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我在青海的五百八十六天
在天高皇帝远的青海，在杜甫“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在刀郎《德令哈一夜》的旋律里，我耗费掉了青春的五百八十六天。
今年是青海岁月五十周年，一直想写点儿东西怀念那段日子，又怕打开旧日记旧信触动心底的伤痕。终于决定写了，翻箱倒柜把日记找出来，精确计算在青海是五百八十六天，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去内蒙古库伦旗三家子公社插队，王良模（插友）和我分在一个小队，原来我俩住一个胡同，中学是一所学校的，认识但不近乎。一九七〇年二月底母亲去世，当时我在身边，赶紧给远在青海工作的父亲打电报。母亲是家庭这盘棋里最重要的“将帅”，母亲不在了，这盘棋得重新布局，这也是父亲两年多之后把我调到他身边的直接原因。在当年，我没想到有这一步变化，回到三家子公社后继续浑浑噩噩地干活吃饭睡觉，一点儿想法也没有。
一、知青集体户的困局
母亲去世后我结束探亲假回到知青点。所谓探亲假，其实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农村嘛，谈不上严格管理，你家里经济条件够你吃住的话，随你待多久，甚至有的家长一开始就不让孩子插队，就在城里耗着养着。我家五个孩子四个下乡插队，母亲没了，根据地没了，各回各的农村，父亲一份工资养不起五个孩子。知青点也有了很大变化，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有门路的家长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将孩子调离农村。艰苦的劳动，贫瘠的伙食，一点点消磨知青的意志，雪上加霜的是上面开始招工招学，虽然只是乡镇工厂和“工农兵大学”之类。我们知青点六男六女，一下子招走了四个，三女一男，再加上自寻门路的两个男生，半壁江山失守。
坏消息接踵而来。十二个北京知青少了一半，上面马上补充六个库伦旗中学知青到我们点，旧矛盾未了又添新的矛盾。北京一起下乡的我们只和睦了几个月吧，因为诸多生活琐事，产生了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现在又要和库伦知青朝夕相处，库伦知青人熟地熟，视我们为外来户，没有矛盾才怪呢。二〇〇八年秋我和王良模回库伦旗做思乡怀故之行，听旗旅馆的服务员讲，原来我们知青点的两个库伦知青，现在位居库伦旗旗府之要津，如果见了面，是叙旧唠家常还是一笑泯恩仇？
很快，库伦知青就纷纷离开生产队了，知青点重现门可罗雀的冷清。上面开始预谋“并点”。所谓并点，就是人数少的知青点并到人数多的知青点，这样便于管理。并点的消息我去青海之前只是耳闻，没赶上真并，等我一九七四年二月灰头土脸离开青海，臊眉耷眼地回到三家子公社时，才真正地并点到了另一个生产队。忽然想到，我是四百多个插队到库伦旗的北京知青里唯一一个已经调走了又重返农村的知青吧，未闻有第二例。
旧日记找出来不能不用呀，它是历史的旁证，抄几段吧。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去大队开会，听到了工人的确切消息，齐建欣、雅群、李大银分配到农修厂，李颖分到旗医药公司，我给刷了下来。晚上齐建欣买了五只鸡、几瓶啤酒，算是临别请客。爸爸来信了，误以为我已经分到工厂。”十二月一日：“接了李大银集体户的账。粮钱，56.28元（615斤口粮标准）；猪肉，0.28元；牛羊肉，0.53元；炒米，4.99元；口油，1.52元；菜金，5.23元；奶金，1.20元；高粱秆，1.88元；玉米芯，0.33元；生活费，10.00元；作饭金，6.44元；预支，17元。合计105.68元。”十二月三日：“北风呼呼，八点钟，这四个人离开了集体户，惨冷的空气送着她们去了。”十二月四日：“听说我工人的希望又死灰复燃了，心情是一半愿意一半不愿意。陈波从北京来信，处境可怜（陈波系同班同学，家长拦着未下乡插队）。”十二月十五日：“晚上的社员大会选闫本志和杨民当工人。这件事又扰乱了人心。”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陈波来信，他分配到二轻局上班。”九月四日：“早晨去南面，转了很大的一块地，才找到可以砍柴的树林，砍了四十来捆。傍晚听说扣河子公社放电影，从没去过扣河子，月亮温柔地映照着幽静的养畜牧河，夜色美好，心情愉快地到了扣河子整洁的街上。电影是关于‘二十年大庆’和《奇袭》，又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鼓舞。”
