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其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和贸易领域，中外文学交流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年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学交流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同时也促进了各国作家之间的深入交流和合作。本文将探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文学交流如何促进了中外的文化融合，以及这种交流对于增进国际友谊和理解的重要性。

今年是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蕴含着中国深入推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责任感，同时也蕴含着进一步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创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使命感。10月18日，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全面总结十年来的成绩和经验，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倡导继续弘扬丝路精神，推动“一带一路”走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人文交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或缺，是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总会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文学交流不仅可以推动各国文化在互学互鉴中共生，亦可为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福祉最大化做出贡献。

古今丝绸之路：文学交流的碰撞与融合

古代的丝绸之路，见证了沿线各国在漫长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方面的演进，成为一条荟萃经济繁荣和文学辉煌的重要通道。在那漫长的商路上，中原文学与各地文化相互交织，构筑起一个以中国古代文学为核心、少数民族文学和域外文学为扩展的丝绸之路文学母体。这些文学作品相互孕育、激发创造，滋养了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学壮美。

承载着历史厚重和文化意蕴的古代丝绸之路文学，如同一条流淌的江河，汇聚着各个时代的智慧和情感，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学风貌。各种文字和语言的散文、诗赋、小说、戏剧、神话传说等，通过商人、旅行者和学者的传播被带到不同的地方，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扮演了促进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角色。

如《穆天子传》中对周穆王西行的记载，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对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的物品的记载，志怪小说《博物志》中对古代丝路的地理、交通、民族、风俗的描述，波斯古经《阿维斯陀》中对大量原始乐舞和戏剧形式的记载，以及广为流传的维吾尔族人物传说《季帕尔汗》等作品在沿线国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这些不同文类的作品如同古丝绸之路上的珍宝，承载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基因。它们不仅展示了沿线各国、各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色，更为其传播和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与共享，助力我们在“一带一路”上绘出一幅幅跨越国界、超越时空的文化画卷。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陆续出现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一批厚重文学作品，覆盖了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种文体和艺术形式。各国作家探讨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经验，呈现出多元而丰富的文化景观。

比如，维吾尔族民间叙事长诗《艾里甫与赛乃姆》广泛流传于中亚、阿拉伯地区和欧洲一些国家；捷克作家尤利乌斯·泽耶尔的短篇故事《汉宫里的背叛》以丝绸之路上的昭君出塞为故事原型，巧妙融合了东方文化元素；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西域小说集》汲取了敦煌、楼兰等地的历史背景，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西域世界；华文作家少君以极具独特风格的网络文学创作，为丝路文学传播和文化建构提供了多元途径。

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和交流，各国之间的文化交融和相互理解得以深化，这不仅符合时代潮流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中国文学的“丝路”之旅

事实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学交流早已存在。如公元前1世纪初期，儒家典籍《诗经》《春秋》等就已经传入朝鲜和越南。隋唐时期，日本派遣使者、留学生、留学僧学习中国文化，并将汉字偏旁部首和草书应用于日文，儒家文化也随之普及至日本社会各个阶层。此后，《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经典名著对东南亚等国家影响深远。“五四”以前，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不可小觑。茅盾、老舍、鲁迅等人的作品在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国非常流行。移居至东南亚的华人作家将中国历史、文化、价值观等融入作品中，为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中国也有大量作品取材于东南亚社会风貌，展现其厚重的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如许地山的《命命鸟》、艾芜的《南行记》、许杰的《椰子与榴莲》、洪灵菲的《流亡》等。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各领域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文学的传播与翻译在沿线国家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犹如一股清泉涌动，推动翻译技艺的提高、出版环境的改善、读者素养的提升以及图书供需的增长，共同构筑起一道崭新的文学景观。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文学在欧洲的译介取得了显著进展。意大利、匈牙利、俄罗斯等国家的汉学家、翻译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注日益增多。如意大利汉学家佩萨罗翻译了余华的《活着》《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敌人》、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中国当代作品。汉学家波齐翻译了余华的《兄弟》、韩寒的《三重门》等小说，海子、于坚的诗歌以及孟京辉的剧本和虹影的随笔等等。意大利翻译家玛诗不仅长期负责莫言小说在意大利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她还译介了阿城的“三王”（《棋王》《孩子王》《树王》）、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世事如烟》、苏童的《妻妾成群》《刺青时代》《红粉》、王安忆的《长恨歌》、白先勇的《孽子》、刘恒的《苍河白日梦》等作品。《人民文学》意大利语版杂志《汉字》的创刊人利贝拉蒂译有莫言的《四十一炮》《蛙》《变》《檀香刑》《生死疲劳》。她近两年还翻译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叫刘跃进》等中长篇小说，均获好评。

中国当代诗歌选集在俄罗斯的出版，同样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们的热烈反响。如《亚洲铜——中国当代诗选》是中俄两国诗人、学者通力合作编选的一部诗歌选集，其中收录了四十余位中国诗人的一百首诗，构成中俄两国诗歌乃至文化交流的新桥梁。此外，《聊斋志异》《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女性作家代表作品集》《二十至二十一世纪中国戏剧选》等作品的俄文版相继出版，反响热烈。

