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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王海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第一版，68.00元

最近，王海的长篇小说《回家》出版，从而给他的“农村三部曲”画上了句号。王海的“农村三部曲”，即三部关于农民、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天堂》《城市门》《回家》。

《天堂》出版时，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改编为话剧《钟声远去》进京展演；200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会上，王蒙曾推荐《天堂》为“中文必读书”。《城市门》出版，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陕西作协举办《城市门》研讨会，王蒙前往咸阳参加。这些年，王蒙对王海的创作一直很关注。小说《回家》出版后，王蒙与王海就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了一次对话。

王蒙：得知陕西评论家包括阎纲对你的新作小说《回家》很看好。这个《回家》和过去老作家写的乡土小说不一样，写出了农民遇到的新困难与新机遇，不仅述写了农民的新的生活变化，新的人物性格，而且也反映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给人们留下了不同的印象。我最近读了《回家》，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

王海：小说《天堂》写农民分地，《城市门》写农民失地，《回家》写农民进城打工的生存状态，这三部小说，评论家称为“农村三部曲”，完整地写出了农民的命运变化。

王蒙：从《天堂》到《回家》，相距17年，三部小说，写出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古都咸阳一代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你说的“分地”，应该是指包产到户；《城市门》的“失地”，应该是指国家的发展，必然带来的一部分乡村的城镇化，带来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比例的减少，一批又一批的土地，被工商业旅游业综合性农工业的飞速发展所征用；然后一直写到农民到城市打工、创业，成功或不成功乃至失败的命运史。分地失地云云，这是农民的直接感受，你写的也是直接感受，但还不是发展社会学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小说是包容的，写出直接感受来，让读者与评论家去分析实质吧。

王海：他们失地后，我看到他们对土地的依恋。“农村三部曲”只是为读者和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文学文本。我要真实告诉我们的后代，多少农民为了城市化建设失去了土地，他们浩浩荡荡地走进城里，开始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他们以生存的土地、以生命为代价给城市带来了繁荣和豪情。

王蒙：要说，这种情况也给自身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前景。你写作的连贯性很宝贵，你对农民在发展中的经历与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切肤关切，这一点也大大感动了我和平凹老弟。平凹说得好：“小说《天堂》《城市门》《回家》‘农村三部曲’，展现新世纪前后中国的城乡巨变。他是在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树碑立传，作品必将久远。”

书中的人物我大都喜欢，但我不喜欢“隔壁老王”。隔壁，北京土话发音是“界壁儿”，河北一些地方还有天津，将隔读作“接”。“界壁儿老王”有点滑稽、无赖、气人。但也有趣，很幽默。

王海：他是个让人喜欢又让人讨厌的家伙！ 说实话，他做事的初衷是好的，但结果总令人想不到，他做好事常常得不到好报。他背着老婆卓花总想和“秦人居”老板豆花有一场那事儿，为取得豆花喜欢，他绞尽脑汁，策划“英雄救美”的事，最终害了自己。

王蒙：和这个女的和那个女的有那事，那只是想象，隔壁老王有那样的想象力。但豆花从没给他机会。

王海：他是城里的可怜人，开个商铺养家糊口，老婆跑了，他说他也没有家，死后只能是个流浪鬼。

王蒙：他的老婆是从四川来的，她嫁老王二十多年了，还和老王生了个女儿，却还惦记着四川的家……还要回家。她回家的结果是老王无家可归。书中每个人回家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你的书名的含义，好，妙！ 急剧的社会发展、现代化、城市化使一些人产生要回家、找家回、不回不踏实的感觉。这种回家的故事，自来就是式式样样，古已有之。

王海：在城市创业成功，变富了的人想回家，例如亿万富豪李奇，还有豆花、豆丫的回家；创业失败的人也想着回家，如得福、李强；还有陈有财的回家，子衿的回家……

王蒙：所以说，把经济发展中的农民心理聚焦到“想回家”上来，这个角度和用词很好，很雅，也很俗，有点诡异，又有点无奈。动你心弦，搔你痒痒，让你洒泪，又让你摇头。

隔壁老王老婆卓花跟老王生活了二十多年，竟一扭头回了四川的家，妙就妙在这里。还有李奇的回家、子衿的“入土为安”，安土重迁，慎终追远，敬畏出处，崇敬家谱，这里充满了中华文化传统。

这个故事，使我想起鲁迅喜欢的柔石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穷苦的农民，把老婆典当给别人，跟别人睡觉、生育，还要给人家干活。她为了自己的家，不惜把自己卖了。但卓花和隔壁老王生活了二十多年，还要回四川老家，你想不通也得想通，她就是那样回了四川。她留恋老王这个家，但更想念二十多年没回的那个儿孙满堂的家。

