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

在五四风潮的推动下，未能达成预期目的反而有所损失的几派势力遥相呼应发起新文化运动，[１]旨在延续五四的社会运动，以便继续与安福系抗争缠斗。可是各方都缺少有力的组织形式，江苏教育会虽然能够影响全国教育界，并且凭借教育影响力向各省各界扩展势力，毕竟组织动员只能局限于江苏一省。改组前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影响力在全国范围主要体现于几种机关刊物，组织能力除西南外，很难展开。《新青年》并非团体，内部以胡适为代表、不以思想启蒙转向社会运动为然、甚至明确不赞成新文化及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员占大多数。在此情形下，意涵模糊的新文化运动却在短短时间里迅速席卷大江南北，除了五四之前新思潮的鼓荡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带动，少年中国学会的组织作用不能小觑。

关于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相关论著均有所提及，有的还是主题主旨所在。[２]只是由于误判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时序，对于少年中国学会之于新文化运动的地位作用难以清晰准确地加以判断。依据历史事实调整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前后顺序，使得重新认识少年中国学会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出现了不小的检讨空间。

一、为文化的运动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1918年6月，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1日，其机关刊物《少年中国》发行于1919年7月15日。一个颇为引人注意的现象是，与同时期那些胸怀天下、舍我其谁的新青年动辄立心立命的豪放相比，《少年中国》既没有发刊宣言，也没有编辑说明，一上来就直接刊载各种具体文章，如宗之櫆（白华）的《说人生观》，田汉的《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魏嗣銮的《人类进化的各面观》，易家钺译《野犬呼声》，左学训的《中国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根本错误》等，看起来像是发刊已久的杂志，而不像是新人新刊的创刊号。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前，于1919年3月1日起出版月刊《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在5月1日出版的第3期上，登载了王光祈的《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据其所述，学会成立前，同人大半先有精神上的结合，出处进退，相互商榷，已略具团体规模。在此基础上，王光祈于1918年首先提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主张今后宜为有系统和秩序的进行，并草拟规约大纲数十条。6月30日北京岳云别墅会议，由王光祈起草，与李大钊协商，确定规约70条。所述发起该会的理据，“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该会的最终目的为创造少年中国，“即适于二十世纪之少年中国是也”。进言之，是要适合20世纪的思潮。19世纪的“少年意大利”之类，不再适合20世纪。而20世纪的思潮，有英美式民主主义，俄国式社会主义，还有安那其即无政府主义。作为旨趣，王光祈无法择定其一，只好笼统地说所欲建造的少年中国是进步而非保守的、创造而非因袭的、少年而非老大的。至于宗旨，则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具体办法为出版书报、学术演讲、学术谈话等。[３]严格说来，此文只是叙述经过，旨趣究竟为何，多少有些语焉不详。或者说，由于各有主张，唯有含糊其词才能撮合在一起。

先行研究已经注意到，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时，由李大钊、王光祈、曾琦、陈淯、康白情、雷宝华等6人提议，将规约第2条改为：“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认为这是由传统士子色彩转变为较具现代知识精英风格的组织构想的体现。[４]临时变更宗旨，似乎不大符合筹备了整整一年的团体的形象，很大程度反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在理想相似的前提下宗旨主张五花八门，无法并轨同步的实情。因此，在变更宗旨后少年中国学会特意发出通告，请各地有不同意见的会员于1个月之内通知学会，在海外的会员可展期3个月。[５]由于学会宗旨尚未确定，机关刊物自然不便高张旗帜，以免出现彼此冲突的情形。

学会及编辑方面的小心谨慎显然不是杞人忧天，上海方面的成员聚会之后，果然提出一项重要意见：

即主张以后月刊中发表文字，宜取绝端慎重态度。现政界及社会普通人物，学识甚浅，不知审别，往往误认研究学术之叙述文字，以为会中之主张文字，又复不顾言论自由，竭其力之所至，横加摧残，甚或危及生命。夫果为主义而见辱，实学者之勇气，固当不屈，但为叙述他人之主义而见残，殊不值也。况吾学会对于政治及社会，纯取学术研究，尚未有主张，若因个人之文字而危及全体之进行，则不若暂时停止与学会存亡有关之言论，专从事于科学哲学人生观群学等，以发阐之，则政治社会诸问题，不解自解，且较有根据矣。即吾学会已有一定主义，亦在积极进行，无取张明旗帜，以召横祸，况尚在研究时期乎？作事有经有权，学会全体之进行事大，个人言论自由，比之较轻，因个人而危及全体，智者不为。社会黑暗既已如此，吾人不得不暂时忍辱，专从事于健全无妄之学术，求得真理，将来确定一种健全无妄之主义，发扬蹈砺，死以继之，则不失学会之精神耳。设创始之初，即遭摧残，固属社会之罪，实亦吾人之不智也。故同人等主张月刊文字，暂时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以求维持学会之巩固，即发阐主义，总注意毋危及学会存亡，审度时势，暂时从权，实至要也。

北京同人对于上海会员的意见“极表同情”，认定“本会宗旨即在建造‘少年中国’。本会同人若在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围范〔范围〕之内活动，同人自当互相与以积极之援助。倘有会员对于政治兴味极浓，急欲登台一试，或对于社会组织有所不满，急欲从事社会革命，本会同人对于上述两种会员，无论其成功失败，均不过问，听其自然。要之，本会同人严守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之态度，个人在本会宗旨以外之活动，必不使其影响于团体，此固可以断言者也”。内部意见分歧，能够认同的理想目标比较宽泛，使得成员各有主张的团体难以形成统一的宗旨。而形势的波谲云诡又加剧了一个新兴团体确定宗旨目标的难度。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时，恰逢五四学生运动高潮已过，新文化运动呼之欲出，方向飘忽不定的敏感时刻，蓄积待发的巨大能量应当何去何从，而且由于北京会员参与学生运动的多人被推举为南下代表，对于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适合开展学会事业的恰当形式，一时间有些无所适从。学会明确不从政、不参与社会革命，在“吾辈计划远大，收效期在十年以后，不求一时的发展也”[６]的说辞之下，会的宗旨变更未定与刊的无声未必胜有声，反映了主导者对于当下的具体走向举棋不定的困惑。值此时刻，康白情向国民党人的《星期评论》提出问询，正是少年中国学会和《少年中国》心有未安的体现，尽管造就“少年中国之少年”和“灿烂光华之少年中国”的长远理想早已成竹在胸。

在多少有些茫然之中，学会主要发起人之一的王光祈小心翼翼地尝试进行探索，以求明确前进的方向。1919年8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2期刊出了他的《“少年中国”之创造》，为了防止读者误以为是少年中国学会全体的意见，王光祈开篇就作出两点声明：其一，“这篇文章是我个人的意思，是我个人对于创造‘少年中国’的意见”，写出来旨在请会内会外的同志指教。其二，中国为地域名称，不是指国家而言。中国为世界的一部分，要想世界大同，非将中国改造成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与大同世界相匹配不可。在作者看来，“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各种主义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预备工夫不可”。好比病夫住在有碍卫生的屋里，无论请什么医生都没用。必须移居适于养病的所在，讲究养病、防病的方法，然后施以药方，才能见效。要想改造中国，也要先变换污浊的空气，铲除劣根性，才能采纳适当的主义。

具体而论，“我们要改造中国，便应该先从中国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现代哲学思潮的趋势，注重人生问题，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应该注重‘人的生活问题’——精神的物质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怎么样适应环境的问题。我以为‘少年中国’的少年，要有下列的三种新生活。（一）创造的生活。（二）社会的生活。（三）科学的生活。”“凡是提倡民主主义Democracy的人，若不澈底使一般人了解社会的生活之意义，永远不能达到民主主义的目的。”上述三种生活，“就是我们少年中国学会同志所要极力提倡的，我与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少年中国主义’。”至于实现的方法，要积极进行革新思想与改造生活两种事业。革新思想包括：一是教育事业。教育部办的是贵族教育，我们要尽力随时随地创办平民学校，半工半读学校，不要学费且能顾全其生活，包括平民教育讲演之类。二是出版事业。自著和翻译。三是新闻事业。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大概皆从事教育实业，兼营新闻事业的，占十之五六。拟在各国筹办通信社，一面向内输入欧美各国政治社会状况，一面向外介绍中国青年的活动状况，以引起世界各国的同情，为青年的国际运动。改造生活首先是改造个人生活。其结论是：“（一）‘少年中国’的少年，是要有创造的社会的科学的生活。（二）实现‘少年中国主义’的方法，简单说起来，要由我们一般青年与一般平民——劳农两界——打成一气，且为一种青年的国际运动。”[７]

王光祈的意见虽说仅代表个人，但在学会内部容易获得比较普遍的认同。宗白华在讨论小组织问题时就明确表示：“我们学会的宗旨本是创造‘少年中国’，但是我们并不是用武力去创造，也不是从政治上去创造，我们乃是从下面做起，用教育同实业去创造。教育实业本是社会事业，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从社会方面去创造‘少年中国’。我们创造‘少年中国’，就是创造一个‘新中国社会’，我们创造‘少年中国’的问题，就是创造‘新社会’的问题了。”[８]其具体办法如在山林高旷处组织真自由平等的团体，造成经济和文化的完全独立，造成组织完美的新社会，并以此作为模范来改造旧社会，使全国都成为安乐愉快平等自由的“少年中国”。反对暴力革命的倾向，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未必普遍认同，但是将实业生计与教育文化相结合，通过普及知识促使社会觉悟与社会进步的想法，与即将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相当合拍。王光祈的意见和宗白华的主张以及相应的进行办法，尤其是革新思想与改造生活两种事业，革新思想的三种办法，以及从教育和实业做起，促成中国和世界的人类文化进步的进路，几乎可以直接纳入新文化运动的轨道。虽然相关表述过于学理化，没有概括成容易流行的口号，却为之后不久顺利接入新文化运动铺平了道路。

学会正式成立后，由大会选举出评议部职员，再由评议部选举执行、编译两部及月刊职员，由于选举评议员必须全体会员过半数，结果出来后又有个别人事调整，如当选为评议员的王光祈被选为执行部主任，必须辞去评议员，所以职员的确定持续了一段时间。担任月刊编辑正副主任的是李大钊、康白情，编辑员则依会员所在地域分为三组，轮流负责编辑工作。关于月刊文字，概要说明为“注重鼓吹青年，研究学说，批评社会三种，无论文言白话，均以朴实洁净为主”。[９]

直到1919年9月15日发行的第3期，《少年中国》月刊终于发表了宣言，赫然写着：“本月刊的宗旨：就是，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１０]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出版物，月刊只是将学会的宗旨照搬出来，唯一变更的就是将“为社会的运动”改成“为文化运动”。这一改动，看似只是为了适合月刊的属性，但是联系到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大背景，月刊在体现自身价值时，也使得学会的整体事业朝着文化运动的方向倾斜。

学会整体走向新文化运动不仅体现于月刊宣言的宗旨，作为月刊编辑部主任的李大钊，在上任后首次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题为《“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的文章，他开章明义地提出：“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要用“少年运动”创造理想的“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而“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所谓“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成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成公善的心理”。精神的改造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狠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划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至于物质改造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狠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他永远不能实现。”为此，李大钊向“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们大声呼吁：

我们要作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智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这全是交通阻塞的缘故。交通阻塞的意义，有两个解释：一是物质的交通阻塞，用邮电舟车可以救济的；一是文化的交通阻塞，非用一种文化的交通机关不能救济的。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一般劳农容受文化的质量多，只要物质的交通没有阻塞，出版物可以传递，文化的传播，就能达到这个地方；而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在这个地方，文化的交通机关，就是在山林里村落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自觉的少年。只要山林里村落里有了我们的足迹，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了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１１]

李大钊的认识多少有些超前，月刊编辑副主任康白情就尚未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气变化。1919年8月5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评议部举行闭会式，请孙逸仙到会演说，主题是“革命党”与革命。在当时的情势之下，这样的话题显然不大受欢迎。康白情认为革命党的能事就在革命以及革命党只能革命，反而说明辛亥以后革命党为何会败落。会后不久，他偶遇孙逸仙，又谈到这一话题，孙还是主张革命是革命党毕生唯一的事业。两人因此产生了些辩论，康白情由此根本怀疑革命党在革命以外无能事。在他看来，革命思想和手段人人具有，革命事业不是某些人的专利，而且革命是人生的手段而非目的，既然旧革命党已成钝器，社会进化又需要革命，所以要创造新革命党。所谓新，即革命之外还能干人生种种正当勾当，具体包括独立生活的技能、浪漫的性质以及广义的“贞操”。有了新革命党，中国才能有所为。8月25日，康白情专门致函戴季陶，表达上述意思，并征询戴的意见。