还有许多值得重读的日记，打住吧，难忘而伤心的一九七一年，我将别你而去，遥远而陌生的青海等着我。
二、青海之路
成年之后，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甚至是在父亲的身边，生存永远是头等大事。在农村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是知青之间或是与老乡之间，而到了青海父亲的单位，则是与父亲、与父亲同事、与临时工发生的矛盾，甚至和小我八九岁的小学生吵架，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全是我自身的错，在处事待人上简直一团糟，他人不负我，我负他人。鄙人之一生，声希味淡，毫无光彩可言，若干阶段颇感困顿，其中即有青海这一段。
一九七二年元旦我离开生产队回到北京，在北京待了一百天，这个时候并没有接到父亲的信调我去青海，我的出路仍然是回生产队。在这一百天里，家里有刚刚上班的小妹，从延安农村探亲回北京的姐姐，二弟从延安农村调到青海芒崖公路局当工人，冬天休假也回北京了。青海工资高，二弟每月拿一百多元，阔气得很。家里六个人“天各六方”，说不准哪天谁回来谁离开，时不时还有不速之客上门，家不像家，像驿站似的。
五月九日的日记记录了我赴青海前后的痕迹，“早晨收到爸和其相的信，看来去青海已大势所趋”。五月三十一日：“爸爸来信了，叫我回北京。”六月八日：“库伦知青有两个去出民工，还听说长春要招工人，反正我是要走的人了，对此消息不关心，对这些人也无甚留恋。”六月十八日：“晚上好不容易生产队才给我钱，这个地方有什么值得留恋？”六月十九日：“决定明天离开这里，此一去前程未卜，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呀。”日记只能记粗线条的事情，细微而复杂的心理感受，如今变得模模糊糊。
回北京后和父亲相处了二十来天，记忆中是较长的一次。我到北京的第二天，父亲在琉璃厂凭光明日报社介绍信买了清刻本《温飞卿集》《唐四家集》，五块钱。当年我并不知道，二〇一〇年某天父亲突然送我一包书，其中就有这两种，书里夹着三十几年前的购书发票，翻出我的日记，这才榫对榫卯对卯。父亲六月二十一日买书，二十三日叫上我去西单旧书店卖书。六月二十三日“和爸去西单卖了趟书得三十块钱”。父亲一辈子爱书，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卖书来补贴家用，其情堪悯。父亲在北京代单位采购图书，所以家里不缺书读，可惜那个年代可读的书太少。我到青海的第一天就看到床铺褥子下面一片书，少说有几十本，那些书父亲是不看的，每天自娱自乐吟哦他最得意的杜工部，那情景颇似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那段：“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
父亲于青海单位的工作出差机会非常之多，一年之中有三四个月在出差，出公差难免夹杂点私差，这次带我去青海，父子俩就不是一起走的。七月九日“晚上去北京站送走了爸爸，北京站于我已然很不陌生了”。爸先去新乡办公事顺道看望大姑妈儿子一家。七月十日“爸今天不来电报的话，十三日我必启程无疑。在青海那遥远、荒凉、陌生的地方，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七月十三日“北京不允许我再住下去了。早晨五点半起床，吃过早饭，小妹上班去了，很习惯地分别，算不得什么。这样的早晨对我不算新鲜了，但这一次显得不同寻常，因为要走一条新路。九点二十五分开车，一路上看到河北干旱景象。晚六点多到新乡，与爸爸汇合。一夜无话”。十四日早上六点火车到西安，在站台外见到姐姐，这也是事先约好的。把行李放到旅社，三人逛大街去了，先去的是西安名胜碑林。晚上在姐姐的厂宿舍住的。第二天游兴庆公园，姐姐后来作诗：“饮茶兴庆心神爽，讲诗论义骨肉亲。青春年华付水流，孩儿何时报家恩。”家里人一块儿在北京之外的城市游玩，于我仅此一次吧。姐姐二〇一五年病逝，爸爸去年九十九岁病逝，只剩我一个人苟活于人世间。