近十年来，中国文学在亚洲的译介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伊朗、土耳其、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与出版走向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有30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波斯语，其中包括莫言的《红高粱》《牛》、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家的作品。此外，麦家、徐则臣、劳马、路内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也被首次译介到伊朗。土耳其也借着“莫言热”的东风，译介了一大批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孙子兵法》《道德经》等中国经典古籍作品，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第七天》，叶兆言的《花影》《别人的爱情》《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苏童的《另一种妇女生活》以及鲁敏《六人晚餐》《墙上的父亲》《此情无法投递》等作品的土耳其文版相继问世。近年来，民族出版社与哈萨克斯坦出版界合作出版60余本图书，包括中国经典之作《家》《子夜》《边城》《骆驼祥子》等，展示了中哈两国文学创作的新成就。自2014年中国与斯里兰卡启动“中斯图书互译出版项目”以来，中国积极引进斯里兰卡的优秀作品版权并进行翻译出版。如2018年僧伽罗语版的《关于女人》等图书的出版，成为了中斯互译项目的首批成功成果。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文学在非洲的译介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中国文学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通过翻译和传播，逐渐在非洲大陆上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本、法译本在非洲国家十分畅销。其中既包括经典文学名著如《水浒传》《三国演义》《林家铺子》《鲁迅故事集》等，当代文学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梁晓声的《人世间》、刘震云的《手机》、陈彦的《装台》以及阿来的《云中记》等作品也被翻译成非洲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此外，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的译介在互联网科技的助推下得到迅速发展，扩展了中国文学作品在非洲的传播范围。以南非为例，《流浪地球》《三体》《超新星纪元》等科幻小说在知名网络书店ExclusiveBooks和Wordsworth中常常位于畅销榜前列。此前由于中非文学交流受到西方话语体系和出版渠道的制约，中国文学作品在进入非洲之前，往往需要先翻译成英语、法语等欧洲语言，然后由西方出版商进行选择，这使得中国文学在非洲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随着中国和丝路沿线国家文学相互传播的渠道和范围的进一步拓宽，各国文学的影响力也将进一步增强。丝路沿线的文学将为促进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学在中国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历史文化多元，语言生态复杂，受众层次丰富。因此，语言互通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关键。文学翻译是联通不同文明的“金桥”。沿线不同国家文学的顺利传播，必然借助翻译的摆渡功能才能减少语言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助力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质得到广泛认知和理解，实现沿线国家文学文化的和融共生。

“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积极推动沿线国家文学交流合作，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交流展示等提供了有力支持。由中国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于2015年创办，迄今已与50多个国家签订相互翻译对方经典作品的协定，推动一批经典作品以高质量翻译在中国落地，这种文学出版互译合作成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石。

2021年9月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文学联盟。来自希腊、菲律宾、俄罗斯等35个国家的30位具有影响力的文学组织和19位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翻译家作为联盟创始会员加入。该联盟通过举办文学论坛、翻译家工作坊等活动，推动优秀文学作品译介传播，推动各国文学开展深入对话交流和创新合作。

近年来，中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了大量沿线国家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各类体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遴选沿线各国的诗歌精华名作，从各语种原文诗歌直接编选并翻译，兼有原创性研究和填补空白的翻译特点，对诸多国家的文学史书写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推进，中非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积极举办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邀请来自非洲的作家和学者驻足华夏，为中非文学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搭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同时，国内众多出版社也纷纷将那些沉淀着非洲大陆魂魄的文学之花译介并呈现于世，让读者们品味到异域风情的独特韵味。

总体来看，由于这些作品的原创语言主要为英语和法语等欧洲语言，所以中国对非洲文学作品的译介仍主要关注非洲英语文学和非洲法语文学。但是近年来，国内开始将关注点转向非洲的本土语言文学作品，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的“六点非洲系列”作品将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等非洲本土语言的文学作品直接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坦桑尼亚作家夏班·罗伯特的《夏班·罗伯特诗歌选集》以及直接从豪萨语翻译的文学作品集《身体会告诉你：非洲豪萨语文学作品选》等作品。这一趋势必将助推非洲当代文学在多个层面上得到传播，进而使得更多非洲本土语言的文学之花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绽放。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对非洲文学的译介再次达到高峰。仅仅在那一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便成功地引进了古尔纳的十部小说版权，并于2022年迅速出版了其中的五部佳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亚洲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出版交流合作进一步加深，亚洲国家文学作品在国内众多出版社陆续译介并出版。以中国民族出版社为例，截至目前，民族出版社已经与哈萨克斯坦的法兰特、奥尔昆、安阿乐斯、阿拉木图图书等多家出版社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出版了阿拜的《阿拜诗文全集》《阿拜箴言录》、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关键的十年》和《当代哈萨克斯坦小说精选》《当代哈萨克斯坦诗歌精选》等著作，进一步增进了中哈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友谊。