9月11日，戴季陶反复思考后予以回复，关于革命与革命者的问题做了长篇辨析，尤其是在复函的结尾处，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革命的事业到底是甚么呢？我们所要努力的具体的方法是甚么呢？是不是政权的攘夺？是不是兵力的征服？是不是要掌握财权？不是的！都不是的！”戴季陶用七句话表达了自己积极的答案：一是全人类普遍的、平等的幸福，是革命究竟的目的。二是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改造，是革命现在进行的目的。三是中国人民全体经济的生活改善和经济的机会平等，是现在进行目的的理想形式。四是普遍的新文化运动，是革命进行的方法。五是智识上、思想上的机会均等和各个人理智的自由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意义。六是文字及语言之自由的、普遍的交通和交通器具的绝对普及（如注音字母），是造成理智上机会均等的手段。七是“平和的组织的方法及手段”，是革命运动的新形式。[１２]这七条，颇有新文化运动纲领的意味。戴季陶关于革命与革命者的长篇辨析，未必能够说服康白情，可是在回信的最后希望康白情和全体觉悟的青年担负起新文化运动的大责任，无疑打动了康白情。从此，康白情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其他同人一起，在各种场合积极鼓动和推行新文化运动。

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确定了行动的大方向，少年中国学会以鼓动推行新文化为己任，继李大钊呼吁做两种文化运动之后，宗白华也提出：“中国现在青年有两种奋斗的目的，同两种创造的事业：（A）奋斗的目的。（一）对于自心遗传恶习的奋斗，（二）对于社会黑暗势力的奋斗。（B）创造的事业。（一）对于小己新人格的创造，（二）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创造。”相比之下，宗白华更加关注新文化的创造。他认为：“社会组织与社会文化都是人类体合自然环境而创造的，时代迁变了，环境改易了，社会的组织与文化都要革故呈新才能适应，才能进化。……现在旧文化既有许多不适用的，新文化又未产生，于是中国陷于文化恐慌的状态，旧学术消沉，新学术未振，旧道德堕落，新道德未生。一切物质文化及政治状况、社会状况，皆呈一种不新不旧不中不西的形式，若长此以往，历时愈多，中国文化堕落愈甚，恐将陷于不可恢复的境地。所以我们青年实负有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责任。但是文化是全体民族的事业，不是几千几百青年学者所能创造成的，我们不过尽我们创新指导的责任罢了。还须全国国民一致奋进，才能达到新文化的实现。”

“少年中国”的新文化如何创造？“须先设想这新文化的内容，做个目标，再研究这新文化创造的方法。我们设想新文化的内容，又须先明白这文化概念的意义（中国人发阐学理与主张，往往不先将概念意义解释明白，所以文理茫昧，易生误会。吾等须改此病）。”尽管这样的毛病主要是清季来自日本的明治新汉语大量逆输入与汉语中文好譬喻的习惯相互作用而日益凸显，而且先定义清楚未必正确，大体把握学理性名词的语义的确是思维行事不可或缺的前提。按照宗白华的判断，“文化是人所创造，不是天运所生，又是时时进化，不是守陈不变。我们创造新文化是可能的事业，是应尽的责任。”文化包括物质、精神、社会三方面，创造新文化，须从这三方面同时进行。“我们要创造中国的新物质文化，也是须从研究科学入手，取法欧西，应用科学法则，依据实际生活，创造适宜中国民生的物质文化，使中国全体国民生计充裕，然后一切精神文化与社会状况才能发展进化。物质文化是一切高等精神文化的基础，非常重要。……若没有物质文化的基础，我们所理想的精神文化是不能尽致发展的。我们现在发展中国物质文化的方法，就是取法欧西，根基科学，还要有创造的才能发阐东方闳大庄丽的精神。”

所谓“精神文化的产品，就是学术、艺术、道德、宗教”。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产品价值很高，但现在不如欧美。“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东西两文化的缺点偏处，这是我们中国新学者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并且也是中国学者应负的责任。因为现在东西文化都有缺憾，是人人晓得的，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会两种文化的优点而加之以新创造的。这融会东西文化的事业以中国人最相宜。因为中国人吸取西方新文化以融合东方，比欧洲人采撷东方旧文化以融会西方较为容易。以中国文字语言艰难的原故，中国人天资本极聪颖，中国学者心胸思想本极宏大，若再养成积极创造的精神，不流入消极悲观，一定有伟大的将来，于世界文化上一定有绝大的贡献。这是少年中国新学者真正的使命，真正的事业。不是提倡一点白话文字，介绍一点写实文学就了事的。”

宗白华的观念主张与通常所指北京大学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所谓“新文化派”的认识不尽相同。说中国精神文化不如欧美，与胡适等人合拍，说要融合中西，就有些歧义，说中国古代精神文化价值很高，分歧更是显而易见，说创造新文化不仅为改造中国所必须，而且为人类社会所需要，可以贡献于世界文化的未来，恐怕无法被认可，至于说中国更适宜融会东西文化，在胡适看来一定是东方文化自大狂作祟。

关于现在青年学者创新文化进行的方法，宗白华的看法与《新青年》同人近似，“就是先于各种自然科学有澈底的研究，以为一切观察思考的基础，然后于东西今古的学说思想有严格的审查，考察他科学上的价值，再创造一种伟大庄闳根据实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作我们行为举动的标准，不是剽窃一点欧美最近的学说或保守一点周秦诸子的言论，就算是中国的精神文化。我们还要刻苦的奋斗，积极的创造，数十年后，中国或者才实现一点新精神文化的曙光。照现在的现状，实在还无精神文化可言（学术艺术道德无一足称）”。由于欧学输入未久，“不但真正科学没有发展，就是科学严格的法则，客观研究的精神，还未曾深入中国新学者的脑经〔筋〕，中国遗传的文人头脑尚未曾改作科学头脑，提倡新学的还是偏于文学方面，于科学方面无所发扬。一班青年也还是欢迎文学的多，对于科学没甚趣味”。虽然作为过渡现象不能深责，但是以后要加以改良，“对于一切学术事理，皆要取纯粹客观注重实证的态度，基础西方科学严格的精神，利用东方天才直觉的能力，发阐世界真理，建造新学术、新艺术、新伦理、新宗教，以造成中国的新精神文化”。

创新文化势必涉及与旧文化的关系，宗白华要保存发扬中国旧文化的精神并且作为吸收西方新文化的依托，与在此前后章士钊针对北京大学新旧冲突反复鼓吹的调和论不无近似。在宗白华看来，“我们所谓新，是从旧的中间发展进化，改正增益出的，不是凭空特创的，勿要误会。其实现在欧美新文明对于我们理想的新文化又算是旧的了。中国旧学说、旧道德、旧艺术中，实有很多精华不可消灭的。我们创造新文化，正是发扬光大这种旧文化，加以改正增益而已。……所以我们所谓新，即是比较趋合于真理而已。学术上本只有真妄问题，无所谓新旧问题。我们只知崇拜真理，崇拜进化，不崇拜世俗所谓新。古代发明的真理我们仍须尊重，现在风行的谬说，我们当然排斥。学者的心中只知有真妄，不知有新旧。望吾国青年注意于此，凡事须处于主动研究的地位，勿趋于被动盲从的地位。我们全副精神须在于‘进化’，不是在于世俗所谓‘新’，世人所谓新，不见得就是‘进化’，世人所谓’旧’，也不见得就是‘退化’（因人类进化史中也有堕落不如旧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有进化的精神，而无趋新的盲动。我们融会东方旧文化与西方新文化以创造一种更高的新文化，是为着人类文化进步起见，不是为着标新立异”。这样新旧循环以及融合东西可以创造高于西方新文明的新文化的见解，恐怕无法得到胡适等人的认同。

更为重要的是，宗白华的新文化运动不限于思想启蒙，而着眼于“社会文化”。“社会文化Sociale Kultut就是社会一时代的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社会状况时时变迁，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也时时革新。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独夫专制改成君主立宪，又由君主立宪进成民主政体，数十年间变更已多。世界经济组织亦正在大变动中，未知所届。我们中国号称民主政体，本是极合世界政治潮流。但是有名无实，国民的言论自由都不能发展，真是中国民族的大耻辱，贻笑世界。”究其原因，是中国人道德智识程度不够。“因为中国民族愚惰懦弱，所以才产生这种专制独断的军阀官阀。如果国民有独立自治的天性，崇尚自由的思想，威武不能屈，利害不能动，深知世界潮流，了解民主真谛，军阀官阀一定不能生存在这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少年中国少年对于中国政治没有别的方法，还是从教育方面去促进国民道德智识的程度，振作国民独立自治的能力，以贯澈民主政体的真精神。”实行这些老生常谈，目的还是要革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组织。

总之，中国现代青年奋斗创造的最后鹄的，“就是建立一个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这少年中国的肉体已经有了，就是这数千年老中国的病躯残骸，我们现在只要创造一种新生命新精神输入这老中国病体里去，起死回生，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出现了，但是要快快着手，莫待老中国断了气，就为难了。我们创造这新国魂的方法，就是要中国现在个个青年有奋斗精神与创造精神，联合这无数的个体精神汇成一个伟大的总体精神，这大精神有奋斗的意志，有创造的能方，打破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压制侵掠，发展自体一切天赋才能，活动进化，不是旧中国的消极偷惰，也不是旧欧洲的暴力侵掠，是适应新世界新文化的‘少年中国精神’”。[１３]让全体青年奋发有为，给旧肌体注入新精神，创造新国魂，就是创造新文化，就是创造适应世界新文化的少年中国精神，这不仅使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与原有的少年中国精神合为一体，而且让少年中国精神更加与时代合拍。

李大钊和宗白华两人的意见不尽相同，共同处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要推进新文化运动，二是要实行个人与社会改造，二者相辅相成。这与《新青年》同人除陈独秀、李大钊以外的单纯思想启蒙取向明显有别，却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向相当吻合。循着这样的方向，王光祈进而提出《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画》，他承认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信仰不一，多信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共同的趋向“就是承认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是不成功的。若要现在的中国人能有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必先使中国人的思想习惯非澈底的改革一番不可，非经过一番预备工夫不可。少年中国学会的目的，就是努力从事这种预备工夫”。预备工夫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相结合，“智识阶级中我们认为现在正受教育的青年学生最有希望，我们以为现在青年应该加入劳动阶级运动——或是农村或是工厂，……工厂农村皆须有我们青年的足迹，亦就是我们改革社会的起点。”具体目标是学生、华工、华侨三方面联合，若能成功，改造中国的机会便到了。“我们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换一句话说，本学会是主张社会改革的团体，从教育实业下手，因为教育可以革新我们的思想，灌输各种智识，实业可以增益我们物质上的幸福，减少我们生计上的痛苦。”创造新文化与改革旧社会，是一体两面的事业，“少年中国学会虽是少数青年的结合，少年中国学会的精神却是中国大多数青年思潮的结晶，……中国青年是世界新文化的创造者，是中国旧社会的改革者。有了中国青年的思潮，然后才有少年中国学会的产生”。[１４]

本着坐言起行的方针，少年中国学会一方面让所有成员充分发表意见，一方面陆续开展各项事业。鉴于《少年中国》只能登载学理性文字，关于应用科学的佳作不能发表，而且没有实际调查的记载，经会员提议，又创办了《少年世界》月刊，专载各种调查及应用科学文字。《少年世界》宣称：“本月刊与《少年中国》月刊不同的地方：《少年中国》月刊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少年世界》月刊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１５]报导的消息包括学术世界、劳动世界、学生世界、妇女世界、华侨和民族自决运动，调查包括学校、工厂、农村、出版界等。

1919年11月9日和30日，《少年世界》编辑人员两度开会讨论并决定具体分工等相关事宜。[１６]由左学训草拟、会员公同改订、以本社同人名义发表的发刊词《为什么发行这本月刊》提出，改造中国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本科学的精神，研究现代思潮，使中国人对于现代思潮的趋势，有一个明确观念”。第二步“详细纪载由现代思潮演成的事实，给中国人一种更深的刺激”。第三步“根据思潮和事实的趋势，草一个具体的改造中国的方案”。《少年中国》月刊是做第一步工夫，《少年世界》月刊便是做第二步工夫，第三步要让中国全体青年去做。并且宣称：纪载的范围永远限于“社会的活动”，决不会谈政治。第一个朋友便是学生，所以对于学生的消息特别注意，“尤注重国内外各学校的详细调查，给现在的中学生一个‘入学指南’”。第二个朋友便是劳动家，所以对于华工消息、工厂调查、农村生活特别注意。第三个朋友是华侨，所以特辟一栏。少年中国学会的重点在于影响青年，所有栏目的纪载或是社会的黎明运动，或是各种科学的专论，旨在供给青年参考资料。[１７]而“学生世界”调查报导的重要事项，就是各地学生的文化运动。“地方调查”一栏，也单独列出各地的文化运动。

