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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至23日，来自全国多个省市高校及科研单位的六十余位学者齐聚美丽的西子湖畔，围绕着“外国文学理论及其‘历史化’”这一外国文学及理论研究中的经典主题，召开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分会联合主办，此次会议也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分会成立大会。

开幕式上，主持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潘春雷代表东道主致辞。随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梁展宣布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分会成立，并与杭州师范大学纪委书记李泽泉共同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分会揭牌。李泽泉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蒋承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分会会长徐德林分别为开幕大会致辞。

大会主旨发言由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资深教授殷企平主持。首先作主旨发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提出，近年来“历史化”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成为一种新的有效路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并不断被付诸新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警惕的是对何为“历史”的定位，尤其要注意的是，在对20世纪历史的重新叙述中所蕴含着的去革命化的潜意识。蒋承勇就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做了深刻研讨，他提出，自然主义文学的“实验”观念及文学“科学化”主张，一方面将自然科学对“人”的新发现运用于文学创作，拓宽了文学描写人的领域，另一方面又从科学观念中汲取合乎文学本质要求的怀疑精神和自由精神，形成了“实验主义”的文学新理念。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何畅以亚历山大•蒲柏《致伯林顿的信》引发的文本之战为例，探讨了建筑、性别和跨媒介传播问题。这场绵延于不同社会团体、不同媒介形式的论战与英国文化史中的“趣味”问题息息相关，并借此勾连起英国文学史中的古今之争、英国性问题以及性别之争。

第二场主旨发言由徐德林主持。江西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傅修延探讨了“叙事学理论向何处去”这一经典问题。叙事热兴起的根源，在于今人对叙事的本质与功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然而，正如柏拉图所提醒，叙事负有传承文明的使命，不能一味“讨好”和“逢迎”大众流行文化。叙事学研究者不能简单沿袭以小说研究为叙事学主业的做法。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汪介之则就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提出，外国文学界存在偏重理论译介与阐释，忽略批评成果的引进与借鉴的问题；在具体研究中，往往偏重于相关理论观点的梳理和转述，对理论的表达形式缺乏关注，致使批评语言不够灵动鲜活。理论研究的目标并不在于空谈理论创新，而是借助理论对文学现象进行有效揭示和解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笛对俄罗斯著名文论家日尔蒙斯基的历史比较观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日尔蒙斯基文论中的历史比较的视角具有积极意义，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所有意识形态一样，是人们意识中的现实反映以及对现实的认知，同样，文学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历史的层面上不断变化和发展。而正是基于对文学历史比较的尊崇，日尔蒙斯基因而将文学视为文学科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张旭春考察了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的西学渊源并论述了文学理论的西学东渐问题。他认为，由编译、改写、挪用等手段构成的拿来主义是20世纪初中国以及日本知识界吸收西方知识的共同手段。由“从温切斯特/哈德森到本间久雄再到田汉”所代表的理论旅行路线构成了20世纪初文艺理论西学东渐的路径之一。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方云就文学与地图的关联性发表演讲，文学与地图在表征媒介和空间生产上具有学理共性，文字与图形共同构建了广阔的指涉象征系统。

