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田园诗中的悯农情怀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占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男耕女织、农业为本的生存状态在中国延续数千年，农业不但养育了华夏民族，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形态。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土地、对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有着异乎寻常的深厚情感，田园农事很早就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而这一现象落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便形成了中国古代田园诗的书写传统。
纵观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发展脉络，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周秦是田园诗的起源时期，东晋是田园诗正式开创时期，唐代是大发展时期，而宋代则堪称田园诗的集大成时期。这个集大成是由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来完成的。
一
田园诗从周秦之际的农事诗发展而来。《诗经》中的《豳风·七月》，以农夫的视角和口吻，叙述了从岁首到岁暮一年四季农民的辛勤劳作，举凡春耕、秋收、冬藏、采桑、绩麻、缝衣、狩猎、造屋、酿酒、劳役、祭祀、飨宴等，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从事原始农业与手工业的农民的同情与悲悯，钱锺书称之为“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七月》是纯然写实的手法，好像风土岁时记，更像是纪实文学，体现了朴素的农事情怀，是中国传统田园诗的先声，这一脉流在后来的乡土文学书写中时隐时现。
两汉时期，极尽描摹铺陈之能事的京都大赋蔚为流行，白描农业生活的农事作品已不多见。随着长安、洛阳、邺城等大都市的出现，使得乡间少年学子纷纷前往谋求前途和机会，他们的人生中平添了一段思念故土和亲人的距离。在这一背景之下，田园诗悄然兴起。在汉魏时期的《古诗十九首》和“邺下文人”的歌咏中，多了羁旅中的游子对故里家园的柔情和感伤，田园象征着与城市不同的生活范畴与精神寄托。
到了两晋南北朝，随着自给自足的世族庄园的大规模发展，田园诗逐渐成熟。南方世族的大庄园大田墅，依山傍水、气势宏富，文人悠游其间，在园圃山林之间发现了风景诗。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田园诗生成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陶渊明，只能算小地主。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开了一代诗风。他像挣脱樊笼的飞鸟飞离都市与官场，退隐到柴桑故里，甘为陇亩之民自耕自给，饮酒，赏菊，看山，看水，读书，写诗，在隐居乡间躬耕陇亩的过程中体悟自然与人生的真谛，乃至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的赞誉。田园生活的美好与真实，在其组诗《归园田居》《饮酒》《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移居》等篇什中得到很好的讲述，构成陶诗中最为动人的部分传颂不绝。
只是，陶氏的田园诗显然不是《七月》农事诗的路数，或者说陶渊明是有意在按照自己的美学理想来重塑田园诗。他摄取了先秦农事和前代田园诗的某一面，融合魏晋时期风行一时的招隐诗、山水诗和自己的田园生活体验，谱写出带有士大夫气质的“隐逸版”田园诗：无论描绘恬静的乡村风光，讴歌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或抒发冲淡旷远的襟怀，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主观感受，可说是逃离官场和主流社会的诗人的自我疗愈之道。
不仅描摹的空间场景有别于《诗经》里的农事诗，陶诗笔下的人物形象也不是大地上背负青天、脚踩泥粪的农夫，而是他本人，包括他诗中的“邻里”“乡曲”也是从城市移居乡间的文化人，而非庄稼汉。居于最基层的乡间农民并非只有“悠然见南山”“带月荷锄归”的闲适自在，还有很多无奈、无告、无助的辛苦和悲酸。但这些内容在陶诗中是看不到的。
及至盛唐，田园诗与山水诗合流，蔚为可观。在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和韦应物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笔下，田园风光如梦如画，梦里画外又牵动平生际遇和心事，情融于景，余味悠长。他们在诗里表现了悠游小桥流水田畴林下，或闲看云起日落，或把酒话桑麻的田园乐趣，表达了高蹈飘举或淳朴高洁的情怀，像王维的《山居秋暝》《渭川田家》《积雨辋川庄作》，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以及储光羲的《田园杂兴八首》等，至今读者都很熟悉。
陶氏田园诗到宋代更不乏回响，毕竟，陶渊明超迈出尘的人格和冲淡悠远的诗意就是宋人发现和总结的。从宋初的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到苏黄等，追踪者何曾少见？但是，当田园的歌咏与书写远离了农夫稼穑艰辛，成了士大夫表达闲适生活、纾解现实压力或精神困境的抒情道具时，田园诗距离农业情怀也就越来越远了。钱锺书就曾一针见血指出：“宋代像欧阳修和梅尧臣分咏的《归田四时乐》更老实不客气的是过腻了富贵生活，要换个新鲜。”这正是因为他们田园诗里漏掉了真正属于田园的要素。
二
回顾中国古代田园诗的生成史，与农事诗、山水诗、隐逸诗等，有着丝丝入扣的关联。无论世道如何变迁，中国人心中都藏着一个远离尘世喧嚣、归隐田园的乌托邦之梦，这个美妙愿景绵延不绝代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精神史的一个部分。因此，从周秦到两宋，两千多年的世事更迭中，田园诗在诗人和读者中始终都备受青睐。而最终扭转这一诗风，将田园诗重新回归《豳风·七月》写实主义基调的人，是南宋诗人范成大（1126-1193）。