方东美在南京分会欢迎杜威时的致词中，刻意阐述了现在着重于新闻事业活动的两个理由：一是“关于世界文化进行之聪颖的了解及特殊形势或问题之智识的洞察的急需，呼出我们研究的态度与兴趣，所以我们急急研究科学哲学及支配近世大同的德谟克拉西的社会之基本组织、范形及精神的各种主义。这种研究的结果，使得我们明白西方人类进化的步骤何等迅速，东方人类逃出迷途的步骤何等迂缓，所以我们特向国人大声急呼是‘急起力追’，以便与世界上一切进步，都成了整齐的步武，然后由同力合作的途术去谋必需的改造。本学会所发行几种杂志及其他印刷品，就用来宣布我们本科学精神研究基本及特殊问题所得的结果，终久庶可以引出国人协同的精力及活动，来与这目前的形势行相见礼。”二是生活的各方面向来拘泥于惯例的形式，是因袭的盲动，不是创造的活动；是非社会的，一切行动的领域限于狭隘的家庭里面；是无科学精神的，一切信仰都是固陋，一切思想全不合理。男女生活毫不根据平等的原则；神圣人权及思想自由，都因万恶的武力仍旧弥漫于全国，为社会改进极笨重的障碍，而未得保障。对于这些生活惨状深深疾恶，所以向那安全及光明的境界的运动，受着知识勇气及动力驱使，速度格外加快。理想中少年中国必须建在创造的、社会的及科学的美德上。要过理性科学的真确生活，主动批评惯例遗传的私见及信仰。这些统统是本学会杂志传播的意见。我们会员只有68人，不能为人代劳，事事包办，必得要发动智识的及社会的革命，变革人心，改换思想及行动的方术，使全体国民自愿行动。希望“先知给我们忠告和指导”。而杜威正是德谟克拉西的先知。[１８]

与此同时，王光祈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赞助下，于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计划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设法推行。如能推广，“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此事发端，是因为“自从欧战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之象，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去年二月由沪返京，取道金陵，曾与左舜生君讨论一次。去年夏间又有一封长信论及‘小组织’事，颇引起社会上研究‘新生活’的兴趣”。可是中国人向来有只说不做的习性，这回讨论工读互助团，又怕犯这毛病，所以王光祈在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后，“立即奔走筹画，不到一星期，居然有了头绪，不到一个月，居然组织成功，其中最出力的，当首推陈独秀先生”。[１９]发起人还有顾兆熊、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陶孟和、程演生、王星拱、高一涵、张崧年、罗家伦等。其初衷是实行半工半读主义，“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２０]所以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２１]蔡元培虽然觉得“读字不如学字的好”，改“工读”为“工学”，却推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并且认为如果全国和世界的团体都照此做法，就可以解决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最重大问题。[２２]

蔡元培的希望，期于长远，王光祈等人的“新生活”，直接的目标还是为具有新思想实行新文化的青年提供社会支撑。1920年12月10日，王光祈致函恽代英，特意提到“近来文化运动，有许多青年受其感化，亟谋脱离家庭。然社会黑暗实较家庭为甚，故不能不组织互助团体，以图自卫。一面反对腐败之家庭，一面抵抗黑暗之社会，此亦为组织工读互助团动机之一”。恽代英则主张能力未充之前，须委曲求全于家庭，不可轻易脱离。王光祈不以委曲求全为然。[２３]恽代英的看法却是：“不委屈求全的，不定是好少年。因为怨望别个是最容易的，反躬自省是最难的。不反躬自省的怨望别个，大概是一般新文化少年共通的病，我看他们究竟软弱，究竟浮浅。”不委曲求全，就不能刻苦，不能过团体生活。[２４]

恽代英要求青年能够忍辱负重，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于1920年4月22日致函全体会员，认为依照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我们不仅仅是讲学的团体，亦不仅仅是做事的团体，且不仅仅是讲局部的学做局部的事的团体。我们的目的，在于创造适应少年世界的少年中国。社会活动，一方是以创造少年中国为目标，一方亦以本科学的精神为条件。……要成个健全的、互助的、社会活动的团体，第一我们不应忘记我们迟早是做事的人，不是永远读书的人，那便要知道：（一）我们的事业，不永远仅是讲学。（二）我们的事业，不永远仅是靠文字的鼓吹。我并不蔑视讲学与文字鼓吹的功效，不过我信读书的人，非自身投入实际社会生活，那便讲学与文字鼓吹，亦每易不能合于实际社会生活。我们中国二千年的业儒，便是中这个毛病。……我以为我们同志，总不要忘了社会的实际生活，社会的实际改造运动，讲学与文字鼓吹，有这种色彩，对于创造少年中国，才有切实效益。……第二我们固然应该注意今天是预备做事的时候，亦同时应该注意今天仅仅是预备做事的时候。所以我以为：（三）我们不应该敷衍的做社会事业，做我们不愿做的。（四）我们不应该虚伪的做社会事业，做我们不能做的。”[２５]恽代英所说，就是坐言起行的关系，一方面要把讲学与文字鼓吹的新文化运动落实到投入实际社会生活做事上面，另一方面则要根据社会实际需求来确定应当做的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

三、以运动收文化之效

少年中国学会设总会于北京，计划在全国各地及海外有会员5人以上之处设分会。先后成立的有成都、南京、巴黎分会，上海虽筹备却最终未能成立。据说东京也成立过分会。[２６]此外，在武汉、长沙等地，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相当活跃。

新文化运动初兴，杨贤江撰文讨论学生与新思潮的关系，就注意到“今日所称之新思潮亦多矣，有关于社会者，有关于家庭者，有关于政治者，有关于经济者，又有关于妇女、儿童与劳工者，所谓‘新社会’‘新教育’‘新生活’‘新文艺’等等新名词，盖无一而非新思潮之产物也。然名词虽多，问题虽繁，而其所以为新者，则有同一之原素焉。其事惟何？则‘解放’与‘改造’之二种运动是已”。如果说解放是思想运动，改造则是社会运动。其结论是：“（一）新思潮为适应于现代之思潮。（二）新思潮之精神为‘人本主义’。（三）学生对于新思潮，宜取顺应之态度，注重于自由研究与共同活动，以谋个性与群性之调和发展，因以完成人格。”[２７]解放即启蒙思想，改造即革新社会，学生要通过参与运动，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完善自我。《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是研究系新学会的政论刊物，1919年9月1日创刊于北京，张东荪、俞颂华主编。按照杨贤江的解释，该刊的主张符合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特征，在各地学界受到广泛欢迎，被当作传播和推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不过所鼓吹的“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相辅并行”与国民党的意见相符，反映了研究系的政治诉求，而与一般新文化运动止于社会事业的理念有所冲突。

半年后，杨贤江又进而讨论学生与文化运动的关系，他说：“文化二字的意义，是文明的普遍化。……运动两字，不过是普遍的传播底作用，表示进行，实现的意思，但要文化收效，运动却是个利器。”有人将文化运动解释为平民化，大概不错，范围略小。“和文化运动相对的有政治运动。政治运动是从上面做起，而文化运动是从底面做起。从底面做起的，可以澈底，可以普遍，可以永久。文化运动对于别的社会运动，又是一种基本的运动。可以做各种改革运动的利器。因为他是教人明白‘为什么’、‘怎样做’的重要方法，是要人做个能自动、能自主的人，是一种要用智慧并且引起智慧的运动，所以文化运动的对象，就是平民思想底开发和促进。”据此定义，文化运动推行的方法分为专门、通俗两面，专门是专就高深的学理设法推广，具体分为输入、研究、宣传三步。通俗是就平民的知识、道德、能力，设法开通、促进，具体有办义务学校、行通俗演讲、印浅近书报三种。三种方法对促进实现群众运动有利。新时代的学生要服务社会，所谓文化运动，就是社会服务的一种。社会服务除文化运动外还有其他如禁烟酒、劝用国货等，文化运动也还有其他机关担负，学生与文化运动不是全部的关系。教育发达的国家，包括文化运动的大部分社会服务不由学生负责。中国事实上懂得文化运动必要并能实地进行的人，以在校学生居多，所以要负提倡实行文化运动的大部分责任。“现在我国的学生，须要加倍的努力，来建筑个做社会运动先锋的文化运动基础”。

文化运动是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基本运动，学生做文化运动，更应当做一种文化运动的根本运动，即一方面加重自己的研究工夫，一方面普及文字的势力范围。首先要了解新思潮是什么，文化运动是什么，现代学生的新责任是什么。“我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在地域上要求普及到全国各地；在势力上要求影响到各个平民”。第一希望全国各省、县、乡的学生，都要负担文化运动一部分的责任，推广识字。第二希望出版的书报门类很多，用极浅近的文字，适应一般稍识文字的人，增进他们的知识，引起他们的同情。“果能这样做去，我相信文化运动定有很好的成绩。文化运动果然收效，一切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都容易解决了。”[２８]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大部分自己就是学生，所以学生与文化运动的话题，他们正是主角，在各地新文化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1919年9月17日，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召开理事会，康白情提议：“吾人此后唯一之天职，在乎尽力于文化运动。国人懵懵，酣睡未醒，犹赖吾党先觉登高疾呼，砭其痼疾，而国人脑质之贫弱，血清注射之余，尤须加以滋养。由前之说，则宜有关于批评之出版物为血清运动。由后之说，则又宜有关于学术之出版物为滋养运动。”会议决定创办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月刊，于1920年1月1日出版；总编辑由理事会礼聘一人，公推康白情担任。[２９]另一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许德珩则任《全国学联日刊》总编辑。

10月，北京各校学生会改组为常设组织，26日，北京大学学生会评议部在该校法科大礼堂首先召开成立大会，主席方豪致词称：“吾人以后救国之根本方法为文化运动，欲使国民人人悉能为共和国之健全分子，以实行真正的平民政治，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达，此学生永久机关组织之所由来也。”同学代表许德珩讲话亦“谓学生会以后之急务为文化运动。（一）社会的。（甲）平民学校；（乙）平民讲演；（丙）发行日刊。（二）国际的。办理通讯社以流通国内外之消息。”[３０]方豪虽然不曾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与北大中的多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交往甚密，以文化运动为根本方法，也与少年中国学会合拍。

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与少年中国学会关系密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当中，北京大学毕业及在校学生占比不少。曾琦出国后，于1919年7月1日函告周太玄、李幼椿：学会的进行，“有润玙（王光祈）在京主持，将来润玙或赴南洋，还有守常（李大钊）、愚生（陈淯）、守和（袁同礼）、（黄）日葵、楚僧（许德珩）诸友，现在又新加入易克嶷、康白情、孟寿椿、徐彦之诸君，皆北京大学最优秀分子，必可商同办理一切”。[３１]可见北大学生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

11月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特开北京学生全体大会，欢迎慰劳10月1日被警厅拘捕、11月7日获释的全国各界请愿代表32人。学生联合会主席致慰劳词谓：“今敝会已抱定文化运动主义，尤望各地一致行动，破除隔阂，齐心努力。”康白情演说则称：“文化运动是总解决的方法，如请愿等等是零碎解决的方法。今后我当抱定宗旨，以两法兼用而进行之。”[３２]媒体对此极为关注，并予以高度评价：“北京大学为全国最高学府，年来内部活动之力极大，其势力似已弥布于域内，可称居全国思想之中心。盖自蔡氏接任校长后，对于文理两部极谋改进，所有教员颇多富于进化思想之人，内部酝酿已非一日。迨欧战既停，全球人心一变，而该校师徒之思想，亦如春笋惊雷脱地而起，未几遂有五四之役，举国学界联成一大团体，以解放思想、改良社会为目的，专从事于文化运动。观于近来出版物之多，已可想见。北京学校除北大外，若高师、法专、农专、工专、清华等校，以感受思潮之故，青年学子态度迥异于前，中等学校大率亦复类是。”[３３]

后来《申报》专文介绍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新潮社、新知编辑社、哲学研究社、中国社会学会，称它们“皆所以策文化运动之进行，继续‘五四’未竟之大业，而其因缘牵合，殆无一不与北大发生关系焉”。[３４]实际上，北京大学的学生组织从事新文化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更为直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北大学生有的就是北大学生小团体的骨干成员，如黄日葵是《国民》杂志编辑，康白情、徐彦之是新潮社干事，孟寿椿更是一身二任。他们同时活跃在各种团体中，将不同组织的宗旨办法相互传导。

少年中国学会本身的活动以文化为中心，两种月刊之外还编辑出版了一套丛书，成都分会出版了《星期日》周刊，《少年社会》则与南京分会关系密切。在海外的会员创办了巴黎通讯社，并准备于1920年筹办成立美洲通讯社。此外，一些会员在各地参与主办学术刊物，或是成为主要撰稿人。宗白华主持的《时事新报·学灯》，于1919年8月开辟《新文艺》栏。其他形式主要有学术谈话会和演讲会。按照学会规约第23条，一地有会员3人以上者，即应组织学术谈话会。南京分会率先实行，每月一次，北京取其经验，与常会合并办理。还在筹备期间，少年中国学会就计划举行讲演会，因会员散居各地，无从聚集，改为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中开辟“名家讲坛”，请名人撰文代替讲演，先后有章太炎、胡适、梁漱溟等讲述。[３５]学会成立后，讲演会不定期举行，1920年4月21日午后3时，请李石曾在北京大学法科大讲堂开讲演大会，报告《中国少年与社会之新潮流》，到者约六七百人。[３６]后续还拟请任鸿隽讲演。1920年5月8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的常会上，由执行部提议，以名人讲演为本会重要会务，应每月举行，以益学识。经多数通过，决定以后每月必须举行一次。[３７]

少年中国学会一开始就明确不与其他团体结党，唯一的例外是与觉悟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人道社共谋改造事业的团体大联合。[３８]1920年，北京大学组织的游日团于4月28日离京赴日，作宣传及视察之事业。[３９]游日团正式成员4人，即康白情、徐彦之、孟寿椿、方豪，另由黄日葵（北大预科同学）任翻译员，除方豪外，均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且都是学会执行部重要职员。游日团虽由北大派出，同时又受学会执行部委任，“以少年中国学会代表名义，接洽其种种新文化运动团体，作相当的宣传”。[４０]该会还在美国设中美书报代售处，不含营业性质，课余做三种事：一是有条理地介绍美国书报，以便国人做系统的学术研究。二是使国人能廉价购书。三是“输出国内最近出版之书报，以便华侨及留学生注意于国内新文化运动者之购阅”。[４１]

