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3年11月14日，我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北大教授严家炎先生将迎来自己的第九十个生日。我因征集与严先生相识，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征集工作一直是大力支持，他先后两次将自己的珍贵藏书、手稿、书信等资料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2014年、2021年，先生陆续将近万册藏书、1500余封书信、400余份手稿和书房家具、名人字画等无偿捐赠给文学馆，这极大丰富了文学馆的馆藏。今特以此文恭祝先生生日快乐！

一

2021年10月16日上午，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星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严家炎学术思想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举行。这是一场向严家炎先生致敬的会议。严先生在北大教书育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辛勤耕耘都超过了一个甲子，他为北大中文系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的学生更是桃李满天下。先生晚年经过认真考虑，将自己收藏的珍贵文学档案资料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此举更是让人敬佩。

作为这次会议的会务人员，我一早便赶到会场。因当天上午有一个捐赠仪式，严家炎先生将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捐赠他的手稿、书信、藏书等文学资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先生接受捐赠并向严先生颁发入藏证书，回赠捐赠礼品。

九点半左右，严先生在夫人的陪同下走进会场。会场上嘉宾全部起立迎接他的到来，先生频频与朋友们挥手致意。我有两个多月没看见先生了，先生精神状态很不错。

上午的开幕式，先生都安静地坐在座位上，认真地倾听着嘉宾们的发言。因为身体原因，先生的发言由夫人卢晓蓉女士代劳。在发言中，先生讲道：

“1956年，国家发出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北京大学以同等学历接纳我入读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六十多年来，无论是教学还是学术研究，我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每一个成果，都与北大和中文系宽松的人文环境，浓厚的学术氛围密不可分。

时代催生了文学的现代性。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中国文学，到晚清时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汇，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达到高潮。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明显区别于古代文学的崭新阶段，我有幸在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成为中国文学新阶段的见证者和探索者。

新星出版社刚出版的《严家炎全集》，是我在北大学习、工作和成长的结晶，也是我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探索与思考的记录。结为全集，也就意味着它也进入历史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要做哪些开拓、扩展，这是新一代研究者所要面对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几点期望：

一，现当代文学无论从深度、广度和时间的跨度上看，都有很广阔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发掘、探索、梳理和研究，而由现当代文学研究几代学人共同传承的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二，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信息的广泛交流，这虽然会对阅读原著和材料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但同时也能使我们更快捷、更全面地获取原始资料，我们可以扬长避短，推动现当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创新。

三，“左”的思潮还未绝迹，“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尚待更深入人心，一些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有待更新鲜和深入的解读，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原则和美学原则应该并重，这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警惕的问题。”

先生的发言言简意赅，首先他回顾了自己在北大的求学生涯，指出北大及中文系宽松的人文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激励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上不断探索。其后，他讲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最后他对当代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三点希望。当卢老师读完致辞后，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先生手持话筒，向大家表示了自己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及嘉宾们的到来深深的谢意。

开幕式结束后，先生便准备坐车离开。我陪着先生和卢老师在门口等车时，我告诉先生，他捐赠的资料我们正在整理中，很快便会全部登记入册。等收据做好后，我会亲自送到恭和苑。先生听后，微笑地说：“麻烦你们了。”，并拱手表示感谢。我俯下身握着先生的手说：“严老师，我们文学馆要谢谢您的大力支持与信任。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整理好、保护好、利用好、展示好您的这些珍贵资料。您多保重身体！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告诉我。”