与会学者还围绕“理论概念的历史性辨析”“法国文艺理论”“英美文艺理论”“文艺理论的跨学科性”“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主题展开了分组发言和讨论。分组发言既有紧扣外国文艺理论研究现状的理论探索，也有围绕现象及文本的具体讨论，学者们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展示了文艺理论与文本批评交相增益的研究格局。在“理论概念的历史性辨析”这一主题下，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近代日本文学论争与中国文论体系建构的影响研究，以期梳理在多重对撞和交流中形成的中日文论建构的流变关系；范劲探讨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化及其理论效果，重新发掘作为流通过程的世界文学，继而解决当代比较文学中的系统观VS个体观之争；姜雪则集中于“Denkbild”概念在本雅明研究中的产生和发展史，并针对该概念的几种不同汉译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徐德金以 J.H.米勒 “文学终结”论的中国接受与传播为案例，聚焦中国外国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问题”；徐妮的研究则以《老水手行》为例，探讨了航海图与帝国空间伦理的关系，帝国殖民者以科技理性为名规训空间表征，揭示了帝国空间伦理的伪善与扩张意图。在“法国语言文学及文艺理论”平行论坛中，车琳深入20世纪中叶法国文学评论界新批评运动的历史现场，指出其学派特色，并分辨了其与英美文学研究中的新批评论的不同之处；邓冰艳紧扣布朗肖思想的核心概念“文学空间”，它指的是作者在追寻文学的进程所遇到的某个“空无深渊”，这一概念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上个世纪以来某种独特的法国思想的隐秘中心，代表着文学观念的消解和西方方哲学传统的超越；高卫泉经由对法侬的《全世界受苦的人》的重读，揭示了理论书写时阿尔及利亚所面对的帝国主义困境，该理论书籍写作和传播过程中不断与“凯尔特”权力话语发生撞击；苏仲乐以唯物主义戏剧观切入阿尔都塞研究，阿尔都塞认为戏剧必须冲决资产阶级情节剧模式，同时要求戏剧通过形式的改造来间接地达到批判的目的，避免庸俗意识形态决定论；张锦指出，福柯以非经济的权力关系为理论模型，以历史的考古和谱系分析为方法和目标的，利用种族战争语言的出现和发展，对英法国内战史尤其是法国历史和历史学家进行了历史-政治范式回顾；张伟劼详加考察了古巴学者罗贝托·冈萨雷斯·埃切瓦里亚提出的基于“神话”和“档案” 的关于拉丁美洲叙事文学的理论，拓宽了拉美文学的认知视野，将散文作品也纳入到拉美叙事文学的范围之内。文艺理论本身具有宽广的学术和现实脉络，理论触角已远布社会、历史、哲学甚至是新兴自然科学，在“文艺理论的跨学科性”平行分论坛中，学者们勇于探索新知，充分探索文艺理论的前沿锋向。陈红薇从脑文本理论出发，研究改写创作的发生机制，阐明了改写活动的三个阶段：改写者对原创作品的二次性脑文本提取、改写性脑文本的生成、改写性脑文本的书写；戴潍娜从科技热点ChatGPT入手，讨论了数据库文本生成、大语言模型算法同文学文本生成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关系；王玉括介绍了非裔美国小说在1970年代出现的“历史转向”，通过回顾历史，非裔美国小说重写并反思(非裔)美国历史，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而反思美国主流意态在历史领域的再现；吴光辉以小林秀雄、坂口安吾的批评思想为线索，探讨了战争前夜时代语境下，日本文学批评者试图探索文学的本源性以及在西方文学框架下争取现代日本主体性的苦修；石平萍认为，后理论重在“破”，意在“立”，当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成为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时，基于关联性思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后理论”的“破”与“立”提供了有力量的资源和工具。