湖北的恽代英觉得，“文化运动现在在学生界情形很好。虽然出版物有些滥杂重复，然而这既是必有的现象，而且许多少年从这里很可以练习他做事的能力同品性，害少而利多，为什么不鼓励扶助他呢？但是，除学生的文化运动以外，还有市民文化运动与乡村文化运动。这两种以市民文化运动更要紧，因为他直接对于政治同社会有关系。我的意思，这市民与乡村两种文化运动，因为对手程度较低，所以办法与前不能完全相同，宜注意事实，不宜注意理论”。[４２]为此，他准备出版《市民旬刊》，重要新闻简单写出，散发为主，教社会不满于现在的状态，以为革新的动机。

开办非营利性的书报社，被认为是开展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形式。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于1920年2月正式营业，最注意的“不在营业，在于介绍文化”，是一个专“卖新文化出版的处所”。照主办者所说，“利群书社是一个营业的机关，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场所，是一个修养会社的结晶体，是一个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其动因主要有三：其一，之前成立了很多小会社，都以助人为号召，使大家易于接受新文化。其二，从《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出世后，湖北同人发起了《新声》半月刊，从事新思潮的研究。“这个刊物，内容实在浅薄得很，但却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或者亦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新声社的社员为了这个刊物，捱了许多的骂。但是便这样的越发助成他们成了新文化的研究者，亦助成所有互助社乃至别的会社的社员都有些趋向于新文化旗帜下面。一直到了现在，利群书社的分子仍勉力本着他们勤劳牺牲的精神，做他们文化运动事业。”其三，恽代英向来最爱看杂志，爱投稿，与杂志界有来往。《新潮》出版时托他代售，后来《新青年》亦托他代售。此时恽代英在中华大学任职，见青年想知道世界最近政潮思潮大概，屡提倡学生多看杂志。“积了一年的力量，又值‘五四’以后新文化的花遍地茁发”，[４３]于是创办书社来实现理想。

无独有偶，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也大力举办文化书社。湖南的新文化运动，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各地进行得最有声色之处。戊戌时期一度闪耀新学光芒的湖南思想界，因为没有性质纯粹的学会，没有大学，留学西洋的少，且不能持续研究专门之学，留学东洋的又被黄兴吸去做政治运动，加上政治纷乱，没有研究的宁日，缺乏中心思想，20年以来，黯淡已极。“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各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学会遂以成立。”健学会发起于1919年6月15日，时湖南省教育会会长陈润霖邀集省城各学校职教员徐特立、朱剑凡、汤松、蔡湘等在楚怡学校开会。陈润霖报告立会意旨，比较四年前北京大学学生以做官为唯一目的，即大学以外的学生亦莫不皆然。近期所见迥然不同。“大学学生思潮大变，皆知注意人生应为之事，其思潮已多表露于各种杂志日刊中。因之京师各校学生，亦顿改旧观，发生此次救国大运动”。动因为蔡元培任大学校长以来，注入哲学思想、人生观念，使旧思想完全变换。学生救国运动实出学生之自动，及新旧思潮之冲突。“盖自俄国政体改变以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即使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允许社会党人活动。“国人当及时研究，导之正轨。同人等组织学会，在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澈底之研究”。朱剑凡演讲“主张各除成见，研究世界新思想，服从真理”；向绍轩“主张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会则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输入新思潮的方法包括：随时搜集最近出版的图书杂志，供会员阅览；请海内外同志调查报告；介绍名人谈话。传播方法则是讲演和出版。[４４]该会成为湖南接纳新文化运动的铺垫。

在健学会之前，毛泽东等人已经组建了新民学会，曾经参与其事、已经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就如何开展文化运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学会办文化运动本为应有之事。我们既不为浮游于大码头的文化运动，则根本上的组织和训练，比之出报、出杂志更重要。现少年中国学会（此会在四川本地无根据）专以办文化运动为事，我以为好，但是我们的须更进一步。”“我以为我们于文化运动，大可仿照李石曾贴邮花的办法。”具体而言，新民学会宜办三种邮花：“一种贴于男女师范学校，其法在办好会中学术演讲会及以个人与师范生之优秀者往返。一种贴于各县各乡的小学校，其法以上之联络师范生为根据，俟他们返乡办学校，即可实行。或择现任各处之小学教员通信及介绍书报启发之。一种贴于现行之各出版物上。此三种邮花，皆可济会中经营之穷。（因会没有钱）而其作用与自办差等。”现在中学以上的文化运动各处都已迸发了，新民学会宜着重注意小学文化运动以外劳动的文化运动。办法一是小学计划成，同时应筹划劳动教育。二是鼓吹各种合作运动，消费组合、贷借组合要紧。三是出一些小册子（仿新生活）。四是好小学能设法多收农家子弟更好。五是约聚会友中的兄弟亲属讨论，启发一下。[４５]

湖南的新文化运动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影响，使得毛泽东等人的视野较一味向西的胡适等《新青年》同人有所改观。因为在一省范围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声名鹊起的毛泽东和胡适一样，否认已经有新文化，只是理据有所不同。他在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断言：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得希奇。有些没有眼睛的人，竟把“了不得”三字连在“湖南人”三字之下。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澈底些说罢，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到是我们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划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４６]

胡适主张的新文化在泰西，毛泽东眼中的新文化则是新俄，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向往苏俄社会主义的志同道合者为数不少，人数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也不在西式民主主义的笼罩之下。

文化书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书——一百二十种，报——四种，杂志——五十种（月刊三十种，半月刊二种，季刊二种，周刊十三种）。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４７]为了扩大新书报的影响，毛泽东还积极推广读书会，认为形式很好，应从自己做起。“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４８]

文化书社正式开幕于1920年9月，为了推广新出版物于全省各县起见，最注重开设分社，“欢迎各县同志在各县城及各市镇（凡能通邮之处）开设分社，分销本社各种新出版物。即用某地文化书社之名开设（如平江文化书社、浏西文化书社）”。[４９]计划75县各设分社一处，每分社有社员10人，总共就有750人。“大家晓得现时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如果经营得法，一个书社的效，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因此我们为扩张社务，并推广各县分社起见，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我们计划于二年内替书社筹足公共资本三千元）。”书社与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印书馆图书公司以及新式书社建立联系，销书160余种，杂志40余种，报3种，供不应求。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刺激，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读，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买书的人以学界为多，《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也不少。青年为多，壮年以上次之。已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成立7处分社，此外还设贩卖部7处，并且正计划组织编译社、印刷局。[５０]

[１]详见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

[２]房芳：《“新文化”如何成了一种“运动”——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中心的探究》，《学术月刊》2009年第1期。

[３]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第15-19页。

[４]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从最初的理想认同到政治思想的激烈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页。

[５]《本会通告》，《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第43页。

[６]《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第37-38、41页。

[７]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第1-6页。

[８]宗之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第47-49页。

[９]《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纪闻》，《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第49-51页。

[１０]《〈少年中国〉月刊的宣言》，《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

[１１]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第1-3页。

[１２]戴传贤：《革命! 何故? 为何?——复康君白情的信》，《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第2-5、29-30页。

[１３]宗白华推动新文化的主张皆出自宗之櫆：《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少年中国》第1卷第5期，1919年11月15日，第2、6-11页。

[１４]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画》，《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第1、6-8页。

[１５]《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20年1月1日，封底。

[１６]《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纪闻·发行〈少年世界〉》，《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第49-50页。

[１７]本社同人：《为什么发行这本月刊》，《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20年1月1日，第1-2页。

[１８]《会务消息·南京分会会员与杜威教授之谈话》，《少年世界》第1卷第6期，1920年6月1日，第63-65页。

[１９]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第42页。

[２０]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第43-45页。

[２１]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第42页。

[２２] 蔡元培：《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第1页。

[２３]《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1921年5月15日，第64页。

[２４]《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1921年6月15日，第69页。

[２５]《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第66页。

[２６]《会务消息·南京分会会员与杜威教授之谈话》，《少年世界》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第63页。

[２７]杨贤江：《学生与新思潮》，《学生》第6卷第10号，1919年10月5日，“论说”，第60、66页。

[２８]杨贤江关于学生与文化运动关系的讨论皆见《学生与文化运动》，《学生》第7卷第4号，1920年4月5日，第1-5页。

[２９]《学生联合会总会消息》，《申报》1919年9月22日第10版，“本埠新闻”。

[３０]《北大学生会评议部成立》，《申报》1919年10月30日第3版，“国内要闻”。

[３１]《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第41页。

[３２]《京津学界慰劳请愿代表记》，《申报》1919年11月12日第6版，“国内要闻”。

[３３]市隐：《北京通信·都门教育界近况》，《申报》1919年12月11日第6版，“国内要闻”。

[３４]静观：《都门文化运动中之四结社》，《申报》1921年1月12日第6版，“国内要闻”。

[３５]《本会特别启事》，《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封里。

[３６]《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报告》，《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第55-57页。

[３７]《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报告》，《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1920年6月15日，第63页。

[３８]《附录·改造联合宣言》，《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第65-67页。

[３９]李永春、史飞：《少年中国学会与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游日团》，《民国研究》总第2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４０]康白情：《致少年中国学会诸同志》，《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74-75页。

[４１]《中美书报代售处缘起》（1920年11月1日自美国寄），《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第56-57页。

[４２]恽代英：《民国八年日记》，《恽代英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8-349页。

[４３]恽代英：《利群书社》（1920年10月），《恽代英全集》第4卷，第250-252页。

[４４]《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64-366页。

[４５]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页。一些论著指蔡和森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应误。

[４６]《发起文化书社》，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31日第6版，“来件”；同年8月24-25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在长沙《大公报》第7版“新文化运动”栏全文刊载，文字略有不同。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499页。

[４７]文化书社同人：《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1920年），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0页。

[４８]文化书社同人：《读书会的商榷》，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51页。

[４９]《分社简章》，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48页。

[５０]《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节录），1921年4月，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57、59-60页。

（下）

四、新文化的真精神

早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初，宗白华、魏时珍等人就对《少年中国》月刊的文字表达过意见，牵涉新思潮和新杂志的一般流弊。[１]王光祈后来将他们的意见概括为“对于当时所谓文化运动略有批评”，并披露相关的秘事。其时恰好北京的几种新文化杂志主笔聚会，谈及魏文，斥为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并协谋抵制《少年中国》月刊之法。座中某某大学教授遂提笔作“随感录”数则，“极谩骂之能事，将于某杂志发表”。这几位主笔转身将消息透露给王光祈，表示愿出面调停，“谓《少年中国》月刊以后起之秀，乃持此种论调，势将不利于新文化运动前途，其弊实较《国故》党为尤甚。倘《少年中国》以后少登此种文字，某杂志之随感录以及其他攻击论文，亦不发表云云”。王光祈闻言大怒，坚决拒绝交易，表示少年中国学会无虑攻击。后来随感录并未刊出。[２]这一情节，显示少年中国学会在新文化运动中与其他各方存在分歧，有些过节。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行，一些之前比较模糊的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困扰着从事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以新文化运动为己任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自然更加频繁遇到。因宗白华的大力推举得以新诗享誉一时的郭沫若很想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未能如愿，看到《少年中国》连续两期讨论新诗问题，郭沫若于1920年1月18日致函康白情，说田汉才配做“我国新文化中的真诗人”，并提出孔子是具有球形发展的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Fantheism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Kinetisch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底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透彻的文学。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底存在，是断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底文化有个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底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我常希望我们中国再生出个篡集《国风》的人物——或者由多数的人物组织成一个机关——把我国各省各道各县各村民风俗谣，采集摆来，采其精粹的编集成一部《新国风》，我想定可为‘民众底艺术宣传’‘新文化建设底运动’之一助。我想我们要宣传民众艺术，要建设新文化，不先以国民情调为基点，只图介绍些外人言论，或发表些小己底玄思，终竟是凿枘不相容的。……我想孔子那样的人是最不容易了解的，从赞美他方面的人说来，他是‘其大则天’，从轻视他方面的人说来，他是‘博学而无所成名’。我看两个评议都是对的，只看你自己的立脚点是怎么样；可是定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祖’，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底罪魁，‘盗丘’，那就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３]由新诗到新国风再到评孔子，彰显了新文化运动的空间，也反映出内容的宽泛和观念的各异。

内容宽泛还会造成套话、空话甚至假话。郑伯奇比较去年胡适的《问题与主义》（《太平洋》第2卷第1号）说问题变成主义的次第和主义的危险性，觉得与柏黎所说“一度由意识构成的假定，次第固定，因而记忆之，叙述之，以传其说，或以传说或艺术之力，使之成了多少永久的环境的一部，但是因此等事实，被人误解，错误谬见就发生了”的意思相符，希望一般人相信此说，“给我们‘少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作个指南，使我们‘少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能生出一种特色，换句话，就是成为创造的，不作抄袭的”。[４]