看到这里，让我很纠结，你没有写卓花回到四川的思想变化，她在四川肯定也不安宁，她会惦念老王和她上大学的女儿——这也是人生过程中，中国女性受到的考验和痛苦。

王海：许得他爸这个人，我无法结尾。许得他爸原是一个国企的老总，因贪污受贿入狱，出狱后他不愿再进城里的家门，要回农村的老屋，儿说老屋几十年都没住人了，破烂得没法住了。他扔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说：梦里我妈打我，骂我，嫌我不回家……

王蒙：这是一种传统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会促使他反省。他回家的故事很有意思，有它的感人之处，让人落泪，我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这种基因也会促使进城的他们对现代化现代性产生异己感与陌生感。成功者即所谓的暴发户，贫穷时痛苦然而踏实，富裕了却有些惶惶然的感觉，也很有文学意味。

我牵挂豆丫，同情得福。得福疯了，豆丫会不会疯？ 我真担心她会疯！ 得福到城里打工，挣娶媳妇的“彩礼”钱，遇到豆花和豆丫，这两个女人都不省事，搅得他心不安宁，到头来两头都落空了。

王海：这两个女人不是他的菜，他找错了对象。他太爱豆丫了，以至于看见追过豆丫的许得和豆丫的女儿陈娅要结婚，惊吓疯了。陈娅曾给母亲承诺，母亲老了，她嫁哪里，哪里就是母亲的家，她嫁给许得，豆丫还能进她家门吗？ 所以豆丫面对田野，喊出了：我是一个失败者！

但她不会疯，她是一个理智的女性，一个事业成功的女性。

王蒙：人生会面对各式各样的困扰，所以说拥有一个贴心安心舒心的家可回，未必是易事。中国知识分子也讲究安身立命，那是一种价值与信仰的“回家”。经济条件的发展重要，但是身心的家、精神的家、灵魂的家的营造与安排经营，还需要文化、道德、信念、三观、胸怀、仁义、自律等等条件。你提出了“回家”的命题，其实不仅是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农民问题，而是人类永久性的问题。

王海：回家，对失地农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话题。

王蒙：一大好处是你长期生活在咸阳，你作品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咸阳，你对农民生活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你的《回家》感人。但你也要看到，离家使农民拓宽了视野，拓宽了自己生活的半径。他们的独立性、自觉性、选择性和过去不同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知道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城镇人，他们创业与人生的变数会大大增加。

人生意义的一部分恰恰在于有更多的可能性，有更多的机遇，有更多的风险，有更多的变数，有更多的远景。你每天过得一样，那活不活都没有意义了。人生的意义，是你不完全了解你明天会有什么事，会碰到什么人，所以你更要努力做好一切的一切。

我想，失地农民得到了更宽阔的可能，失即是得。进城后，生活的变数，生活的可能性，生活的不可预见性在增加，这是人生的魅力在增加，这是人生的前景在拓展，这就是现代性带来的魅力。

王海：您说回家有可能把离家看成一个历史的前景，看成一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为什么？

王蒙：“五四”时期，一个大情景，是农民的子弟或者说一批批生活稍微好点的农民子弟，一个个都离家了，有的投身革命，有的出国留学，有的离家投身工商业。要革命，要走向现代，“离家”而非回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回家和离家这中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回家是非常美好的，离家也是美好的。我的《活动变人形》写到离家的事，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一些老地主，最怕的是子侄离家闹革命，有人为了阻止儿女离家，13岁就让他吃鸦片，14岁就给他娶媳妇，贻害可想而知。离家和回家，这是中国现代化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意味的人生课题。

王海：您怎样看待子衿“入土为安”的想法？

王蒙：这也属于回家的范畴。坐拥几亿资产的创业者李奇回家的故事告诉我们，他的家二十多年前就被拆迁了，失地对他来说有失根之感，但他再折腾也找不到他原来的家了，他的回家，是精神回家、灵魂回家。

子衿的回家是实实在在的，他回国后不愿住楼房，他说那里不接地气，硬是在田野里给他盖了间房子，倔强地要培育传统的粮种、菜种。他从国外带回一笔巨款，却不敢给正在艰苦创业的儿子，他曾问儿，如果你有一笔巨款，你准备干什么，儿竟说，我有钱了，还这么拼命干啥呢！ 世上种种不愉快的事，子衿都能过去，唯有“入土为安”的要求，他一定要实现，这其实是一种保守与落后。我们热爱中国的农民，但农民农村也要跟着时代发展。

王海：《回家》从平民视角，二律背反结构，灵魂情感深度三个层面，以递进的方式揭秘中华民族小利与大义，艰难与向往，折磨与梦想相统一的特殊凝聚力的秘密，这或许就是《回家》的意义。

王蒙：你与农民、与咸阳心连心。你的小说《回家》将农村题材、农民题材的小说笔触，延伸到了农村的城镇化、农业的破圈……农工商文旅一体化方面，提升了生活与文学的新意，期待着你的更加恢宏与有乡土气息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