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畀愚：被贴上《叛逆者》带来的标签是一种无奈，但好在很多东西都是会褪色的
根据“人民文学奖”得主畀愚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叛逆者》虽然已完结，但与之相关的各种热议却依然不止。与此同时，畀愚的另一部长篇力作《江河东流》也正式上市。该作品是畀愚“对民国系列写作的一个小结”，以电影画面般流畅灵动的文字，精彩绵密的故事情节，讲述了一名旧军阀儿子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时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由苦难贫弱、倍受欺凌到逐渐觉醒、奋起抗争的史实。那么，畀愚在构建此类故事时，想传达给读者什么，又是用怎样的手法去吸引读者的呢？他是如何看待《叛逆者》给自己带来的“标签化”？另外，他的写作生涯因何开始？阅读喜好又是什么？近日，《读者报》记者就此独家专访了畀愚。
《江河东流》让自己“从青年过渡到了中年”
畀愚，29岁开始创作小说，从青年工人转身为青年作家，曾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出版有小说《碎日》《罗曼史》《欢乐颂》《叛逆者》《通往天堂的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江河东流》等。不过，虽然有如此多的优秀作品，但“畀愚”这个名字却不太被广大读者所知，直到《叛逆者》被改编成由诸多明星参演的电视剧。
“我们发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不屈的宣言。”如今，电视剧《叛逆者》已在热血、澎湃的节奏中收官，但网络上围绕《叛逆者》的人物刻画、故事情节、精神内涵等不同层面的持续性讨论，让剧中的逆行精神与青年力量打破时空壁垒，成为勾连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更是在众多年轻观众心中埋下了民族精神薪火相传的种子。这，就是优秀文学的力量。
正如畀愚所说，《叛逆者》这类题材的作品，可以让更多年轻人认知并回望那个特殊年代。这些关乎信仰、情怀、理想的继承，是十分要紧和迫切的。而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江河东流》，以20多万字的篇幅写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说是蕴藏着这种特有精神内核的小说的延续。
《江河东流》以第一人称“我”（孙宝琨）为叙述主体，切入历史、参与历史，纵观了整个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将一段近百年的历史重新构造，塑造了两代军阀和诸多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以高密度的故事情节，暗示了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个人命运的渺小和顽强。
谈及这部作品的创作，畀愚坦言“过程并不令人愉快”。原来，《江河东流》其实是畀愚的无心之作。有一次，他接到单位的短信，问手头上有无写作计划？于是就随手回了句“准备写一部《我的革命生涯》”。就这样，畀愚在没有规划的情形下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畀愚说：“创作几乎一直是处在断断续续之中，一直被琐事干扰。断开了，还得继续抱着创作中必须要有的那股热情，这是件多么令人痛苦的事。一直写到过半，才忽然发现我其实在写的并不是那个我以为的年代、我以为的那个人物。其实，很多时候这会让我觉得好像是在创作另一个自己，是作者孤身在一个无序的时空里梦游。也正因为此，常常会发生白天的所闻所感，隔夜就会把它写进小说，而更奇怪的是，它竟然没有半点违和之感。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学与虚构的力量吧？同时，它也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更有了点辩证的意味。”
小说《江河东流》写了整整两年。对畀愚而言，这部小说更像是一座桥梁，终于让一个创作者从青年过渡到了中年。畀愚解释道：“这是个反复接纳与反复领教的过程，但既便是到了此刻，我仍能体会到沉浸在那个人物中的那种感受，甚至有时一开口就会不由地吐出几个字的脏话，好像真有孙宝琨附体了一样。”
不过，畀愚却并不十分喜欢小说中的孙宝琨这个人物。在畀愚看来，孙宝琨的无知与任性恰好是自己感兴趣的无知与任性。“因为，这个世界基本上就是用来磨灭我们的无知与任性的。孙宝琨就是一只井底的小蝌蚪，他不停地挣扎，与不知道是谁的人抗衡。他试图要违背整个面临的现实世界，甚至是他自己，那结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世界必然与之背道而驰。而作为创作了这个人物的作者，其实我更想探究的是他的余生。因为，他将面临一个崭新的时代，一种全新的人生。”