作为南宋最著名的田园诗人，范成大他对田园诗创作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全面而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个环节，包括四季田园风光，田间稼穑之情景，耕耘纺织之事和岁时习俗等；还深刻揭示了农村中的矛盾，诸如农民的生计悲酸、阶级压迫、赋税沉重等，句句饱含对田园真相的悲悯。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盛赞范成大这些“忧稼穑”“怜老农”的作品，“仿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也就是说，范成大在回归《诗经》农事诗的文学传统基础上，又与陶渊明的隐逸诗、盛唐山水田园诗、中晚唐的悯农诗进行融合，实现这一创作领域的重大突破。
范成大的农业情怀，与他的坎坷的早年身世和独特的人生阅历有关。范成大出身书香世家：父亲范雩（1098-1143）是宣和年间进士，宋高宗时期的朝廷校书郎；母亲蔡氏为北宋大书法家蔡襄的孙女、著名宰相文彦博的外孙女。不幸的是在范成大十几岁时，双亲相继去世，家道由此中落，人生轨迹由此改变。早早成为一家之主的范成大，肩负沉重的家庭负担，抚养年幼的弟妹，过早地经受了生计艰难。不幸的人生经历，拉近了他与乡村社会的距离。
家道失坠一度令青年时期的范成大意气消沉，无意于功名进取，欲以晴耕雨读在乡间度过一生。因此在其早年所作的田园诗中，表现出了他对农事的亲近与对田园牧歌生活的安然若素。如，写于早年居住乡里和求学昆山期间的即兴诗篇，笔下的田园风光有“陇麦欣欣绿，山桃寂寂红”（《寒食郊行二首·其二》）和“桑叶露枝蚕向老，菜花成荚蝶犹来”（《初夏》）的生意盎然；还有“媪引浓妆女，儿扶烂醉翁”（《寒食郊行书事》），农家老幼在丰年时节陶然于节庆的其乐融融。此外，《刈麦》《插秧》《晒茧》《科桑》《劳畲耕》等反映农事的田园诗作，都表现了范成大对农业题材的熟稔。尽管范成大早期的田园诗还没有形成鲜明的个人特色，但无论在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形式上，都为后来的《四时田园杂兴》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个人家庭的变故，以及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使范成大对社会与人生的艰难有深刻的体会，推己及人同情民瘼，不免生出了忧时悯农的情怀。范成大后来得遇父执王葆的鼓励和资助，二十九岁时科举及第进入仕途。终其一生宦游颇广，足迹几乎遍布南宋半壁江山，曾先后出任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曾是管辖一方的封疆大吏。回到朝廷后更以中大夫除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长期担任地方官的经历，也让他能够接触到农民百姓，体恤民间疾苦，对底层农民有一种民胞物与的情怀。这种情怀表现在写作上，就是“无论是做官或者是退隐时的诗，都一贯表现出对老百姓痛苦的体会，对官吏横暴的愤慨”（钱锺书语）。
如《大暑舟行含山道中，雨骤至，雷霆奔龙挂可骇》一诗中，范成大就描绘了农民在酷暑暴雨中车水防涝抢救庄稼的劳动情景：“水车竞施行，岁事敢休宴。咿哑啸簧鸣，轣辘连锁转。骈头立妇子，列舍望宗伴。东枯骇西溃，寸涸惊尺淀。”并抒发了诗人同情、自惭的感情：“嗟余岂能贤，与彼亦何辨？扁舟风露熟，半世江湖遍。不知忧稼穑，但解加餐饭。遥怜老农苦，敢厌游子倦？”“嗟”字以下八句，是诗人在抒发自己的感慨，他以自身的境遇与辛苦的农民相比，从而想到自己其实并不比农民优越，可自己虽风雨宦游，但却不懂稼穑艰难，坐享其成，再想想农家的艰辛，便不厌倦漂泊之苦了。这类诗已经有了其早年田园诗中所不曾有的音调，标志着范成大诗风创新上的变化和探索。
范成大的悯农情怀，也与他的文学观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范成大少年早慧，能诗善文，且又转益多师。早期从江西派入手，于诗无所不窥，早年心仪东晋陶渊明，六朝谢灵运、鲍照，后学习中晚唐诗，继承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才另辟一条蹊径，终于自成一家。在其早期的创作中，范成大就曾以“效王建”的形式，写了《神乐行》《缫丝行》《田家留客行》《催租行》等悯农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生活。
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
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
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
“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催租行》）
这首诗《催租行》揭露了催租吏向农民敲诈勒索的丑恶嘴脸，记叙生动，文字简约，明白如话。虽只有八句五十六字，却非常完整生动，里面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有对白，宛如一出舞台短剧的脚本：才刚缴了租税且拿到衙门收据，便有公差手持公文大摇大摆前来敲门，催租白跑一趟，公差气急败坏勒索酒钱。农民无奈交出辛苦存下的三百钱：“几个小钱不够长官喝酒，就当作补偿大人草鞋磨损费吧。”而他后来写的《后催租行》，更直接揭露官府压榨百姓，佃客卖儿卖女仍然没有活路的悲惨生活：
……
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首。
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
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这些忧民悯农的诗作，使得范成大在探索书写农事的田园诗领域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三
