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汉语世界里，李商隐的影响无处不在。他的美学手法，已经融入晚唐之后无数诗人的语言习惯里。

李商隐的诗常被人说隐晦迷离，难于索解。新诗人如何解读古诗人？在《李商隐十五日谈》中，青年诗人李让眉通过对李商隐生平、作品的解读，以富于觉察力的文字、诗意的语言、丰富的细节、独特的理解，描绘出一个有别于以往认知的鲜活的李商隐，还原他的生活经历及其精神追求，并从多个维度解析了李商隐作品中的中国式审美。作者还尝试追索李商隐诗中可能的当代性，从而揭示了诗歌将自身向未知开放的根本属性。

一

今天，我们就走到李商隐的身边，站在他的审美和取向上谈谈李贺的诗。

说诗之前，还是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李贺的出身。

李贺的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所以也算是唐代王室的宗亲。不过，他虽然经常自称“唐诸王孙”，杜牧也延用了这个说法为他作序，但看似高贵的身份并没给他家带来任何好处。

他父亲叫李晋肃，是杜甫的远房表弟，互相有过赠答诗。李晋肃死得早，不但自己没当过大官，还无意间断送了儿子的前途：有好事的人认为，李贺应该避讳，不该考进士，因为父亲名叫晋肃，读音相近。为此韩愈曾气愤地质问：难道父亲名字叫仁，儿子还不做人了吗？但李贺终于还是没能获得考进士的资格，继而不得不“曲线救国”，通过推荐和恩荫做了个从九品的奉礼郎，干得很不愉快。

李贺的长相比较奇特，《新唐书》说他“细瘦，通眉，长指爪”——李商隐在《李贺小传》里也有相似的描述，说他很瘦，手指很长，而且两条眉毛中间是连着的。面相学讲，通眉的人往往不太听人劝，比较倔强。清代谭嗣同曾有一首自题画像的像赞：“噫！此为谁？锷锷其骨，棱棱其威。李长吉通眉，汝亦通眉”，说镜子里这人是谁呀，骨骼分明，不怒自威，眉毛和李长吉一模一样。可见通眉已经是李贺在后世一个重要的形象符号了。

李贺去世时只有二十七岁。他在病中整理好自己的诗稿，共四编二百三十三首，交托给了朋友沈述师。沈一直保存着它们，但多年没有合适的机会刊出，慢慢就将之忘在自己随身的书箱里。

十五年后的某个深夜，沈述师在兄长官邸中酒不寐，翻检旧物时看到这些诗，才再次想起李贺的托付。借着酒劲，他连夜去拜访了时在兄长府上做幕僚、颇有文名的杜牧，请他为自己的老朋友作一篇序。

杜牧拿着诗稿看了几天，推辞说写不了，但最终耐不住沈述师的再三恳求，还是写了。序中除讲明自己见到诗稿的经过，也不可避免地对李贺做出了评价：杜牧说李贺的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属《离骚》一脉，又说它“感怨刺怼，君臣理乱”，肯定了诗里讽射时政的一面。之后，杜牧委婉地说：如果李贺能多活几年，不把视野局限在语言——也就是所谓“辞”里打转，而是向“理”上多下功夫，那么胜过《离骚》也是可能的。

这篇序有褒有贬，但多少能看出来，杜牧对李贺的诗风并不是特别欣赏。小杜诗以俊爽轻快、健康矫健著称，他看重诗的气脉、文采、哲思、情感——能禁得住这些准绳衡校的诗，当然要发乎于一个健康而高贵的人之口。但李贺的诗是闪烁的、传接的、变化的、妄想的，他的写作具有一种病态的天才特质，偏偏既不健康，也不高贵。诗学观的差异导致杜牧的这篇序写得非常费力，虽然他最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立意，把李贺和《离骚》关联起来，获得了后世很多人的认可，但这一重关联其实也并不算很准确。

楚辞有很强的原始宗教属性。大部分骚体诗都在致力于追求一种人和天之间的沟通。它调度了很多意象去拟合一种高于现实的状态，但这种拟合的根本目的仍是追寻、连接，而不在创造。换句话说，骚体是一种具有表演意味的文体。它的所有表达，都有一个虚空中被创作者坚定相信着的倾诉对象。

但李贺的诗不是。他也擅长调度意象，词汇量也非常丰富，想象力更是一样惊人，但在李贺的创作逻辑中，诗人并不是倾诉者，而是创世者——即使在政治讽喻意味很强的诗歌里也一样。从李贺的诗里，你很难找到对一个高阶世界的相信感或寻觅感，他创作的驱动力是焦虑，而不是敬畏：“天若有情天亦老”，他对天没有敬畏；“神君何在，太一安有”“我将斩龙足，嚼龙肉”，他对神仙没有敬畏；“刘彻茂陵多滞骨，赢政梓棺废鲍鱼”，他对帝王也没有敬畏。

二

李贺经常借鉴神话里的场景，但从不整体取用。宗教体系里那些不容逼视的意象人物对他而言都只是素材，由他这儿截一角，那儿切一段，调度支配，全无顾忌，直到最后搭建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新世界来。因此，很多诗人——也包括我在内，站在李贺的诗面前总不免会有点膝盖发软：在他构建的世界里，他当然就具有天然的先手，以及对读者的统治和引导权。

建构世界时，李贺的黏合剂是介质。气、液、固三态的转换来自日益兴盛的道教修炼体系，但能多大程度去利用其指导创作则因人而异。李白就喜欢用水或烟去传接地点（我们以后还会谈到），而到李贺的手下，他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物度间的瞬移了。

