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史料是为了认识史料，阐释史料”—— 刘增杰先生与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吴福辉老师在《生命也因质朴而美丽——怀富仁》中提及：“富仁生前为了一个研究樊骏的学生来求我做事，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但我没能做到，至今引以为憾。我负富仁也仅这一次。”1吴老师文中的学生指的就是我。我在汕头大学跟随王富仁老师读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写的是《“我把‘正业’看得很神圣”：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0年我考博士，不巧的是，这一年王老师从北师大退休，我无法跟随他继续读书。王老师让我报考吴老师的博士。当时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河南大学文学院合作，吴福辉老师在河南大学带博士。3月份笔试，一到开封，我就电话联系了刘增杰先生。第二天在文学馆二楼见到了刘先生，当时聊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刘先生让我好好准备笔试和面试，还赠了我一本沈卫威老师编的《任访秋先生纪念集》。面试时，我还提到自己的博士科研计划，准备对河南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精神传统进行系统研究。印象中，刘增杰先生、刘思谦先生、吴福辉老师对我的面试都很满意。但可惜我的笔试成绩不理想，当时排名第二，吴老师只有一个招生名额，为此吴老师还向河南大学研究生院申请增加一个名额，可惜最终未能如愿。幸运的是，2011年吴老师的好友陈子善老师将我录取了。
我的博士选题最初是打算对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学人进行整体研究，后来改为《“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多样化书写：以任访秋、钱谷融、唐弢为例》。因为要写任访秋先生，注意到《任访秋文集》出版的书讯，网上还买不到，就电话联系刘增杰先生，通过刘增杰先生的帮助，我第一时间买到了这套书。
我和刘增杰先生的联系并不多，只有这两次。先生年事已高，我怕打扰先生，就一直未再联系过他。尽管我没有上过先生的课，但他一直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处于不同地域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但我们往往把焦点过分集中于北京、上海、南京等一线城市的学术重镇，比如北大、复旦、南大等，却很少关注处于二线、三线城市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展。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研究，也往往只关注北京、上海、南京等高校的著名学者，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每位学者的努力。我们既不能高估中心地带的中心学者，也不能低估边缘地带每一位学者的艰辛努力。河南大学身处开封，不具有区位优势，但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的学术地位不容小觑。河南大学文学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镇，单我见过的就有刘增杰先生、刘思谦先生、关爱和老师、刘涛老师、刘进才老师、武新军老师。南京大学的沈卫威老师、清华大学的解志熙老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孟庆澍师兄等师友，也都曾在河南大学学习过或工作过。
刘增杰先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涉及四个领域。
一是地域文学研究。
刘增杰先生注重对河南文学与河南文化等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薛绥之先生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共五辑六种，分别是《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北京》《鲁迅在西安》《鲁迅在厦门》《鲁迅在广州》《鲁迅在上海》。鲁迅虽然没在河南生活和工作过，但他与河南的关系还是十分密切的。“鲁迅先生早期的主要论著发表于《河南杂志》”，“鲁迅先生生平在交游方面，同我们河南‘五四’后不少作家有着极其亲密的师友关系”，2刘增杰先生对“鲁迅与河南”这一课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81年出版了《鲁迅与河南》，既有对鲁迅与河南报刊的细致考证（如《漫话鲁迅与〈河南〉杂志》《鲁迅与〈豫报副刊〉》），也有对鲁迅与河南籍作家交游的认真梳理（如《鲁迅与曹靖华》《鲁迅寄希望于徐玉诺》）。任访秋先生对《鲁迅与河南》的评价很高，在他看来，刘增杰先生“对史实详加稽考，对事理深入分析，平实审慎，细大不捐”。
师陀、姚雪垠都是河南籍的中国现代作家。关于师陀，刘增杰先生先后编有《师陀研究资料》《师陀全集》《师陀作品新编》《师陀全集续编》，为师陀研究提供了完备的文献保障体系。除了编书外，他还写有《师陀小说漫评》《返乡十日——师陀访谈录》《与夏志清先生讨论师陀》等。关于姚雪垠，刘增杰先生除了邀请姚雪垠到河南大学讲学，写有《永葆创作活力的中原智者——关于作家姚雪垠的片断回忆》《文学生命之始──姚雪垠在河南大学》，还多次与姚雪垠会面、通信，辛辛苦苦编选了《姚雪垠研究资料》，书稿清样已出，遗憾的是，1985年却被某出版社丢失了。
此外，他与王文金先生还主编了《精神中原——20世纪河南文学》。
二是解放区文学研究。
关于解放区文学，刘增杰先生主编了《中国解放区文学史》，与赵明先生、王文金先生等合编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在刘增杰先生看来，“只有切入当时解放区群众的生存状态，切入解放区文学创作与论争原初的存在，触摸到当时作家的心灵深处，才能使研究日益接近理论形态”3。近些年，解放区文学研究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但刘增杰先生并不在意这些，他持续关注解放区文学研究，68岁的时候，在《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发表了《静悄悄地行进——论20世纪9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研究》，对解放区文学中思想上带有异端色彩的作品、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以及某些题材独特的作品等另类作品做了系统研究，《文学评论·编后记》这样点评：“近年来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波澜不兴，鲜有突破性的成果，刘增杰的对解放区文学中另类作品的考察文章，使人耳目一新，观点鲜明又切实妥帖。”4
三是现代文学思潮研究。
关于现代文学思潮，刘增杰先生主编了《云起云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与关爱和老师联合主编了《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等。关于思潮研究，刘增杰先生自言，他“试图通过历史形态描述、个体世界追踪和思潮理论建构等不同侧面，恢复思潮研究的主体特征”5。