晚年退休后，范成大定居苏州郊外的石湖村，开始了他将近十年的乡居生活，在这期间，他创作了一系列田园诗，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最为著名，标志着范成大田园诗创作的圆熟。这篇组诗分为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组，每组十二首，合为六十首，反映了农事巨细的各个方面。
诗中既有对田园风光、四时美景和农事巨细的描摹。如《夏日田园杂兴·其一》：“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夏日田园杂兴·其八》：“槐叶初匀日气凉，葱葱鼠耳翠成双。三公只得三株看，闲客清阴满北窗。”《冬日田园杂兴·其一》：“斜日低山片月高，睡余行药绕江郊。霜风捣尽千林叶，闲倚筇枝数鹳巢。”
又有反映农村农事与风土人情。如《秋日田园杂兴·其八》：“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春日田园杂兴·其五》:“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春日田园杂兴·其八》：“郭里人家拜扫回，新开醪酒荐青梅。日长路好城门近，借我茅亭暖一杯。”
组诗中，那些对农民稼穑艰辛生活困苦的反映，以及对赋税沉重的现实的深刻揭露和批判，赋予了田园诗更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是对传统田园诗的重要突破。所谓突破，意味着回归与创新。中晚唐新乐府现实主义诗风，是范成大在诗歌创作上向传统田园诗回归的一大契机。中唐新乐府运动诗人是从揭露两税法的沉疴给农民带来不幸之处发力的，范成大的“悯农诗”矛头所指也是从暴露南宋苛政重税处切入。
比起中晚唐时期，南宋的农业经济虽然更为发达，但由于国家将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给广大农民，接连不断的租税，几乎将农民逼上绝路。比如《秋日田园杂兴·其五》所写：
垂成穑事苦艰难，忌雨嫌风更怯寒。
笺诉天公休掠剩，半赏私债半输官。
农民谋生不易，不但要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为生存竭尽全力，还要受到官家的强取豪夺，即便遇上丰收好年景，辛苦所得在向官府交了赋税还了旧债之后已所剩无几。官府收取租税的标准异常苛刻，不但要求稻米精白度高，颗粒要饱满，还要晾晒干透，稍有差池就要被刁难。为了要交足符合要求的上等米，农民折交时付出的往往是原来的两倍，家无余粮只能让妻儿吃糠度日。如《秋日田园杂兴·其十二》：
租船满载侯开仓，粒粒如珠白似霜。
不惜两钟输一斛，尚赢糠壳饱儿郎。
太湖、钱塘江流域多湖泊，无地可种的农民就在湖里种菱角，还要被课以租税，这正是南宋历史上“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社会怪相。如《夏日田园杂兴·其十一》：
采菱辛苦费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
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南宋农村社会阶级矛盾依然突出，农民所受的盘剥和压迫比起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乡村社会的阶级压迫也被范成大敏锐地捕捉到了，使得他晚年的田园诗里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在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中，出现了保长、保正、里正、公差等“村职役人”。他们的社会身份、扮演的角色，以及和农民、官府之间的关系出现在南宋时代的田园诗里，显示出宋诗有别于前代的特征，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陆游的《东村步归》里，就有“催科醉亭长”之句。基层催发不力，无法完成指标，就由县衙门派遣的皂衣（县吏公人）下乡敦促，保长们率领手下壮丁将欠租的农户押解县衙治罪。衙门公差下乡催逼租税作威作福的行径，范成大在《冬日田园杂兴·其十》中有生动的描写：
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傍午下乡来。
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青钱买酒回。
在南宋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中，扮演催科“走狗”的，除了下乡的县吏公人，还有“充身代名”，也就是由地主、大户花钱雇用代充催科之人。这些多是地方上的无赖，他们熟知乡里，深谙如何配合官府对付农户并从中获取好处，并且长期霸占役职，甚至出现胥吏化趋势。这在宋代以前是很罕见的，却是南宋乡村普遍存在的现象。放宽文学史发展的视野看，后世作家的农村题材作品里，是否也有范成大的诗风余韵呢？
基于范成大笔下展示的乡村世界的真实生活的一面，钱锺书在评说这组诗时，认定它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即，认为范成大创作了有别于人们既定印象中的陶渊明隐逸版田园诗——“我们看中国传统的田园诗，也常常觉得漏了一件东西——狗，地保公差这一类统治阶级的走狗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和压迫的制度”。范成大让读者看到了隐藏在田园牧歌之外另一种真实：乡村从来不是远离现实的一方净土，也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这里不但有贪得无厌的地主，也有横征暴敛的地方官吏，鱼肉百姓。农民们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忙碌辛苦一年，求温饱而不可得是常态。面对无休止的剥啄催科，他们求得慰藉解脱的方式，也绝不是闭户索居吟诗挥毫那么洒脱。
范成大田园诗中的现实主义书写，开拓了田园诗的表现领域，构成了范成大田园诗的一大底色和亮色，钱锺书评价他“可以和陶渊明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可谓实至名归。
二〇二三年十月七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