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尼亚舅舅》中的外省问题与知识分子责任
引 言
“外省”（Провинция）是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母题。无论是在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1836）或果戈理的《死魂灵》（Мертвые души，1842）中，还是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长篇小说中，外省的形象都清晰可见。外省形象在契诃夫的创作中有着格外典型的展现，其所有大型戏剧的故事均发生在外省，其中《万尼亚舅舅》（Дядя Ваня，1897）是展现契诃夫对待外省问题态度最鲜明的一部：该剧在反映俄国外省文化现实的基础上，对外省与首都的关系、地方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和主体意识觉醒等极具时代意义的话题进行了严肃反思。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实际上贯穿了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从《伊万诺夫》（Иванов，1887）开始就有所涉及，然而《万尼亚舅舅》是契诃夫第一次为外省知识分子找到了死亡以外出路的成功尝试，这也使得《万尼亚舅舅》成为契诃夫戏剧中承上启下、举足轻重的一部。
契诃夫
有关契诃夫创作中的外省形象研究，俄罗斯科学院契诃夫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玛·戈里亚切娃的结论比较具有代表性，在将契诃夫笔下的首都形象和外省形象并置后，她认为契诃夫作品中的首都是精神文化的集中、是对生活和谐完整的想象，而外省则与之相对地“包含了人类生活一切最为粗俗的方方面面”。戈里亚切娃并不是第一个将契诃夫笔下的外省与首都对立起来的研究者，类似的方法和观点在苏联时期的契诃夫学中就已经存在，经过戈里亚切娃的凝练总结在后世收获了众多支持。诸多国外研究者均力图证明契诃夫创作中的外省空间是一潭死水，外省小城的停滞性、封闭性特征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必然沾染其落后的生活习气，纷纷退化成麻木的行尸走肉，改变生活的全部希望则被寄托在由外省向首都的位移。当今国内契诃夫学关于外省问题的研究仍显冷清，俄罗斯外省这一重要文学议题尚未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且现有研究基本是戈里亚切娃观点的重复。
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对俄罗斯文学中“首都—外省”的结构已有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探索，其中不乏新鲜视角，例如有学者就反驳戈里亚切娃“首都—外省”二元对立的研究结论，称契诃夫笔下的外省与首都只存在“表面的对立……契诃夫并未赋予这一对立道德批判。无论首都还是外省，作家感兴趣的是世界的总体状态，是世界作为一个无法预测的进程，而寻寻觅觅的人们正参与其中”。另有文集专门聚焦契诃夫创作中的外省问题，作者在谈到其“首都—外省”的对立诗学时同样认为，契诃夫创作中的首都和外省均具有两面性，“外省/首都”的对立实际上发展为“自我/他者”（свой/чужой）的一体两面原则，且重点并不在于对立本身，而在于双方如何互不排斥地结合在一起。
经由百年间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沉淀，外省所代表的文化地理含义和文学形象几乎已经固化为某种共识，然而外省究竟是不是“庸俗生活的代名词”？只需略微回顾俄罗斯外省文化发展史就不难发现，这样的判断并不公正，很多批评者对外省形象的定论与外省的真实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外省”一词作为俄罗斯莫斯科、彼得堡以外的整个空间概括，如此宽广的场域竟然拥有相当统一的含义和文学呈现，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被质疑。结合外省文化发展史，本文试图借助客观的史实来分析《万尼亚舅舅》对“首都—外省”二元对立的解构及其历史合理性，以此补充国内现有的契诃夫外省研究。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还原外省的真实样貌，以更为客观公正的态度面对外省和有关外省的文本，从而实现对契诃夫思想的深入理解。
一、 首都与外省的文化冲突
《万尼亚舅舅》讲述了一个外省知识分子理想破灭的悲剧：主角沃伊尼茨基曾把自己在首都工作的姐夫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视若偶像，他与教授的女儿索尼娅一起为供给教授的生活而在外省庄园里辛勤劳动了一辈子，却在教授退休后认清偶像的真面目，并与企图卖掉庄园的教授爆发激烈冲突。