小说就是引导读者，给人以思索的空间
透过《江河东流》的书名，很多读者都感受到了一种对命运的无奈和感叹，这是否就是畀愚所要表达的呢？畀愚对此回应道：“其实这也是所谓历史留在大部人心底的感受吧，那种俱往矣般的沧桑感。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书的封面上还印着两句诗：‘大江东去浪淘沙，一壶浊酒喜相逢。’事实上，这部小说付梓时还在跟责任编辑反复商讨这个书名，我们都觉得它应该还有一个更加合适的名字，只是都没能想出来。我想，在这部小说里除了命运的无奈与对人生的感叹，它还隐藏着某种唐吉诃德似的精神，像江流一样一往无前，且又泥沙俱下。孙宝琨这个人物在民国那个时代也许可算是个另类，他的无知与无畏却有着江河拍岸般的执著，最终向我们证明了，所有的江河终归会流向大海，不管它来自何方，不管它怎样的百转千回。这就是历史的洪流，也是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从小我就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的是革命。”这是《江河东流》的第一句。接下来，小说继续写道：“乌尤城的大街上热闹的是剪辫子。革命军挥舞着白旗，臂上缠着白色布条，就像出殡那样拥过大街小巷，他们都是我父亲手下的士兵。……我喜欢看那些被剪掉辫子的男人。他们有的惊慌失措，拔腿就跑；有的追着革命军，死活都想要回他们的辫子，结果被痛打一顿，捂着脑袋蹲在街边痛哭流涕。”小说的开篇就把基本信息都呈现给读者了，几乎不做铺垫。这种看似有些独特的写作方式，畀愚坦言：“可能是长久以来的写作习惯吧。我就属于那种不太会对事情作过多解释的人，直来直去，喜欢简单，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事情，尽量不去说第二句。以前就有人说过，我常把一些长篇容量的小说写成了中篇，而且很少有心理与环境等方面的描写，对人物与事件也基本上不作铺垫。这其实是我个人对小说创作的一点小探索，长期以来也一直在不断地践行着。因为，小说相对来说还是一种比较个人化的东西，或者说个人风格很鲜明的东西。小说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引导读者，给人以思索的空间。小说既然是作者呈现的一个世界，它是虚构的，是不设大门的，可以让任何人自由地出入或滞留，让他们自由地思考。所以，我觉得作者没有必要像电影中的旁白那样，在文本里去告诉人们这个人物心里在想什么，更没有必要担心读者有可能会误读而去作什么注释，或者是告诉读者，我这个作者是怎么想的。因为，作者创作的这些故事与人物，本身就是作者发出的声音。你可以自由地创作，读者也应该自由地阅读、思考与判断。我觉得这样更有意思，写作者与读者一起来丰富一部作品。我把它看作是对读者的一种尊重。”
不太在意被贴上的标签
在《江河东流》中，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贯穿其间，比如讨袁、北伐、抗日，但畀愚却仅仅只是提及了这些事件，可以说既给了读者以真实感，又弱化了大历史，而回到故事本身。常言道，小说的魅力在于虚构，畀愚更偏爱把虚构的人物与事件放在真实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创作这类题材时。“历史的沧桑感、它不逆转的惯性，像车轮一样滚滚而来，无情地碾压过一切。我希望读者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不管是在现实世界还是文学的世界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因为历史在发生的瞬间，已经改变无数人的命运，而书写与表达他们则是作家的责任，也是写作的意义。我相信在人类的内心深处的。”，总有一个地方是息息相联。
畀愚给《江河东流》的开篇和结尾作了一个特殊的安排：主人公孙宝琨从“不爱念书，喜欢革命”到“在学校教书，回归平淡”。对此，畀愚向记者说出了自己的考量：“在那个时代里，‘革命’应该是个最关键的词。整个所谓的民国时代也几乎是在革命与被革命中完成。当然，我在这里指的革命，更多是指暴力革命。我用‘我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的是革命’这话作为小说的开端，其实也是预示一段动荡岁月的开始，不管对那个时代还是对那个‘我’而言。最后，‘我’在经过了那么漫长而跌宕的那段人生后，选择做了一名老师，也是一种预言似的。它不仅要告诉人们和平的到来，它还告诉人们，强权与武力也许可以改变世界，但改变人心的却是教育与教化。”
