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蓝博洲：要让年轻人知道台湾抗日的真实历史
台湾作家蓝博洲日前在桃园举办《反殖民的左翼斗士》新书发布会。该书收录台湾农民运动先驱李应章、农运斗士伍金地、工友协助会妇女部长许月里、赤色救援会干部廖清缠、台湾民众党秘书长陈其昌5位台湾反殖民左翼斗士的抗争事迹，作为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献礼，以此延续台湾民众的“正派气概”。
6月14日，蓝博洲在《反殖民的左翼斗士》新书发布座谈会上发言。图源 新华社
蓝博洲1960年3月出生在台湾省苗栗县，代表作品有《幌马车之歌》《寻找祖国三千里》以及《台北恋人》等。他还曾任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创会主席。6月18日，蓝博洲先生接受媒体独家专访，畅谈该书的创作，以及台湾在中国抗日史中的角色。
活生生的历史经历者
记者：请谈一下你所理解的台湾反殖民斗争的几个阶段，你如何看待此过程中台湾与大陆抗日历史的关系？
蓝博洲：台湾的抗日史和大陆的抗日史是紧密关联的。清王朝的衰败导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之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抗日。第一阶段是1895年的反占领，丘逢甲等人成立了“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并不是搞“台独”，而是在清朝无力的情况下，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试图通过“三国干涉还辽”的模式，通过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防止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清朝交割以后，“台湾民主国”就瓦解了，唐景崧、丘逢甲等人奉命回到大陆。台湾民众又自发开展长达5个月的反日战斗，一直到日本攻下台南，宣布完全占领台湾。
但是，台湾民众还在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直到1903年林少猫的抗日武装被镇压后而暂息。大概到1907年，随着孙中山领导革命起义的发展，台湾的武装抗日活动又活跃起来。因为台湾是清政府割让出去的，辛亥革命的成功让台湾同胞看到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希望。1915年，台湾同胞又轰轰烈烈地展开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民众也深刻认识到，台湾的命运是跟祖国联系在一起的。历经20年武装抗日血的洗礼让台湾人意识到，除非祖国强盛起来，否则自己是无法孤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
到了上世纪20年代，台湾有识之士与青年学生展开了以“文化启蒙”延续民族命脉的文化抗日，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台湾文化抗日各条阵线的团体又遭到全面镇压。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这个时候，台湾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有识之士就知道，台湾的抗日不再是孤立的，台湾解放的希望系于祖国的抗战胜利。此后大概有5万名台湾人回到大陆，直接或间接参加各条战线的抗战。
现在台湾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历史长期被压制和扭曲而出现不明是非的乱象，所以需要把这些被颠倒扭曲的历史导正。尤其是青年一代台湾人，只要认识了台湾的真实历史，认识了日据时代以来台湾同胞爱国主义的光荣历史，就会知道台湾跟祖国大陆的命运是分不开的，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
记者：作为一名作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台湾抗日历史感兴趣？关于岛内抗日历史，我们常常提及的是丘逢甲、李友邦和莫那鲁道等，你为什么选择书中几位左翼人士作为切入点？
蓝博洲：1987年，我在陈映真先生的《人间》杂志从事报告文学的采访写作，当时刚好是台湾“二·二八事件”40周年，也因此了解“二·二八事件”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我觉得，除需要了解光复后这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外，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也要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才能完整理解台湾问题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当时所能查找阅读的资料有限，而且那些都是死的、没有温度的史料。尽管那时候很多反殖民的前辈都已经不在了，我还是找到一些革命前辈，并且在有政治禁忌的限制下，陆陆续续采访记录了他们的口述信息。