内容决定形式，宽泛的内容导致新文化运动的形式有些随心所欲。恽代英致函全体会员，特意强调：“我们应该看清我们的目标，知道我们最大的任务在甚么地方，我们今天为这最大的任务应该下怎样的预备工夫，这样我们才是有力的社会活动团体。”有鉴于此，包括罢课、游行等学生运动，应该暂时不做。[５]恽代英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在有的会员看来，运动形式的滥用现象已经相当严重，“现在学生开口就是爱国，讲到爱国就是群众运动，讲到群众运动的办法，第一件就是罢课。这个实在是大大的心理错误，应当赶快纠正。《民国日报》里无射君曾经做过一篇《罢课的研究》，他以为罢课有三个目的：（一）力争外交，（二）推翻黑暗势力，（三）文化运动。我以为他的话是拟于不伦。”罢课未必能把外交力争转来，“讲到推翻黑暗势力，那就是说群众运动了。群众运动的别名就是革命。我固然承认现在绝对有政治革命的必要，不过假使真的要有大革命，小小学生罢课决不是有力量的导线”。至于用罢课的方式讲文化运动，更是可笑可哭。[６]

针对运动形式的问题，余家菊专文讨论《什么是革命的最好方法？》，他认为，鉴于清季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我们“应该抱定我们的方针，善用我们的武器，那末，‘文化运动呀！’‘文化运动呵！’才是出自心肠的话，才不是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的”。“我们既是认定制造社会意识为革命的最好方法，那末，自由交通、自由评论、自由讨论，构造公共意见的自由，选择方法的自由以及选领袖的自由，自然在社会生活占最重要的地位。应该给与社会上全体的人以最大的机会去听他自由发展。……只希望人民领袖的知识界，要认定制造社会意识是一切事业的根本，明白了这个道理，才配谈文化运动！”[７]所谓制造社会意识，其实就是将启蒙由青年学生推广到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下层民众。

内容的宽泛与形式的滥用，暴露出新文化运动的笼统性在影响广泛后逐渐走向负面。郑伯奇于1920年6月16日复函恽代英，认为少年中国学会不过是少年中国的一个团体，“决不是包揽少年中国文化运动的专卖特许的唯一机关”。“我们虽没有垄断的野心，我们却不可不存一番要尽我们的Best的决心”。春假期间他赴东京和田汉交谈，表示：“我看中国的文化运动渐渐‘走投无路’了。”并回答田汉的疑问道：“当欧战后，我们既看见欧洲列强的教训，又受了东方狡邻的压迫，加之国内数年来阴郁不平之气，勃勃待发，所以当这时候，自觉的青年不期而同，各地的‘爱国运动’‘文化运动’一时迸发。”各团体大同小异，“现在到了‘文化运动的分业期’了。当这转换期的时候，必有新团体发生，并且我们很盼新团体发生。这种团体，不能仅以几个抽象的新名词来号招，宁须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他的分子不仅是声气相应，情意相投，宁附有相当的能力”。国内提倡新文学三四年了，没有一个纯粹研究文学的团体及一种纯文学的杂志，当初能出白话文登新体诗便可了事，惹人注意，现在一般人怕未必能满意了。那时便想做一篇《文化运动之转机》来专讨论此事。“我的主要的意见是：提倡‘分业的文化运动’，把从前那集合于‘含混’‘笼统’的几个抽象名词旗下的团体改为有明确观念共同目的——外包最少内含最富的共同目的——的组织，一方唤起分业研究的兴趣，并研究所得的报告——就是印刷物。”[８]

郑伯奇试图打破的“含混”与“笼统”，首先体现于“新文化”的模糊性。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一周年之际，新加入学会的武昌文华大学学生陈启天在1920年8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上发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指出：“‘新文化’，这三个字，在现在个个人已看惯了，听惯了，说惯了；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现在的时髦，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究竟运动的是什么新文化？这个问题，如果自己不能解释出来，那不但不能消除反对派的误解和疑虑，就是赞成的人，也惝恍不明真相，终久不能得什么好效果，甚至于厌倦，自己抛弃了。所以我们爱想的人，都有这个‘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的疑问，很望那些提倡新文化的学者说个明白才好。然而，闹了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说明新文化是甚么的却很少，只有胡适之的《新思潮的意义》一篇，较为切要。他说‘新思潮是一种批评的态度，重新估量一切事件的价值。’又说‘新思潮在输入学理，研究问题，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可以稍解我们的烦闷了。”

新文化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人人以新文化运动家自居，可是新文化究竟是什么，却无人知晓，连提倡者也说不清道不明。更加可笑的是，陈启天以为胡适是新文化的提倡者，殊不知此时的胡适并不以新文化运动为然，甚至公开声称没有“新文化”，更没有“新文化运动”。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写于1919年11月1日，刊载于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此时的胡适并不赞成“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即使借用其说新思潮的意思，也不可能全面恰当地覆盖新文化运动的整体。陈启天虽然认为该文说明新文化是什么较为切要，还是清楚地看到彼此有别，明确指出，胡适的“这个新思潮的意义，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说。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会方面的新倾向，也是新文化里面的一种真精神。所以我解答这问题的意思，分两方面：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问题是，新加入的这一方面，刚好是胡适旗帜鲜明地自外于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

关于人生的新倾向，陈启天认为，“新文化的真精神，一半在解决中国现在切要的人生问题，就是人生由一种旧倾向到一种新倾向，那种倾向，就是人生一切行为的标准，倾向一新，人生也要随着新了”。人生的新倾向可细分为五项：一是由静到动。中国的儒老佛都主张静，“于是中国渐渐弄成了一种死沉沉的社会，国民也弄成了毫无生气的人生。到近来生物进化论输入，说人也是一种动物，由下等动物一步一步进化得来的，西洋哲学家更本生物学的原理，说人生的本质是动的，是要动的。以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为顶透澈，于是动的人生哲学相继输入，中国人生观因此大变，由静的到动的，由死沉沉的到活泼泼的。这是人生的一种新倾向，也是改良人生的正当倾向”。二是由竞争到互助。从前达尔文以生存竞争为天演公例，结果把人生弄成了罪恶的人生，世界弄成了战争的世界。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出世，证明互助为生物进化之一要素，竞争论的流毒才稍减。虽然互助与竞争都是生物进化的原因，但在社会进化方面，需要互助过于竞争。互助的范围越广，竞争的事件越少，人生才越进化。三是由家族本位到社会本位。中国数千年还在宗法社会时代，以家族为做事的标准，个人毫无自由，失了自己的人格，只是家族的附属，在社会就做了家族的牺牲品，很少人生的公道。古人说“各人只扫门前雪，不管人家瓦上霜”，甚至“以邻为壑”。这样无社会精神的人类，没有社会事业可言。所以现在人生的改造，要由家族本位到社会本位，才有希望。因为社会是全体，家族是部分，人人节制部分去顾全体，社会就发达，不然一定就衰败。近来中国的新机，发芽于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虽然有不满人意之处，那种牺牲的精神，确是由家族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初步。四是由军国主义到世界主义。从前有些人把国家当作人生的归宿，努力设法发展自国，摧残别国，结果两败俱伤，人民不堪其苦。欧战结束后，人民越发怀疑国家究竟有什么好处，能否有超国家的组织？国家为何多设军备，以互相残杀？吃亏的打仗的是平民，得利的坐享的是富豪。俄国苏维埃政府的成功，全是回答这些疑问得来。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万国社会党的国际劳动运动，无非是想在自杀的军国主义与相安的世界主义中间有所过渡，虽然事实上不大成功，精神上已多怀疑军国主义，倾向世界主义，迟早总会改变。我国思想熏染军国主义还不深，所以从事世界运动已成人生的一种新倾向。五是由贵族主义到平民主义。旧日的社会，奉行“亲亲”“贵贵”的贵族主义。社会上只有贵族有人格、自由和乐趣，天产、学术、文艺、教育、政治都由贵族所享有，完全是贵族的世界。生活于贵族权威底下的人，则一无所有。这种不合人性的组织自然要改变，由贵族主义到平民主义，才能发展各个人的特性，共同生活于世界。劳动运动、妇女运动都是由此推演出来。

关于思想的新方法，陈启天认为可分为两项：一是由垄断到解放。中国思想界久为儒家垄断，成了枷锁，很难解脱。自从胡适等提倡“事事要问他一个为甚么”，于是批评的精神到处可见，婚姻、家庭、丧礼、社会、妇女、男女共校等问题，都是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而来，就是从解放和批评的思想生出来的。这是新文化改造人生的初步，以后的变动，从此发韧。二是由迷信到科学。中国社会的思想界几乎全是迷信，种种神奇鬼怪，谣传无根，总有人信，有人说。学术界也多是“想当然”“莫须有”的论调，无缘进化。欲救这种毛病，只有科学思想。科学思想要有实据，有理由，有系统。换句话说，要根据事实归纳通则出来，再去实验。“总之，新文化的真精神，有人生的几种新倾向，可以产生新教育、新学术、新文艺、新道德、新制度出来，有思想的几种新方法，才易产生新教育、新学术、新文艺、新制度出来”。[９]

陈启天的新文化，与胡适的新思潮在普及与提高、启蒙与运动两个关节点上并不合拍，他开出的良方也未必得到普遍认可，但是所提出的问题却无疑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参与者普遍的困惑，因而引发相当广泛的讨论。新文化的旗号展开已经一年，新文化运动也在各地风起云涌，可是居然所有的人都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整体而言可谓各行其是，具体而论却难免懵懵懂懂。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下，集合了不满于现状、迫切希望改变却怀抱不同预期的各式各样的人群。

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同样有着类似的困扰。恽代英对于新文化运动因精神笼统模糊带来的负面作用痛加针砭，斥责“在这种杂志狂的所谓新文化潮流中，确实有些人，因要出风头而做文，因要做文而读书”。而道理上应该是为读书而作文。此外，“在这新文化运动中所产生的优秀青年，以我所见的，很觉得有一个应矫正的习尚”，便是过于讲卫生或美观，成了变形的奢侈。更为严重的是，“一般少年耳食了些自由解放的名词，只知看社会黑暗的一部分，全不看他光明的一部分，又只知责备人家，全不知责备自己，于是家庭还没有过分的压抑，自己已经有了过分的怨望。这样的人，简直是假借反抗恶家庭的名，向父母闹少爷公子的阔派。我常说谈无政府主义的少年，十个有九个不切实际，谈新思潮的少年，十个有七八个不切实际。因为这样的人，每每只知骂政府，骂资本家，骂旧学家，骂父兄，今天说人家怎样压制他，明天说人家怎样拘束他，全然不反躬自省，问问自己算甚么人。我自命是信得过新文化的人，但是我真不愿看这样不堪的新文化运动，彼此谬习互相鼓荡，牺牲了许多有希望的少年。”[１０]批评得如此严厉，可见新文化运动的流弊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海外的会员虽然遥隔万里，但从不同渠道获取各种信息，对于国内新文化运动的种种弊端也是有目共睹。1920年6月12日，李思纯从法国致函宗白华，指陈“国内今日‘宗教说’狠发达，这也是文化运动中间一个特殊的现象。一年前痛诋宗教的人，现在也翻然大谈宗教起来”。在他看来，这其实是知识界无定见的体现，听说詹姆士、罗素等不反对宗教或赞成新宗教，就轻易赞同。曾琦7月11日从法国函告左舜生：“据我看现在新文化运动的人，智识或许比从前的革命党稍微增加一点，但也不过能做几句时髦的文字，并无系统的研究。至于感情，并不见得比从前政治革命的人热烈，意志更是薄弱得几等于零。”从前著《国体与青年》，称30岁以上的人都染了旧习气，靠不住。改造社会、振兴国家的重任，只能加在30岁以下的青年肩上。如今不敢自信，我们这样内力不充、修养毫无的人，比从前的革命党还差很远。余家菊8月15日致函左舜生，提到黄仲苏“最后的来信，说及政党包办文化运动的危险”。[１１]王光祈旅欧期间想到在国内是旧观念外面糊上一层新思想，旧观念不除，从事新事业十分危险。“一年来的青年运动，多脱不了英雄名士的色彩，譬如爱国运动社会改造运动，都把他看作‘英雄事业’，文化运动文字革命运动，都把他看作‘名士生涯’。英雄名士的特色，便是虚荣心甚强，私德心颇弱，任情恣意，恃气逞才。换言之，便是没有深厚的修养，一切思想事业皆筑于不正当之观念上”。[１２]

倡行者自身尚且莫名所以，反对者方面更加不知所云，“试看那些主张尊孔的人，有多少是能知道新文化的意义来反对新文化运动呢？谁不是因为他们所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标准，忽然受了攻击，所以想极力扑灭他们的仇敌，救护他们的标准呢？所以说，崇拜伟人的心理，变成模仿做伟人的心理，就是保守的心理”。[１３]