当我将先生送上车后，卢老师特意摇下车窗，先生向我挥手告别。

二

开会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单位忙着整理严先生今年5月捐赠我馆的珍贵书信。这批书信陪伴了严先生几十年，先生对它们极为十分珍视，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即使这批书信曾遭受过“雨水劫难”（2014年，严先生携夫人卢晓蓉女士前往加拿大探亲，一直保存在地下库房的书信在夏季遭受了一场特大暴雨侵袭。雨水冲进了地下库房，浸泡了放在低处的书信。由于浸泡时间长，包在一起的书信墨水互相浸染，导致很大破坏。当先生一年后回到北京看到此景时，心痛不已。这些书信经风干，早已凝固成坨，粘连十分严重。），已面目全非，但先生依旧不忍丢弃。今年，在与夫人卢晓蓉商议后，先生终于决定将它们交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保管，并希望文学馆能尽最大可能地“抢救”它们。回馆后，我利用一周的时间，将这批凝固粘连的书信进行拆分。经过几个月的整理，目前来看，书信中大部分保存尚好，字迹依旧清晰可见。我本想忙过这一段，下次前往恭和苑拜访先生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夫妇。7月11日，我突然收到卢晓蓉老师的微信，

“小慕先生：我最近清理从蓝旗营带来的剩余物品，发现了一封金庸先生2006年9月写给严先生的信及与此信相关的几个附件，征得严先生同意，我都快递给您吧。请告地址电话，谢谢啦！”

看到此消息，我兴奋不已。金庸先生在整个华人世界及武侠小说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作为一名武侠迷，金庸先生也是我非常喜欢与敬重的小说大师。5月，当卢老师将近千封书信交给我时，也曾说这里可能会有金庸致严先生的书信，但需要我们细致地发掘。可当我全部整理完毕时，我也只发现了一个金庸先生书写的信封。当我看完消息后，我立刻回复卢老师，“卢老师，您好！我这两天抽空去您那里取，可以吗？这么珍贵，我亲自来拿。”卢老师高兴地接受了我这个建议，“太好了，我也担心万一弄丢了很可惜。”我和卢老师约定7月14日下午三点见。那天下午我到恭和苑有些早，便在一层会客室休息了一会儿。不久，严先生和卢老师便来到会客室，我赶忙起身相迎，“严先生、卢老师，您们好！今天我又来打搅您们了。”“小慕，你好啊！我们又见面了。”先生笑着握着我的手，先生看上去气色非常好，脸色也很红润，看来最近先生身体保养得相当好。我扶着先生坐下，先生示意我坐在他的对面。当我坐下后，卢老师拿出一个塑料袋，从里面小心地取出一沓纸放在我的面前，当我翻到一封原信时，卢老师告诉我这是金庸先生2006年写给严先生的信。因严先生与金庸时常有机会见面，所以他们之间往来的书信并不多。我也谈到我在整理严先生书信时，只发现了一个金庸先生写的信封，信却不知所踪。卢老师想了想，说可能信还在一个出版社手中，也不知还能不能要回来。如果是这样，那这封书信便非常珍贵了。我拿起这封书信，认真地读了起来。

家严先生尊鉴：

陈墨先生所撰《金庸的小说世界》一文，谬赞殊甚愧不敢当，其中少数因事实略有出入，谨修正奉上，请费神代转陈先生，所改者均无关宏旨，不改亦可。诸承费心，至以为感。

你我相交日久，弟长期来认兄及冯其庸先生为师友之间，而主要系师，恨不能来北大列先生门墙也，今后通函，盼以平辈相称，先生或较年长，当为兄长也。另函致王国宾先生，请费神转致。日后来京，当造门奉访，一晤兄嫂，专此，即请

大安地

弟良镛上

九.廿八.

我第一次听到严先生与金庸先生有书信往来还是2020年初。在那次拜访中，先生痛心地谈到自己曾有一批书信被雨水毁掉。其中，金庸写给先生的书信都在那一包书信中。当我听到这个情况，作为一个征集人，我为这批珍贵资料的消逝感到心痛。要知道，金庸先生与严家炎先生的通信本身就是极为珍贵的史料。两位大家之间的书信很有可能谈到一些极有意思的人或事，或是对某些作品的探讨。作为第一手资料，这些书信对于研究金庸作品极为珍贵。

现在看来，可能是先生记忆有些偏差。那批书信绝大部分“劫后余生”，品相不是太差，依旧可以辨析。而金庸先生的信，均已保留下来，只是另一封可能在别处保管。这已是非常幸运的事。