例如，我书里提到的陈其昌先生，在上海大学时受业于瞿秋白，去日本留学后又回到台湾，参与蒋渭水等成立的台湾民众党并担任重要职务。这些前辈的历史不只涉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还经历了台湾光复以后的时代。整个历史都是串联起来的，这些前辈不仅反对日本的殖民主义，还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温度”。我可以实际感受到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愤怒、反抗，以及斗争的艰难。这些史实都要通过他们的叙述才能够了解到，在其他书本上是看不到的。
至于丘逢甲、李友邦和莫那鲁道等，都是大众常听到的抗日人物。我书中写的前辈，其实也不是特别选择，只不过他们当时健在，而且可以采访到，是为数不多经历日据时期和光复初期新老殖民统治的台湾历史人物。
“我等于被封杀了”
记者：书中几位反殖民左翼斗士中，哪一位的故事让你印象最深刻？
蓝博洲：我没办法做比较，因为每一个人的角色以及活动领域不同。比如许月里，她从小就受到反日思想的熏陶，自己也投身反殖民运动。她无法接受“台独派”声称的“因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才有现代化”的“殖民有功论”。她曾举一个例子：家里进了小偷，小偷逃跑时把梯子留了下来，“难道我要因此感谢小偷，因为有他，所以家里才有梯子吗？”
再比如陈其昌先生，是当时台湾民众党的秘书长。现在台湾又出了一个民众党。而陈其昌的历史可以让台湾民众了解民众党真正的精神，及其改造社会的纲领和诉求。对我来讲，这些都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记者：民进党当局一直在搞“去中国化”，对抗日历史也基本不提。你为什么会出版这样一本书？
蓝博洲：这本书不是现在才开始写的，我从1987年就一直在做这个事。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民进党还没掌权的时候，许多亲绿学者也曾谈论重视台湾人抗日史，后来当官了却沦为昧着学术良心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无品学者，不再敢把自己以前所写的批判日本殖民统治的文章重新出版。
我都直接用史实说话，让民众知道真正的台湾历史，尤其是让大家了解在光复以及“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那一段对于“红色中国”认同的历史。这段历史后来被扭曲，结果造成今天台湾老百姓对于身份认同的错乱。而这样的错乱导致两岸关系目前进入困难时期。我觉得有必要“颠覆”台湾民众的错误认识，争取他们的认同，这样才可能真正争取到台湾的民心。
记者：对于这样一本书的销量，你有什么预期吗？
蓝博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独派”还没有当政的时候，我的书的内容曾经是热门话题，卖得也很好。随着台湾推行所谓的“本土化”，包括李登辉“去中国化”，尤其到这几年民进党执政，像我这种“统左派”的书，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市场了。我以前写的书，他们会批判，但现在就刻意把我晾在一边，同时用大量的行政资源为一些“政治正确”的人出同样主题的书。我等于被封杀了。
正确的路会变成康庄大道
记者：你之前提到尽量降低自己的生活需求。现在也是如此吗？会感到孤独吗？
蓝博洲：这不算什么问题。我一直都在降低自己的生活需求，像是长期住在乡下，日子可以过就好了，也没什么。虽然我的作品一直只能在一些边缘的报刊杂志发表，但我也没什么好孤独的，因为从一开始就知道要面临这样的处境。
我采访了很多老前辈，包括这本书里提到的几位，他们被抓去坐牢，被释放后又长期（这个“长期”指的是一辈子）被整个社会排挤等等，但他们都坚持过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信念，并且认为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我作为一个晚辈，会继续做这些题目，进行这些写作，是因为我从他们身上以及这段历史知道，这条路是台湾民众和台湾社会应该走的正确的道路。有了这种信念支撑，就不会有什么孤独不孤独的问题，只是去想要如何突破各种客观限制，让我写的这些历史可以被更多人阅读，影响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改变他们对现实政治以及对未来台湾走向的看法，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记者：你曾提到鲁迅是你的精神导师，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蓝博洲：最主要一点就是鲁迅的自我批判精神，包括对国民性的批判，另外就是抗争精神。“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只要你走的路是正确的，继续坚持，走的人多了，就会出现康庄大道。所以碰到比较低潮的时候，我会再回过头翻一翻鲁迅的作品，直到今天都还可以从中得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