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严绍璗先生
严绍璗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几个月了。回想起同其交往的岁月，先生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不时地会浮现在我的脑海。特别是当我看到书房里至今还保存着的先生的来信、讲稿等时，由字及人，更感到一个鲜活的身影，就在我的面前。
这些天，一直想写些文字，来悼念这位对我如师、如兄以至如父的存在。但几度下笔，终未能就。细想起来，一是在我的人生中，曾有几个时间段，可以说是与先生朝夕相处，记忆中的画面，犹如一个走马灯，使我不知如何落笔。二是晚年的几次隔海通话，先生的声音，都还洪亮，直至临去世的一个月，才得知先生已患大病。对我来说，先生的离世，实在是太突然，太震惊了，以至于我至今仍无法接受这一突如其来的现实。
我与严先生最早相识于日本京都的日文研（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1994年4月，先生作为客座教授来到日文研，供职一年。其间，恰好我也在此进修，双方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很快就无所不谈了。当时，先生54岁，长我21年。由于先生的谦和以及我的不逊，我们的交往从未因年龄受阻，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出游，一起访友。记得因日文研在京都西郊的半山腰，每天报纸送得较晚，我便在上班的路上购一份《朝日新闻》带到所里，两人边看报纸，边海阔天空地议论中日的“国家大事”，其乐融融。这件事，先生始终未忘，直至晚年，还经常提及，笑我为一个小报童。
1995年，在严先生的帮助下，我由南开大学外文系调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做先生的副手。在此后的五年多时间里，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始终都是在先生的关怀与照顾下度过的。我在比较所工作期间，一如在京都时一样，每周都同先生见上几面，在所里、在燕园咖啡厅、在彼此的住处。我们一起定课程，一起举办会议，一起接待外宾，一起出差……当然，也少不了一起长时间的“高谈阔论”。由于经常形影不离，以至中文系的王会计总是嘲笑我就像一个先生的“跟屁虫”。但就是与先生的这些频繁接触，使我就像一个“严门”弟子一样，从他那里学到了无论是学问上还是处理事务上的各种境界、知识与方法。受教于先生的这些，都足够我享用一生。可以说，在先生身边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充实、最快乐，也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离开比较所之后，我来到了现在的工作单位，即同严先生的相识之地——京都日文研。最初的几年，只要有先生的博士生答辩，他都会邀我参加。我也借此机会，前往北京看望先生。而每次见面，先生也从未把我当外人看待，一切都如以往一样，始终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后来，由于所里工作繁忙，我回北京的次数逐渐减少，尽管利用召开国际会议的机会，邀请过几次先生来访，但大都来去匆匆，更多的是靠书信与电话联系了。
2008年，为纪念严先生出版其毕生巨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日文研专门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及庆祝会，会议邀请了多位日本中国学的前辈，如安藤彦太郎、户川芳郎、兴膳宏、小南一郎等，数十位中日友人无不高度赞扬先生的壮举，一起举杯为之庆贺。其间，先生在京都小住数日，我们又得以尽情交谈。还有一次，2013年6月至8月，基于先生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巨大贡献，日文研再次聘请先生访学，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让我又能近距离接触先生，共度了一段宝贵的时光。
严先生去世后，很多学友纷纷发文追悼，对其学问、人品等，均从各自的角度做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每每读到这些文章，其中讲述的各种“故事”，无不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先生的认知和理解，亦愈发让我敬仰这位“共事”多年的先辈。下面，我也来讲述一下我从与其交往的点点滴滴中所认识的先生，以此让我们再一次深切地缅怀他一生走过的足迹。我所观察和认识的是：
严先生睿智。与先生交往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先生的聪明。日文研里，曾有一位提出日本海洋文明观的学者，当我们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时，先生马上就嗅出了其中的危险，指出这是在切割历史，是为日本创立独自文明观点服务的。先生这种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地看清对方或对象本质的智慧与敏锐，在其工作与生活中随处可见。只要读一下他为后学们所作的书序便可知，篇篇都直指核心与要害，又能在更高的理论或实践层次上将其归纳、总结，并加以赞扬。
严先生勤奋。上世纪80年代，先生每天带上两个馒头一壶开水“泡”在北京图书馆里的故事，大家已有所知。在其60岁出头后，一到暑假，我去日本期间会将房间借给他工作，每次回来都得知，他是在没有空调的状态下，冒着近40度的酷暑，夜以继日地整理、抄写那部《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的卡片。听先生讲，他的第一部著作《李自成起义》（中华书局，1974年），也是于同样的条件下，在一个小圆凳上完成的。
严先生健谈。严先生爱讲话，很多人都会有同感。由于他丰富的经历和广博的学问，每次都会讲上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直到大家催他回家。从家史、北大史、“文革”史、中国史、日本史到他师长、同学、同事、国外友人等的个人趣事，可以说是无所不谈，无所不讲。就连平时自诩善谈的我，在他面前，也只能是一个默默的小听众。但看似聊天的这些讲话，都有很大含金量。在日文研时，先生经常会在茶余饭后给这里的中国学者和学生讲“故事”。一位已毕业了的同学后来说，他的很多有关中日两国的知识，特别是一些书本之外的知识都是听严先生讲话获得的。
严先生仗义。严先生在校内行政上，在国内外学术界均身居高位。但谦和的他，面对“弱者”，总是会及时伸手相助。我见过无数人找他商量考研、就职等事宜，他都做了相应的安排或合理的建言。一次，一位报考先生博士的学生，因本人不在国内，无法办理相关手续，为了能够让其顺利报名，先生亲自几度往返于科研处与中文系。看此情形，还是王会计调侃道：“是你考学生的博士啊，还是学生考你的博士啊？”先生付之一笑，只是说：“她人不在，她人不在。”还有一次，我俩从国外出差回到北京，在机场过马路时，我差一点被疾驰的公交撞到，先生挺身而出，冲着司机，用外人看来非常文明的“粗话”，大骂了一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先生骂人，但心中着实被其勇敢和仗义所深深感动。
以上这些，都是我经历的先生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或“细节”，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即使只是这桩桩件件的“小事”，也足以让我们领略先生为人、为师的不朽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