金庸先生的笔迹很有特色，自成一体。看完后，严先生给我讲述了这封信背后的故事。在交谈中，我和严先生又谈到了武侠与金庸。我说有一次我陪朋友来访时，先生在回答金庸武侠小说为什么会让自己喜欢时，先生谈到了一个词“真诚”。这让我印象极为深刻，也让我品味了很久。“真诚”是一个作家对待自己文学创作的最基本的态度，如果缺失了这个，是很难写出好的作品来。即使偶有成功之作，也必将不会长久，最终会被历史和读者所抛弃。我对先生说，这个词将是我今后写作的座右铭，我会谨记于心。

这次见面，卢老师还与我讲述了她与金庸先生的“送药”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卢老师在北京大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该公司那时刚刚生产出一种降血脂的药。这种药既传承了中华医药的特长，又添加了现代科技的要素，具有良好的疗效。但因为还没有走完所有报批程序，当时这个药还是“内部药”。因知道金庸先生患有高血脂，卢老师在一次陪同严先生去看望金庸时，特意带上了几盒。见面后，卢老师将药送给金庸先生，并讲了此药的一些特点，金庸先生听后高兴地收下了。卢老师当时心里也想金庸先生不大可能会服用这个还没正式上市的新药。过了有一段时间，卢老师与金庸先生在北京港澳中心不期而遇。金庸先生告诉卢老师，“你那个药不错。”卢老师听后非常高兴，因为金庸先生一定是自己亲自服用后，才有这样的判断。金庸先生告诉卢老师，以后这个药要是打广告，你们可以直接打上这段话，就说是金庸说的。后来每次见面，金庸都很关切地问卢老师有关这个药的情况，长问短，这令卢老师很受感动。在去北大参观访问时，金庸先生还特地前往卢老师所在的公司拜访，并亲自题词。金庸先生不仅自己试服，他还多次向亲友推荐，他有一句很形象的广告语“它可以将好的胆固醇升上去，将坏的胆固醇降下来”。听着卢老师的讲述，我能感受到她对金庸先生那份“侠义之情”的深深怀念。

时间在交谈中飞快得流逝，一转眼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知道严先生一会儿还要参加这里合唱团的活动，虽感觉谈得还不尽兴，但也不敢太多打扰。我和严先生约定下次我早点来，早点聊。先生和卢老师笑着同意此建议。先生送我到会客室门口时，我向先生提了一个小小“请求”，我能否与先生合个影？先生痛快地说：“没问题。你看我们站在那里照合适？”卢老师建议我们就站在门口照就可以。

当我走出恭和苑，即将上车时，我看见严老师依旧站在门口向我挥手告别，并大声地跟我说：“小慕，再见！”我赶忙转过身向先生挥手示意，“严老师，我过一阵再来看您！天气热，您回去吧！”先生听后点了点头，却还是站在门口目送着我离开。先生待人的这份真诚让我这位晚辈十分感动。

昨天，我偶然读到一篇严先生的文章。在文中，先生在谈自己治学追求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治学与人生是有联系的，不但治学的终极目标应该有益于人生，而且治学态度也是人生态度的一种表现。两者具有共性。无论为学或做人，都需要有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吃得了苦，经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必要时还得勇于承担，甘愿付出更大的代价。太‘聪明’、太势利了，就做不好学问，也做不好人。”

这段话让我感触很深，我是一个做征集的人，自己工作之余非常喜欢做馆藏史料研究。这两个工作，都需要从业者“脚踏实地”，要“吃得了苦”，要“经得起折磨，耐得住寂寞”。否则，注定一事无成。

三

我和先生认识有十多年了，但很多时候因为见面时间都不长，我很难有机会面对面与先生深入交谈。但2020年初，我终于有了这样一次机会，能与先生畅谈。一转眼，一年半多的时光匆匆而过。那次见面的情形，仿佛就在昨天，至今想起依旧历历在目。