我们不能讳言：李商隐在语言方面虽然可谓具有很高的悟性，但他仍不是李贺这样的天才。他的作品几乎从不曾显示出天才无法避免的狼狈感：天才很难与世俗定义里的完成度共存，但李商隐可以，这也是他的诗歌评价通常高于李贺的原因。李商隐聪明，但他的一切成就离不开勤奋。凡夫俗子的世界，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人：他们谦逊、努力，看得到天才的高处，耐下心去揣摩他们拼尽全力抓住的画面和觉知，更能通过不断的模仿、练习、发散，最终把它走成一条常人也能走得通的路。作为李贺的学习者，看到偶像诗集的序被别人写了，李商隐无疑有一些情绪。为了显示自己更懂李贺，他另写了一篇《李贺小传》，隐隐有和杜牧的诗序较量的意思。这篇小传里记录了两个故事，据说都是他从李贺的姐姐那里听来的。

第一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说李贺写诗往往是骑着驴、背着锦囊，晨起出门，日落而归，想到好句子就写下来收在锦囊里。晚上回家吃过饭，李贺就会开始整理白天的诗句，能成诗的就把它完成，存进另一个锦囊——母亲每次看到锦囊里字条太多都要心疼，说我儿子真是要把心都呕出来了。

这个故事我认为大概率是真的。因为李贺虽然擅长粘连，但他诗的原材料确实更近似许多断续零乱的片段组，如佛家常说的幽光狂慧，不像是事前做过整体构思，再对着蓝图一句句写出来的。李商隐之所以会把这个故事记下来，一方面，是和我一样认可了它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尊重李贺这种呕心沥血的创作态度。和杜牧所肯定的“感怨刺怼，君臣理乱”不同，李商隐更看重的，是李贺对灵感的处理方式，这一层认可剔除了情感内容、人文背景，而是只关乎诗本身。

第二个故事则比较玄幻。李商隐说李贺将死时看到了一个骑着赤虬的红衣人，说天帝的白玉楼修好了，请他去作一篇文章。并笑着鼓励他说“天上差乐，不苦也”，但李贺的反应是“长吉独泣”：得知消息后，他一直在哭，直到死在当夜。为此李商隐感慨说：这样的奇才人间少，天上看来也不多。世人傲慢，一直没能给予他合理的重视，难道都是自信眼光比上天还要好吗？

这个故事不同于前一个。它的传奇性很强，理性的人都知道不会是真事，但李商隐偏偏在小传里认认真真把它记录了下来。一方面，羡慕李贺的洒脱，连上天的看重都不在意；另一方面，他也是希望用一个神话结局给偶像的一生留下一个光明的尾音。

李商隐一生都在向李贺学习和致敬，而从表象上看来，前期作品呈现得更为明显。青少年时，李商隐主要依靠吸取李贺常用的意象进行仿写式创作。比如，“白杨别屋鬼迷人，空留暗记如蚕纸”“粉蛾粘死屏风上”“香桃如瘦骨”等，但效果并不太好，钱锺书认为都是“酸肌刺骨之语”，换句话说，这些句子追求的是一种相对低级的感官刺激。在这个阶段，李商隐学的是肉而不是骨，但李贺的作品最可学的部分在关节，即要如何支配这些内容。

但到后期，纯从完成度来看，李商隐的作品就渐渐超越了李贺。李贺的诗歌一直在探索和拼抢，处于博下一城是一城的状态，而李商隐就没有这种紧迫感。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沉稳，能从从容容地布局和构思，用完成一件好作品的态度去对待他的每首诗。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实验，李商隐对李贺的手法掌握得日新纯然。他把李贺用介质来操控意象、重构时间的手法用进了他最擅长的七律中——我们知道近体诗的空间是绝对确定的，没办法依赖任何句法变化的加成自我调整，所以也最怕有一说一的表达习惯。而李贺这种穿越在光、影、声、色里，飘摇不定而虚实莫测的手法，却恰好能把近体诗的叙事节奏带活。这种好处，我相信你能从李商隐的很多《无题》诗里看到。那些模棱恍惚的诗歌，也是李商隐沿用李贺的技术搭建的小世界——仿佛黄蓉的乱石阵和程英的土阵，见天资高下之别，但毕竟一体同源，也都能阻挡外人进入。只不过，李贺的搭建是基于他对诗歌的主宰欲望，而李商隐则只是单纯想造一间茅屋去安放自己的情感罢了。当然，李商隐也没有放弃在李贺的主场——七言古体诗上向偶像致敬。比如，他的《燕台四首》，不但在句法和表达上传承了李贺的美感，在组诗的时间序列和篇章安排上，也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李贺的十二月乐词。

总之，这就是李商隐对待前人的态度。他一直在用自己勤奋而绵密的努力，把李贺天才式散乱的一些亮点串联成了一套可学的方法论，并且最终达到了比李贺更能完整自洽的水平。我们写诗，对浪漫主义诗人避不开的一个讨论角度是意象。在这个合成词里，李贺的所长在于象，李商隐的所长在于意。李贺的诗是创世型的，故而格外目中无人，而李商隐却是连接天人的一道桥梁。作为向往灵光的凡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李商隐的存在。

毕竟，是他用影子留住了光。

（《李商隐十五日谈》李让眉/著，胡杨文化·中国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22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