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吴元迈先生的学术研究
吴元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俄国文学专家和文艺理论家，他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领导，还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评审组组长、《外国文学评论》主编、中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吴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发表论文，至今已先后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多部论著或文集，如《苏联文学思潮》（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探索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现实的发展和现实主义的发展》（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海南出版社1993 年版）和《吴元迈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等，总字数逾300万。
一
吴元迈先生1934年生于安徽省歙县白杨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因病去世，是慈祥的母亲含辛茹苦地把这个独生子抚养成人。在接受笔者的一次采访时，吴先生感慨道：“人们常用‘孤儿寡母’来形容生活的艰辛，而这样的生活的确是我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我可以说是穿百家衣、吃百家饭长大的。”7岁时，吴先生随母亲来到深渡镇，寄居在舅舅家，在亲戚们的支持下走进深渡小学，接受了最初的教育。
在深渡小学毕业后，未来往何处去便成了一个问题。母亲本想送他去苏杭的商家当学徒，但就在此时，深渡镇上新创办了一所师范学校，吃住都不要钱，于是吴先生便考入该校。也许是天资过人，也许是为了报答母亲而发愤，也许是徽州那片文化热土的人文基因在他体内有较多的积淀，无论是在深渡小学还是在师范学校，吴先生的成绩都始终名列前茅，还曾担任师范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和安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在歙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原本要被分配到某小学担任教导主任的吴先生，突然被推荐去上大学，经过考试后进入安徽大学（今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期间，吴先生再被推选为该校学生会主席，还担任了学校所在地芜湖市的首届人代会代表。短短的一年之后，他又通过留苏学生选拔考试，于1954年秋来到了北京俄语专科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学习。
留苏培训结束后，吴先生如愿地踏上苏联的土地。他起初被分配到基辅大学哲学系学习，后转学至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在这里一直学习到1960年。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的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大师云集，日尔蒙斯基、普罗普、梅拉赫等一大批杰出学者都正处在创建其学术体系的关键时刻，吴先生有幸亲耳聆听日尔蒙斯基和普罗普的课程。他的导师杰尔卡奇是一位研究19世纪俄国文学和普列汉诺夫的专家，一连两个学期，吴先生跟随杰尔卡奇学习，并在导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题为《普列汉诺夫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毕业论文。
1960年，吴先生学成回国。他清楚地记得，他是在十月革命节那一天，即1960 年11月7日前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报到的，他被分配到苏联东欧文学组搞动态研究，由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工作。1962年1月28日，吴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刊发《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一文，引起较大反响，完成了他在中国俄国文学研究界和文艺理论界的首次亮相，吴先生自己也称这篇文章“标志着我学术生涯之开始”。这位风华正茂的留苏高才生踌躇满志，他抢占了国内人文社科研究的制高点，面对激荡文字的社会和学术语境，其学术前途似乎一马平川，无可限量。然而不曾想，社会和政治的风暴很快就冲击到了文化界。刚到文学所不久，吴先生就与包括苏联东欧文学组组长戈宝权先生在内的一些同事一起，到河北高碑店参加“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历时近一年。1964年，他又随全所同志一起前往安徽寿县参加“四清”运动，直到1965年春才返回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吴先生像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其研究工作被迫中断十余年。更有甚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先生因为莫须有的“五一六”罪名遭隔离审查，被关押长达一年之久。谈起那些年，吴先生痛切地说道：“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到‘文化大革命’终结这漫长的15个春秋里（人的学术生涯有多少个15年！），我的科研工作时断时续，更准确地说，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下，我的青春年华主要并不用于本职工作，而是用于劳动锻炼、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情况，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与共同命运。”
粉碎“四人帮”后，已过不惑之年的吴先生奋笔疾书，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各大理论、文学报刊接连发表数十篇论文，并相继出版多本专著和文集。吴先生自己也说：“我的科研工作，严格来说，是从1976 年10 月‘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开始的。”1978 年，吴先生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一篇是《题材多样化与小中见大》，其内容是对“四人帮”在题材问题上的谬论所作的反拨和批判，认为文学题材不应受到限制，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世界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小题材”作品同样能奏出时代的强音；另一篇文章题为《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介绍了列宁对于人类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