2020北京第一场雪让城市的空气格外清新，又有些寒冷。1月6日上午，我与办公室的汪静茹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往位于北四环外的蓝旗营小区，拜访北大著名教授严家炎先生。前一天，我便和严教授的夫人卢晓蓉老师联系好了。

当我敲了几下门并大声报上名号后，卢老师热情地开门迎接我。记得上次见到卢老师还是半年前，当时她和严教授来文学馆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卢老师一见到我，就笑着跟我说：“小慕，我前一阵在看凤凰卫视播放的纪念金庸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录片时，见到你在片子中侃侃而谈的风采，在所有的嘉宾中可能你是最年轻的。年轻人，大有可为呀。”

听卢老师这么夸我，我还真有些不好意思：“卢老师，您太过奖了！我都不知自己讲了些什么。跟严教授这样的大学问家比，我这个小学生简直是班门弄斧。只是希望自己能为纪念金庸先生做点事情，他在我们心中是一座丰碑。”

在卢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边说边走进客厅。这是我第一次到严先生位于蓝旗营的家中。客厅布置的非常简洁：一排书柜，一个沙发、一个茶几，一个餐桌。一个大教授，家中竟如此简朴，只有书香。也许对于做学问的人而言，只要有书就是最幸福的事了，其他夫复何求。

当听到客厅的谈话声，严先生快步从书房走出来。看到我，严先生微笑着伸手致意：“小慕，你来了。我一直在等你。”我赶忙快步走上前，握住他的手，向他送上我的新年祝福：

“严老师，您好！今天我来是专门代表敬泽馆长和文学馆全体同仁祝您和卢老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您能继续支持我们文学馆的工作，并多提宝贵意见！”

先生的手握上去很有劲也很暖和，精神状态看上去也非常的好。当我说完祝福，先生笑着说：“你们真是太客气了，这么冷的天，还要麻烦你们过来。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很好，每年都举办很多有意义的文学活动，为中国留下了很多宝贵资料。真的很不错。”

看着我和先生一直站着说话，卢老师忙叫我们坐下来聊，并吩咐阿姨把早已准备好的水果端上来。先生示意我坐在沙发上，他则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小藤椅上，卢老师为我们沏了一杯上好的西湖龙井。很快，屋中便洋溢着淡淡的茶香。我和严教授、卢老师边喝茶，边摆起龙门阵。

“严老师，前不久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一本您主编的《金庸纪念集》，里面收录了许多老友怀念金庸先生的文章。我刚刚看完这本书。书中有不少第一次披露的金庸先生的照片和书法，对于金庸迷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珍贵资料。”

听我讲完，先生有些惊讶地问：“书出版了吗？我到现在还没看到。也许，出版社把书寄到北大文学院了，院里还没转给我。”

我没想到先生还没看到该书，看来我是先睹为快了。在谈及此书时，我也与先生聊到自己对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推崇。

“严老师，很可惜，我没有见过金庸先生。但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我也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不能简单地归为通俗武侠小说。我们这一代70后，在成长中，深受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先生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部部都是经典。我们那时候男生都是互相借着传看，因为借书的人太多，大家借到后都要夜以继日地读。我们差不多都是上课偷着看，去厕所蹲着看，在被窝躲着看。我们这一代所受的中国儒家‘仁义礼智信’，以及对国家要忠、对父母要孝、对朋友要义，大多源于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先生通过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描述的纷扰复杂的江湖，向我们讲述着他所要表达的中华民族一直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精神。而恰恰是这种精神，直到现在还在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傲然地屹立在世界。这种异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民族精神，其实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化自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当金庸先生去世的当晚，整个华人世界、所有人的朋友圈都在哀悼这位老人的去世。因为他的作品影响太大了，凡有华人的地方，一定有金庸的武侠。

他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民族的象征，一个文化的标志，虽然现在早已不是武侠的时代，但武侠的精神一直深深植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中。”

