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拉丁区紧靠巴黎古罗马卢泰斯浴场，是继城岛“摇篮”之后出现的法兰西文明摇篮，流传着阿贝拉尔与其女弟子埃洛绮丝相爱私合，不幸被女方叔父去势的凄惨罗曼司，显现在13世纪传奇小说《玫瑰传说》的细密画幅里，使此地数世纪以来沉浸于这种神秘浪漫的氛围中。

拉丁区包括巴黎市第五区和第六区，有索邦大学，秀丽的卢森堡公园和肃穆的奥德翁剧场，以及遍布各处的文化咖啡厅，堪称法国首都文艺气息最浓厚之地。

说到卢森堡公园的魅力，最近《费加罗妇女杂志》采访当红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卡莱时，问及她最奢望的念想是什么，她立即回答：“生活在卢森堡公园近旁。”路易-塞巴斯提安·麦赫西耶（1740-1814）是继狄德罗之后描绘巴黎风尚的最佳作家。1790年，他推出了长达十二卷的《巴黎景象》（Le Tableau de Paris），展示了巴黎面貌的嬗变。在他之后，巴尔扎克因生活放荡，挥霍无度，欠了一身债，不得不走上靠写小说度日的艰难途程。他笔下的“巴黎生活场景”跟狄更斯的雾都伦敦一样，将眼前的城邦当做写小说的灵感源泉，使小说情节与绮繁市井风情相映衬。1833年，他发表小说《费拉古斯》，称巴黎为“十万部小说的城市”，让这座“启蒙城”从19世纪初就成为世俗小说的渊源。而小说本身也就形成“最昭著的文学种类”，从拉丁区风行起来。

巴尔扎克是最早把小说写作与城邦生活挂钩的作家。依他看来，巴黎是一座远古人类供奉的摩罗神。在小说《费拉古斯》中，“巴黎生活场景”出现在年轻骑兵军官奥古斯特·德·穆兰古尔眼前。他眺望女郎克雷芒丝远去，消失在诡奇的街巷，将游人引入欧仁·苏《巴黎的秘密》，胜过大仲马《巴黎的莫支干人》。巴氏在小说《费拉古斯》里写道：“在巴黎，有一些名声败坏的街道，好像一个无耻之徒一般……”他因而把巴黎城邦拟人化，为的是更形象化，给读者真实的感觉。在另一部小说《金眼女郎》里，他呼吁出现一个新的但丁，以便能够描绘出巴黎不同的社交圈。

将巴黎变为小说的，还有维克多·雨果。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追溯中世纪的巴黎，描绘卡西莫多、埃斯梅拉达和弗赫洛的三角情爱，以悲剧告终。还有巴黎“奇迹窟”里的丐帮，勾勒出“悲惨世界”的雏形。可以说，雨果同巴尔扎克一道，挥毫构筑了以巴黎为背景的神奇小说框架。尚需提及的是左拉，他的《卢贡-马卡尔家史》概括了法国第二帝国的社会面貌。其中第三卷《巴黎肚腹》中的巴黎中央菜市场，恰似左氏“巴黎圣母院”，让巴黎成了一座奥斯曼男爵心目中的巴比伦。更多的作家和诗人参与营造巴黎的文学天堂，诸如浪漫诗人缪塞，《雅克万特拉》三部曲《孩提》《高中毕业生》和《起义者》的作者茹尔·瓦莱斯，和归属于自然主义流派的于斯曼，以及阿拉贡、普鲁斯特、普莱维尔、海明威、西默农等人。他们都踏着维雍自“百年战争”的巴黎足迹，为这种城市留下笔墨手迹，均带有一种浓重巴黎腔或者巴黎变象。

事实上，巴黎城邦丰富小说家们的想象，滋养了他们的创作，其身影也就倒映在他们撰写的小说里。雨果曾有言：“人性喜游荡，而巴黎善闲逛。”大画家多米埃则刻画出习惯游逛的巴黎人的具象。怀着“巴黎抑郁”的诗人波德莱尔在他的画家朋友康斯坦丁·居伊身上找到了典型。居伊总在漫步街巷中寻觅创作的灵感火星。此君远非卢梭那样追求深化内心哲理，而是漫无目的地东荡西逛，好奇地面对路途上的景物和行者，随之冥思浮想，感受生活习惯的节奏，孕育一种自然美学。始于18世纪的“漫游文学”正与漫游者的城邦见证有机联系在一起，恰似一类“全景文学”。作者环视四周全景，起始仅仅出于好奇心，逐渐产生审视目光，转而写起小说来。