三、从火城西安抵达清凉世界青海
西安乃陇海线三大火城之一，盛夏苦不堪言，我和父亲只待了两天，即领教了它的淫威。七月十六日火车把我送到了青海省会西宁，真是冰火两重天，晚上睡觉要盖棉被，青海给我的第一印象真爽。北京到西宁的火车票硬座三十几元，硬卧是四十九元，我们是坐不起卧铺的。
在西宁游逛了两天，办事处的王师傅开车带我们转了一圈，无甚可观。父亲还要在西宁办些公事，王师傅开车先送我去父亲单位，路程三百多公里，要开十多个小时，路况极差，当地称“搓板路”，想快也快不了，颠簸得难受。当天的日记：“早饭后坐上王师傅的卡车，离开西宁，刚出城里，风景如画，美得很，慢慢就渐次荒凉了。我看到了藏人和牦牛。卡车以每小时三十到四十公里的速度奔驰着，青海湖大方地展示了它浩瀚的体魄。在茶卡吃的中饭，贵多了。”我记得那顿饭是牛肉炒茄子，还有一个什么菜忘了，也许就是一个菜和几个馒头，共八块钱。早就听说青海的“三高”——海拔高，收入高，物价高，当时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两个人吃一顿包括“松鼠桂鱼”在内的饭才三块钱，八块钱相当于我插队年景好时一个壮劳力半个月工分。
当晚到父亲宿舍，青海天黑得晚，晚上九点多才完全黑下来。第二天起床略微感觉气短，海拔高所致，仗着年轻，几天就过去了。一切都是新鲜的感觉，串门聊天，觉得比生产队那帮人好处，虚幻再一次蒙骗了我。来这里不是享清福的，要挣钱养活自己，最好能落上户口，这是明确的目的。另有一个模糊的目的是和父亲相互有个照应，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生活的真相像剥洋葱似的，剥了一层又一层。
四、从知青到临时工的身份转换
逍遥自在了半个来月，父亲托关系给我找了一份临时工的活儿，听说每天能挣五六块钱，于当年可是天文数字呀。活儿是在红土山开辟新路，红土山产煤，修路便于把煤运出去。鲁迅曾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的开辟新路与鲁迅所云“走出来的路”不一样，我们是用双手、铁锹和镐头，甚至炸药，生生地造出一条路来。大致方法是，按照测量好的方向，留出八米的路宽，然后在路的两边挖沟，挖出来的沙石土块甩到路中间，略加平整，便成了新路，可以走卡车。
这个开路的活儿，是按米数计算工钱的，沟的深度宽度也有严格的要求。碰上好的地段，一天可以挣十多块钱。一百多号人的临时工大军，分成十来个人一组，每组再具体分配谁挖沟、谁砌石块。摘录几段日记：“这些人见钱不要命了，天刚蒙蒙亮就上工了，放了几炮，解决了大问题。晚上觉得非常累了。”“有两个人顶不住了，顶住这股劲真需要毅力。我定要坚持住这难耐的日子，以前也有这样的日子，不是挺过来了么。今天虽然非常累，但是土石方约合一人七八块钱呢。”“今天全力冲击三百米的最后一段，放炮时真觉得过瘾！收工时乘卡车走在我们刚修好的道路上。”“今天完成了任务，粗算每个人约合六七十块钱。收工时和那个河南人打了一架，马上觉得极没意思了。晚上大伙儿去煤矿看电影《白毛女》。深山里住着那么多挖煤的人，看见他们令我多思。山风吹动着银幕，剧情依然牢牢地拴着人们。”
在工地，我不是工人、农民、知青，只有一个身份：临时工（当地对临时工还有一个“盲流”的称谓）。说白了就相当于打短工的，一年之中，有半年“临时工”可做就算你鸿运当头啦。
“今天开始挖新沟了，三个人干了一百米。忽而让人恼厌，忽而让人喜悦，总之高兴不起来。我想不干了，我又舍不得不干，我又不得不干下去。这样的日子，水，伙食，睡眠，环境，劳动，一齐威逼着我后退。”“上午收工时见到了来拉煤的王师傅，忽然觉得有些难过。”“今天把这七百米全部完成了，但是有一大段需要返工。这帮人里面有靠卖死力气挣钱的，有靠耍滑头耍诡计的，还有完全靠爹爹的腰杆的，形形色色，淤集在工地。”