《万尼亚舅舅》中，外省作为情节场所得到了十分详细的表述。这里环境恶劣，“路上的泥泞，大冷天，暴风雪，路途遥远，粗俗的人群，到处是贫困和疾病”。同为主角之一的乡村医生阿斯特洛夫几乎是刚一开幕就在抱怨这里的生活“乏味、愚蠢和肮脏……周围全是些稀奇古怪的人”，而且不断重申这里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俄罗斯的生活，小城镇的小市民生活”。来自首都的谢列勃里雅科夫更是直言：“这么个鬼地方，每天都要见到一些没有教养的人，听到一些不文明的言语……这里简直像是在过流放生活。”他的年轻续弦、彼得堡女郎叶莲娜也将外省的人统称为“灰色的、猥琐的人群，他们只知道吃饭、喝酒、睡觉”。
这些有关外省环境的描述正是基于契诃夫本人对外省的感知，这与他对家乡的感受相符。契诃夫本人就出生在西南部的外省城市塔甘罗格，它毗邻亚速海，是罗斯托夫州重要的海港、铁路城市，契诃夫在这里度过了并不美好的童年时光，“专制和虚伪把我们的童年摧残到如此地步，以致使人回想起来就感到厌恶和可怕”。塔甘罗格的整体文化环境十分落后，契诃夫称之为“十足的亚细亚，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了。六万个居民不干别的，专门吃啊，喝啊，生儿养女啊，别的方面的兴趣却一点也没有”。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作家的笔下还是心中，外省总体上的确是一个沉闷庸俗的场所，这样的刻画也是对19世纪外省现实的忠实反映。
通过对沃伊尼茨基之母玛丽娅·沃伊尼茨卡娅形象的刻画，契诃夫从侧面展现了19世纪俄国外省的知识环境。与睁开了双眼的沃伊尼茨基不同，玛丽娅自始至终都把谢列勃里雅科夫视为偶像，对沃伊尼茨基的失望和愤怒不赞同也无法理解，反而认为他应该无条件地“听亚历山大的话”，“不要和亚历山大作对……什么好什么不好，他知道的比我们多”。玛丽娅对谢列勃里雅科夫坚定的崇拜、服从和迁就不只存在于个人层面，更是建立在外省对首都全方位的向往和追捧的文化基础之上。
当代俄罗斯学者阿·索边尼科夫指出，俄国文学中“首都—外省”的对立结构实际是“中心—边缘”模型（центр-периферия）的变体，这一模型的“中心”是一个具有神圣属性的世界基点，扮演着为周围的一切混乱提供秩序的角色，因此该模型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表面上的空间地理关系，而是赋值关系。换言之，“中心/首都”为“边缘/外省”提供了价值坐标，谢列勃里雅科夫正是因为具有了“首都”属性，才能让外省的玛丽娅崇拜了他一辈子。19世纪的俄国首都对外省起着无可辩驳的指导和引领作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当与首都看齐，无论是语言还是建筑风格，无论是知识分子的兴趣还是大众畅销读物。这种审美倾向贯穿了整个19世纪俄国的各个文化领域，早在19世纪初，别林斯基就称“彼得堡是整个俄国生活方式上的典范”，而19世纪末的文学作品中仍能见到类似的作家议论，契诃夫的朋友、《俄国思想》（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编辑部的同事伊·波塔片科在小说里就这样写道：“我们这群蹲在外省的人已经习惯了把彼得堡看作一座工厂，它加工各种思想和潮流，归纳零散观点和倾向，然后把它们放出流通。”
在将首都视为文化中心的语境下，契诃夫对外省文化环境的关注首先体现为对久被忽视的外省民众的关注，这是契诃夫戏剧的重要特点之一。有研究表明，契诃夫的戏剧受到当时外省群众的巨大欢迎，原因就在于他的戏剧是对外省生活的真实展现。尽管外省观众认为，外省实际存在着的伊万诺夫们并不完全是契诃夫式的，但在契诃夫的戏剧里至少还有对外省生活的描绘，而别人的创作则完全“与我们无关”。同时，契诃夫戏剧对外省的关注有着鲜明的去中心化倾向：《万尼亚舅舅》的戏剧空间从以往的首都贵族庭院、沙龙里转向了外省庄园，是一种首都到外省、中心到边缘的转向。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将中心从情节中去除，而是意味着引入“中心—边缘”之间新的关系。在新的关系下，作为中心的首都不再是核心价值的承载，无法规定价值等级、为外省提供思想引领，首都失去了对外省的指导作用，正如谢列勃里雅科夫无法再担任沃伊尼茨基的偶像。
