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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评价李白、杜甫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李白、杜甫在中国古代诗坛的地位和影响。像杜甫一样,李白的诗文名篇已传诵一千余年，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诸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

李白的诗文反映了盛唐的时代特点，表达了一个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理想，抒写了生活在唐代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真诚而纯朴的情感。他的怀才不遇的感叹，他的人生如梦的悲吟，他对祖国大自然发自内心的热爱，他对友情、亲情、爱情真挚而又热烈的赞美，千百年来深深打动了一代代读者的心，而他诗文中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使人赞叹，诸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诵读这些诗句，人们又怎会不为李白天才的构思和表达所折服呢？试想，如果我们的文学星空没有李白这一颗明亮的星，那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景象啊！

李白出生于唐武周长安元年（701），距今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他的诗文是怎样保存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供我们今天的读者阅读、吟咏、欣赏的呢？在李白的诗文流传过程中有哪些曲折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有哪些为李白诗文的整理和流传做出特殊贡献的“功臣”呢？

李白一生自许“怀经济之才”，他要用这种才能“兼济天下”“事君荣亲”，以达到“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但是待诏翰林而无法施展政治抱负的现实和不慎从璘而受到流放夜郎的处罚，这使他的政治热情受到无情的打击。到了李白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已感到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愿望恐怕要化为泡影，故而越来越倾向于文学事业，其《古风·其一》便表达了他此时的想法：“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据传，孔子曾将古时诗歌三千余篇，删为三百零五篇。这里李白借用“删述”一词，表达要整理编订自己诗文作品的愿望。但在保存自己诗文作品方面，李白不如白居易想得周到。白居易曾有诗说“生前富贵应无分，死后文章合有名”，他亲自编订了《白氏长庆集》，收诗三千八百多篇，为了确保自己的作品能流传下去，他将自己的著作抄成五部，分藏给家人和不同的寺院。而李白性格豪放，又总是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他晚年虽然记挂着收集和保存文稿这件事，却没有来得及亲自编订诗文集。从现有资料看，李白生前曾先后三次将编集之事托付给至亲好友，也算有所考虑和安排。

李白托付的第一个人是自号“王屋山人”的魏万（后改名魏颢）。魏颢是李白的“粉丝”，为寻访李白，他从河南登封出发，经商丘入江苏境内，行程达三千里，与李白相遇于扬州，二人相携至金陵同游，分手时李白写下了《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赠给魏颢，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我苦惜远别，茫然使心悲。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在离别之时，李白把自己抄录的一份诗文作品交给魏颢，嘱托他将这些文稿整理编集。但不幸的是，第二年便发生了“安史之乱”，李白所交付的诗文全都被魏颢丢失了，魏颢说“经乱离，白章句荡尽”（《李翰林集序》）。一直到上元末（761），魏颢在今山西运城一带偶然得到李白旧稿，一年以后，他便编成《李翰林集》，共二卷。此书诗文排列，先是李白赠给魏颢的诗作及魏颢写给李白的诗，表示“不忘故人”之意，继而是《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文有交互者，两举之”。因为当时李白还在世，所以魏颢在此书前面的《序》里说：“白未绝笔，吾其再刊。”

魏颢编出《李翰林集》二卷，李白并不知道，故而在乾元二年（759），他又把这件事托付给贞倩。这一年李白因从璘之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归至今武汉武昌，遇到了随州的一位僧人贞倩，李白称其为“倩公”。虽然只见了一面，但李白对他印象很好，感到十分投缘，便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请他为自己的文稿编订一个集子，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位倩公似乎没有完成李白的嘱托。

上元二年（761）冬，穷困潦倒的李白从金陵来到当涂投奔时任县令的族叔李阳冰。李阳冰是著名书法家，以篆书名世，被后人称为“李斯之后千古一人”，他也擅长刻石，颜真卿所书之碑多请他篆额。到当涂的第二年，李白一病不起，在病榻上他将诗文草稿交给李阳冰，将编集之事拜托给李阳冰，并请他为文集作序。《草堂集序》说“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李阳冰没有辜负李白重托，把李白诗文编成《草堂集》十卷，并为之作序。作为书法家，李阳冰深知李白作品的价值，他在序文中对李白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李白的诗“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言多讽兴”。甚至说：“千载独步，唯公一人。”《草堂集》所收诗文并不全是李白手稿，有不少是从别人那里转抄回来的，故而《草堂集序》说：“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从这一段叙述看，李白生前文稿散失不少，好在他的作品为时人喜欢，多有保存，虽然难免在流传过程中仍有丢失的情况，但还是保留了不少作品，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草堂集》编订以后并未成为定本，刘全白说李白“文集亦无定卷，家家有之”（《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唐元和十二年（817），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继续搜求李白作品，“于人间得公（李白）遗篇逸句，吟咏在口”，然后编成文集二十卷。范传正为之作《序》，《序》里说：