畀愚的历史题材作品很多都具有画面感，这是写作风格还是为作品影视化做铺垫呢？畀愚说：“应该说这两方面都有的吧。我喜欢看电影，有时也会考虑文字表达与镜头语言之类的问题。以民国为背景的小说写了十年，这也是我尝试小说电影化创作的十年。这个效果现在开始显现，读者也开始喜欢这类小说作品。但确实也有人指出过，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为转化成影视而创作的。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有时候，我们看一部电影时会发现，它的艺术性、思想性，那种直抵内心的力量完全不亚于小说。同理，小说也可以像电影一样深入人心，它需要广大的读者。这是我努力想做与在做的。”
从事写作这么多年来，畀愚几乎没有开过一场新书发布会或者座谈会，可以说是非常的低调。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叛逆者》走红后也给畀愚带来了与之相关的标签。但标签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却是一把双刃剑，在畀愚看来，小说跟人一样，一个小说自有一个小说的命运，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或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很多时候已经不是作者能决定的。“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坦然地面对。从我个人来说，我不会给什么贴标签，也不喜欢被贴上标签，但有时这也是一种无奈。标签在很多时候好像已经成为了某种特征，但好在很多东西都是会褪色的，标签也一样，不需要太在意。”
“有点小传奇”的写作生涯
不管怎样，畀愚就这样火了。于是，很多人都想探寻一个小说之外的作家畀愚，比如写作生涯、创作瓶颈、阅读习惯等等。
谈及自己的写作生涯，畀愚笑着说道：“这还是有点小传奇。我几乎没有过那种文学青年的经历。我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可能只是比当时的同龄人多了点小爱好吧，就是看书与画画。小镇上有个工会图书馆，每周三、六的晚上开放。我记得那里的文学期刊也就四种：《收获》《当代》《十月》与《花城》，看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种小说自己也可以写，就开始尝试写作。当时，我还给自己定了个两年的期限，在这个时间段里不能写出点名堂来就放弃，好在老天厚爱，第二年就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发在《清明》杂志上，叫《单五一的最后一天》的短篇，讲一个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接着是《上海文学》杂志连着给我发了五个中短篇，我的责编是金宇澄。当时打电话还比较麻烦，基本上都是靠通信。我记得有次他在信里让我写个中篇试试，我就写了《六月的阳光》。这也是我发表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由此，我也就从小镇青年成了青年作家。”
阅读对一个写作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平日里，畀愚非常喜欢阅读。“我喜欢看一些史实与传记类的，人物的，事件的，小说作品反倒读得不多。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卫生间里放过三本书，一本是《百年孤独》，两本是《拍案惊奇》。每天都翻，翻到哪里就从哪里看起。后来翻旧了，又去买了这三本。”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在畀愚看来，我们阅读历史、了解历史，其实也是为了便于更清晰地看待我们正在面临的与将要面临的。“不过，我没有特别喜欢的历史书籍。如果一本书就是作者创造的一个世界的话，只要是没看过的，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除去写作，在畀愚身上，“几乎就想不出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喜好的事情。以前茶都不喝，现在开始喝茶，但对茶叶也没什么认知，有什么就泡什么，泡什么就喝什么。有时，写累了，实在找不出可以排解的，就上菜场去买一堆菜回来，做上一桌。可能对于我来说，跟写作关联的也就剩下做菜了。”
谈及接下来的写作计划，畀愚说：“我正在尝试着写悬疑类的小说，当然文学性仍是前提。悬疑的魅力在我看来是两方面的，一是故事本身，二是写作技巧上的。其实，我觉得我之前的一些小说里也是有悬疑成份在的，只是不明显，没有放大它的存在。有段时期，我想写李商隐，后来放弃了，因为发现有不少人都写过了。我是特别想写一部全面虚构的历史小说，一直在想，差点就动笔，结果却发现没那么简单，还是再等等，再积累一点。希望这一天早日来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