也不知为什么一谈到金庸先生，自己便如此激动，一讲便有些刹不住了。还好，先生静静地听我“班门弄斧”，有时还轻轻地点头表示赞同。

严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为新派武侠小说发声，为金庸先生正名。直到今天，先生都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丰富生动的情节，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他认为金庸小说能够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甚至令人废寝忘食，靠的就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在叙事艺术方面，金庸将大仲马式西方小说开门见山地切入情节以及倒叙、插叙、闪回、推理的手法，戏剧中“三一律”式的严整结构，电影中镜头推移、组接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小说讲究伏笔、悬念、转折、一张一弛的节奏起伏等技巧融合在一起，中西合璧而又浑然一体，兼有多方面的妙处，这就使他的情节艺术具有极其大的魅力。”

听我谈完金庸，严老轻轻的说了一句：“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会被中国当代文学史认可。他是一位极具才华的小说家。”我非常认同严老对金庸先生的这个判断。

后来，我又与先生谈到成都的马老（马识途）。先生问我：“马老最近还好吗？这位老大哥，真不简单。说起和马老交往，我记得有一次马老还问我：咱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当时真是没想起我们到底是在哪一年认识的？是怎么认识的？后来，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一个朋友吕德申家里。对了，小慕！马老最近还好吗？这个老爷子很让人佩服。”

我答道：“马老很好，每天在家早晨起床先打一套自创的健身操，然后去食堂吃早饭，回到家不是写写字，就是看看IPAD了解天下大事，要么就是接受采访，或者继续自己的创作。马老真是太勤奋了，都已经106岁了，今年预计还要再出两本书。现在马老每天还在抽空研究甲骨文和金文，马老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写出一本有关中国文字的书，这位老爷子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实在让人佩服。

每每我写累了，想休息休息、放松放松的时候，一想到这位106岁老人还在每天勤奋地学习和创作，我就不敢有丝毫地懈怠。马老身上总有一种永不服输、永不懈怠的革命斗争精神。”

作为马老的好友，先生对于马老也很是赞赏：“这位老大哥真的是不简单。他已经是著作等身，早该颐养天年，却还在不断地思索，不断地创作。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

后来，我们又谈到史料研究的话题。谈到这个话题，先生突然很认真地问我：“小慕，现在到文学馆研究馆藏的人多吗？这些捐赠资料平常你们是怎么使用的？”

作为国内知名学者，严老师2014年把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近万册珍贵书刊、资料全部捐赠我馆。记得当时我去严老师位于朝阳区东坝家中整理书刊时，严老师就提出：希望他这批资料在进入文学馆后，有机会让更多的人能看、能读、能借、能研究，他希望他的藏书能在文学馆发挥它们的最大价值，而不是从作家的书房进入库房，束之高阁。对于所捐赠的藏书，严先生曾说：“我的藏书文史兼顾、古今兼顾、中外兼顾。有大量历史方面的书，各种版本的文学史都有；作品方面从史记开始，大量不同版本的戏曲、小说；外国藏书方面，英法德和俄罗斯等国家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也都有。可能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书以现当代的为主，我想我的藏书可以部分弥补文学馆藏书的不足。”

这些资料的捐赠寄托了严先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期许和嘱托，也表明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信任与支持。为此，文学馆特别设立了“严家炎文库”。对于文学馆人而言，我们不仅要藏好这批资料，更要利用好、研究好这些资料。

对于严老的提问，我简明扼要地将文学馆对文物资料的使用做了说明。

“严老师，我们馆一直对馆藏资料的研究十分重视。我们馆专门有一个馆藏研究小组，目的就是研究馆藏。建馆35年，我们现在已有70多万件藏品，这都是像您这样的作家或作家家属无偿捐赠而来。为了让这些资料“活起来”，除了加强保管，我们还加快了资料的数字化工作。我们收藏的这些资料，面向世界所有华文研究者。具体到书刊使用，我们只要求他们提供单位介绍信和身份证明，提出借阅书目清单，只要不是敏感性书刊，我们一般都会免费提供他们使用。对于手稿、书信、日记等馆藏资料，如果有作家或家属授权，我们也都全力配合他们的研究。您捐赠的书刊，学者专家们都在使用。我前一阵研究老作家师陀，还从库里接了您的书来看，真是受益良多。我们馆现在对于馆藏研究是非常重视的。