如何解决混沌不清的乱象？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苏甲荣主张将“文化运动”改称“教育扩张”，以求名实相副。其理据是：“我以为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教育扩张，若杂志之定期的与丛书之不定期的种种出版物，若平民教育演讲团，若平民夜校，那有一样不可以说是教育范围内的事呢？文化运动四个字容易令人偏想到杂志上去，而把其余较实际的事情丢了，所以我以为以后的文化运动不如用教育扩张四个字来替代他。”初民的时代无所谓教育，只有生活上无意识的模仿与遗传，也无所谓文化。而有意识的选择即为教育。“教育之功用不外两个：消极的传授保存过去所汇集的经验，积极的利用过去的经验以创造新文明。文化是教育的产物，教育的目的，就在获得较高的文化。以质言，要使文化提高，须得把教育改善，增大他的能力；以量言，要使文化普及，须得把教育扩张，增多他的途径。”

针对胡适引发的新文化运动提高与普及的争议，苏甲荣认为：

现代德莫克拉西精神之德莫克拉西化，不但政治的权利要普及民众，所有艺术、科学、思想、以及一切完善的组织制度也应该共同享有，文化不是级阶的，教育自然不能不扩张。从前教育的责任在官与师，现在教育的责任在一切的人。……已受教育正受教育的尤其有教育未受教育者的责任。中国的青年，到“五四”后才觉悟他们这种的责任。

现在有一个很容易令人误会的争论：提高与普及。不是提高便可普及，也不是只管普及不必提高。提高是自身的事，普及——宣传——才是运动。文化是动的进步的向上的，虽然也有时停滞或退后起来，然从古到今，比较总是进步的，不是自今天起才说文化要提高；可是从前文化虽也一天一天的提高，然总是人类一部分的文化，智识阶级中的文化；普及乃是现代唯一的精神。若是不要普及，那么，就没有文化运动的可言。提高与普及是两件事，向上是文化的动性，不向上便不见得是文化。我们若是当那些把新名词从嘴里囫囵吞下，没有消化，又从肛门整个排泄出来，或是只从眼底经过指头钞过的作用，是真的文化运动，那么，文化自然不会向上；岂但不会向上，简直没有文化可言。所以我们不可不把文化运动认清，宣传附加的条件是了解，不是提高。了解什么便可以宣传什么，高是无限度的，要是说必提高才可以宣传，不知要高到那〔哪〕一点才可以宣传，而且提高与宣传也不是可以分离的，要是提高的不管宣传，宣传的又是另一部分人，那么，宣传永远都是那些囫囵吞下整个排泄出的作用了。

在苏甲荣看来，如果大家真正觉悟到自己的责任，那么宣传普及的运动是毫无可疑的；至于提高也是当然的，不是因为宣传普及才要提高。“我想很有些从事文化运动者正在那儿忏悔，有什么要忏悔呢？要是没有别的目的若沽名射利的不肖心存乎其间，当真是为文化运动而运动。过去的运动虽然是近乎盲动的模仿的不经济的，那是惊醒后初期不可免的现象，而且只此已经是收效不小。以后的文化运动应该：从无意识的到有意识的；从无计画的到有计画的；从不经济的到有选择的；从空谈到实际的。过去的文化运动，差不多全都放在纸片上，最显著的就是定期出版的各种杂志，虽然后来也办了些平民讲演平民夜校，仍是占文化运动中极小的一部分。纸面的鼓吹（一）仍是限于智识阶级，不能普及民众，而且看出版物的，也只是倾向新的一部分人；（三）说了看了便算，只是知，未到行。现在大家对于这过于虚浮的出版事业早已厌倦，而且觉得把全副精神放在纸片上是很不经济。”一般教职员在学校的职务以外，“也应该拿出义务的精神去参加青年的文化运动，为他们的指导者”。要办学校、讲演，“要使新文化的波动有如空气，视而不见，无孔不入”。从事文化运动者要比教徒传道的精神更加诚恳自然一点。其他如调查和出版，出版事业虽是空谈，也不能轻视。日本不过相当于四川一省，稍有名的杂志能销一万至数万，《改造》杂志发行不过两年，销至45000余份。而我国销路最广的《新青年》，不过万份左右，《少年中国》不过4000，文化运动的效果可想而知。要想进一步推广，一是改善出版，一般性鼓吹社会改造和文化运动的只要最有价值的两三种，此外是特别注重一类问题或一种学问的专门杂志，如劳动、妇女、经济、新村、教育、文学、哲学、科学等。二是要有一种只求维持存在纯以文化运动为目的的书社经营。如果说以前文化运动是少数人的事业，以后就要人人出力。[１４]

郑伯奇则将目光集中于少年中国学会自身，他致函会员同志，提出对于会务的4条不满，除会员分散各处、联络较少、社会事业着手太少、全由分会中心主义做事之外，主要就是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过于集中在大都市。“这算是现在我们‘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大缺陷。现在‘新文化运动’的各团体的所在地和活动范围，不外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各商埠，全然陷于集中都会之弊了！……我们中华民国现在还没进步到商工国。还只是一个农国，所以新文化运动只集中于都会是不行的，最要向地方分散，至少应于每省有一二个中心地。少年中国学会地方方面除过成都分会便没有了，很希望诸兄注意向地方方面发展。”虽然学会规定会员5人以上可以组织分会，可是现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都在都市，会员为求学的便利，只有向都市集中，规定没有实行的机会。各人向本地征求最纯洁的青年，最信得过的朋友，又碍于5人以上介绍的规定。

为了促使组织向基层地方发展，郑伯奇提出应该先试寻一个圆通的办法，既然会员们对于本地的“新文化运动”事业无不热心，“我们只回家去联络同志，征求纯洁的青年来组织地方的‘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来作地方的新文化事业的活动；这团体的宗旨和团员，须力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精神不冲突（至少要不背‘少年中国’精神），我们可以拿他作少年中国学会的副团体，或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准分会。以后大家觉得他的精神和行动都可与我们学会一致，他的分子很纯洁，我们便可以介绍他的团员入会，承认他们的团体为分会。这法子如果可行，不仅于少年中国学会发展上很好很便利，恐怕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有很大的好影响；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是——应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良好团体的原故。”此外，学术谈话会不应废止，科会研究专门，谈话会交换知识，“文化运动千头万绪，从事者须得常识充足的人，才可期易于见功。就此看来，听自己不研究的东西，不见得无趣，不见得无益，并且学术谈话会还可以请会外名人演讲，并其他增进知识的事业”。[１５]

杨贤江（署名江一）也看到新文化运动的状态不佳，却予以《潜进？消灭？》的积极判断，在他看来，“一年前的文化运动，到了现在，好像已在停顿了。这个好像的停顿，究竟是潜进呢？还是消灭呢？”从种种事实上看，是在潜进状态。另一方面又有“学荒”，杂志不能按期出版，或稿件不足。再过几年或几十年，由潜进的工夫而再显现的文化运动，一定“很有意识很有实力”。[１６]

五、标明本会主义

李大钊显然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乱象与专作新文化运动的少年中国学会宗旨不明密切相关，因此他的主张是“标明本会主义”。1920年8月19日，北京的学会同人假座来今雨轩开茶话会，“李君守常提议，略谓本会之创立，原系研究学问团体，思想须极自由，主义自不一致。惟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既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有鲜明之旗帜。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云云。当经议决，即请李君以个人名义提出意见，征求全体讨论公决。”[１７]

为了让标明主义的理据更为充分，李大钊专门写了《自由与秩序》一文，他说：

社会的学说的用处，就在解决个人与社会间的权限问题。凡不能就此问题为圆满的解决者，不足称为社会的学说。极端主张发展个性权能者，尽量要求自由，减少社会及于个人的限制；极端主张社会权能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可以代表前说；“社会主义”Socialism可以代表后说。但是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二个事实，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不是事实的本身相反，是为人所观察的方面不同：一云社会，即指由个人集成的群合；一云个人，即指在群合中的分子。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的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１８]

李大钊的学理，恰好可以用来说明保障个人充分自由的少年中国学会并非不能有统一的宗旨，而且既然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辅相成，整体导向自然有利于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刘仁静于1920年12月2日写给恽代英的信，就明确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他认为恽代英仍然抱持渐进式改良社会的路径难以通行，尖锐地指出：“我们如何能大规模发展实业呢？我以为只能盼望革命，只能盼望社会革命。在现在制度之下，能发展实业与否，很是疑问。……我以为中国的社会革命也是必然的，断不至如你所想像的英国式的进化。……中国的社会革命也必出于流血一途，是无疑的。”由于中国的军阀财阀与革命阶级的知识相差太远，不能和平互让，而且集会言论均不自由，革命只有秘密进行，免不了彼此误算实力，造成无谓的牺牲。“我们现在的任务，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Institutions Customs，寻求出一个适合国情而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因此他盼望少年中国学会的“学”字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假如能决定一主义，会员在这主义之下各尽所能的活动，互相协助，也许比一个学会适应中国目前的需要些。因为一个团体的精神在有一定的主张。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活动，何用有这样会呢？主义是很难决定，因为这样或者引起学会的分裂。但是我相信各人有各人的主义，好像牢不可拔，其实是未应用的原故。假如考察中国的制度风俗习惯，用原来信奉的主义作参考，定一个主张出来，各人原来的主义也许会变色，大家的结论归在一条路上来了。”[１９]

为了落实标明主义的建议，北京总会于1921年6月17日举行谈话会，主要讨论“本学会应否采用某种主义”的大问题。北京的部分会员“很感觉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与沪宁同人见解颇有不同”。实则北京方面也不一致，共有四种意见：“（一）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质言之，这问题只是‘本学会能否为社会主义的团体’这个问题。（二）本学会不是无主义的，创造少年中国就是本学会的主义。所谓少年中国，固不是国家主义的少年中国，也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少年中国。我们应就我们的社会环境，改造顺应时代，适合我们生活的进步的理想少年中国。现时最流行的主义，在一般主义中，容或为吾人比较的表同情，然吾人不能以自己所不能全然赞同的别人的主义认为自己的主义。（三）人类社会的生活决不是一种主义所能够概括，现成的主义多得很，也不是个个全不同互相背反的，我们不能采用一个主义而且没有这必要。然为会员入会标准起见，就一般主义中定一最低及最高限度，也未尝不可。（四）不愿我们学会也变成了空谈主义挂招牌的团体，深愿我们同志能够养成实事求是的实际改造家，才于创造少年中国有点希望。”[２０]为此，学会需要研究一切主义，以形成自己的主义。

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大会，因国内会员不多，到会人数不足三分之一，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好的决议，所以会后继续讨论。是否应该确立统一的主义，以什么为主义，仍是中心议题。刘衡如对于南京大会的观感是：“这次南京大会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大家都没有认清什么是少年中国学会，或是公平些说来，便是各人心目中少年中国学会的观念各各不同，就每个会员看来，他们各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多少精确清楚些的少年中国学会的观念，但是我敢说，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各人所认的少年中国学会既不相同，自然对于特殊问题的意见也就不能相同了。然而假使对于特殊问题竟不能解决，那么少年中国学会便要成为无裨社会的赘瘤。所以少年中国学会问题的第一个，据我看来，便是‘什么是少年中国学会？’”具体表现为，学会的宗旨诸如科学精神、社会活动的范围等，都不清晰，少年中国更不能说明是什么组织。学会本来是自由的结合，而且起初宗旨宽泛，修正后引起不同的解释，照会名偏重研究，照宗旨则偏重活动。自由社会的力量和会员对于结合的目的的了解程度成正比，目的不清，学会自然萎靡不振。团体对于会员行为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观念。道德、信仰、社交、政治的行为都揽入学会问题，成为聚讼之点。是否会员的一切行为都要与学会有益，或是只要与学会无损都可行。少年中国学会的责任是创造少年中国，但少年中国意义不清，两年来会务沉滞，都由于不知道少年中国是什么。若有清晰概念，或交换意见以求共同精确的观念，会务自可振作。尽管如此，刘衡如并不赞成明确主义。因为自身也在探求理想的少年中国，并非已经知道理想只求实现的方法。少年中国的组织多样，事业也多样，只能求少年中国的理想从模糊到清晰，不是唯一去实行一种程序。少年中国学会是少年中国内的学术团体，目的在创造少年中国的思想，现在还在研究的时代而不是全力实行的时代。据此，大会讨论的问题求一致的解决，如主义、宗教、政治等都不应强求一律。[２１]

邰爽秋的看法凸显少年中国学会进退维谷的两难。在他看来，本会成立的根据，一大半建树在盲目的热忱上。“一般有志向上的青年，愤于现今社会之黑暗，乃欲作一种有组织的结合，以创造少年中国。至于少年中国是样什么的东西，他们并没有想到”。直到去年暑假后，南京方面同人才产生疑问：会员理想不同，如何在一种旗帜下做创造的事业？他当时建议调查各会员的理想少年中国，统计看主张德莫克拉西、社会主义、波尔希微、安那其的各占多少，然后定出共同的理想少年中国。南京同人担心引起分裂，以为不如不标“公同主义”为妙。“苟欲以解决少年中国之主义为解决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前提，则吾会必立肇分崩之祸”。至于学会如何结合，他开始提倡以学为结合的要素，继而接受恽代英所说学术之外的事业也重要的意见，主张以学术、事业为共同结合的要素。可是他并不认为由此可以解决学会面临的难题，于是，学会的前途只有四条路：一是解散。二是照旧，结果奄奄无生气，等于无形解散。三是照恽代英的提议，及早筹有组织的分裂，将来分道扬镳，各树一帜。四是照他本人所说，将道德要求取消，只要能在学术事业上做贡献。[２２]