四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刘增杰先生不但具有丰富的史料学研究实践经验，还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文献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做了富有深度的探索，写有《进展中的缺憾──略谈文学史建构中的史料问题》《论现代作家日记的文学史价值——兼析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脆弱的软肋——略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问题》《提高作家全集编辑质量的三个问题》《报刊发展与中国现代文献学的创立——以师陀作品为例》《〈师陀全集〉编校余墨——兼及现代作家文集编辑中的若干问题》等论文，并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
在刘增杰先生看来，从事史料研究工作，要“时刻重视发掘史料、梳理史料、鉴别史料，努力寻找史料与史料之间的相互关联：或对抗，或一致，或互为补充的存在形态；辨析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对已有史料的态度：或推崇，或误读，或视而不见的内在原因”5，“对史料的辨别、清理、沉思，对埋藏已久的史实进行探索性的发问”，并遵循这样的研究态度：“坚持学术独立、坚持史料独立的要义”，“保持自己进入历史独有的出入方式”，“不是活在别人的赞扬或反对的话语场里，而是活在自己对史料真切感受到的世界里，活在前无因袭的认识里，活在心平气和的自信里”，“在研究中坚持学术独立、史料独立的学术理念”，“沉下心来，慢慢地体味、咀嚼史料生成的文化语境，力求研究不预设立场，尽可能冷静、客观、宽容地评价史料，从而开掘出史料背后的精神，打开文献潜在的历史内容，给自己提供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5才能实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品格的不断提升。发现不是终点，“发现史料是为了认识史料，阐释史料”。
刘增杰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樊骏当时发出的强化史料研究的呼吁，在国内许多高校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名称各异的史料学讲座或课程纷纷开设，刊物上围绕建立史料学问题的研究论文明显增多。樊骏的文章里，他的人品、文品和历史精神，总是和谐地统一于一个内在的结构之中，文字中有着含而不露的思想光芒、隐而不显的理性内核，是一代研究者为创建史料学留下的精神记录。樊骏的史料学研究实践，具有某种恒久的示范意义。”6在笔者看来，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刘增杰先生自己。刘增杰先生的史料学研究实践，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增杰先生除了执着于自身的学术研究之外，还非常注重对学术后备军的精心培育和对学术新人的无私扶植。
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师资力量非常雄厚，这既有任访秋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开创之功，也离不开刘增杰先生、刘思谦先生、王文金先生等学者的奋力坚守。刘增杰先生是河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优秀指导教师，与杜运通、赵福生、解志熙合作完成的“现代文学思潮教材建设与教学实践”获得过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师陀研究、解放文学研究、河南文学研究是刘增杰先生研究的重心。刘增杰先生在自己研究的同时，指导王鹏飞、郝魁锋、王艳丽、黄庆山、王瑞分别写了硕士论文《论师陀早期小说中的悲剧色彩》《论师陀小说创作的形式特征》《小城社会和小城文学——论沈从文、萧红、师陀笔下的小城世界》《生命存在的“残破”与“美化”——对孙犁小说创作的一种探索》《救亡与启蒙之间的困惑——王实味文艺思想简论》，指导学生李军写了博士论文《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指导李少咏写了《现代性语境中的乡村政治文化言说——新时期河南小说主题研究》。他悉心指导学生，但绝不会束缚学生的手脚。学生毕业论文写鲁迅、许地山、滕固、萧红、张炜，他也积极支持。作为导师，刘增杰先生“推着”学生前行，他主动“放飞”学生，他“做事认真、以身作则、克己自守的严谨学风和为人风范”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和无数后辈的青年学子。
刘增杰先生提醒我们，在从事学人研究时，要“以平等的心态、挑剔的学术眼光，客观、冷静地对传主进行审视”，要“突出研究对象的学术个性，即把他们放在20世纪学术发展进程中，谛听他们独特的学术之声，体察他们为建构自己原创性学术空间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触摸在这一进程中他们内心所经受的欢乐与苦痛，以及他们研究中出现某些失误的深层根源”。5
笔者这篇短文，只是简单地勾勒了对刘增杰先生及其学术的粗略印象，离先生定的标准差太多太多，只能请先生原谅了。
刘增杰先生在关于任访秋先生、王瑶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学术传统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贬值。相反，时间渐渐远去，反而会更加清晰地凸显出先生在学科建设上的开拓精神”5，“人要学会感恩。感恩不只是对先生单纯的颂扬、纪念，感恩的要义是经营好自己的人生，像前辈那样正直地做事、做人；在学术上，要设身处地体察初创者的艰辛，不随时潮俯仰，要像先生那样拥有自我独立的学术人格。只有这样，在研究中才有可能坦然面对未知的挑战”5。我不是刘增杰先生的学生，但他与樊骏先生、王信先生一样，深刻地影响了我这个后辈。今年是樊骏先生逝世十二周年、王信先生逝世两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三位先生，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研究者的精魂，他们是永驻后辈学子心头的精神雕像。
注释：
1吴福辉：《生命也因质朴而美丽--怀富仁》，《文艺争鸣》2017年第7期。
2任访秋：《任访秋文集·鲁迅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229页。
3刘增杰：《路上--我的学术经历》，《东方论坛》2005年第6期。
4佚名：《编后记》，《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
5 6 7 9 10 11刘增杰：《发现与阐释：现代文学史料知见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4页，第427页，第427页，第391页，第277页，第287页。
8 郝魁锋：《略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刘增杰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