在此之后的30 余年时间里，吴先生始终勤奋思索，笔耕不辍，直至如今。其间，作为一位惜墨如金的学者，他却同时负担了繁重的科研组织工作和各种社会兼职，但他始终将阅读和写作当成自己的“专业”。笔者在20年前所写的一篇关于吴先生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是什么使得吴先生在并不平坦的人生道路上、并不优越的学术环境中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学术贡献呢？吴先生这样归纳道：一是苏联严格的教育为他打下了较好的学术基础，二是母亲和妻子给了他巨大的支持，三是他所在的研究机构为他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此外，我们以为，还应包括吴先生内心中涌动不息的学术激情。他总是满怀新鲜感地面对每一课题，同时，他的目光又是批评的，好奇的观察之后往往是深刻的剖析。这一激情的前提，就是他性格中饱含的朝气；而这一激情的结果，则是他的学术中贯穿着的探索精神。”
二
吴元迈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大重点，一是俄苏文学，二是文学理论。
作为留苏归来的学者，作为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吴先生的“本职工作”就是俄苏文学研究。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今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俄罗斯文学研究室）工作之后，吴先生主要从事苏联文学动态研究，为当时尚为内部刊物的《外国文学动态》写稿，他的关注重点是苏联文学理论的新现象和新趋势。粉碎“四人帮”之后，吴先生参加了苏联文学研究室的《苏联文学大事记（1953－1976）》一书的编写工作。不久，国家重点研究项目《苏联文学史》正式立项，叶水夫先生任主编，吴先生与李辉凡先生任副主编，他们与其他6位同事组成编写组，经过多年研究和写作，终于在1994年推出三卷本的《苏联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在这段时间里，吴先生还独自选编或与他人合编了多部译文集和评论集，如《论当代苏联作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苏联短篇小说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苏联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等。与此同时，他撰写了数十篇厚重的学术论文，如《苏联30年代“写真实”口号提出的前后》《 30年代苏联文艺思潮》《 “拉普”文艺思潮简论》《 战后苏联文学问题》《 苏联当代现实主义思潮》《50-60年代苏联思潮简论》《 70年代苏联文学思潮和理论探索》《 苏联文艺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命题——“开放体系”》《 苏联的“艺术接受”探索》《 当代苏联文艺学的结构符号分析》《 巴赫金的语言创作美学——对话理论》《 当代苏联文学理论方法概观》等，这些文章后结集以《苏联文学思潮》和《探索集》为题出版，在我国的俄苏文学研究界产生很大影响。与我国的俄苏文学研究同行们相比，吴先生的俄苏文学研究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征：第一，他研究的是俄苏文学，但他的着眼点却总是中国当下的文学现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我国文学实际，联系、思考和总结苏联文艺运动中某些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苏联文学思潮和理论中某些重要的变化，是文学新时期以来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其次，他更擅长宏观的学术归纳和深刻的理论思索，吴先生搞过文学文本的翻译和分析，写过作家或文学理论家的专论，但是，他更为偏好、更为擅长的学术论文类型，则无疑是高屋建瓴的全景式概述和在深入思考基础之上得出的理论概括。吴先生过人的理论素养和理性思维，或许与他在苏联留学时期曾读过哲学系不无关系，但欲将苏联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加以归纳和总结，并形成能作用于中国文学实践的自觉意识，无疑也是他这一学术风格养成的内在驱动力之一。
吴先生的另一个学术研究重点，即文学理论研究，这里又包含三个层次，即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一般文学理论研究和国外文学理论研究。
吴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起步于普列汉诺夫研究。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批评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这并非偶然，因为吴先生在圣彼得堡大学时的导师杰尔卡奇就是一位普列汉诺夫研究专家，吴先生连续两个学期选修杰尔卡奇开设的“文论家和批评家普列汉诺夫”的专题课，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以普列汉诺夫为研究对象的大学毕业论文。1978年，吴先生重新返回普列汉诺夫研究课题，写作并发表了近10篇普列汉诺夫研究论文，如《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文艺》《 普列汉诺夫论现实主义》《 普列汉诺夫论列夫·托尔斯泰》《 普列汉诺夫和高尔基》《 普列汉诺夫文学遗产中的几个问题》等，他还应约为《俄国文学批评史》写作了《普列汉诺夫》专章。吴先生通过对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研究不仅成了我国最权威的普列汉诺夫专家，同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也成了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出发点”。
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随着思考空间的不断拓展，吴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不再仅限于普列汉诺夫，而是扩展到了它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吴先生本人认为，他在1989年所发表的《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文，是他经过多年的研习和探索而获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总的认识和理解”，他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论产生于19世纪，但其意义与影响不应被限制在这一时间范围之内，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文艺基本原理，是文艺实践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客观真理，其历史的创新性和方法论的优越性，是任何过去和现在的其他文艺理论学派无法比拟的。”第二，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完整性，从形式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观点的系统性的确不如他们的哲学和经济学，但是，他们的文艺观点是同他们的全部学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他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无论从他们历史的创新性、严密性、科学性及方法论看，都是自成体系的，而且是人类文艺学发展中的崭新体系。第三，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今的文艺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碰到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加以探讨和研究，也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向前推进。