（李白）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编辑断简，以行于代。

范传正的这个本子是在李阳冰编的《草堂集》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的，虽然搜集仍不完全，却是唐代最完备的一个本子。《旧唐书·李白传》说李白“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新唐书·艺文志》说“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录）”，也许说的就是范传正以李阳冰编的《草堂集》为底本增订的这个本子。但是，很遗憾，以上所说的魏颢编的《李翰林集》、李阳冰编的《草堂集》和范传正编的这个二十卷本都没有流传下来。

如果说唐代由魏颢到范传正对李白的诗文还是一般的收辑，那么到了宋代，学者们对李白集的增订、分类和考次则是十分严谨的整理了。

宋咸平元年（998），乐史以十卷本的《草堂集》为底本，开始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增订。乐史（930—1007）在南唐和北宋仕宦六十余年，一生著述甚多，代表作是历史地理名著《太平寰宇记》。乐史对李白诗文做了增订和整理后写了《李翰林别集序》，其中说道：

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

过了七十年，宋敏求在熙宁元年（1068）对李白诗文重新进行了编辑整理。宋敏求（1019—1079），曾任史馆修撰、集贤院学士，加龙图阁直学士，其家中藏书甚富，有三万余卷，其中收罗唐人诗集、前人手迹尤多，藏书唯谨，或缮写别本，以备出入。他注意质量精审，退朝后常与子侄们一同校勘书籍，他曾说：“校书如扫尘，随校随有。”当时学者都知道他的藏书多而且质量好，他又乐于借书给别人，因此，有的读书人愿意住在他家附近，以方便借阅其藏书，据说为此他家周围的房价因而上涨。当时一些名臣多与之交游，以求借阅，欧阳修就曾多次给他写信请求借书，王安石也曾向他借唐人诗集。宋敏求的著作也很多，如编订《唐大诏令集》，著有《长安志》二十卷等。宋敏求在其《李太白文集后序》中说明了自己对李白诗文收集和整理的大体情况：他以乐史所编的《李翰林集》二十卷和《李翰林别集》十卷为基础，又得到北宋初大臣王溥家藏的李白诗集中的上、中两卷（可惜没有见到下卷），增加了一百零四篇诗文，后又得到魏颢所编李白诗集二卷，增加了四十四篇诗作。又从《唐类诗》以及刻石所传、别集所载中收集了七十七篇，这样总数大约有了千篇。他又参考其他资料，重新排了顺序，编订了目录，又收赋、表、书、序、碑、记、铭、赞、文共六十五篇作为“别集”附在文集最后，一共是三十卷。

宋敏求的增订使乐史本更为丰富，因而特别受到后人的重视，但这个本子仍是一般的汇集，且在辑佚过程中没有严格辨别真伪，掺入了许多他人之作。清代王琦说：“论太白诗集之繁富，必归功于宋，然其紊杂亦实出于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宋敏求这个三十卷本基础上，考证每首诗作时间而先后排序，所谓“考其先后而次第之”。至此，虽然体例上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这个集子收存诗文较丰富，且有编年考定，大体成为了定本。

宋元丰三年（1080），晏处善为苏州太守，他把宋敏求、曾巩的这个本子交给毛渐校正刊行，这便是李白文集的第一个刻本，世称“苏本”，以后据此翻刻者有“蜀本”。同时，沿乐史编辑的本子的系统下来的有咸淳己巳（1269）本，简称“咸淳本”，题为《李翰林集》三十卷。

宋末，李白诗文的集注本出现了，南宋杨齐贤有《集注李白诗》二十五卷，元人萧士赟认为这个本子的注“博而不能约”，引用材料错误较多，于是删补杨齐贤注本而成《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是今见最早的李白诗注本。萧士赟在《序例》里说自己弱冠之时便喜欢李白的诗，但因为要应科举考试，没有时间和精力认真研究李白的作品，后来才有条件“专意于此”。他或四处走访，“以求闻所未闻”；或从师求教，“解所未解”，努力探索李白作品的主旨本义；同时，“旁搜远引，句考其字之所原”，如发现是伪作，则放置卷末，以待专家确认。有一天，他从朋友那里借到杨齐贤的注本，遂在其基础上，“择其善者存之”，又“注所未尽者”，杨齐贤未注的八篇赋则“并注之”。萧士赟在辨别李白诗的真伪方面确实下了功夫，故时有发明，成绩明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注中多征引故实，兼及意义”，其注材料丰富，很有参考价值，他对李白作品的整理“固不为无功焉”。