对外省的关注是淡化“首都—外省”价值对立的基础，契诃夫随后对古典小说中的“首都—外省”二元对立传统做出了反叛：传统外省书写中，“首都—外省”的对立同样是“现代—传统”的对立，“外省/乡村”代表着淳朴人情、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朴素东正教思想，而“首都/城市”则代表了冷漠、欺诈、急功近利等等资本主义现代进程中人的异化。外省在与首都的对立中往往会获得更高的道德价值，而道德评判的存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外省进化的可能——因为它是道德的，所以即便落后也需要得到保存，而契诃夫并未遵守这一传统。《万尼亚舅舅》中谢列勃里雅科夫的庄园并非一片乐土，而是阿斯特洛夫眼中“连一个月也住不下去……这个空气里喘不过气”的不安宁的空间。正如叶莲娜对沃伊尼茨基所说：“您的母亲除了自己的小册子和教授之外，憎恶其他的一切……索尼娅恨她爸爸，也恨我，她已经有两个星期不同我说话了；您憎恨我丈夫，公开地对自己的母亲表示不敬。”庄园中的人们彼此厌恶，互相妒忌。不只是庄园内部，外省人群整个是一片混沌，“他们叹息不断，互相仇恨，病态地造谣生事，他们对人不会以诚相待，他们斜眼看人，一语把人盖棺定论”。契诃夫笔下的外省褪去了伦理光环，反而与疾病、死亡、仇恨、贪婪、诱惑等等主题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回归了外省现实，外省也因此失去了道德拯救的功能。与此同时，作者对外省的接受也并非是完全负面的，爱情、艺术、自然风光等主题也频繁出现，角色们“恋爱着，痛苦着，梦想着，思考着，总而言之——生活着”。正如契诃夫笔下的首都既是梦想生发之地也是梦想破灭之地一样，作家将外省从道德高地上撤下，将外省和首都生活均还原成了生活的复杂样态本身，这一过程中“首都—外省”的价值对立已然不复存在。
《万尼亚舅舅》对“首都—外省”神话的解构是非常合理的。归根结底，“首都—外省”二元对立这一模型本身就是一个由首都编织的巨大谎言，作为模型基础的外省形象是被扭曲的、脱离了史实的，而契诃夫对此显然并非一无所察。外省的落后实际上是俄罗斯帝国权力运作与首都贵族们无视责任的共同后果，却反而成为首都对外省投以鄙视的理由。因果倒置的现实使得首都的文化优越实现了逻辑闭环，而外省知识分子们克服万难，在备受压迫的语境下坚持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
二、 被神化的首都和被扭曲的外省
《万尼亚舅舅》第三幕后半，谢列勃里雅科夫召开家庭聚会，打算宣布卖掉庄园的决定。或许是教授本人也清楚这个话题的沉重性，为了活跃气氛，他在进入正题之前开了个玩笑：“诸位先生，我请你们来是为了向你们宣布一个消息：钦差大臣要到我们这里来。”这个玩笑并不成功，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教授预设的幽默效果是通过对果戈理《钦差大臣》突兀的引用来达到的，然而事实却是，“钦差大臣”在该情景下不仅并不突兀，而且恰恰与角色们所处的外省真实文化环境有着相符之处。《钦差大臣》中的外省笼罩在腐败和黑暗之中，高层尸位素餐、蝇营狗苟，仅仅是钦差大臣即将到来的消息就足够让整个外省鸡飞狗跳。某种程度上，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也履行了来到外省、使外省停滞的生活沉渣泛起的钦差大臣之功能，他有关钦差大臣的玩笑失败之根源在于无意中触痛了外省人群的文化自尊。
将果戈理《钦差大臣》（Ревизор，1836）和《死魂灵》等作品定义为批判俄国内地落后面貌的现实主义文学，既不符合果戈理本人的创作意图，也绝非对外省的真实展示。《死魂灵》常被人们视为果戈理对外省生活的绝佳讽刺，然而果戈理为《死魂灵》第二部所做的努力却往往被忽略了。在果戈理的构想中，《死魂灵》第二部会展现一个存在着许多正面形象的俄罗斯，而《死魂灵》第一部中对外省的调侃实际上也充满了善意。有学者认为，首都的文学批评对果戈理的接受是有选择的，他们选择只看见《钦差大臣》中的市长一家和多勃钦斯基-鲍勃钦斯基之流的地主，视外省为对首都的拙劣复制和模仿，而这些都是“对帝国剧院观众们虚荣心的奉承”。外省形象正是在这样的主流批评视野下逐渐扭曲，成为“首都—外省”对立神话的建构材料。
《万尼亚舅舅》中，来自首都的谢列勃里雅科夫将自己在外省的日子比作流放生活，自认为在外省受尽委屈，然而事实却是全家人都在配合他的作息：“教授十二点钟才起床，而茶炉一早就烧开了，但一直要等他……他们一来，下午六点才吃上午饭。教授晚上看书写字，突然间夜里一点来钟……说是要喝茶！这就得把人从床上叫起来，给他烧茶炉……”教授对外省的排斥并不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对他来说从首都到外省的位移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落差，因此他才会产生“从地球上跌到了另外一个什么星球”的失落感。而读者很难真正理解教授的感受，因为文本中的首都仅仅是一个概念，首都生活的具体画面并不存在。契诃夫有意将首都隐藏了起来，同时将教授的形象塑造得毫无光环可言，他只是一个因年老体弱而对家人颐指气使、“无时无刻不在追怀过去，注视别人的成功，害怕死亡”的普通老人，教授的任性也因此失去了正当性，连女儿索尼娅都不愿忍受，让他“别耍性子……我不喜欢”。教授对外省生活的认知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偏差，这种偏差恰恰是契诃夫对外省形象的矫正。