“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题下的相关讨论中，骈曼详细解读了霍尔的《文化研究1983》，将其视为对包括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霸权等理论在英国的文化研究领域的历史性回顾，为理解和介入新自由主义话语提供理论资源；颜桂堤以文化研究为考察核心，着重探讨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与“历史化”问题。将文化研究的“历史化”重新“问题化”，讨论了“历史化”所涉及的社会背景、文化场域和意识形态资源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文化研究采取本土化和历史化方法的必要性；杨明明论述了洛特曼利用结构符号学的方法，将文化作为符号系统进行了创新性解读与阐释，揭示了文化的信息本质与多元属性，为文化学研究提供有效理论路径；赵国新系统地评价了拉尔夫·福克斯的小说史论的利弊得失，指出，福克斯对小说的盛衰与社会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当时盛行的经济决定论，这有利于打破后世学者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偏见，也为后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开创了新的研究视角；邹威华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英国的发展，重点关注文化政治诗学历代学人的思想图谱，并指出现有研究对文化政治诗学系统性研究的不足；应璎讨论了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如何通过乡村方言和标准英语的比照，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民族历史记忆，以及城市化和语言标准化过程如何侵蚀英语语言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另一分论坛中，高华鑫从日本文艺批评论家花田清辉的名作《变形谭》出发，考察二战前后日本前卫艺术思潮中的一组生命哲学与艺术理念问题，“变形”既是文艺方法论的革新，也寄托了民族复兴与社会改革理念；李茂增讨论了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死亡并没有换来现实主义的复活，反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实践或许才文学的真正出路；生安锋借助著名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的“世俗化”一词。观照多种文艺理论的现实感、政治性和出世/入世(或在世/“去世”)问题，一方面，部分文艺理论思潮依然坚持着文学性、美学性甚至科学性的路子，另一方面，反思很多正在广为传布的理论思潮的“世俗化”困境；张冰探讨了尤·尼·蒂尼亚诺夫“系统位置迁移理论”中文学的历史性问题，梳理解析蒂尼亚诺夫独特的文学进化理论；张越介绍了德·谢·利哈乔夫对俄罗斯“前文艺复兴”问题的独到历史见解，他将14世纪末-15世纪定为俄罗斯的“前文艺复兴”时代，意在证明俄罗斯文化与欧洲历史文化进程的不可分离性，彰显出俄国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独特性。

“英美文艺理论”是外国文艺理论中的重要支脉，曾长期占据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心和热点位置，对其进行批判性理解和应用是外国文艺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分论坛讨论中，陈智颖探讨了王尔德对社会正义、个人正义及艺术的新涵义，并标识出一种广泛适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王尔德式反抗”，这一反抗也揭示出彼时英国社会中的爱尔兰团结；金佳分析了英国文学中花园写作与共同体想像交互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借助“英格兰花园”隐喻来呈现民族共同体的兴衰，到“帝国花园”反思和异域天堂的探索，再到超越民族与地域的“地球花园”和生命共同体构想；杨靖回顾了诗人钱宁的文学生涯，探讨了爱默生诗学观对钱宁文学生创作的影响，并对超验主义文学运动的成就及局限性作简要评判；张箭飞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植物分布的全球性状况对历史、人类学等科学的影响，提出融合全球史观野和田野经验的植物批评可能会突破理论话语的自我束缚，重新理解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金雯的研究关注18世纪情感观念和理论对启蒙现代性崛起的关键作用，探索中西文化交流如何成为启蒙现代性形成的重要语境；孙柏以尼柯尔、罗维尔和布斯的著述为线探，考察了战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戏剧史研究的发展情况，最终，剧场性压倒戏剧性，将戏剧视为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结构性产物；孙纯分析了德国政治思想史家科泽勒克的著作《批判与危机》中复杂的启蒙叙事，这一叙事隐藏着一系列对于现代政治而言极具启发性的思想线索: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启蒙观点下的历史概念、“文人共和国”的乌托邦属性、现代国家的机理和隐忧等；徐德林重新审视了左派利维斯主义的发展，重新强调了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对其演化的影响，以及左派利维斯主义者挪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努力。

在第三场主旨发言中，梁展梳理了自17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奥理论家的共同体理论谱系。并提出，前现代的共同体关系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趋于解体，现代共同体历经社会契约论、财产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文化与命运共同体等几个不同但相关联的阶段。在共同体理论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其中凸显的是文化共享的政治愿景。

23日中午，徐德林研究员代表学会致闭幕词。会议确定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作为下一届年会主办方。最后，外国文艺理论研究分会秘书长张锦研究员向学界前辈及与会学人表达最深切的谢意与敬意。能否有效地启用历史资源，将决定如何建设外国文艺理论的学科未来，外国文学及文艺理论的研究者们大有可为，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