第四，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实践过程中的各种经验，不断地检验、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前关注不够的东西吸收过来，丰富自己。吴先生在这一方面的思考结晶成了多篇论文，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遗产》《 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与现实主义理论问题》《 生活之路和现实主义之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恩格斯论现实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和俄罗斯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化进程与世界文化》《 列宁文艺思想研究在苏联》《 列宁的两种文化学说》《 列宁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 列宁的反映论与文艺》《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础》《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思考》等。
在一般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吴先生的专著《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文学作品是什么，亦即它的存在方式和本体论地位，是20世纪世界文艺学中一个重要而又极富争议的问题，各文艺学派对此都作出过自己的理解和界定。吴先生认为，文学作品是文学创作活动和文学接受活动、亦即现实—作者—文学作品—读者—现实这一动态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它既是客观性、稳定性和开放性、变化性的辩证统一，也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审美反映和艺术创造等的辩证统一。
吴先生关于俄苏文论的所有研究，自然均可归入他的外国文学理论研究范畴。除了关于列宁、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等人的研究外，吴先生对作为整体的俄苏文论也予以了整体性的关注。将他对俄罗斯各个时期文艺思潮的梳理和归纳串联起来，其实就可以获得一部20世纪俄苏文学理论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全景图。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报刊上出现一种意见，认为苏联文论僵化，教条主义色彩浓厚，针对这种观点，吴先生在《苏联文论在新中国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指出：“僵化和教条主义并不是苏联文论的全部”，“今天，该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时候了。”吴先生接下来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 年代初苏联文论的状况为例，展示了它多样丰富、学派纷呈的场景和成就，比如，这一时期的苏联文论中既有传统的社会学派、认识论派、意识形态论派、心理学派等，也有新的审美学派、价值学派、对话论派、文化学派、结构学派、符号学派、语言学派、比较文学派等，其中有些学派诸如“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苏联比较文学派”和巴赫金的对话或文化学派，更是举世闻名。在文章的结尾，吴先生更是语重心长地指出：“回顾历史而没有历史主义，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历史的。”
对于西方其他国家的文学理论，吴先生也始终抱有学术好奇心，并给予了关注。他为他主编的几套大型外国文学丛书所撰写的序言，都体现了他对国外文学理论发展动向和最新成就的潜心把握和很有针对性的思考。吴先生的《20世纪文学观念的格局——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 20世纪文论的历史呼唤——走辩证整合研究之路》《面向21世纪的外国文学》《 也谈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 〈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总序》等论文，都体现出其作者对当今外国文学理论的全面把握和主动吸收的态度和能力。在荣获政府出版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一书的绪论《外国文学百年沧桑之探索》中，吴先生更是高度概括地勾勒出了20世纪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在他的眼中，近百余年间的外国文学发展历史呈现出了这样几个特征：第一，20 世纪的世界文学地图与前几个世纪相比已经悄然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三大文学版块，即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第二，20世纪文学思潮的变迁不再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一个代替一个，而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共存。第三，20世纪文学格局也与以往世纪的单一形态不同，由于作者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之相异，对审美方式把握之相异，对文学和现实关系的认识之相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即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或批评现实主义文学仍在继续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大步踏上世界文坛，而一种非传统的、多流派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文学也在迅速地崛起和扩展。
三
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吴先生本人比较满意、比较看重的是他的这样几个学术观点:
首先，是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本性、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的思考。文艺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但是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有人对这个命题提出疑问，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朱光潜先生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朱先生在他的《西方美学史》上卷的绪论里也曾言及：“我坚决反对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或以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吴先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朱光潜先生商榷》一文中，通过对朱先生论点的仔细推敲和对马列相关原著的仔细解读，最后得出了在马列文论中“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则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结论。之后，吴先生又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一文进一步指出：“把文艺确定为意识形态之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艺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发现。”当然，吴先生也认为，并不能将文艺的意识形态本性这一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而要充分注意到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具体地说就是: 确定文艺是意识形态，并不是要把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相提并论；确定文艺是意识形态，并不是要否定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一种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确定文艺是意识形态，并不是要把作家、艺术家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排斥在创造之外，并不是要在作品的审美现实和生活现实之间画等号。
