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克木有一样极强的能力，凡有所学，立刻便能放入实行中巩固和检验。在《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中，他自陈学外语的经验，“要用什么，就学什么，用得着就会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拣起来”。虽然他自己说，“学外语不能照我这样，还是得走正道用功”，其实这种在实行中学习的方式，非常富有成效。迷上天文学以后，金克木一边开始阅读天文学（尤其是星座）方面的书，一边也就开始观星。

《天上人间——谈天第一信》里，金克木写到了他开始观星的种种困难：“我仗了先生画的那张图，就认识了将近十座。但图上西边星座早已归隐，东边星座尚缺甚多，眼见就不敷用了，只好再到北大图书馆去找，结果呢，据说天文书都装了箱子，剩的几本已经是破铜烂铁的好伴侣了。……然而我还是有了认星的机会，终于从一位朋友处弄来了一本顾元编的天文学，又到西城市立图书馆去查了两次沈编星宿图，断断续续看了些夜，也马马虎虎认识一些星座了。”顾元编的，应是作为高中教科书的《天文学》，初版于1930年3月。沈编星宿图未知何指，但从行文来看，应该跟顾元的书类似，是入门指导性质或便于初学查找对照的基础读物。

度过了初期的困难，金克木很快便从观星获得了振拔的力量：“那是在一个深夜，心绪颇为不佳，所以电灯已熄还不肯睡。买了支蜡烛来，在黯淡的光中，同室的一位朋友伏案写文，我便看顾书的星图。看一座便到院里去望一次，找不清楚再进屋来看图，那时夜已很深，我国认为室宿和壁宿的飞马已升至天顶，一座庞大的正方形带着两个小三角形，顶上接着一连三颗亮星的公主，再向东北联上大将，遥映御夫主星，配上仙后座，真足称奇观。尤以四周黯黑，惟一室有烛光摇曳，星座乃愈显其光彩。诗云‘子兴视夜，明星有烂’，不在这种境中观星的恐未必能看出烂然来吧？”

《观星谈》主要记的，是等待狮子座流星雨的事。“约计看到狮子座时已过半夜，如果一人守候，则如此凄清的冬夜，恐怕不能坚持到底。不料望星也能成为传染病，竟有朋友愿意陪我守夜。”虽然那年流星雨误了期，没能看成，但金克木显然对此印象深刻。写于1998年的《忆昔流星雨》，便旧事重提，“两人通宵不睡，除看星外干什么，他又提议，翻译那本世界语注解世界语的字典，可以断断续续，与观星互不妨碍”。经过岁月的推排销蚀，这记忆没有漫漶模糊，越发变得晶莹透彻：“我花几个铜圆买了一包‘半空’花生带去。他在生火取暖的煤球炉上，开水壶旁，放了从房东借来的小锅，问我，猜猜锅里是什么。我猜不着。他说，是珍珠。我不信，揭开锅盖一看，真是一粒粒圆的，白的，像豆子样的粮食。我明白了，是马援从交趾带回来的薏苡，被人诬告说是珍珠，以后就有了用‘薏苡明珠’暗示诬告的典故，所以他说是珍珠。他是从中药店里买来的，是为观星时消夜用的。看流星雨，辩论翻译，吃‘半空’和薏苡仁粥，真是这两个刚到二十二岁的青年人的好福气。”

这个一起等待流星雨的朋友，金克木称为“喻君”，1980年代初还曾在上海为他找到过《答望舒》，但我没有考出其真实姓名。热衷观星的这段时间，除了喻君，还有几个朋友曾经参与。“朋友沈仲章拿来小望远镜陪我到北海公园观星，时间长了，公园关门。我们直到第二天清早才出来，看了一夜星。”（《译匠天缘》）“织女星在八倍望远镜中呈现为蓝宝石般的光点，好看极了。那时空气清澈，正是初秋。斜月一弯，银河灿烂，不知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天上。”（《遗憾》）《记一颗人世流星——侯硕 之》中，则记下了他们俩的观星体验：“为观星，我选的是一个前大半夜无月的日子。记得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观察造父变星。真凑巧，赶上了它变化，看着它暗下去了。后来，七姊妹结成昴星团上来了。我们争着看谁能先分辨出仙女座星云。那是肉眼能见到的唯一的银河系外星云。我们坐在地上，在灿烂的北天星空下，谈南天的星座，盼望有一天能见到光辉的北落师门星和南极老人星。”