少年中国学会的主义之争从来存在，之所以成为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笼统模糊到了不能延续下去的地步。王光祈的《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一文，专门谈了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的联系及分别，充分表达出明确主义可能导向政治活动的深切担忧。他说：“吾国近三十年来之改革运动，在历史上可称道者有三，一曰戊戌变政，二曰辛亥革命，三曰新文化运动。戊戌辛亥两次之改革运动，其形式虽有所不同，而其精神则皆为政治改革。换言之，即如何将政权夺到手中，然后利用政治权力，以实行其大规模之改革是也。凡相信政治改革者，有两种根本观念：（一）欲改革社会，非取途政治不可。（二）官僚万能。由前者之观念所演出者，为政治运动，由后者之观念所演出者，为贤人政治。故当时党人所攻击者为满清政府，所欲得者为政治权力，所醉心者为日本维新，所从事者为军事政治。三十年来党人之思想及行为，不过如是而已。”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革命者得志之后，进步、国民两党明争暗斗，贪赃枉法，眼光短小，举动乖张。所主张的政治改革，毫无效果：

有识之士，莫不群相告曰：昔日各党所抱政治改革之理想，至今日可谓破产殆尽矣。吾人不能再以毕生百分之九十九之光阴，为争夺政权而谋改革中国之用。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虚想。……舆论既趋于社会改革，而一般有志青年，对于政治活动遂群起而贱之。三年以来，所谓新文化运动者，即由政治改革而进为社会改革之一种表现也。果能循此以进，努力奋发，民族清明之气，不难计日而复。曾几何时，一般参与新文化运动之青年，乃将三十年来之教训，尽行忘去，所有新文化运动精髓之社会改革，一笔推翻，所有从前政党之迷路，皆一一照旧再走，所有中国一线生机，遂从兹断绝。呜呼！以胡适之先生之不否认现代政治组织，犹且宣言二十年内不作政治活动。而今日提倡社会主义之青年，乃主张加入旧政界，此诚可令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王光祈所说，应该两看，如果以胡适的尺度为准，连社会性的新文化运动也要避开；而多数提倡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要以政治革命推翻旧政界而不是加入其中。王光祈断言：有人说加入旧政界，是为了实现吾之主义。只要有益于民，于义何伤。其实难免同流合污。“三十年来所得之教训，吾辈必珍之贵之。从前是政治改革之失败，今日是社会改革之代兴，吾辈与旧日党人不同之点在此，新文化运动关系民族之存亡者亦在此。所以吾辈必抱定宗旨，从事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其实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化运动进行革命，要同时达到改造国家和社会的目的。换言之，社会性的文化运动是走向政治革命的过渡，而不是根本排斥政治革命。

王光祈显然将文化运动与政治革命对立起来，不承认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在他看来，“自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社会改革之呼声遍于国中，于是昔日政党之专以政治为生涯者，至是亦知兴学校，办实业，出丛书，及从事其他种种社会事业。最近上海发生之某社，更以教育、实业二事为号召，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故专就社会事业一点而论，吾会与各政党毫无区别。吾会之所以异于政党者，即政党以社会事业为手段，以政治活动为目的，而吾会则直以社会事业为目的。换言之，政党兼营政治、社会两种事业，而吾会则专营社会事业。质言之，政党主张政治活动，而吾会则反对政治活动”。不能因标举主义而误入歧途，也不能随时变换。“总之，中国社会不大破裂，个人人生不能得幸福；世界局面不大破裂，中华民族不能得自由。少年中国学会者，即思想的社会的国际的革命团体也”。其心目中社会事业就是终极目的，也是实现社会改革的唯一通道。有鉴于此，万事皆可商量，“惟政治活动问题不能通融。学会可以解散，而学会根本精神不能丧失。此事既成为学会之生死问题，即请执行部举行总投票，若多数赞成政治活动，则吾辈死守学会宗旨之少数会员即自行退出学会，另组团体。若多数人反对政治活动，亦请主张政治活动者尊重学会公意，退出学会。总之，吾辈对此问题势不两立，决无妥协调解之余地。”[２３]

王光祈如此决绝，的确在少年中国学会与政党乃至原来的《新青年》之间划出明确分界：原来《新青年》限于精神革新，少年中国学会则通过文化运动将新思潮传导到社会各个层面，通过举办各种社会事业实现社会改造；政党兼营政治、社会两种事业，少年中国学会则以社会事业为目的，排斥和拒绝任何夺取或利用政权的政治活动。如此，则社会运动无论如何都不是走向政治革命的过渡通道。

曾琦同样不赞成当下即从事政治活动，他说：“二十世纪民权时代之改革事业，必待社会群众之觉醒，奋兴而协力合作，非如昔日君权时代之改革事业，可挟政治上绝对的权威以行之。故即抱政治改革之目的者，亦当先从社会事业着手。”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1918年7月1日，五四运动尚未发生。曾琦自称当时即赋诗道：“共作百年计，耻为一世豪。”他自己的解释是：“所谓百年大计，首在文化运动。”[２４]只是曾琦抱持国家主义，不能绝对反对政治改革，先从社会事业入手，很有些排斥其他主义的算计。

王光祈之前即对7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提出过动议，其中第4条便是“本会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为本会精神之所在”。[２５]不过王反对政治活动的态度，引起不同意见，1922年8月11日，左舜生致函曾琦，表达异议。为此，王光祈于10月2日复函解释道：“（一）我们所反对之政治活动，其意义专限于‘做现在的官吏议员’，此外一切政治活动，我们皆极赞成。（二）我们赞成革命运动，但是须分为两种进行，一种是武力的，一种是文化的，而且非先有充分预备工夫不可。……总之，不先在一般平民身上用一番深厚工夫，无论你从事政治活动，或是从事武力革命，皆是没有基础的，即或成功，亦不能持久的。”[２６]这一解释与之前所说明显有别，如果仅限于当前从政做官，与目前的腐恶政治划清界限，防止青年劳而无功甚至不可避免的堕落，而非一概而论地将政治活动与社会事业截然分开，绝对排斥政治改革。没有这样的解读，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事业将会失去奋斗目标，更加陷入茫然与困扰。

因此，当陈启天建议学会的宗旨于科学的精神之外增加民治主义的精神，或民治Democracy的精神时，就特意说明，科学的精神是方法，民治的精神是态度，社会活动——不含参加现状政治是做事的范围，少年中国是理想的目的，实现目的在社会活动中，其要在急于筹办共同事业以寄托共同精神。据此提出并获得通过的《少年中国学会规约修正案》第1章总纲第2条本学会宗旨，修订为“本科学与‘民治’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２７]“民治”的加入，在文化与社会之外一定程度增加了未来走向的政治联想。

李大钊等人主张标明主义，不仅是因为有着明确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发现缺少主义的内涵，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都难免日渐褪色。1923年7月30日，远在美国伯克利的张闻天写有《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字里行间充满对新文化运动的失望与不满，他说：“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西洋的思想输入的也不算少，而最合于我们中国一般青年的脾胃的就是唯物的命定论与唯物史观。固然唯物的命定论与唯物史观都有它们的真理，但是中国青年的接受它们，并不是在于它们的真理，是在借此可以肯定他们向来抱的吃饭不做事的中国文人的态度。自从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流行以来，一般青年都争着做诗，做文，做小说。这并不是他们对于文艺方面有特别的兴趣，这是因为这样可以用最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效果。最近更因为做长诗不容易，所以大家去做短诗了。社会上充满了无数的青年诗人！其次是文章家，又其次是小说家！……我痛恨一般以文艺为终南捷径的青年！我痛恨一般没有什么东西可说而一定要说一点的青年！这是侮辱文艺的庄严，和侮辱处女的贞洁一样的可杀。”[２８]

张闻天的恨铁不成钢，王光祈感同身受。他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社会活动’，既不是一种专尚空谈的文化运动，亦不是一种只求实利的社会事业。而是一种‘有基础事业的文化运动’。现在国内一般谈天说地的新文化运动者，做了许多文章，大半只有高远思想，而无基础事业。反之，一般专谋实利的社会改革家，办了许多事业（如学校、陈列所、图书馆之类），又可惜无一点高远思想。换一句说：前者只有精神而无躯壳，后者又只有躯壳而无精神。我们的‘社会活动’，便是把这个精神装在一个躯壳之中。简单说来，便是‘有基础事业的文化运动’。因此之故，我们非办学校、报馆、实验室、博物院等等不可，同时我们又非有极深厚的理想为之前导不可，两个要素须打成一片。”只是他认定的社会活动与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也不同，不是专门引起民众不安，激起民众反抗，而要办对民众有实际利益的事。[２９]

强调少年中国学会的文化运动与社会上流行的新文化运动有所不同，其实只是为了表达对于后者的不满，因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文化运动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24年3月19日，王光祈致函本会参与苏州会议的同志，声称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在理论方面，则为采取西洋科学方法，整理本族固有文化，由此以唤起中华民族的独立精神（亦可称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在实际方面，则为从事各项社会事业，增进精神物质幸福，由此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丰富生活（亦可称为民族生活改造运动）”。[３０]用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和民族生活改造运动来取代语义不清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视为王光祈在不标明主义的前提下，使少年中国运动内涵相对明确的努力。

十天后，王光祈在德国柏林为《少年中国运动》一书撰写了序言，该书作为少年中国学会小丛书的一本，当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文中他详细阐明“少年中国运动”的目的是“中华民族复兴”，方法有两种，一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二是民族生活改造运动。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立足，必须有民族文化，以表现特色，促进团结。中华民族立族四五千年，现在早已衰微，承认西洋文化的根本思想优越，既是中国人寻求西洋文化的绝大进步，同时又是本族文化的极大危险。“从此我们不知不觉的遂自惭自馁起来。于是一般新学之子，日日想慕西洋文化，讴歌西洋文化，而对于本族文化，则认为一钱不值，有妨进化，所有五千年我们立族的精神，就从此‘呜呼哀哉’了。这是一个什么危险时代？这便是所谓‘新文化运动时代’”。批评新文化运动，是为“少年中国运动”的横空出世过场。王光祈热情洋溢地欢呼道：“来了！来了！少年中国学会来了！我们学会出世，正值这种‘新文化’蓬蓬勃勃的时代，但是我们却别有一种见解。我们以为西洋的物质文明诚然可以尽量采用，毫无妨害。至于民族文化——即一民族精神之所由系生活之所由出——则各民族各自有其特殊色彩与根本思想。这种特殊色彩与根本思想，是由遗传、历史、信仰、环境、习惯等等所养成的，万不能彼此随便通融假借。”

与一般新文化运动的西化取向有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拥护“中国人生观”，反对“民族宗教化”，提倡“民族性教育”，拥护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阐扬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何谓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王光祈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古代的“礼乐”，由此养成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要用西洋科学方法整理培植古人立礼制乐的本意，唤起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民族文化复兴运动。西洋人的根本思想在于科学方法，所以哲学、科学、美术非常精深博备，人生观自然卓绝一世，无可与敌。中国虽然有根本思想，唯独最缺乏精密的科学方法，所以哲学、科学、美术不能发达。必须采用西洋科学方法来整理我们民族的根本思想，造成“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只有‘少年中国运动’是我们青年唯一无二的应走道路！什么是‘少年中国运动’？便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与‘民族生活改造运动’，由这两种运动，以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３１]

王光祈刻意将少年中国运动与一般新文化运动区别开来，并不完全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或许因为时过境迁，记忆受环境因素影响出现混淆，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前的新思潮混为一谈，才使得少年中国学会推进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思潮的差异变成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分别。只是王光祈的本意应该是新文化运动可以告一段落，而少年中国运动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惜事与愿违，标明主义引发了会内的主义之争，各执己见，互不相下，非但没有达成一致，统一意见，反而最终导致学会无形解体。

六、止步于社会活动

王光祈过世时，与之熟悉却并未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郭有守说：“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团体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中坚份子。若愚（即王光祈）是这运动里典型人物。”[３２]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与新思潮的分别在于后者仅限于思想启蒙，那么前者就是要再前进一步，通过社会运动来向大众传导新思想，通过社会事业实现社会改造。鼓吹新思潮的一部分人，如《新青年》以胡适为代表的多数，担心社会运动引发群众性的骚乱，其中一些人如胡适更担心社会运动势所必然地会走向政治运动，因而有意自外于新文化运动，希望将新青年拉回思想启蒙的轨道。

王光祈等人不仅不畏惧社会运动，而且要以社会运动将新文化传向城市与乡村的广大劳动民众，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改造社会。这既是对新思潮局限于思想启蒙层面的突破，也是对五四风潮由短暂冲击转向持久深入的扩展。可是，少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意约化宗旨，原来各执己见者松散联盟的纽带，随着运动的深入，变成妨碍进一步发展、达成一定目标的羁绊。李大钊等人正是抓住这一症结，提出标明主义的建议。而标明主义，就出现“社会活动应包含政治活动与不包含政治活动之争”。[３３]少年中国学会面对的难题是，标明主义必然导致分裂，仍旧模糊笼统又难以为继。之所以左右为难，除了各自的主义有别、不能强求一律以外，更主要的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对于政治和政治活动的排斥性观念。