其次，是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问题的思考。现实主义是文艺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针对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现实主义过时论”，吴先生相继写作并发表了《现实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发展》（《文艺报》1985年第5期）、《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与现实主义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 期）、《生活之路和现实主义之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文艺报》1983年第3期）等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吴先生认为，现实主义永远不会过时，因为随着现实的变化和发展，现实主义也在变化和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现实主义概念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封闭概念，而是一个随着生活发展和艺术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概念。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不但在艺术地反映生活方面是永远开放和发展着的，而且在表现形式和手法方面也是永远开放和发展的。20世纪的现实主义，特别是欧美的现实主义，在继承以往现实主义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以及某些基本创作原则的同时，又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倾向。20世纪现实主义在形式和手法方面日益多样丰富，包括它对非现实主义诸多流派艺术经验的借鉴，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在非现实主义化、在异化、在离经叛道，恰恰相反，这是现实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俱进。在新时期的文艺学中，现实主义问题又往往是和现代主义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在这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一方面，吴先生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论”持有疑问，也无法完全接受加罗第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和苏联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等理论，他认为，事实上，现实主义绝不可能同现代主义相结合，也绝不可能通过这种结合来丰富自己和发展自己，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不仅在哲学体系和美学体系上是对立的，它们对世界和人所持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对假定性的运用也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吴先生也并不因为这两者的不相结合而否定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它那些优秀的经典作品，对19世纪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巨大动荡和精神危机，对资产阶级的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之间的矛盾，对社会中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与艰难境遇，都从一个方面做了有力的揭示和独特的反映，这是不容置疑的。同时，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表现上所做的那些有价值的革新和有意义的探索，也促进并推动了20世纪文学的整体发展。在“20 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的《总序》中，吴先生这样写道：“在20世纪文学中，在不少欧美国家里，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不仅相互并存，相互对立，也相互影响，相互交替。英国批评家、小说家戴维·洛奇在1981 年回顾百年英国文学的历程时写道:20 世纪英国文学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分别成为英国不同文学阶段的主潮。我认为，洛奇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著名‘钟摆论’不仅适用于20 世纪的英国文学，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也适用于很多国家的20世纪文学。”
最后，是关于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以及两者关系的思考。在《文艺的民族性与文艺的世界性——关于文艺民族性的几个问题》（《文艺研究》1996 年第1 期）和《经济金球化与民族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 年第1 期）等文章中，吴先生认为，文艺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只要生活本身还存在着民族特征，文艺就不可能不去反映和表现这些特征，就不可能不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同样，世界上各个民族与国家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会是狭隘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不是孤立地、平行地发展，而是在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网状中发展，特别是在近现代。这么一来，文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不仅紧密相连，而且是一对同生共长的孪生姐妹，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动态发展过程。吴先生并不简单地赞同“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事实上，只有那些积极的、进步的、优秀的民族作品，才是属于世界的；而那些消极的、过时的、落后的东西，从来都不会作为一种富有民族生命力和民族特色的东西被保留下来，它们迟早都会被抛弃，更不会成为“世界的”。