作为中阿之间第一个国家级的互译出版工程，中国与阿联酋典籍互译出版工程目前已完成42种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包括《阿拉伯女骑手日记》《格拉纳达》《羚羊的白天》等19部阿方图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此外，印度作品《苏尔诗海》《格比尔双行诗集》、巴基斯坦作品《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马来西亚经典文学作品《太阳》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作家乌卢格别克·哈姆达姆著的《我心中的河流》等纷纷推出中文版。

“一带一路”倡议下，欧洲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工作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当下《东欧文学大花园》、“蓝色东欧”译丛等作品的出现为中欧之间的文学交流提供载体。

《东欧文学大花园》中收录了来自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七个国家的65篇选文，呈现了这些东欧国家精彩纷呈的文学景观。

“蓝色东欧”则集中选择了东欧数国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80-100部优秀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石头城纪事》、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石头世界》、罗马尼亚作家卢齐安·布拉加等著的《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一日情人》以及匈牙利作家瓦莫什·米克罗什的《父辈书》等众多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波兰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迎来高潮。著名翻译家易丽君和袁汉镕早在多年前就共同翻译了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以及《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在尚无国内读者广泛关注的情况下，提前发掘了这位诺奖作家的文学价值。意大利文学的译介同样成就斐然，译介的作品既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论著，也涉及当代文学经典及各种风格和流派的作家。

此外，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组织实施的“中俄经典与现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已翻译出版俄罗斯作品56余部，其中包括《阳光闪耀》《地灵》《自由》《秘密走廊》等作品。此外，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一带一路”国家当代文学精品译库》中的中欧与北欧系列，目前已翻译出版白俄罗斯作家娜塔莉雅·巴特拉科娃的《永恒的瞬间》、葡萄牙作家阿古丝蒂娜·贝萨·路易斯的《范妮·欧文》以及格鲁吉亚作家古拉姆·奥季沙里亚的《总统的猫》等作品。

这些文学翻译作品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化和丰富的文学体验和了解沿线国家文化和社会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些文学翻译作品，中国读者了解了沿线国家的文化底蕴、思想观念以及社会风貌。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沿线国家文学翻译将迎来新机遇。随着交流合作的深入，中国读者对沿线国家文化的了解需求不断增加，沿线国家文学翻译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跨文化合作与创新的路径与实践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文学交流的跨文化合作与创新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2017年，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的指导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中国、黎巴嫩、波兰等在内的29个国家和地区的92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共同成立“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2019年改名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该合作体自成立以来，积极促进成员之间作者、翻译、版权信息等资源共享，为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学术共同体，繁荣文化共同体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有关探讨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学发展、交流和合作的文学研讨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包括学术报告、主题演讲、圆桌讨论、座谈会等形式，其中影响颇为广泛的有：“‘一带一路’与世界汉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之跨文化交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国家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与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外国文学研究高端论坛等。这些研讨会主题各异，但都为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对话的空间。来自四方八面的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借由分享作品、思想和经验，碰撞出闪亮的思想火花。

各类文学节也汇集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商和读者，通过举办文学讲座、作品展览、签名活动等形式，展现和推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和文化传统，如“一带一路”国际日（每年的12月16日）、“中欧国际文学节”、“‘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等各类不同形式的文学节。通过参加各类文学节，作家们展示出自己的心血之作，与读者面对面交流，聆听他们的回响和见解。这种直接互动激发了作家们无尽的创作灵感，同时也深化了读者对于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与共鸣。跨文化的互通交流不仅促进了文学创新，亦鼓舞了不同时空的文学传统间的辩论与碰撞。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学作品的合作出版以及文学节与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的交流，为作家们铺就了广袤多彩的合作与交流天地。它们既蕴含了文学作品多元融合与创新的火花，又加深了作家们相互间的理解与情谊。透过这些互助与交流，我们见证了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水乳交融，文学的力量在跨文化合作中得以释放和传递。

结 语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沿线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互利共赢的区域发展，而文学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对于实现“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和文化繁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对于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和融合，增进国际友谊和相互理解具有重大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意识到，“一带一路”建设也为未来的文学与文化交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应积极应对。

一带一路，翻译先行。我们既需要培养熟悉“一带一路”国家语言、了解其国情和文化的高端外语复合型人才，也要通过加强汉语教育来推广全球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更好地“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文化传播，重在阐释。当我们向他人介绍一种不同的文化时，必须确保他们能够真正洞悉其中的内涵与意义。这并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问题，更重要的是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只有透过深入的理解，方能揭开心灵的大门，使得文化间的交流变得丰盈而有深度。

古老文明，求变创新。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度——古老而传统。对于这样的传统文明和古老文化，在对外交流中，我们应力求去除刻板印象，求变出新，推动文明前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带一路”文学交流将为人类的未来注入新的灵感，开拓新的可能，续写丝路的华章。

（郭英剑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乃婷系青海师范大学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