外省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热门话题，广泛见诸各类文学作品，然而当代俄罗斯史学家却指出，现有的很多资料根本无法支持外省文化史的研究：“很多材料就来源而言其实是‘来自外部的故事’。换句话说，这些文本是由那些来客们创作的，这些人来到外省坐坐，而后写下他们的印象。这些我们所拥有的论证材料，主要是由‘首都’的活动者们记下的对外省生活的分析或描述。”然而，首都来访者们对待外省的态度并不端正，他们没有将外省视为俄国的一部分，也没有将外省人视为自己的同胞。《万尼亚舅舅》中所有的首都来客都对外省抱有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将外省人视为某种低级生物。谢列勃里雅科夫在自己的庄园里扮演着一个固执任性的老国王，对所有人发号施令，言辞刻薄，称全心全意崇拜他的玛丽娅为“老神经病”，称远道而来的阿斯特洛夫为“不学无术的人”，并拒绝接待这位他自己请来治病的乡村医生。叶莲娜的只言片语间同样透露出对外省的不屑一顾：她将外省的人不加区分地统称为“灰色的、猥琐的人群，他们只知道吃饭、喝酒、睡觉”，甚至为与他们处在同一空间而痛苦，希望“远离这些昏昏欲睡的面孔……忘记你们所有的人还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外省群众是不值得被尊重、被记忆的存在，教授夫妇心安理得地做出这样的判断，是首都的文化霸权赋予了他们言行的合理性。
首都文化霸权的形成可以上溯至彼得大帝改革时期。追溯词源，外省的修辞学色彩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鲜明地服务于帝国历史。“外省”（провинция）一词在17世纪末进入俄国，最初是对波兰语中provincja（意为“省、省城”）一词的仿造。1715年，由彼得大帝领导编写的《新词词典》（Лексикон вокабулам новым）正式将провинция收录为合法词汇，将其词义固定为“省”（воеводство или губерния）。最初的провинция仅仅指由彼得大帝划出的大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阿斯特拉罕三块新兴经济区，而并无行政含义。在1719至1727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期间，провинция逐渐从最初的经贸区成为具有地方等级意义的真实行政区划。直到177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地方行政区划改革中抹去провинция一级。失去了具体事物的指代反而使провинция这个词能够更自由地存在于俄语和俄国文化中，不必受限于具体的地理含义。需要特别强调，上述词义变化无不处于彼得大帝欧化改革的影响之下：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实际上强硬地在同一个国家内，通过生活习俗的划分，将社会撕裂为两个不同的等级——先进的、法语的、欧化的首都，以及落后的、俄语的、古罗斯式的其他地区，前者属于少数特权阶级，后者属于普罗大众。文化习俗的高级与否是人为规定的结果，而掌握着等级定义权的是欧化了的首都。随着官方词典的迭代，провинция及与之相关的派生词汇（外省人/провинциял，外省的/провинциальный等）纷纷积累了难以忽视的负面色彩，同时провинция逐渐固定了其“外省”的含义：指代一切非首都地区，“首都—外省”的空间比较结构实际上成为“首都—非首都”的价值二元对立。
看清教授真面目的沃伊尼茨基称教授“是个肥皂泡”，其实从彼得大帝开始的首都文化霸权同样是个巨大的肥皂泡，首都被舒适地包裹其中，不能也不愿意感知周遭的变化。然而泡泡以外的世界在飞速发展，及至契诃夫生活着的19世纪末，外省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韬光养晦，已经有了自己作为主体的文化表达需求，不愿再盲目遵循“首都—外省”的对立神话，而首都的总体社会观念没能跟得上外省文化发展的现实。
三、 沃伊尼茨基的反抗：外省知识分子的文化主体意识觉醒
《万尼亚舅舅》中最大的戏剧冲突发生在第三幕结尾，沃伊尼茨基开枪射杀谢列勃里雅科夫未遂。尽管事后沃伊尼茨基称自己当时是发了疯，他开枪的行为却未必是一时冲动，而很可能是对教授积怨已久。
曾经的沃伊尼茨基和母亲玛丽娅一样对教授百般崇拜，然而在他为教授辛勤劳作的25年间，教授没对他“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关于报酬则“一次也没有想到哪怕是增加一个卢布也好”，完全把他和索尼娅的奉献视为理所当然。繁重的工作和与之不对等的回报逐渐磨灭了沃伊尼茨基对教授的崇拜，终于，退休后的教授从首都回到庄园居住，近距离的生活彻底打碎了教授的光环，令沃伊尼茨基对教授的态度急转直下为全盘否定，认为他“是名不符实的老家伙……讲了二十五年的无聊的废话。然而他又多么地自以为是！多么地自命不凡！当他一退休，就没有一个人再记得他，他完全是个无名之辈”，并连带着否定自己为教授努力奉献的曾经，称过往的生活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过去愚蠢地耗费在区区小事上”，曾经的自己“用这套繁琐哲学蒙住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心里还以为做得不错。而现在……我因为悔恨和愤怒而睡不着觉，我想到我多么愚蠢地浪费了大好时光”。沃伊尼茨基向教授发难，指责他用虚伪的光环遮蔽了自己的眼睛，欺骗自己和索尼娅将生命浪费在看似十分高尚、实则万分渺小的事业上：