严老师，最近我一直在做有关师陀的研究。2017年，我发现4章师陀残稿，根据查阅资料和自己的研究，这4章残稿应是1940年师陀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7章《争斗》和在上海发表的2章《无题》剩余部分，根据内容比对和师陀资料查询，这4章应在当时就已创作完成。不知什么原因，这4章从未出现过。而且，师陀晚年自己也认为这部当年没有创作完成，是一部未完稿。师陀研究界也都认为《争斗》是一部残稿。……2019年，我在库房整理师陀资料时，又偶然发现《争斗》的另一章手稿。这章的出现，加之2017年另外4章的发掘，《争斗》将是一部完整的小说。……”

严老师边听边点头表示赞许，并告诉我：这个发现很重要，分析也有理有据。先生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文学史料的研究其实非常重要。

2021年5月中旬，先生联系我，说要将自己珍藏的1200多册书刊及上千封书信、上百部手稿全部捐赠文学馆。这些资料都是极为珍贵的文学史料。文学馆非常感谢先生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

我知道自文学馆1985年成立，先生便对文学馆各项工作是大力支持，除这两次身体力行地捐赠自己文学资料外，他还积极推动文学馆重要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发展。自1979年丛刊创办，严先生便是编委会成员。1979—1984，先生曾担任丛刊副主编。丛刊创刊初期，先生为这本刊物付出了许多心血。在刊物资金最为紧张的时期，先生还慷慨解囊并四处寻找资金以维持这本学术刊物的生存。四十多年来，他对丛刊的学术发展、史料研究、机构建设及刊物制度等都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正是在以严先生等前辈带领下，丛刊现在获得了学者、专家及读者的一致好评，认为《丛刊》是“学者办刊但不学究化，追求学理但不浮泛化。”

四

2021年8月底，我收到先生托新星出版社寄来的十卷本《严家炎全集》（第一卷《考辨集》，第二卷《知春集》，第三卷《求实集》，第四卷《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五卷《论鲁迅的复调小说》，第六卷《金庸小说论稿》，第七卷《问学集》，第八卷《朝闻集》，第九卷《随笔集》和第十卷《对话集》）。这套全集汇聚了先生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研究文章与著作，可以说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精华的汇总。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拜读了先生的大作。该全集所选文章不仅与先生的教学相关，也与他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话题有关，比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由长篇小说《创业史》引发的如何写好“中间人物”的论辩、发掘和梳理现代文学史上各流派的贡献、还有对鲁迅复调小说的发现和评论、对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评价、对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肯定和研究，以及对文学史分期的思考和讨论等等。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严先生具有着重要影响。他与唐弢合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曾被中国各大高校作为核心教材广泛、长期采用。作为文学史家，他被业界公认为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第二代“领军人物”。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先生同样有着卓越贡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方面，严先生认为研究要从可疑之处入手，要在阅读中抓住自己发现的一些可疑之处，大到一场文化运动的评价，小到半句文学口号的理解，都要紧追不舍，尽可能充分占有相关材料，深入开掘，凭原始材立料论，最终获得成果。早在1958年，当年青的严家炎在北大对1916年酝酿、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是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是否应该划入“中国社会主现实主义的萌芽时期”产生疑惑时，他连续二十多天到北大图书馆去查阅1915年到1920年间的《新青年》。通过大量阅读第一手材料，严家炎确信：1918年以前，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都还只是激进的民主派，并未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根据自己发现的资料，他撰写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该文材料充实，分析细密，相当有说服力。那时在指导北大本科生编写现代史时，严先生依旧这样严格要求他们。2001年，洪子诚教授在《“严”上还要加“严”》一文中，就曾回忆到：

“记得第一次见他的面，是1958年读大二的时候，当时在“大跃进”，轻视古典、蔑视权威，是那时的潮流。有一天，把我叫到中文系资料室，批评我写的郁达夫、叶圣陶两节的初稿，材料看得不够，不少评述缺乏根据.我当时虽然没有说话，却颇不服气，忿忿然地想，都什么时候了，还“材料”、“根据”什么的。”