拼死拼活地干了十几天，忽然想起该回去取点衣物日用品啥的，正好赶上运煤的卡车顺路，我们几个就坐在煤堆上回来了。回来后理发洗澡洗衣服，劈柴买菜，收到了插友们的信，把能看到的报纸全看了一遍，抽空还打了十几盘乒乓球。居然把大事给误了！我干的活是开辟新路，却不知道“去时容易回时难”。正因为交通不便才要修路，一下子白白耽搁了十天。好不容易才有顺路车捎我回到工地，所谓顺路其实一点也不顺路，走走停停甚至在德令哈住了一夜。日记记载：“很快又见到了这帮人，下午就参加劳动。这十天损失了八十元，太失策了！晚上第一次住进了帐篷。”“中午领了八月份的工钱，一百二十八块多一点，乱七八糟地扣下来就剩一百块了。这帮人算计得精透了，可恶透了，要记住，其余就算了。”可别忘了下乡第一年四个月的农活我才挣了一百块，在红土山十三天就挣到这个数！
修路有个有趣的现象，你修的路越长，你每天上下工往返的路程就越远。我在日记里有了这样抒情的话：“帐篷啊，暗绿色的帐篷，走进你的里面的晚上，经过了多么多么漫长的白天呀。”“荒原之狂风，把帐篷吹倒，梦乡中的我们，谁也懒得起来，老天爷可怜我们，多盖了一床被子。”
青海的十月就非常寒冷了，两个月的修路对我而言就此结束。在漫长的冬闲时节，我学会了桥牌，平日里的娱乐是打乒乓、下象棋，一度还想学习裁缝。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块手表。此地收入高，戴外国表很普遍，什么浪琴、西铁城、摩凡陀、欧米茄，打桥牌的时候我看到大人们戴的都是这些名牌。而我，直到离开青海，腕上依然空空如也，有谁知道我深深的失望。一九七四年八月七日父亲在给三伯伯的信里写道：“阿康最近给其章买了一只宝石花牌手表，已寄吉林。”此时我回到农村已半年。当年哪有什么消费欲望可言，无论在农村还是在青海，一块八十五元钱的半钢国产手表令我魂牵梦绕两年之久。
干临时工时在当地老牧民手里买了一顶皮帽子，交易是在荒野的帐篷里完成的，十五块钱，心里非常激动，我有皮帽子啦！
五、一九七三年全年在青海没挪窝
一九七二年最后三个月在极度的无所事事中过完，临时工找不到，正式户口上不上，情绪低落，日记里多处记有“明年可能要离开这里重返生产队”“临时工作快来临吧，我像叶公好龙似的盼着你”的话。在新的一年发了几个愿：（一）有正式工作。（二）回北京。（三）有一块手表。（四）不虚度，知识上有所进步。前三个硬指标均落空，第四个谁知道呢。可笑的是日记里这么记的：“上海表厂新近研制出同心机的‘宝石花’手表，造型美观大方，走时准确，戴祖国产的手表吧！”（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七日）呵呵，您倒是想戴瑞士表呢，钱呢？
在农村活有的是，属于活找人，活多人少；在青海是人找活，活少人多（近乎肉少狼多）。我们这些临时工的命运可想而知，如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有活干的话，按一天挣五块算，一年就是一千八百块，做梦呢吧。一九七三年春夏有两个多月我一点活儿都找不到，闲待着八十多天。闲则生事，父亲出公差回来，听闻关于我的一些议论，在他五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狠狠训斥了我两顿，一次是中饭时，一次是深夜，骂得我一钱不值，每句话至少要重复两遍。罪名是我架子大没礼貌，引起单位许多人的反感。如果我一边干临时工一边和父亲单位的大人小孩有点摩擦似乎还有点借口，问题是那几个月又没活儿可干又得托人找活儿干脾气还挺大，挨骂实属咎由自取。
一九七三年我时断时续地在砖瓦厂、地质队、基建队干过临工，干的时间较长的还是修路。若论艰苦要算砖瓦厂了，说厂是拣好听的说，其实就是砖窑！砖窑活儿重而且不好找呢，日记记得牢：“二三十个棒小伙围着厂长要活干。多一半的人是领不到活的，领到活的人则拼了性命地干。住的地方也惨极了。”“我（经人介绍）找到了厂长，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到土坡下那三间破屋中间的一间，并说今天没活给你。从此时起，我就实地进了活棺材，屋里的另外两人很早就出去干活，半夜才回来。我没事干，只有躺着，像个死人似的躺着，连小老鼠也以为是死人了吧，竟爬来爬去觅食。我猛地想到这幽灵般的日子，太可怕，太压抑，简直不可能存在人的记忆里。我为什么记下它，就是一旦有了好的变化，千万不要忘记！”