我曾经把这个教授，这个痛风病患者奉若神明，为他像牛一样地劳作过！我和索尼娅……像富农一样斤斤计较地出售素油、豆角和奶酪，自己省吃俭用，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积累起来，凑成成千上万的卢布寄给他享用。我曾经为他，为他的科学成就感到骄傲，我陶醉在他的事业里！他所写的一切，所说的一切，我都以为是天才的……上帝，可现在呢？现在他退休了，现在他生活的结局一目了然：他没有留下一页著作，他是无名之辈，他等于零！
沃伊尼茨基并未反思自己是否存在过错或能力有缺，而是将生活悲剧完全归因于教授导致自己“丧失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自己明明“有天赋，有智慧，有胆量……如果我有正常的生活，那么我有可能成为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物”，本来大有可能做出一番成就，是受了骗才会至今“没有真正地生活过”。沃伊尼茨基对自己的评价显然带有浓厚的、独属于俄罗斯民族的自命不凡的选民意识色彩，对谢列勃里雅科的评价也难称客观，乡村医生阿斯特洛夫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沃伊尼茨基实际是因为爱慕叶莲娜而在嫉妒。但处在“首都—外省”对立的文化语境下，此刻沃伊尼茨基的自我评价和向教授造反同样是外省向首都权威的反抗，教授夫妇最后去往哈尔科夫则可以视为首都在这场“首都—外省”话语权角力中的败退，首都和外省的相对立场似乎发生了动摇。
19世纪著名政论家尼·舍尔古诺夫（Н. Шелгунов）指出，长期被管理的外省缺少话语权，缺乏独立的意识和勇气，从属地位导致外省缺乏文化自信，且难以具备评判自身（事物）的权威。让外省相信自己的从属地位是天生的，这是首都建构自己神话地位的最后一步，而沃伊尼茨基以对谢列勃里雅科夫的心生怨怼和愤怒质疑为突破口，打破了这一假象。在沃伊尼茨基这一代外省知识分子心中，首都已不再具备指导外省生活的功能，这也正体现了沃伊尼茨基形象的进步之处，体现了外省知识分子对文化主体性的把握。
事实上，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观点认为，将外省视为一切下流、值得谴责之物的发源地，是对外省真正生活的无知。历史研究表明，19世纪下半叶的各外省地区文化已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发展，契诃夫本人和他的家乡就是绝佳的例证。有传记将塔甘罗格定义为密不透风的聋城，将这里的居民称为“听命于沙皇和上帝，灵魂空洞”的酒囊饭袋，这无疑是片面且傲慢的，因为正是塔甘罗格培养了契诃夫的戏剧兴趣，19世纪60年代，戏剧作为外省最重要的文化活动拥有巨大的号召力，是“比图书馆和讲座更行之有效的启蒙手段”。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说，对于以前的他来讲“没有比坐在剧场里看戏更大的享受了”，这表明契诃夫对家乡剧院的亲切感受，同时表明塔甘罗格有着自己的文化生活。
塔甘罗格的戏剧只是众多外省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代表，到了19世纪后期，外省的文化需求开始更多考虑自身特性，首都不再是一个无条件被模仿的对象。例如，有贵族在1886至1887年间对普斯科夫地区的考察中受到了热烈的自主接待，地方政府除了安排了一场名为“普斯科夫地方手工作品博览会”的特展，还邀请大公参观了一所当地有名的市属绘画学校。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不在少数。不同于19世纪初《钦差大臣》中的外省，19世纪末的俄国外省已经能够自豪地展示出值得地方骄傲的事物。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诸多地方活动家、知识分子不断建设家乡的努力：地方教育事业、出版行业、地方志、地方博物馆、外省自己的知识分子圈层以及各类兴趣小团体，都已大致建设成型，外省的文化生活逐渐变得充实。当谢列勃里雅科夫试图用“钦差大臣”展示自己的幽默感时，他既没有意识到自己与钦差大臣这一角色的适配性，也没能发觉《钦差大臣》的故事本身已经不适合当下的外省现实。