无疑，这是从巴尔扎克、雨果到左拉和于斯曼从事小说创作，筑起文学伊甸园的一段心路历程。此一视角，也正是今人来巴黎漫游追溯畴昔“文学天堂”的线索凭依。如此这般，真正的作家远离经济生活的苛求，更不图文学创作的经济收益。只要读读魏尔伦和于斯曼的《巴黎素描》就不难看出，这本是“诗意漫步”的传统，直至20世纪上半叶，还没有敲响丧钟。列昂-保尔·法赫格1939年发表《巴黎步行人》，忠实于回忆，追记他生长之地巴黎的畴昔失去辉光，表现了早期的“境遇主义”（le situationnisme）。苏波尔特在《巴黎最后的夜晚》，阿拉贡在《巴黎农民》里也表露了“巴黎夜梦”的神话。

我有幸步他们漫游后尘，目睹巴黎文学天堂的余晖。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到巴黎先游拉丁区，几度从巴黎大学广场踱步到对面的卢森堡公园休憩。卢森堡公园被称为拉丁区的“绿洲”，雨果选择这里作为他长河社会小说《悲惨世界》主人公冉·阿让终了的境遇。

我端坐在卢森堡公园王后回廊一座石雕像前，静思《悲惨世界》里的情节。此时，老迈的冉·阿让更名勒布朗，把珂赛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领她在公园僻径散步，偶遇青年玛里乌斯。园内一片寂寥，鸟儿在野栗树荫中啁啾，一片良辰美景。白发老翁跟年轻姑娘缓缓前行。

雨果描写道：玛里乌斯似乎觉得，长达几个世纪的光阴突然变成一秒钟的时刻。他听见来者轻轻的脚步声，低下头来。再抬头时，二人已经走到近前。年轻姑娘正凝神瞧他，那沉思的温柔目光令他浑身战栗。姑娘好像一腔怨尤，责备他这么久都没有来找自己，而且直说：“是我来了。”对着这双深邃无底的晶莹明眸，玛里乌斯不禁目眩。那是一颗尚不熟悉的灵魂透出的眼神，仿佛拂晓的晴空。玛里乌斯目不转睛，直到对方形影消失。

小说《悲惨世界》里，玛里乌斯与珂赛特这对年轻情侣是在拉丁区卢森堡公园邂逅的。书中另一女子爱波丽特是巴黎顽童加弗罗什的姐姐，一直暗恋着这位青年。她手上有一封受珂赛特委托的信，要交给他。当时巴黎民众正悼念遭杀害的拉马克将军发动起义，在尚沃尔里筑起街垒。玛里乌斯守在街垒上，发誓与起义者共生死。爱波丽特急急赶来送信，在危急时刻挺身挡住了朝玛里乌斯射过来的子弹。瞑目之前，她将珂赛特的信交给玛里乌斯，恳求对方吻自己一下，凄惨死去。这可以说是《悲惨世界》里最感人泣下的场景。总之，若说珂赛特的生母、柔弱的小女工芳汀是被拉丁区一个玩世不恭的大学生始乱终弃，珂赛特最后还是跟慈父般的冉·阿让回到拉丁区她这个人生的归宿。其情其景，仿佛昨日一般，自然闪现在今天来到拉丁区的异邦陌生人眼前，使人将小说中的关键人物与巴黎拉丁区的境界连接起来，在眼下的景致前边，浮想联翩。可见，巴黎拉丁区是个浪漫文学的渊薮。

漫步拉丁区时，我深感这里文学意趣浓厚，与伦敦、纽约的繁华市容迥异，难怪人称其为“文学共和国”。从巴尔扎克和雨果或左拉时代以降，经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地虽几经变迁，但其文学风貌始终如一。首先，区内各街巷遍布各类书店：在奥德翁剧场周围，我在“拉辛书店”到“弗拉马利翁书局”，特别是多家经营古旧书籍的小店里，兴致勃勃地翻看一堆堆藏书，时不时能碰到一些平日很难找到的作品老版本。那天在卡赛特街口，我进入一个很不起眼的、看上去相当混乱、由几个旧书摊组成的书铺。举目横扫几层木板书架，突然发现19世纪诗人奥古斯特·巴尔比耶（1805-1882）讽刺1830年革命果实篡夺者的诗集《抑扬格》（Imambes）和1848年革命诗人莫罗的一部《诗集》。取下这两本诗集，我向店主询问书价。他看我是一个不远万里来到巴黎的中国人，对一般年轻读者鲜为知晓的法国18世纪的诗人如此有兴趣，欣然将书免费相赠，意在交个异国朋友。须知，这类可能已成孤本的珍贵古籍，真要拍卖起来肯定价格不菲。我初次涉足六角国，就受到启迪。谁云资本支配下书商都重利？此乃虚言。更远一些，圣雅克街上的《彼岸》也经营旧书，一些难觅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典籍，对收藏家尤为可贵。但店主却无意居奇，仍按平价出售。“儒勒·凡尔纳科幻小说专营书店”亦然，包括多种异常精美的绝版书。沿着通向塞纳河堤岸的圣米歇尔大街走一趟，那边吉贝尔-约瑟夫书店等数家大文化企业是楼层建筑，十分显眼。购书者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在这儿，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应有尽有。我买到了几乎所有来法国前欲采购的书籍，果不虚此行。