在这个过程中，金克木开始陆续阅读西方通俗天文学作品。“那时中文通俗天文书只有陈遵妫的一本。我借到了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书一看，真没想到科学家会写那么好的文章，不难懂，引人入胜。”后来经朋友鼓励，或许也是意识到了国内通俗天文读物的不足，金克木便开始翻译这类作品。“译科学书不需要文采，何况还有学物理的沈君（按仲章）和学英文的曾君帮忙。于是我译出了秦斯的《流转的星辰》。沈君看了看，改了几个字，托人带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请陈遵妫先生看。”（《译匠天缘》）后来译稿经曹未风卖出，得稿费二百元，“胆子忽然大了，想以译书为业了”，觉得一年译两本这样的书，就抵得上全年天天上班的收入，因此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辞职（实际是不告而别），赴杭州译书。

赴杭途中，金克木经过南京，便去拜访陈遵妫。“陈先生对我很热情，不但介绍我去天文台参观大望远镜，还要介绍我加入中国天文学会。我说自己毫无根基，只是爱好者。他说，爱好者能翻译天文学书普及天文知识也够资格。我隐隐觉到天文学界的寂寞和天文学会的冷落，便填表入会。”（《天文·人文》）这次拜访中，正好张钰哲在陈家，就也一起见到了。值得一提的，是金克木后来跟天文学会的关系。1952年秋，中国天文学会重新登记会员并整顿改组，金克木参加了会议。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拍卖文件，是金克木1956年填写的“中国天文学会会员调查表”，备注云：“本人拟申请退会。本人以前曾爱好天文学，翻译过‘通俗天文学’‘流转的星辰’。但近年来已不再从事天文学，现在工作也与天文无关。是否仍保留会籍，抑退会，请组织上考虑。”这退会申请最后是否通过，不得而知。

在外飘荡了一百多天，金克木于暑期返回北平，作长期译书打算。“沈仲章拿来秦斯的另一本书《时空旅行》，说是一个基金会在找人译，他要下来给我试试。接下去还有一本《光的世界》，不愁没原料。他在西山脚下住过，房东是一位孤身老太太，可以介绍我去住，由老人给我做饭。我照他设计的做，交卷了，他代我领来稿费。教数学的崔明奇拿来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大众数学》，说他可以帮助我边学边译。我的计划，半年译书，半年读书兼旅游，就要实现了，好不开心。”（《译匠天缘》）世事岂由人算，“《时空旅行》译出交稿，正是抗战开始前夕，连稿子也不知何处去了”。（《遗憾》）因此，并非戴望舒把金克木从天上拉到了人间，而是“日本军阀的侵略炮火和炸弹粉碎了我的迷梦。从此我告别了天文，再也不能夜观天象了”（《译匠天缘》）。

“七七事变”之后，金克木搭末班车离开北平，从此“奔走各地谋生。在香港这样的城市里自然无法观天，即使在湘西乡下也不能夜里一个人在空地上徘徊”（《译匠天缘》）。直到1941年，金克木乘船经缅甸去印度，才又一次凝视星空：“我乘船经过孟加拉湾时，在高层甲板边上扶栏听一位英国老太太对我絮絮叨叨，忽见南天的半人马座、南鱼座、南十字座一一显现，在地平线上毫无阻碍，在海阔天空中分外明亮。”（《记一颗人世流星——侯硕之》）此去经年，虽然印度的天空不同于中国，但星空仍不可望：“城市里只能见到破碎的天的空隙。在鹿野苑，是乡下，没有电灯，黑夜里毒蛇游走，豺狼嚎叫，我不敢出门。在浦那郊区，不远处有英国军队基地，又是战时，怎么能夜间到野外乱走？悬想星空，惟有叹息。”（《译匠天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