明代对李白集的整理与校注又有极大发展。一方面，重刊、翻刻宋元本李白集在这一时期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明人重新整理、注释、编刻李白集有数十种之多，达到了李白作品流传史上的高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朱谏的《李诗选注》十二卷和《辨疑》二卷，二者合之即是一部李诗全集。朱氏此本材料丰富，条理清楚，有分段串讲，间有总评，其对李诗的辨疑，颇能启发后人。朱谏之后，胡震亨驳正旧注，作《李诗通》二十一卷。胡震亨认为宋敏求所收伪作较多，曾巩的编次体例亦多有不妥，“乃重为编订”，以乐府居前，其古诗、律诗以类从，为二十卷，把混入的李赤、李益、顾况等人的作品一并改正，而伪作经前人甄辨清楚的专设一卷附在最后。胡氏认为杨、萧之注烦琐，故《李诗通》大量删去旧注，常常在诗题下用短语说明题意，对旧注也多有引正。

清代王琦的《李太白全集》三十六卷，是历来李白诗文合注最完备的本子。此本一出，便特别受到研究者与爱好者的重视。王琦这个注本，在南宋杨齐贤、元代萧士赟、明代胡震亨三家注本的基础上，“重为编次，笺释，定为此本”，其注欲补杨、萧、胡三家之遗阙，材料丰富，考证也力求准确，其对典故和地理方面的诠释考订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在版本校勘方面也时有创新，从而使这个本子成为李白作品整理的标志性成果。

今人对李白集的整理与研究与时俱进，除了十几种李白诗文选注本以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四部李白作品全集：一是瞿蜕园、朱金城先生的《李白集校注》（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二是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1990年，巴蜀书社）；三是詹锳先生主编的《李白集校注汇释集评》（1996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四是郁贤皓先生的《李太白全集校注》（2015年，凤凰出版社）。这四部李白作品集注本各有特色，瞿、朱注本出版较早，对前人继承较多，对后来学者影响亦较大；安旗先生的本子努力为李白诗文系年，其中多有新创；詹锳先生的注本资料丰富，便于研究者使用；而郁贤皓先生的校注本因是一人独立完成，风格统一，他的学术创见均融入其中，是有关部门推荐的全集注本。

总的说来，李白诗文整理与流传的线索还是清楚的，千余年来，虽然经过频繁的社会动荡和苛刻的光阴淘洗，李白不朽的作品还是保存并传承下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李白也成为中华文化地平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细细想来，也真是不容易啊！我们知道，李白、杜甫是中国古代诗坛的双子星座，但历史上注杜者号称千家，而注李者则少了许多，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索的文化现象。在李白诗文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流传的时间长河里，不时闪出魏颢、李阳冰、范传正、乐史、宋敏求、曾巩、晏处善、杨齐贤、萧士赟、朱谏、胡震亨、王琦以及清以后一大批学者的名字，他们都是文学家或学者，对李白的诗文有独特的感知，对李白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又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传承意识，从而促使他们参与了一件对中华民族极有价值的事情，从而使他们的生命多了一层意义，那就是对盛唐诗人李白的作品，或广泛收集，或甄别取舍，或锱铢必校，或确解字词，或探求意旨，总之，既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为后人提供了新的资料、新的角度、新的课题。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李白的诗文作品才能以今天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清代俞樾在其《春在堂随笔》里说近代学者段朝端为宋代邵思《姓解》作《辨误》一卷，其所纠正，“颇足为邵氏功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为李白诗文集的整理和流传做出过贡献的所有人都是“李白的功臣”。再往大里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功臣，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功臣，似乎也不言过其实。李白的作品之所以能如日月一样高悬长空，当然，首先是这些诗文具有日月一样的品质，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功臣”的贡献，沧海遗珠的事情也是可能发生的。一句话，历史应该记住这些“功臣”的名字，今天的读者应该感谢他们的贡献，这实际上就是对文化的尊重，就是对历史的尊重……

我想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前辈楼适夷先生的话：编辑工作是一件特殊的工作，有学问的人不愿意做，没有学问的人又做不了。的确，编辑工作不仅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更需要一种奉献精神，甘愿花时间和精力“为他人作嫁衣裳”。但是，编辑工作也自有其乐趣，自有其回报。我相信，李白的“功臣”们一定会在收集整理、保存传承李白诗文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成就感，一种乐在其中的满足感，晚唐司空图在《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其六》里写出了欣赏杰作的乐趣，其诗曰：“浮世荣枯总不知，且忧花阵被风欺。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的确，得到思想的启迪和美的感受，是每一个认真阅读李白作品的人都会有的收获，而充满感情认真整理李白诗文的“功臣”们更是会受益匪浅，这岂是一般所谓“功名”可以代替的？同时，他们的名字也同李白一起载入了史册，李白在《江上吟》中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多少感慨，尽在诗句之中。如果说李白的作品也同日月一样会永远高悬在长空的话，那么，李白“功臣”们的贡献也就会永远为人们所铭记，这也许就是历史对那些为中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卓越贡献的“功臣”的回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