外省的文化发展已经起步，首都却没做好准备迎接一个充满活力、富有特色的外省，仍然将外省视为与穷乡僻壤画等号的空间，就像谢列勃里雅科夫眼里的鬼地方和流放之地。对此，有外省评论家愤愤不平：“我们的外省被当成了一个完全陷在梦和阴影里的漩涡——您去读读近十年写外省生活，或者情节发生在外省的小说，您在其中找得到一丁点关于外省的好话吗？”前文波塔片科有关首都“思想工厂”的言论是相当典型的。作为19世纪90年代的畅销作家，波塔片科的表述不仅是对主流观点的展现，更可以视为对主流观点的迎合。19世纪末的外省文化发展实际上已经大有起色，而首都“思想工厂”之类的言论依旧存在于当时的流行文化中，这说明“首都—外省”对立的思维模式仍然有着广大的市场。舍尔古诺夫于1886至1891年间发表的名为《俄国生活概论》（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的系列文章中对外省有着中肯的评价：
外省的大学城里也有非常优秀的学术力量，首都时常也有很差的学者；外省的记者丝毫不逊色于首都的记者；而民俗学领域杰出的研究者们则只生活在外省。外省的知识分子数量未必比首都少……一句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由于所有最聪明的俄罗斯人都在首都，因此首都就比外省更智慧。
类似的评论毕竟是少数，占多数的仍是谢列勃里雅科夫、叶莲娜之类的首都来客，或玛丽娅之类陷入首都崇拜的盲目大众，反抗者如同陷入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看不清敌人究竟在何方，也不知道向何处发力，因此沃伊尼茨基在盛怒下开枪，却根本打不中谢列勃里雅科夫。该幕在全剧高潮的一片混乱中收场，沃伊尼茨基的一己之力实在有限，几天之隔的第四幕伊始，各角色已回归旧的生活轨迹：沃伊尼茨基和索尼娅依然为教授算账记账、打理庄园。对教授、对首都的不满悄悄流产了，沃伊尼茨基直到最后也没能找到生活的出路，只好寄希望于未来总有一天“会听到天使的声音……会看到镶着宝石的天空”。圆圈式首尾相衔的戏剧结构深受契诃夫喜爱，也最能表现出其现代戏剧的静态性和冲突解决的独特方式，然而沃伊尼茨基的选择除了可以用契诃夫的静态戏剧审美来解读，同样可以视为作者一种隐秘的观点表达：沃伊尼茨基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反抗路径并不正确。契诃夫所指出的外省知识分子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首都的反抗，而在于专注外省自身的建设。《万尼亚舅舅》中这一创作意图主要由另一位外省知识分子阿斯特洛夫来实现，相关的讨论从外省的环境问题引出，后上升至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
四、 阿斯特洛夫的森林：外省环境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空间
乡村医生阿斯特洛夫并非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尽管他说出了“人身上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的名言，却在对待叶莲娜和索尼娅的不同态度上暴露了自己的浅薄：对年轻貌美的有夫之妇叶莲娜纠缠不休，而对真正具有内在美的索尼娅视而不见。阿斯特洛夫为自己的庸俗辩护，称自己是被平庸的生活淹没了，“它的腐朽的气息毒害了我们的血液，我们也变得和其他的人一样的庸俗了”。
实际上，契诃夫并没有回避外省生活的庸俗事实，反而借阿斯特洛夫之口强调了这一点：“只好到罗日杰斯特文村去找铁匠。没有别的办法。（走近那张非洲地图，凝望着）想必现在非洲很热——真可怕！”非洲地图横插进了有关马掌和铁匠的谈话中，成了某种对日常以外的向往或逃避。高尔基的感受是准确的，他写信给契诃夫：“当医生在经过了长时间的静场之后说起了非洲的炎热时，我战栗了——我为您的才华战栗。我为对于人，对于我们那乏味的、灰色的生活的恐惧而战栗。”非洲地图是一种逃避的诱惑，谈论它就是渴望用遥远的、不相关的空间覆盖当下的存在，此时谈论的究竟是炎热的非洲还是冰冻的南极，都无所谓。阿斯特洛夫的态度正是19世纪后期外省知识分子的一般面貌。
舍尔古诺夫将外省19世纪80年代人群的总体特征定义为“社会冷漠主义”，而作为一种群体情绪的社会冷漠有其明确的政治成因。80年代，改革家皇帝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之后，后继的两位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都决心镇压革命，维持独裁统治。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急剧右转，俄国体制的中央集权、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的保守特征突出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切举措都在有意识地强化沙皇政权的极端保守主义目标。官方日趋保守的政治理念对外省文化发展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外省几乎完全失去自治的可能性，文化实践被紧缩在极小范围，难以获得自主，知识分子纷纷遁入东正教或托尔斯泰主义以求精神自洽。个人的力量在国家面前无异于以卵击石，社会冷漠的消极情绪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阿斯特洛夫的辩白看似无可厚非。然而契诃夫并没有因为环境的艰难就放任角色们自暴自弃，而是在对恶劣环境的反思中催生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这份责任感首先呈现为对身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保护。
