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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通识:从李时珍纪念邮票谈起
来源:澎湃新闻 | 王家葵  2023年08月01日07:34

在1951年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上,祖冲之和李时珍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李时珍遂取代“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成为中国传统医药之代表人物。推考原因,除了受民国以来废医存药论的影响;张仲景南阳太守“官僚”身份,孙思邈道教人物“迷信”背景,在新时代皆不及李时珍方便宣介也。

莫斯科大学主楼会议厅世界文化名人肖像之李时珍像

此后不久,莫斯科大学决定在其主楼会议厅镶嵌世界文化名人肖像,于是向中国政府寻求祖冲之与李时珍的图绘。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这一任务交给人物画家蒋兆和(1904—1986)完成。祖冲之采用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的形象,李时珍则以蒋的岳父,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1870—1960)为模特,并参考王世贞所撰《本草纲目》序言形容李时珍“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谭议也”造像,稍稍做了一些修饰。

蒋兆和以岳父萧龙友(左)为模特作李时珍(右)造像

李时珍的画像受到广泛好评,就此成为李时珍的标准像(参见赵中振《行天下探岐黄》)。1955年邮电部发行中国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全套4枚,分别是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李时珍,由孙传哲设计,即用蒋兆和原图造型,只是改为雕刻版,编号“纪—33”。

纪—92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二组)蔡伦邮票错版(左)与正版(右)

集邮界有一个专用名词叫“错版票”,指构图设计或制版印刷环节出现纰漏的邮票。一般在发现错版后会及时收回,外间流传极少,属于珍稀邮品。中国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已经发行四组,其中1962年发行的第二组“纪—92”之蔡伦,生卒年被标注为“公元前?—121”,因为误植“前”字,遂成为价值不菲的错版票。仔细研究李时珍邮票上的文字,上面的错版元素较蔡伦的生年更加严重,只是一直无人发现,遂失去成为“错版票”的机会。

纪—33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一组)李时珍纪念邮票

邮票发行是非常严肃的事,方寸之地容纳信息有限,更需要字斟句酌,李时珍图像下方两行文字是其生平和成就的高度概括:“李时珍(公元1518—1593)医学与药物学家,辑成《本草纲目》,书中载有中国药用植物1892种。”

仔细审视这段文字,居然有两处明显不妥。

《本草纲目》全书52卷,各论分为16部,60类,记载药物1892种。数字是这样来的,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说,《本草纲目》将《证类本草》的药物剪去繁复,得1479种,补录诸家本草39种,李时珍新增374种,合计药物为1892种,刘衡如先生点校本根据实数统计为1897种。但错误并不在此,而是“中国药用植物”6个字。如果只看植物药,《本草纲目》实际有1097种,占全部药物的58%。估计设计者没有理解“本草”二字,所谓“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遂将全部1892种都当成植物了。事实上,“本草”一词多数时候都与“药物学”等义,入药涵盖动、植、矿三类,以及少数人工制成品,并不局限于植物。

不仅如此,“中国”二字也不妥。从汉代《神农本草经》开始,就不断有域外药物进入本草,不断累积叠加,《本草纲目》中引种或依靠进口的药物已有200余种。如书中记载的番红花、番木鳖,在当时都属于“进口药材”。明代是引进外来物种的高峰时期,一些农作物如玉米、甘薯、南瓜、丝瓜,都在《本草纲目》中首次或较早记载。

第二处是使用“辑”字,这涉及对《本草纲目》学术地位的评价。描述著作权的词汇有著、撰、编、辑、纂等,意思不完全一样。

陶弘景开创了一种“滚雪球”式的本草编著体例,将前代本草完整地收入己著,再加以注释评说。此体例被唐代《新修本草》、宋代《开宝本草》《嘉祐本草》采纳,至北宋末唐慎微作《证类本草》,完全成为资料缀合。《本草纲目》自创纲目体,将前代文献按照释名、集解、发明、辨疑、正误诸项,分类裁割,其中抵牾之处,皆有明确判断,不作骑墙之论;更有许多条目是自己亲闻、亲见,或亲身实践所得。虽然《本草纲目》在“辑书姓氏”中题作“敕封文林郎四川蓬溪县知县蕲州李时珍编辑”,但在卷一开列《历代诸家本草》,其末殿以己书,提要说:“明楚府奉祠敕封文林郎蓬溪知县蕲州李时珍东璧撰。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稿凡三易。”