前此王光祈在回复左舜生就其反对政治活动的指摘时，并未将内心世界和盘托出，他反对政治活动，并非专限于“做现在的官吏议员”，此外赞成其他一切。而他赞成的革命运动，其实是遥遥无期的，因为只要文化运动与社会事业能够持续进行，革命运动就成为多余。正如他在《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中所说：“我对于政治运动，并不极端排斥，但只认政治运动为国民的一种普通义务，万不能以之为职业。故无论什么人，皆须于政治运动之外，有一种社会职业以自效于社会，然后社会才有进步，才无冗人。若是专借政治运动为名，终日不事生产工作（脑力的或手力的），反自命为‘奔走国事’，以分享我们一般朝夕劳苦的农工生产者，吾皆谓之为寄生虫。凡属寄生虫，无论何时皆须痛铲之。”[３４]康白情认为孙逸仙应以医生为生业，然后才能以革命为志业，即典型体现。王光祈指责国民党人主张“训政”，其“一党专政”或“以党造国”，和之前袁世凯的“开明专制”、进步党的“贤人政治”，都是一丘之貉。因为“训政”就要夺取政权，而且党内必须尽是贤人。

王光祈等人的观念在当时的有志青年中，相当普遍。辛亥革命以后，政治腐恶，社会凋敝，令青年们对于政治乃至政治运动深恶痛绝。问题是，当新文化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文化运动和社会事业都难以为继。就像前文刘仁静所指出的，政治专制腐败，言论又不自由，渐进式改良的空间很小。所开创的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只能起到启蒙和动员民众的作用，很难直接改造社会，奠定良好政治的基础。少年中国学会组建工读团热极一时却无疾而终，就是明证。况且理想的政治乃至社会绝无可能在旧制度之下实现，政治革命只有在夺取政权之后才有可能达到理想境界。

就历史发展进程而言，从《新青年》的新思潮到少年中国学会的文化运动与社会事业，实际上近代中国的革新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新思潮主要是向知识群体尤其是青年学生启蒙，新文化运动则是通过知识群体尤其是青年学生影响城乡民众，改造全体国民，并且从事各种社会事业。少年中国学会的标明主义，是为了推动革新运动再进一步，进入政治运动乃至政治革命的阶段。三个阶段构成完整的连续性发展链条，显示历史很难实现无条件的跳跃，也不可能止步于既定阶段。

可是，由于少年中国学会没有完成最后一环，标明主义的投票结果，主张社会主义的居少数，多数主张国家主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坚持不标主义。这意味着直接将少年中国学会改造成为政党性团体的努力宣告失败。如果说《新青年》第一次分裂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坚持思想启蒙的多数不愿意走向社会运动，第二次分裂才是主义之争，那么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则是直接因为主义的不同，多数不愿走向明确统一的政治运动。少年中国学会可以包容不同的政治主张，各自进行不同的政治运动，但是无法决定全体一直采取任何一种政治运动。1925年南京大会决议改组，委员5人，须平日无政党色彩。为了了解所有会员的真实意向，所拟调查条目中有两项最为重要，一是抱持何种主义，二是如何改进会务。关于第1条王光祈的答复是：相信民族主义，不相信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但认为在中国最近“国家”和“共产”两种运动各有用处，只要不过火，都相对赞成。民族主义是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宗旨，方法为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以培养民族实力。至于将来中国的政治经济采取何种形式，须待各派合作之大革命后，再按照彼时世界现状及趋势与国民程度及愿望而定，此时不宜胶执己见，多立党派，减少国民对内对外的战斗能力。关于第2条的意见是：倘会中“国家”“共产”两派不能合作，则主张学会内部分为“国家”派、“共产”派及民族主义派。前两派以政治信仰结合，后一派以“学”与“事”结合。前两派若不愿同隶一会，或认为会中无立派必要，可自行退会。“总之，学会是‘社会活动’的团体，不能开除政治活动意见不同之会员”。会员若对三派皆不加入，宜除名。[３５]这确切无疑地表明少年中国学会可以“社会活动”容纳不同的“政治活动”，但是不愿完全进入政治活动的轨道。

少年中国学会无形解体，历经连年内战，王光祈更加坚持从事社会事业以筑国家基础的信念，认为“政治活动，见效虽似甚速，但社会根基不固，终有拔苗助长之虞”。不过他也意识到“仅仅从事社会事业，尚嫌不足。必须将‘社会’设法加以组织，使国家军权财权等等，一一移到‘社会’手中，然后中国始能安宁，始能发达”。只是这样的社会重组，或是将军权、财权移到社会，已经属于政治范畴，没有国家政府权力机构的主导，难以实现。如果掌握权力者不肯释出权力，如何在社会层面进行，便是大大的疑问。即使掌权者作势愿意，大概率也是装点门面。以王光祈自己的计划为例，他想借国防问题实现理想，草拟《团练国防军》一文，主张“在征兵募兵制度之外，另立一法，将军权逐渐移入社会手中，对于内忧外患复能同时兼顾”。其他经济文化各种事业，他也陆续有重要提议：“拟将来回国之后，邀约各地同志，以‘筑固国防’为号召，以‘实事求是’为精神，将中国社会加以根本组织，成为一种有机体，可以运用自如，一扫国内嚣张不实堕落不振之弊。”[３６]据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还电请其归国襄助政事。而王光祈始终没有回国，或许连他本人也不大相信可以从大大小小的军阀手中转移权力，也不相信蒋真的愿意将权力交给社会，而不是更加集中到自己手中。

王光祈留学德国16年，靠卖文自活，不得国家的留学经费，以致抱病而亡，舒新城大呼不平，慨叹“光祈固可无负于祖国，而祖国则大有负于光祈，不独损失一有用之人材而已”。[３７]王光祈的确用生命践行了必须自食其力才能改造社会的诺言，不过同时也是局限于“社会事业”难以真正改造社会的显例。正如张闻天在少年中国学会行将解体时发表于《少年中国》的《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一文中所说：处于无限的闭塞与苦闷的梅雨时期的中国，必须用民众的社会运动推倒现政府，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新国家主义，才能解除。不以打破现状为前提，不论主张国家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教育，都是徒然的。而打破现状，“就是说我们须用社会的政治活动，把一般的平民团结起来，推倒现政府，获得政权，用开明专制的办法，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并且批评陈启天“何不老实说出他的所谓社会的服务就是打破现状的活动，就是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明白，在今日的中国当一个学校教师，或者做一个工厂的办事人，乃是替少数资本家服务，不是替社会服务。要在自己的职业之外（职业不能不有因为暂时不能不吃饭）另外干一种革命的事业，那才真是替社会服务呢！因为这种活动的目的是真在替大多数的平民谋幸福的”。因此，他要“长啸一声，叫醒中华民族”，为了中华民国的独立与自由血战到死。[３８]

从少年中国学会里面走出来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如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张闻天、李达、黄日葵、缪伯英、赵世炎、刘仁静、沈泽民、侯绍裘。按照历史与逻辑双重演进、相互吻合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的前史应该是从《新青年》到少年中国学会再到中共建党，最为符合历史事实的顺序，同时也较为顺理成章。至少要将《新青年》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演进视为双轨并行。然而，早在1926年蔡和森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所作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中，谈到党的形成及其初步的工作，首先提及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虽然说前者开始阶段的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完全代表美国的精神，但主笔陈独秀倾向社会主义后则变为俄国的思想。直到1921年“五一”劳动节特刊，完全赶跑了美国思想，胡适退出，“新青年社变成‘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的团结机关了”。至于少年中国学会则是受青年社影响的小组织之一，“是一混合的组织，现在已起分化了，一部分有社会主义倾向，接近或走入《新青年》社或《星期评论》社方面来了”。[３９]

蔡和森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毛泽东等人关系密切，其看法或许受后者的影响。而毛泽东最初积极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后来则对该会不肯标明主义深致不满，认为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不如干脆解散。相比之下，《新青年》虽然也经历分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随即投身社会运动，举办各种社会事业，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新文化运动同步，并且很快就投入政治革命，在其带领下，《新青年》最终由主张社会主义一派获胜。按照历史进程，新思潮（包括新文艺、新文学等）激发了五四运动，学生的爱国运动催生新文化运动，而以文化为形式的社会运动推动政治革命；按照逻辑顺序，则是思想启蒙导致社会运动，社会事业受限，再进而转向夺取政权以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从新文化运动的视角，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到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而不是从思想启蒙跨越社会运动直接进入政治革命。尽管少年中国学会整体上未能实现最后的转向，但部分会员经过新文化运动走向政治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党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应该成为历史叙述中浓墨重彩的篇章画卷。

[１]《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第56-62页。

[２]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第13-15页。某某大学教授或即钱玄同，9月16日，他刚好买了一本《少年中国》第3期，并且看过。又负责编辑《新青年》，该刊设有“随感录”一栏（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8页）。王光祈的序言中只提及魏时珍，实则首先是宗白华给《少年中国》编辑诸君的信，批评月刊空论太多，切实根据学理阐发的文章太少，与现在时髦的新杂志差不多，但是这些新杂志缺憾很多，迎合新中国少年的心理，不能做我们的模范。鼓吹青年不能附和新名词，没有学理的了解。“现在一班著名的新杂志（除去《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都是满载文学的文字同批评的文字，真正发阐学理的文字极少，只能够轰动一班浅学少年的兴趣，作酒余茶后的消遣品，于青年的学识见解上毫不增益，还趾高气扬的自命提倡新思潮。我以为这种新思潮是他们个人主观的新思潮，并不是世界的新思潮，世界的新思潮在学术上是真正的自然科学的精神，在社会上是真自由真平等的互助主义同新式的社会组织，在文学上是写实主义同人道主义。试看他们的文字，有几篇真有科学的精神（发阐科学的更少），有几篇用科学方法澈〔彻〕底研究社会问题，又曾有几篇写实文学的大著作。自己不从学理上澈〔彻〕底研究，借着一点名学的方法批评一班糊涂可怜、于欧西学问茫未问津的旧人物，对于一班最新鲜可爱的青年并没有贡献。所以我们月刊要根本变动。”主张“我们月刊文字要学理多而文学少，篇篇文字都要有学理的价值，就是文学也是要描写世界一种的真理”。魏时珍对此深以为然，指出“今日之士，大弊有二，人人竟言科学，而实不知科学”。竟言科学，是因为常听人说非科学不足以起废，不知科学，则由于科学艰深，很难速成，“玄谈易操，又且有功，故舍难就易也”。顷年以来，思想革新盛极一时，国内书报刊行者众多，却很少专言精确科学，且脚踏实地钻研所得而后发为言论者。治空谈之患应以实学，否则将愈演愈烈。另一大弊为不知中国的理学与西洋的科学截然不同，以西学全盘否定中学（《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第56-59页）。

[３]《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1920年3月15日，第183-184页。

[４]郑伯奇：《新实在论的哲学》（1920年4月18日京都），《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第48-49页。

[５]《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第67页。

[６] 恽震：《学生运动的根本研究》，《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1920年6月15日，第17页。

[７] 余家菊：《什么是革命的最好方法？》，《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第36、40页。

[８] 郑伯奇：《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第64-65页。

[９] 陈启天相关言论均见《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15日，第2-5页。

[１０]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下）？》，《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第8、14、17页。

[１１]《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第61、66-67、70页。

[１２]王光祈：《旅欧杂感》，《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第34页。

[１３]刘衡如：《保守之心理》，《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15日，第25页。

[１４]苏甲荣相关论述皆见《今后的文化运动——教育扩张》（1920年10月27夜），《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第17-22页。引文中的（三）应为（二）。

[１５]《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6期，1920年12月15日，第59-61页。

[１６]江一：《潜进？消灭？》，《学生》第8卷4号，1921年4月5日，第3-4页。

[１７]《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一）北京方面的报告》，《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第58页。

[１８] 李大钊：《自由与秩序》，《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第1页。

[１９]《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15日，第63-64、66页。

[２０]《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北京总会方面》，《少年中国》第3卷第1期，1921年8月1日，第82-83页。

[２１]《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1-6页。

[２２]《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6-10页。

[２３] 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第4-6、9、12页。

[２４] 曾琦：《政治运动之前车与社会活动之先导》，《少年中国》第3卷8期，1922年3月1日，第14、18页。

[２５]《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28页。

[２６]《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4卷第2期，1923年4月，第1页。

[２７]《少年中国学会规约修正案》，《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61页。

[２８]张闻天：《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第2-3页。

[２９]王光祈：《社会活动的真义》，《少年中国》第4卷第10期，1924年2月，第2页。

[３０]《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4卷第12期，1924年5月，第1页。

[３１]王光祈相关论述皆见《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第10-12、17-19、28-29页。

[３２] 郭有守：《若愚在蓬庐》，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1936年12月，第28页。

[３３] 舒新城：《哭王光祈兄——一位未见面的朋友》，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45页。

[３４] 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第28页。

[３５] 舒新城：《哭王光祈兄——一位未见面的朋友》，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45-47页。

[３６] 舒新城：《哭王光祈兄——一位未见面的朋友》，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50页。

[３７] 舒新城：《哭王光祈兄——一位未见面的朋友》，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51页。

[３８] 张闻天：《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少年中国》第4卷第12期，1924年5月，第3-7页。

[３９]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