从圣米歇尔喷泉向右转，到木柴坊街37号的“莎士比亚书店”，见其店抄录该书店创始人乔治·惠特曼的英文语录：“巴黎当地报纸称吾‘拉丁区的堂·吉诃德’，因为吾脑海浮想径入云端，众人仿佛都变成了天堂里的安琪尔。”这家“莎士比亚书店”被称誉为最具乌托邦色彩的文斋，不乏其趣。乔治·惠特曼强调其意向：“吾志在开办书店，因为书籍营销是蓬蓬勃勃的生意。然生意系富有生命力的现象，即盎然生机，绝非纯粹‘做生意赚钱’。”莎士比亚书店对面的塞纳河堤岸是巴黎传统文化奇景。这里是左岸长达数公里的绿木箱旧书摊，千余“绿箱”里蕴藏着30余万册古旧书籍，堪称一处巴黎淘书宝地。右岸城岛上的巴黎圣母院让游人想到雨果的同名小说，似乎恍见吉普赛女郎埃斯梅拉达的倩影，以及她跟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太阳神”腓比斯和黑衣教士弗赫洛的瓜葛。附近开着“埃斯梅拉达旅馆”，一切表露着雨果文学传至无涯的浪漫遗迹，为拉丁区文化点缀，引动路过行人的怀旧感，驰想到巴黎景象乃是整个法国文学结构的核心。

然而，四十载春秋逝去。我于21世纪初重返巴黎拉丁区，情景已今非昔比。正如浪迹巴黎的诗人波德莱尔预感到的，“唉，城市的面目变化得竟比一个将死的人快得多！”悠悠光景逐流波。我再到拉辛街，梧桐叶落，但不见了书店的身影。圣米歇尔广场五层楼的“吉贝尔青春书店”因遭遇一场大火后一蹶不振，无奈转让地盘，周遭唯余原有的露天咖啡座，依旧照样热闹。沿着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下行，索邦学府门旁的“大学出版书局”，由于租金过贵。已迁往它处。

文学的发展传播依靠出版社，可惜一些重要的出版社陆续迁出了拉丁区。上世纪80年代初，因我的好友龚古尔文学院院士罗布莱斯是位于雅各布街“塞伊出版社”特别保留的主要作者，我常上那边去，还一度交涉过出版自己用法文撰写的长篇小说《悬崖百合》事宜。现如今，塞伊出版社搬出了雅各布街，另一家“罗贝尔·拉丰出版社”已经从圣苏尔比斯广场迁走，“弗拉玛利翁书局”总部也离开了奥德翁广场。巴黎几家大出版社相继离开拉丁区，让位给时髦服装店和盈利丰厚的鞋铺。过去，有萨特和西蒙娜·波伏瓦等文化名人光顾的圣日耳曼草地“花神咖啡厅”，不少作家带着准备付梓出版的手稿，到“两瓷偶”咖啡店商谈。圣日耳曼林荫道区成了文学活动的标志。法国作家夏布洛尔曾经约我在花神咖啡厅见面，互通款曲。

而现在，这个街区在文学上却几近荒芜，再不见一拨拨“粉丝”崇拜文坛秀出群芳的名流在彼蜂涌蝶浪。出版家奥利维埃·贝杜赫奈确认：“四十五年中，我亲见这个区慢慢‘风化’，逐渐失去了往日实实在在的社交脉络，文学杂志尚存，对此地的活力非常重要。”“花神咖啡厅”、“王桥”、“圣日耳曼驿站”和“地中海”等处，旧貌没换新颜，颇疏文采，来客日益稀少，都到别处去逍遥度日。确实，现今的消费者如乌埃尔贝克，或让·埃什诺兹等作家们想出头，已经不再需要像过去那种社交活动了。

显然，在经济离心力的支配下，“文学巴黎”已在拉丁区消逝，成了十足的弥尔顿“失乐园”。从圣米歇尔和圣日耳曼两条大林荫道放眼望去，昔日古香古色的书店群落已被琳琅满目、霓虹灯闪烁的时髦商店取代。拥有荷兰血统的巴黎通作家于斯曼的话说，“在此犹如到了大洋彼岸的谷物和牲畜集散中心，阴沉的美国城市芝加哥”。加速实现的“美国化”，让欧罗巴传统的拉丁区失去六角国的文化特性，特别是浪漫主义的诗魂，令法兰西儿女感怀伤遇，哀叹今朝巴黎失却了宝贵的、令他们引以为豪的“文学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