先生一直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要尊重事实，要从历史实际出发。在《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中，先生提出“文学史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只能建立在真实地写出历史事实、历史真相的基础上，离开了真实，历史就不成其为科学，就不能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而可能被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就会产生历史及科学本身的信用危机。”、“文学史写错了、它在社会上、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会引起一系列可能是相当严重的后果。”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先生认为只有真正实事求是，现代文学史也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弄清基本史实，把认识统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础上，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才比较牢靠，比较扎实，也才有助于较好地转变学风。这是先生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学术研究思想与作风，它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群体，先生是这一传统矢志不渝的开创者和坚守者。

正是在考察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先生总结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家群落，并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该书首次发掘了新感觉派、社会剖析派、七月派、后期浪漫派等小说流派，开创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研究的新格局，对后来相关流派的研究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二、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先生认为它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多元并存，谁也统一不了谁。要想让中国现代文学史真正回到文学自身的历史上来，就必须要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共生体系。为此，他提出了：

（一）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要共生。早在八十年代，先生便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史应关注鸳鸯蝴蝶派，他首次将张恨水写入文学史教材。九十年代，他更是提出像金庸这样杰出的武侠小说家也应入文学史，他首先在北大开辟了“金庸小说研究课程”。

（二）占主流的白话文学与不占主流地位的古体诗文要共生。先生认为，从清末民初直到现在，古体诗文的创作一直存在。鲁迅、郁达夫、聂绀弩等人都曾写过古体诗。文言散文和文言小说直到现在，都有人在创作。“文言”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区，都仍然存在，我们的文学史必须要承认它的客观存在。

（三）汉语写成的文学与非汉语写成的文学要共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语言是我们这个多民族的主要文学语言，但汉语之外中国作家同样有用少数民族语言和外文写成的文学作品。如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用蒙文写成的诗集《知己的心》、维族诗人黎·穆塔力甫用维文写成的诗歌《给岁月的的答复》，如陈季同用法文写成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杨逵用日文创作的《送报夫》、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的《京华烟云》等等。这些文学作品同样在中外读者中产生过影响，我们也要加以关注与研究。

三、对于文学批评，先生提出了“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理论。所谓“异元批评”或“跨元批评”，就是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比如用现实主义标准衡量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作品，用浪漫主义标准去衡量现实主义作品或现代主义作品等等。但是文学艺术最容不得刻板简单和整齐划一。先生认为，“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的文艺批评常常走入误区，这就需要文艺批评者在自由阅读基础上，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尤其在涉及那些与批评者主观爱好不相同的创作方法、不相同创作流派时，为避免被狭隘的审美见解所牵引，批评者适用的标准要适当：起码应该宽容到适应多元批评的程度，尽可能做到公平适当。

读完全集，我对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更是钦佩之至。感谢先生对我这位小友的关爱！

2020-2022的三年疫情，我几乎没有机会去恭和苑拜访先生，听他讲他的老友金庸，听他谈文学史料应该如何研究，听他畅谈属于他的那些文学记忆。

2024年，终于一切如常，我又有机会去先生那里坐坐，继续摆我们的龙门阵。这一年我恰好要出版两本著作，一本是写先生的老友、我的忘年交、明年即将110岁的马识途老先生，另一本是我的一本学术专著《合浦珠还——师陀长篇革命小说<争斗>的档案发现与考辩》。书名确定后，我很想请先生题写书名，当我将这个想法冒昧地向卢老师提出时，卢老师很高兴地同意了。很快，卢老师就发来先生为我题写的书名。先生很认真，每个书名他都题写了两遍，让我从中择优选取。看到图片，我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先生对我这位晚辈的提携与帮助。我相信有了先生的加持，这两本书也许会留下一些属于它们各自的印记，给历史留下一点点的价值。

谨以此文恭祝先生“九十大寿”！祝先生身体安康！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