躺了五天之后，“今天早上终于有活干了，他们是背坯子，我是给师傅们递坯子，算小工的工钱。只干了三天又失业了，几天后再上岗，这回的活是往热气未散的砖窑里背坯子，弯着腰，提着劲，咬着牙，一步一步背着几十块沉重的土坯。此时，我不愿意任何一个对我自尊心有伤害的熟人出现，看见我苦力的形象。一天背下来，约一百趟，合四块钱”。一趟合四分钱！
在地质队干的是脱坯。日记记着：“终于能去地质队脱土坯了，四个人包了三十万块。朝思暮想的临时工一事，今天得到了伟大的成功，活是去希里沟地质队打土坯。把打架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卖力地打土坯吧！”“晴。下午几个人在吴国兴的率领下前往地质队。胖子已在那里干上了，看来不是轻松的活。明天大概先去平场地，后天都不一定能脱上坯。”脱土坯先得平出场地，然后从水渠引水过来，还得准备坯模等工具，最后按坯的数量付你工钱。电影《牧马人》里朱时茂的新媳妇有个脱坯的镜头，当然我们脱的坯要比她的细致多了。
日记里有一段很可笑的事，“先前在这里‘支左’的一位解放军，退伍后也要加入我们去修路，我们怎么会成为同路人？今早他带着明显的不好意思的声音问我修路能挣多少钱，而临时工互相问起钱来从来不脸红”（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
青海临时工和插队农村劳动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前者毫无人格尊严可言。挨骂挨训那是家常便饭，来青海之前我真没有想到。日记做证：“今天还是九点多到了地质队。那个时候我们是不会想到灾难和屈辱这么快就降临到我们这帮本来就命薄的人身上。和好了泥，不是太卖劲也不算太松垮地脱了两千多块坯，地质队负责基建的一个家伙酷似对待破坏分子那样大骂了我们一顿，不让我们干了，当时我的火简直就顶到了嗓子眼，不是为了十多块钱，这股气谁能受得了？想想又有些难过，命运非把我逼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今后如何去干临时工？（最终四人脱了一万块坯，每人分得十几块钱，合几厘钱一块。）我要在这里待下去，就必须和艰苦、屈辱一块待下去。”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对生活稍有不满，翻看当年的日记，一切就都算不得什么了。
青海五百八十六天，干临时工的日子满打满算不到一百四十天，总共挣了七百多块钱。一九七二年挣的钱交没交父亲，失记。一九七三年八月至十二月根据每月所得交给父亲四十元、一百二十元、一百二十元、三十五元、十八元，共五笔。一九七三年父亲在上海买了一块摩凡陀手表，旧货，四百元。我交的这些钱尚不够一块表的钱。父亲原来戴的旧表翻新后在西宁寄卖，也不知道卖出去没有。父亲对我说，他这里总共有七百元家底。青海的伙食不合我胃口，牛羊肉为主，我嫌膻，宁肯饿着只吃主食。半个世纪过去了，记忆里最香的饭食倒是干临时工吃的馒头和寡油少盐的白菜汤，还有单位食堂早饭的酱油汤面条。
六、别了，青海
青海岁月苦多甜少，留下了无尽的惆怅。有人说，苦难是一笔财富，就算是吧，终究属于事过境迁的漂亮话而已。那几百天里，二弟来过三次，最后一次我和父亲在西宁街头碰到他，相聚三天，二弟送我上火车回北京，进站时他没票，绕道钻栏杆到站台与我话别。大姐和三弟来过一次，那是青海家人相聚最多的一次，四个人照了几张照片，那些照片成为我在青海唯一的留影。三弟二〇一九年病逝，在病榻前我和他聊青海往事，他回忆的许多细节我一点儿也没印象，可见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记忆。
二〇〇六年博客兴盛之时，有位青海临时工里合得来的工友认出了我，当时他身体很差，是女儿代他上博客，说她爸爸见到我的照片眼泪止不住地流，说我一点儿没变。其实，我也很想念他们，想念那些同甘共苦的日子。
这辈子可能回不去青海了，高海拔就够人一呛。留在那里的五百八十六天青春，我怀念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