，没有挑战，有点回忆逝水年华的味道，感叹着时间的流逝，怀念着过往的场景和人们，在淡淡的伤感中任由文字流淌。这样的写作其实是一种享受，因为我得到了滋养。写作的过程就是投入雪山大地的怀抱，让山的挺拔、水的清澈、地的辽阔重新滋养我一次的过程。
王雪瑛：经历30多年的写作实践，您的创作没有离开那片辽阔、神奇的高原，较早就开始生态小说的探索，《雪山大地》有了明显转向，更加关注父辈在雪域高原的奋斗历程，他们的青春与奉献，他们的生命史与青藏高原的发展史。您是如何完成这样的创作转向？这部作品在您的创作历程中有何重要意义？
杨志军：创作《雪山大地》是想通过我和父辈们的生活，让人们看到那些恒久不变的高海拔冻土带上，有着怎样的温度和爱的氧气。藏族人从高海拔走向低海拔地区，而我的父辈们却是一路向高海拔走。无论向下还是向上，都很难，没有前人修好或踏出的路。我想表现的不仅仅是山乡巨变所带来的景观变化，不仅仅是牧民们收入的增加，也不仅仅是我们在辽阔草原牧区建起了可以定居的城市，而是更为重要的心路变迁史——思想观念的变化、灵魂的变化、精神的变化。我希望小说呈现雪山大地的变化能成为更多人的体验，希望在我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读者共情，与我一起歌咏而行，希望绿色之爱也是人心之爱，在广袤的河源厚土上，延续一代比一代更葳蕤的传承。
写作的力量和遣词造句的灵感
王雪瑛：《雪山大地》表现了草原的牧业生活、教育医疗、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等重大主题，但并没有高蹈、空疏的拔高，图解政策的概念化，而是成功塑造了草原建设者的人物群像。突出的有“父亲”强巴、“母亲”苗医生两位建设草原的汉族知识分子形象；“角巴”这个富有个性魅力和行动能力的藏族汉子形象。读来感觉您特别注重在时代的风起云涌、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塑造人物，让读者感受到人物在历史处境中鲜明的个性，顽强的生命力。请说说《雪山大地》的人物塑造，希望写出人物的什么？在人物群像中特别心仪谁？
杨志军：对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来说，人物塑造是关键，人物立得住，小说就成功了一多半。我想写出的人物属于青藏高原特有的人群，我熟悉他们就像熟悉我自己。我希望写出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这种世界不是依靠心理描写揭示出来，而是通过人物的行为举止和由此产生的故事，来体现心灵的原野和原野上的一切。强巴、苗医生、角巴、才让、梅朵是我比较喜欢的人物，他们不是根据我的想法塑造出来的，而是从生活和回忆中自然而然走到我面前来的。他们给了我写作的力量和勇气，也给了我遣词造句的灵感。我的写作就是跟他们交流，交流出对话、故事和结局，交流出那些不可更改的人物命运。我爱他们，就像一如既往地爱着我的故乡、我的雪山大地。
王雪瑛：《雪山大地》的叙事依托于两条线索：一条展开援藏干部“父亲”在高原牧区耕耘建设的奋斗历程，另一条书写“我”的全家三代人与先后担任公社主任的角巴、桑杰全家在雪域高原互帮互助，成为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情感故事。“我”是小说中的叙述人，也是汉藏亲如一家的亲历者，小说中的“我”和现实中的你有着怎样的联系？
杨志军：没有直接联系，只有精神联系，因为我见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的生活属于草原，血脉也属于草原，交融便是生活的全部，既是心灵的，也是日常的。我本人没有小说中“我”的经历，但内心世界却有着天然的相像。我对草原的感情，对酥油的热爱，对工作的投入，几乎可以等同于“我”。作为草原第二代，别人从草原走向了城市，我从城市走向了草原，由于我的存在，实现了一种对称的行进。人生处于一个方向，一块地方，一种环境，只要投入，都可能是向上的。需要才是一切，越是被别人需要的人就越有价值。人应该为价值而存在，并不是为价钱而存在。
王雪瑛：高原牧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建设者的精神心路，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小说的始终，您不仅生动塑造了人物群像，还传神勾勒和牧民们一起生活的马群、藏獒、牦牛等，形成与人类共生的草原生态。日尕是姜瓦草原赛马第一名，是最通人性的骏马，是角巴赠送给父亲的珍贵礼物，也是人与草原，民族融合的友好使者。小说对游牧文化和草原生态的呈现中，注重对动物们的关注和描摹，尤其是对马的珍爱和互动。这也是您的生态观的体现吧？
杨志军：日尕是一种象征，它代表动物参与了人世间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参与了恢复生态的进程。人类和动物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一种生命的存在依赖于其他生命，物种之间具有或隐或显的关联，没有一种生命可以独立存在。相对而生，互为依靠，和平友善，尊重权利，是我们对待所有动物的基本态度。理想化的环境是人类、动物和植物共同营造的结果。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是一切生命的需要。人类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道德法则和伦理思想的拥有者，有义务也有能力保护好动物，维护好自然生态关系。我们拥有生命，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对其他生命有用有益。
个人史的发展也是人类史的发展
王雪瑛：优秀的长篇小说一方面有着深入现实万象之眼，看见人性的幽深复杂，另一方面要呈现历经人生磨难之后交融于向善而生的精神高地，一部有感染力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回避复杂艰难的现实，同时点亮理想之光的照耀。您认同这样的看法吗？媒体融合、AI人工智能写作对文学生态的影响下，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什么？
杨志军：对我来说，没有新发现的旧生活和没有历史感的新生活都不值得去表现。对大自然的诗意描写，对人类生活的温情叙述，对善良和拯救的深切关注，以及对精神信仰的坚定捍卫，正是文学的价值所在。没有不艰难的现实，但也没有只存在艰难的现实，活着的意义不是从艰难走向艰难，而是走过艰难，迎接光亮与幸福。个人史的发展也是人类史的发展，就像量子力学能够证明宇宙秩序一样。不管文学生态发生什么变化，文学都不可能脱离反映现实的基本功能，这是文学的生命所在。现实主义就是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样子结构故事，描写人物，揭示真理，表达思想，它提供给读者的是社会共同体多数人希望从文字中看到的那部分内容。
王雪瑛：记者与作家，新闻与小说，两种不同身份，两种不同写作体裁，多年当记者从事新闻写作的经历对小说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杨志军：新闻工作不光是给了我素材，更多的是给了我情感和生活。现在记者的采访可能是以小时和分钟来完成的，我以前采写一个新闻，要走访一两个月。比如我要了解牧民的存栏率、宰杀率。那时候没有车，我骑着马或者步行，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最后发现，我不是在完成新闻业务，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作家写作要深入生活，我从事新闻工作时，就是在深入生活，啥都见了，连草木都认识我了。这些是文学创作需要的，于是就成了我的资源。
王雪瑛：短视频等文化产品分流着受众的注意力，让阅读“提速”。除了创作之外，您如何安排自己的阅读？哪些作家的作品对创作有较大的影响？
杨志军：我对短视频不感兴趣。获取知识，拥有思想，弥补精神残缺，这是我们阅读的目的，这需要回味，需要积累，需要在时间中磨砺。如果仅仅为了消磨光阴，那还不如去赏街景，看自然，这样至少对身体尤其是眼睛有好处。对我产生影响的作家有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鲁迅；还有但丁、雨果、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坚持他们用作品制定的标准，就是坚持我自己的文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