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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去边塞 也能写好边塞诗?
来源:北京晚报 | 邹安时  2023年08月03日02:59

近日热映的《长安三万里》中,展现了众多唐代诗歌作品,除了主人公李白之外,高适、王昌龄、岑参的诗歌都多有出现。在诗歌史上,这几位诗人都被认为是“边塞诗”的代表。读其诗作,我们很容易想象诗人骑着高头大马,行走于茫茫大漠之中,思索着如何克敌制胜的场景。

李、杜的老友高适,曾运兵于东北边境,更拥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他跟随哥舒翰潼关御敌、督率所部平定永王之乱、坐镇蜀中抵御吐蕃,可谓战功赫赫。然而,高适早年间尚未得志时,热衷于创作的边塞诗,晚年却鲜有续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此外,令人意外的是,写出“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王昌龄,竟终生未履军职、未经战争,唯一一次接近边塞,只是开元十二年(724)的河西、陇右漫游,是年,王昌龄27岁,尚未有正式官职。我们不禁要问,写战争诗的人,怎么会没经历过战争?写边塞诗的人,难道极少或者从未去过边塞?不妨先从边塞诗这种体裁说起。

有多少诗人到过边塞战场?

战争题材的诗歌,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诗经》;又在汉乐府的大量创作中得以强化。至唐代,无论是否上阵杀敌、行伍行军,创作者都可书写战争主题的诗作。毋宁说,战争诗是一种广受欢迎、抒发胸臆的题材,而不是作者全然的真实写照。

被誉为“七绝圣手”的王昌龄便是最好的例子,其边塞诗的雄浑意境,主要用以表达豪情壮志,并非描摹真实场景。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边塞诗,只是“战争诗”或“战争题材”的一个重要分支。进行战争诗创作的诗人,未必身临其境,亦可铸就名篇;而去过边塞的诗人,其诗风也会有所差异。

唐代诗人去往边塞的原因,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入幕,唐代节度使有征辟官员的权力,这类官职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唐中期以后,入幕官员渐多,如诗人李商隐,一生基本都以幕僚身份做官。

第二类是出使,即朝廷以任务派遣前往边地。这里典型的事例是王维,他被玄宗派往凉州劳军,这个“边缘化”的任务,引起他在《使之塞上》中“征蓬出汉塞”的慨叹。此外,也有真正需要完成的军事使命,比如天宝九年(750),高适向青夷军(属范阳)送兵,并顺利完成任务。

第三类是游边,即游览边疆。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兴趣,在唐代并不容易完成,既需要充足金钱,也需要雅兴。毕竟,若不是建功立业,抑或是养家糊口,鲜有人单纯为游览前往边地。

基于此,我们再来审视唐代边塞诗人、诗歌,便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其一,很多诗人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战争;其二,很多诗人也从未到过任何边塞地区;其三,真正有过边塞或战争经历的诗人,其诗写法与前两类有显著差异。

兹列诗人履历,接续其后分析。

“三王”的想象与岑参的写实

王昌龄《从军行》其四,千古流传,其诗曰: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首诗将欲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用路途的遥远、环境的艰险,加以渲染,突出远大而坚定的志向。实际上,诗人没有完整走过这条路线。“玉门关”在历史发展中,是有所移动的前哨堡垒;雪山推测为与“河西走廊”走势一致的祁连山;而“楼兰”(今新疆鄯善)属汉代西域三十六国,曾繁荣一时,但早已随着河道干枯,消失于大漠,这里的“楼兰”不过是汉唐叠加下的用典,不在唐代兵争要地之列。

所以,王昌龄在运用了西域想象、汉代典故和战争志向后,创作出一首无比“真实”的边塞诗。但如果想凭借此诗,找到古战场、古战役,则绝无可能。

再看《从军行》其七:

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

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

结合来看,王昌龄的边塞风景,皆属大尺寸写意派,景物纵深,大开大合,对比夸张,异常强烈。这种写法的画面感极强,特别适合制作成战争电影的分镜。诗人常将景物之浩瀚与人之渺小,作为对比的两端——人在广阔天地间拼杀建功,也可能瞬间被无边的危险吞噬。最终,诗人和读者的情绪,在“边塞写意”中得以舒展。所以,诗歌的“抒情”才是重点。

王之涣、王翰都是存诗极少的诗人,但声名赫赫。他们同王昌龄相似,终生胸怀壮志,却仅担任过地方基层官吏。从有限的记载来看,二人没有去往边塞或经历过战争。但是,他们的《凉州词》与王昌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诗曰: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凉州词》