“搜罗百氏,访采四方”,乃言总结文献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先说文献,李时珍自承“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本草纲目》引据本草、医经、方书,乃至经史佛道文献凡八百余家,故王世贞序称赞说:

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仅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

格物更须实践,元明间本草家能躬行者不多。比如茼蒿首载于《嘉祐本草》,这是常见菜蔬,汪机在《本草会编》中居然表示“本草不著形状,后人莫识”。李时珍对此十分感叹,在集解项说:

此菜自古已有,孙思邈载在《千金方》菜类,至宋嘉祐中始补入《本草》,今人常食者。而汪机乃不能识,辄敢擅自修纂,诚可笑慨。

因此在《本草纲目》卷一《历代诸家本草》介绍中对《本草会编》评价极低,谓:“臆度疑似,殊无实见,仅有数条自得可取尔。”

李时珍自然是身体力行者,不放过任何考察调研的机会。在《本草纲目》中有通过常识判断,指出前人记载谬误之处。如百合本是常见物种,其鳞茎由数十片鳞瓣相合而成,如陶弘景所形容“根如胡蒜,数十片相累”,因此得名。宋代《本草图经》误信传说,谓百合“是蚯蚓化成”,李时珍批评说:“(百合)未必尽是蚯蚓化成也。蚯蚓多处,不闻尽有百合,其说恐亦浪传耳。”

《本草纲目》中许多论述更源自李时珍的亲自观察体会。比如“旋花”条发明项说:“时珍自京师还,见北土车夫每载之,云暮归煎汤饮,可补损伤。则益气续筋之说,尤可征矣。”这应该是李时珍从太医院任上告归,从北京返回家乡时的见闻。

李时珍的家乡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位于大别山南麓,药产丰富,所出白花蛇、艾叶被誉为道地,被称为“蕲蛇”“蕲艾”,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都有专门记载。“白花蛇”条说:“花蛇湖、蜀皆有,今惟以蕲蛇擅名。然蕲地亦不多得,市肆所货、官司所取者,皆自江南兴国州诸山中来。”又指出蕲州所产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征:“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故罗愿《尔雅翼》云:蛇死目皆闭,惟蕲州花蛇目开。如生舒、蕲两界者,则一开一闭。故人以此验之。”强调:“今蕲蛇亦不甚毒,则黔、蜀之蛇虽同有白花,而类性不同,故入药独取蕲产者也。”

艾叶除了汤药内服,也是艾灸的重要原料,一般以放置陈久者为佳,所以《孟子》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艾叶的产地历代不同,明代开始蕲州艾成为道地品种,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就著有《蕲艾传》。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艾叶”条结合自己的考察,有详细阐释:

艾叶,本草不著土产,但云生田野。宋时以汤阴复道者为佳,四明者图形。近代惟汤阴者谓之北艾,四明者谓之海艾。自成化以来,则以蕲州者为胜,用充方物,天下重之,谓之蕲艾。

李时珍还专门说:“相传他处艾灸酒坛不能透,蕲艾一灸则直透彻,为异也。”早期本草对艾叶的产地记载很少,《名医别录》仅说“生田野”。宋代有北艾(产今河南汤阴)、海艾(产今浙江四明)之分。明代以来,皆以蕲州艾叶为胜。《本草品汇精要》云:“艾叶,道地蕲州、明州。”《本草乘雅半偈》受李时珍的影响,特别强调蕲艾,说:“艾叶,蕲州者最贵,明州者也佳。蕲州贡艾叶,叶九尖,长盈五七寸,厚约一分许,岂唯力胜,堪称美艾。”