《万尼亚舅舅》从第一幕就开始了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阿斯特洛夫热心保护俄罗斯森林，因为“森林可以美化大地，森林可以教会人懂得什么是美，在他心中唤起神圣的情感”，森林还可以改善气候环境，而“在气候温和的国家……那里的人的性格也更温和、更可爱。在那里，人长得漂亮、灵巧、反应迅捷，他们的谈吐很优雅，他们的动作很协调。他们的科学和艺术很繁荣，他们的哲学不阴暗，他们对待妇女的态度充满着关怀”。可见阿斯特洛夫的环保思想并非出于单纯的审美价值，而是与民族性格、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等观念紧密相连。森林对人类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毁灭森林不仅仅是在毁灭美丽的风景，更是在丢弃自己的理智，因为“只有丧失理智的野人，才会在自己的火炉里把这个美丽烧掉”。
第三幕中阿斯特洛夫展示的图纸清晰表现了当地的生态退化：图纸包含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三张地图，分别是该省五十年前、二十五年前和当时的景象。根据阿斯特洛夫的描述，以绿色标识的林地面积在不断减少，以红色标识的野生动物数量锐减，大小村庄、农舍、修道院和磨坊等设施数量同样下降。最后一张代表当时景象的地图上已经没有连续的林地，大多数物种都消失了，村庄、农舍、修道院和磨坊也都不复存在。《万尼亚舅舅》中的这份图纸展示了一种在当时堪称先进的复杂制图法，即通过将空间变化与线性时间相结合，以同比的方式从历史视角出发，展示生态退化的现实依据。契诃夫的环保意识可见一斑。契诃夫在 1883至1884年间曾出席过著名历史学家瓦·克柳切夫斯基（В. Ключевский）的讲座，后者同样强调森林、草原、河流等自然资源在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万尼亚舅舅》中有关森林的论述很可能正来源于此，而图纸中的具体数据则可能来源于德·阿努钦（Д. Анучин），亦即契诃夫在科学界的密友、莫斯科大学地理学系创建人。契诃夫的生态意识有着确定无疑的时代因素，在此基础上契诃夫产生了自己的自然观：“与大自然的亲近，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然而契诃夫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要远远超出一个单纯的环保爱好者的思考范围。
自然之于阿斯特洛夫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更是一种理想的、值得向往的存在状态。自然是干净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应当是如此“单纯、纯洁和自由的情感”，然而这样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阿斯特洛夫清醒地知道自己对叶莲娜的好感“不是爱情，也不是依恋”，而只是来自美貌的诱惑，并毫不留情地揭露她“闲散的生活不可能是干净的”，闲散的源头则敏锐地指向“她没有一点责任感”。于是责任感成为阿斯特洛夫言行的基础，正是这种“勇气、自由思想、大刀阔斧的气魄”将他自身与外省群众区分开来。阿斯特洛夫的三幅地图是契诃夫对责任问题的深入探讨：图纸的重点并不在于展示自然被破坏这一事实。契诃夫欲借此强调的是，该省的生态破坏并非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生态是被白白破坏掉的，森林废墟之上并无任何新的建树。在此，契诃夫将环境问题上升为有关人类进化的哲学问题：
阿斯特洛夫 您可以说，这是文化的影响，旧生活总是要给新生活让路的。是的，我理解，如果在被砍伐的森林里，修建起公路和铁路，如果能有工厂、学校应运而生，人民会变得更健康、更富足、更聪明，但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个县里，照样是遍地沼泽、蚊子成群，照样是没有好路、普遍的贫困、火灾不断，还有天花、白喉病的流行……这种退化是力不从心的生存竞争的结果，这种退化来自保守、愚昧和完全丧失责任感。
