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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替北宋诗人排名，欧阳修、苏轼自然是稳坐前席，黄庭坚在欧、苏面前总是稍逊风骚。我感觉黄庭坚诗艺的现有评估与最早为宋诗作定性式研究的《沦浪诗话》大有关系。该书概括宋诗的三个特点（或曰缺失）：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像是专门针对黄庭坚的。“世道已更千变尽，心源不受一尘侵”，“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似这般思虑精深、竭尽雕琢的文句，黄庭坚集中俯拾即是，感觉出现在他诗中的每一个汉字都经过了精心的挑拣。宋诗人中王安石、黄庭坚诗学杜甫已有定评，“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是黄庭坚寻章觅句时的一贯秉持，看得出每有诗作选择用词时均有巨量的思虑投入。既然无人责怪杜甫锤炼文句，为黄庭坚频受“以文字为诗”的责难稍加缓颊，不也有了合适的理由？ 议论入诗是宋诗的风习，黄诗自然也不能例外，“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次韵王荆公》），这是直白的说理，但此诗前面还有两句：“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一整合，景与理融，阅读的感觉就有极大的改观：作者感念存没，触景生情，表达了对不久前抱恨而终的王安石的钦敬之意。《戏呈孔毅父》“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将个人辛酸的经验作直白的宣示，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悲凉，但又语带调侃，诗人正事趣说，优化了议论的气氛，极能引发读者的感触与深思。今人陈伯海评点此诗，说它“抒写不得志的苦闷，却采用了自我嘲戏的笔调，感情上显得比较超脱，而诗意更为曲折”。还说此诗“将不同的故事材料串联组合起来，形成新的意象，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出奇制胜”“诗意更为曲折”，无疑是对该诗表现手法的高度肯定。

宋诗中议论入诗极为普遍，像“半亩方塘一鉴开，山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朱熹），将议论诗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千载传颂。“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苏轼）“纨扇本招风，曾将热时用。秋来挂壁上，却被风吹动。”（张舜民）“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政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杨万里）这些都是宋人议论入诗的好例，诗人用审美的形式，说平凡的道理，简朴的叙事中既含着哲理又饶有兴味，一直为人喜爱。我觉得有理由把议论诗看作含着学理的审美，既能供人欣赏也能给人启迪。批评议论入诗，无非是担心削弱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既然议论入诗也能写得有情有意，读者欣赏愉悦之外思量诗中所说的道理还能有别样的收获，做诗时议论与说理的加持就不该招来那么多的批评。诗缘情而绮靡，抒情确是诗歌的正途，议论入诗只是诗歌大树上别出的新枝，不过此枝一出，宋诗不同于唐诗的面目也能变得更为清晰。

宋代诗人喜欢用典，严羽说是“以才学为诗”，后人多有批评的表示。其实，严羽对此并没有自诩渊博、卖弄学问的指责。诚然，用事会增加作品解读的难度，但考虑到融入了历史与文化的内容诗意会有很大的拓展，这便与议论入诗一样，也可以视为中国传统诗艺一个新的面向，宋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也因此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身影。以黄庭坚的名联“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为例，伯牙、钟子期、阮籍，个个都是文化史上耳熟能详的名人，读者不觉陌生，理解亦无障碍，而诗中的不平与叹惋，因是黄庭坚多难人生的真切感受，虽然经过了岁月的淘洗，仍能真切地感觉到作品中诗人起伏的心澜。宋诗中好的用事，不失平易的特性，即使受限于学养，不熟悉、不理解，也不妨碍读者对诗作的正常赏析。譬如王安石的“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诗中充满生气的田园、辛勤劳作中感受到的乐趣与对收成的期盼，众多明快的意象聚集在一起，阅读该诗仿佛能呼吸到充盈于山水田野中的清新之气。只是学术积淀深厚的读者除了能欣赏诗作直接呈现的意境外，还能从诗中包含的许多故事里串联起更丰富的意象，因而获得更多的况味。黄庭坚注重用事，讲究诗意的“来历”确会因此衍生出不少问题，但自己写诗时并没有刻意掉书袋，让人读起来费解。“桃李不言一再风，黄鹂惟见绿葱葱”；“山色江声相与清，卷帘待得月华生”；“近人积水无鸥鹭，时有归牛浮鼻过”，黄庭坚集中这类写景抒情、朴实清新的文句随处可见，看得出生活虽然艰难，但诗人未曾消泯观察体验生活的“闲心”，诗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形诸笔墨时又能独运匠心，给人留下情韵宛然的深刻印象。黄诗中一部分表达世俗情怀、略显消沉的作品反映诗人屡经磨难后的人生感悟，像“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清明》）；“人言九事八为律，倘有江船我欲东”（《寺斋睡起》），经历了复杂的党争，在凶险的宦海中沉浮起落，最后贬死在古代瘴疠丛生的绝域，遭际这般坎坷，人生如此不幸，诗人心怀愤懑，公开场合强颜欢笑、不愿失态，书桌前坐下，不平之气涌上心头，不吐不快，就径直在作品中发起了牢骚，我想这等率真的告白必能唤起读者的同情。《寄黄几复》是黄庭坚集中的名作，“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奇思妙想跃然纸上，诗句浓缩了人们对世态与人情共通的感悟体认，历代都有好评。该诗首句“我居北海君南海”，述说两人异地任职、一南一北的现实情事，学者追溯《左传》中齐桓公与楚子的对答，那是专业的研究，与一般读者的兴趣存在较大的背离，不大会引起后者的特别关心。同样的，钩稽王安石《题湖阴先生壁》中的“护田”与“排闼”的出处，将其与《汉书》中《西域传序》《樊哙传》串联在一起，感觉释诗者明着是说诗人有度越同侪的才识，暗里似也含着对自己学养深厚的标示，平心而论，这些考索对读者诗意的理解其实并无太多的帮助。