不仅民族性有消极的和积极的划分，世界性本身也至少可以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积极的世界性既不限于民族性，勇于和善于吸收外国外族的文化精粹，为自己所用，与自己民族的特点和需要相结合，同时又要为世界文化艺术提供新的东面，或者说，以其民族的独特的东西去丰富和发展世界性；而消极的世界性则仅仅局限于民族性，全然排斥外国的一切，或一味地、不加分析和选择地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置民族文艺的传统、特点和需要于不顾，甚至将外国文艺中无益而有害的东西也移植过来，具有这种消极世界性的文艺是落后的。文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与所谓的“全球化”问题产生关联。吴先生在《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一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并未导致文化全球化，两者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前者属于经济范畴，不可任意或机械地扩展到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等领域，就拿政治来说，在当今世界它并没有全球化，相反却呈现出一种多极化的格局，文化、文学、艺术、意识形态等都是如此。接下来，吴先生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出的“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世界文学”这三个概念的解读，得出了这样的心得：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在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并不是说各国社会生活中的民族特征从此不复存在。民族特征和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绝不可同日而语。其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概念并不是非民族的，它不能、也不可能通过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之消亡来实现，恰恰相反，世界文学只能通过各民族地方文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和相互吸纳的漫长历史进程展现出来。吴先生还举出美、日等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现象为证，说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产的不同，说明经济的全球化并不会有一个文化的全球化与之相伴。在文章的结尾，吴先生总结道：“经济全球化并不会有一个文化全球化与之相伴，文化全球化离我们还相当、相当地遥远。”
四
吴元迈先生曾被他的同代同事们亲切地称为“吴大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也的确是我国外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他曾主编多套大型丛书，如《世界文学评价丛书》（85 册，海南出版社1993 年版）、《获国际著名文学奖作家作品丛书》（6 卷本，漓江出版社1996 年版）、《20 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10 卷本，青岛出版社1998 年版）、《外国争议文学名著丛书》（8 卷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20 世纪世界文学泰斗丛书》（15 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20 世纪外国经典作家评传丛书》（8 卷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20 世纪外国文学史》（5卷本，译林出版社2005 年版）、《全国干部培训教材·外国文学卷》（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 年版）等等，其中多套丛书先后获得包括政府出版奖在内的各种奖项；他曾主管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和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的工作，长期担任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组组长，可以说，他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整体把握和历史奉献是少有人可以比拟的。
在老一辈学者中，吴先生与青年人的交往似乎更为紧密。他做起学问来既一丝不苟，又满腔激情，像是一位“逻辑的诗人”，而在与人交往时，他则时时像是一位“年轻的老人”或“年老的青年”。他在担任外文所所长的时候常对别人说:“不要叫我所长，吴所长是暂时的，老吴才是永久的。”这样的态度来自他豁达的性格，也源于他感恩的心态，他曾说，他的成长过程决定了他对周围世界和人的态度，他对身边的一切都始终充满感激之心。他在一次访谈中曾向青年学者提出这样三个“经验之谈”：首先，要向一切人学习，向一切可以学习的人学习。学海无涯，人生苦短，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在学术研究中，哪怕是别人对你说的一句话，为你改的一个字，你都要记在心上，要充满感激，所谓“一字之师”。讨教是不分场合的，是无论对象的，甚至要乐于向你所不欣赏的人、不喜欢的人、不满意的人学习! 其次，要苦练基本功，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它绝对重要。“书到用时方恨少。”戏剧大师盖叫天说过一句话:“慢就是快。”这其中是包含真谛的。只要基本功打好了，到时候自然能出成果，能更快地出成果，能出更多、更好的成果。最后，学外文的人，学习外国文学的人，最好多学一点理论，尤其是非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文学史的知识就好比一堆珠子，而文学理论就像是一根红线，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起来，理论是一种起支撑作用的东西，也是你在获得足够的知识之后进一步表达自己见解时所不可或缺的知识和手段。
就是在这次采访的最后，吴先生感慨道：“说到我的研究工作，我不想用‘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样的‘文雅’说法来描述，而只想发出一声再通俗不过的感叹:‘每写一篇文章都像是害了一场病。’至于我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追求，或许可以用我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来概括:‘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吴元迈先生如今已年过八旬，一头乌发新近终于有些稀疏，其间亦布满白丝，但他的精神一如既往地矍铄，他的思考和写作也一如既往地勤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研究室新近推出的学术辑刊《文学俄国》（第一辑）中，我们又读到了他的新作《波格丹诺夫文艺思想新探索》。他还兴致勃勃地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科研资助项目，计划把他的“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系列研究”做下去。吴元迈先生似乎在用他的学术行为同时诠释着笛卡尔的那句名言以及普里什文根据笛卡尔名言“克隆”出的另一句名言，即：“我思，故我在。”“我写，故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