契诃夫借阿斯特洛夫之口传达了一种几乎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进化观。如果保守、愚昧和完全丧失责任感标志着人类的退化，那么进步、科学和自觉肩负责任就理应成为进化的路径。当人们栽下一棵树，想到的已经是“一千年之后将是如何，已经意识到人类的幸福”，而“在这幸福中也有我一份微小的贡献”，个人理想与崇高的全人类幸福相连，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追求的思想境界，正如契诃夫那条著名的创作札记所写：“为公众福利服务的愿望，应该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如果幸福不是由此而来，而是来自什么理论或者其他的什么考虑，那么幸福就不再是幸福。”
知识分子应当去创造社会福祉，而不是去破坏，因为“人是富有理智和创造力的，理应去增加他们需要的财富”。契诃夫一生都在致力于为民众创造幸福：他建学校、图书馆，培植树林，一生行医不辍。除了巨大的文学财富，契诃夫留下的更有实打实的慈善事业。在作家不算长的一生中，库页岛之旅尤其值得一提，彼时的契诃夫带病出行，旅途大大损害了作家的身体健康。有研究将契诃夫库页岛之行的动机归结为他对创作突破的追求，然而单纯的文学追求作为原因未免有些薄弱，契诃夫本人的责任意识或许可以成为补充。在还未动身之前，契诃夫就已经在给苏沃林的信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您写道，萨哈林岛谁也不需要，谁也不会发生兴趣。莫非这话正确吗？……我们把上百万的人长期囚禁在监狱中受折磨，毫无道理而且野蛮地白白囚禁在那里……然后把这些责任统统推到红鼻子的狱吏身上。如今整个文明的欧洲都知道该负责任的不是狱吏，而是我们全体，然而我们对这种事却不闻不问，对它不感兴趣。
在契诃夫眼中，被世人遗忘的西伯利亚也有被关注、被改变的必要，而需要为之负起责任的正是每一个看似与之无关的人。远东尚且如此，普通的外省城市更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履行自身使命的空间。正是在这一点上，尽管最后放弃挣扎、听天由命的沃伊尼茨基可说是契诃夫批判的对象，但作家的批判显然不是硬性的。契诃夫对沃伊尼茨基等外省知识分子的态度与其说是怒其不争，不如说是哀其不幸，他深刻理解外省知识分子们面对的艰难现实，但并未因此放松对他们的思想鞭策。
结 语
首都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莫斯科、彼得堡作为整个国家的文化向导拥有巨大的辐射能力，甚至被称为“俄罗斯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缩影”。然而，在未被触及的广大外省是否存在着双都以外的第三种现代化道路？将首都的文化特征理所当然地视为整个辽阔俄罗斯的文化范式的代表又是否是一种先入为主？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给外省以应有的关注，承认外省的文化主体性，并且在文化实践中贯彻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追求，而这正是契诃夫一百多年前就在做的事。
契诃夫的笔触饱含着人道主义关怀，他既非单纯批判沃伊尼茨基或阿斯特洛夫沦于庸俗的外省知识分子的悲剧，也非单纯批判谢列勃里雅科夫或玛丽娅对首都神话的盲目信仰，而是对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平等地投去关注并加以反思，是超脱了一切流派、用最朴素的善良来表达最深刻的思想，那就是知识分子对进步的追求。进步作为一种情绪，贯穿在契诃夫几乎所有的大型戏剧作品中，而且愈演愈烈。《伊万诺夫》里找不到出路的伊凡诺夫只能一死了之，《万尼亚舅舅》里的沃伊尼茨基含泪等待镶着宝石的天空的降临，《三姐妹》的女主人公们枯坐在外省、终生沉浸在对莫斯科的向往中，而所有被压抑的潜流终于在《樱桃园》里爆发成为一句响亮的“新生活，你好！”。
契诃夫对外省、外省知识分子的同情并非是对现实的美化，他拒绝“首都—外省”神话首先是因为它与现实不符，更重要的是，有关外省的神话实际是一种逃避，对它的盲从就是思想的堕落，就是在回避俄国民族自身的进步之责任。通过将环境与个人责任相连，契诃夫以社会进步为视点，实际观照了全人类的生存福祉，拥有相当深刻和极为先进的共同体思想视野。契诃夫笔下的“首都—外省”先是从神话落回了现实，又“超出了历史事件的框架，获得了永恒的，具有‘拯救’性质的道德价值”，这正是契诃夫的伟大之处。无论在首都还是在外省生活着的人都是一样的，都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目标紧密相连。正如契诃夫在札记中所说：“顺着这条被称作文明、进步、文化的梯子爬吧——我真诚地做出这样的建议，但向哪里爬？我不知道。单单为了那条梯子，也值得活下去。”这是契诃夫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也是他创作中的乐观主义之来源：新世纪就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