读《沧浪诗话》，我觉得严羽对宋诗特征所作三点概括应有保留与肯定的双向意指，而现有宋诗研究对该观点的理解则偏向于否定的方面，有意无意夸大了严羽概括中批评的内涵，对宋诗因此三点在唐诗之外别树新帜的面向似有轻忽的微憾。部分学人像是为了证实宋诗的这些“毛病”，爬梳考查，下足了功夫，对探求诗作的用事出处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旁搜远绍、探赜索隐，大费周章。专业研究寻找出典似乎成了习惯，惟恐遗漏了诗中隐秘的用事，予人学养不足、识断不精的诟病。但考证繁琐，颇有脱离诗歌赏析常规的嫌疑。譬如“鸿雁传书”为世人所熟知，为何非要说黄诗中“寄雁传书谢不能”是借鉴了杜甫《天末怀李白》中“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前面论列的王安石《题湖阴先生壁》，学人对它的解读亦复如是。晚清曾国藩批评亁嘉之后的学风，说：“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批评其为“破碎之学”。我觉得想要通过“繁称杂引”“取证稠叠”来证明自己的渊博，极易引起读者的厌烦。文学审美容纳个性，当诗歌欣赏与学术研究面对同一个对象时，总是能感觉到两种思维活动存在明显的层次差异。欣赏看重阅读获得的感受与产生的兴味，主要受诗歌本身直接呈现意象的吸引，从中获取情感的陶养。学术研究希望探寻源流出处、推敲文字得失，有更复杂、更精深的诉求。但既然同属文学阅读与鉴赏，就不必排斥更多地受到感性支配的一般读者，多一点对他们欣赏作品时所作反应的尊重。还有，如果我们承认诗人写诗时没有自诩学问的故意，释诗时也大可不必过分执着地寻找出处，深文周纳，一定要在古人的诗行中挖掘出既悠远又模糊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似是而非的微言大义。

也许是已经意识到了宋诗研究中的这些偏向，我发现近年学界对黄庭坚诗艺的评析也有了新的变化。三晋出版社《黄庭坚集》的编者认为黄诗“不用生字拗字，不用僻典”。还说他的名诗《寄黄几复》中的三四句，纯用名词，将八个意象巧妙地组合起来，构成了两幅色调截然相反的画面，含蕴丰富，令人玩味无穷。又称该诗“八句一气涌出，以故为新，运古于律，句法兀傲，音响奇峭，却没有一点斧凿之痕，达到了锻炼至极而返于自然的化境”。这样的论析在黄庭坚诗艺的已有研究中确实不同寻常，虽然称誉是否过当尚可商榷，却也反映了今日诗评界新的看法。一般认为黄庭坚的诗论存在较多问题，其实即使“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类说法争议较多，他的诗学主张也不是毫无可取，合理的、精当的论述也很不少。譬如他认同情动于中的诗歌发源观，称赞杜甫诗歌的“妙处”是“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大雅堂记》），承认诗歌创作出于至情、自然而然，不须过多雕琢。他在与学诗后辈的通信中，鼓励他们多读书，认为增厚学养是提高诗艺的重要途径。退一步讲，评价包括黄庭坚在内的诗人与他们的诗作，最后还是要看作品的审美含量、读者的反应与传播的效果，凡是新颖独特、富有情趣，读者喜欢、广泛流传的就是好诗，至于作品中用事、议论之类具体表达方法的采用则尽可以听任其自由选择、百花齐放。

宋代诗人中黄庭坚的遭际特别值得同情。他为人谦和，看淡名利，因为与苏轼走得近，无端受到党争牵连，被贬官、遭放逐，一生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从黄庭坚个性与平日的行事作风看，他其实只是被动地涉入了当时的政治争斗，平时对新党中人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敌意，他钦敬王安石的人品学问，集中便有多首依韵的仿作。他一生潜心于诗艺的探求，精益求精，受到政坛势力的欺凌时又总是忍气吞声、惟求苟安，极少有像样的抗争，处世态度消极彰明较著。也许正是因为在北宋那个边患频频、党争纷扰的不宁世道中能够安贫乐道、保持心态的平衡，专注于创作与诗艺的探索提高，黄庭坚才能在北宋诗坛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对这一时代的诗风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