依然是熟悉的大尺寸描绘、人与环境的强烈对比,依然具备强烈的抒情,一则是思乡愁绪,一则是无奈厌战。

“三王”作为边塞诗的想象流,其诗风格,景物皆属大框架、粗线条,情感强烈而浓重,鲜见景物的直观感受和细节描写。这基本是所有无边塞经验诗人的共同特点。

但是,真正去往边塞的诗人,诗风便会有明显差异。

岑参的仕途称不上显达,但论体验维度,罕有其比。岑参两次被幕府征辟,第一次是天宝八年(749),他担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的掌书记,他自河西走廊到安西幕府(今新疆库车),途经罗布泊、托克逊、库尔勒,历时两个月,全程近3000公里;第二次是天宝十三年(754),岑参担任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幕府的判官,在北庭任职时,多次往返于金满县(今新疆吉木萨尔)、轮台县(今新疆乌鲁木齐)之间。

天宝十四年(755),38岁的岑参已经对西域非常了解,两次入幕生涯,让他充分领略了这里的风光。于是,在送别同事武判官时,他写下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单看诗的前四联,便会发现岑参对于新疆地区的描绘十分细致,分别写到植被、风雪、气温、湿度的状态,令人身临其境,感受到漫天飞雪的寒冷。岑参近乎于白描的诗句,事无巨细地写到自身的观感,同时兼顾人在其中的处境。与其说是抒情,不如说是人的命运在“边塞素描”中得以展现。

即便是写给长官封常清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岑参依然在金戈铁马的歌颂之后,以白描手法将恶劣环境、战场氛围铺陈开来。比如:

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不难发现,有无边塞经历,并不是创作好诗的必要条件,但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诗歌的写法与风格。岑参和“三王”就是一对很好的例证。

久经沙场导致不想写诗?

诗坛上,高适与岑参齐名,但他绝对是一位特殊的诗人,或者说“诗人”只是他众多重要头衔之一。高适不仅游历、工作于边地,更在“安史之乱”中,厉兵秣马,一跃成为地方节度使,晚年获封“渤海县侯”。《旧唐书》说他:“适以诗人为戎帅,险难之际,名节不亏,君子哉!”足可见其一生的传奇经历。

高适的上、下半生经历截然不同——前半生周游求索、难觅良机;后半生,更准确地说,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则屡立功勋、位高权重。

年轻的高适,没有选择门荫、科举等正常入仕方式,而希望通过要人赏识、建立奇功,寻求更快的上升通道,只可惜事与愿违。高适早年所作《塞上听吹笛》写道: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

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若隐去诗者姓名,多么像是“三王”的诗。粗犷盛大的景物,昭示着志士未知的前路。这也再次印证,当战争或边塞,作为一种直抒胸臆的题材时,必然是“情绪先行”。

高适最著名的长诗是《燕歌行》,其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姑取四句以观: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彼时,高适交结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已在唐朝的东北边疆游历许久。这首诗具有与王昌龄相似的“汉唐叠加”视角,描绘的是战争的艰难与危险,既有将士浴血拼杀的奋战精神,又有对上位者腐败的批判。景物描写既有大框架的边塞写意,也带有部分具体风物的描摹,例如: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这种对边塞和战争的理解,也随着高适的从戎生涯,愈发清晰。

天宝十年(751),高适奉命运兵至范阳,途中他写下《使清夷军入居庸》三首,这里的“居庸”即今天的居庸关,我们能看到,他日记式的笔触,更像是一则战地记录,相比之前,更加具体。兹选一则以观:

古镇青山口,寒风落日时。

岩峦鸟不过,冰雪马堪迟。

出塞应无策,还家赖有期。

东山足松桂,归去结茅茨。

天宝十一年(752),49岁的高适加入哥舒翰的幕府,这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天宝十四年(755)11月,“安史之乱”爆发,《旧唐书》评价高适彼时“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在随后的潼关战役中,虽然唐军失守,但高适得以面见玄宗,直陈失利原因。

更重要的是,高适在其后得到肃宗信任,面对玄宗、肃宗暗地里的权力较量,他以淮南节度使的身份,讨伐永王李璘,为肃宗立下大功。同时,李白在三番被邀后,抱着“老骥伏枥”的心态从军,不料永王军月余即溃。这也导致李、高二人判若云泥的处境。其后,虽有政局动荡,但高适仍被任命为剑南节度使,主政四川地区,抵抗日益强大的吐蕃。

高适人生的后十年,对军事、战争、边塞都具备充分的认知,甚至可以说是有唐一代,文士兴武平天下的典范。然而,这个时段的高适作诗甚少,据陈铁民先生考证,只有10首左右,而且,这些诗还以酬唱、怀旧为主题,却再无典型的战争诗。对高适而言,他仕宦显达时却不再作诗,更遑论战争诗、边塞诗;尚未得志时,却偏爱此类创作。

总之,不去边塞、不涉战争,也能写好边塞诗,只是诗人的胸中要有雄心壮志,笔端更需有千钧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