除了采访调研,李时珍也亲身尝试。比如曼陀罗花为《本草纲目》首次收载,今天多称作洋金花,所含东莨菪碱有麻醉和致幻作用。李时珍亲自尝试,并记录说:“相传此花笑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酿酒饮令人舞。予尝试之,饮须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又说:“八月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昏如醉,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这其实是元明以来,中医进行清创处理或者小手术所用“麻沸散”的基础配方。

编辑只是搜集前人的著作,汇编成书;撰著则需要著作者构思,且有自己的观点陈述。以上数例足以说明,李时珍虽然谦虚地使用“编辑”一词,后人对待此书,仍应该称作“撰著”,才是实情。

邮票上记李时珍的生卒为“公元1518—1593”,即正德十三年生,万历二十一年卒,其来历也有一段掌故可以陈说。

翻检明代各种文献,并没有李时珍生卒年月的确切记载。李时珍的同乡后学,清初文学家顾景星(1621—1687)为李时珍作传,只是说“年七十六,预定死期,为遗表,授其子建元”,而没有提到具体时间。据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云:“臣故父李时珍,原任楚府奉祠,奉敕进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生平笃学,刻意纂修,曾著《本草》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数尽,撰有遗表,令臣代献。”《明史·李时珍传》说:“书成,将上之朝,时珍遽卒。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其说即本于李建元疏。

根据《明实录》,明神宗诏修国史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至二十四年十一月,“湖广蕲州生员李建元奏进《本草纲目》五十八套,章下礼部,书留览”。此与晚近出土的李建元墓志铭说“岁丙申冬,公以单骑抵燕京,奉表上”相吻合,丙申即万历二十四年。《明实录》说进呈《本草纲目》58套,显然是印刷本。按照李建元的说法,李时珍在书“甫及刻成”之际,“忽值数尽”,即卒于此书印刷出版后不久。可遗憾的是,《本草纲目》最早的版本金陵本书首只有题署“万历岁庚寅春上元日”的王世贞序,庚寅为万历十八年(1590),这可以视为《本草纲目》开雕时间的上限。换言之,李时珍当卒于万历十八年至万历二十四年之间。另外,如果《明史》说李时珍在神宗诏修国史前夕去世为实情的话,则其卒年上限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以前。

20世纪50年代,张慧剑受上海电影制片厂委托创作电影剧本《李时珍》,数次前往蕲春考察,访得由其子李建中、李建元、李建方所立李时珍夫妇合葬碑,树立时间是“万历癸巳中秋”,即万历二十一年(1593)。时间与上述推断皆相吻合,学界于是同意此即李时珍的卒年,同时也是《本草纲目》初版刻成的时间。由此上溯,确定李时珍生于正德十三年(1518)。

不像今天医药分科,古代医家未必精通本草,但本草家绝大多数都是名医,李时珍也不例外,所以邮票上给予他“医学与药物学家”的头衔。李时珍的医学著作有《濒湖脉学》《脉诀考证》《奇经八脉考》,于脉学颇有发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可谓既能博考,又能精研者矣。自是以来,《脉诀》遂废。其廓清医学之功,亦不在戴启宗下也。”李时珍临床治疗亦称妙手,《本草纲目》“灯花”条发明项说:“我明宗室富顺王一孙,嗜灯花,但闻其气,即哭索不已。时珍诊之,曰:此癖也。以杀虫治癖之药丸服,一料而愈。”从症状来看,应该是由肠道寄生虫引起的异食癖,所以李时珍用杀虫药治愈。

尽管李时珍以医药驰誉,他的自我定位仍然是儒生。顾景星《白茅堂集·李时珍传》说:

李时珍字东璧,祖某,父言闻,世孝友,以医为业。……年十四,补诸生。三试于乡,不售。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

李时珍虽从父李言闻行医,依然保持儒门本色,其撰著《本草纲目》不仅在纠正、校订旧经古注之“舛缪差讹遗漏”,凡例还专门指出:“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裨《尔雅》《诗疏》之缺。”所以万历八年(1580)李时珍亲赴太仓弇山园谒当世大儒王世贞,请求王为《本草纲目》赐序。

王世贞对李时珍印象极好,乃作《蕲州李先生见访之夕即仙师上升时也寻出所校定本草求叙戏赠之》为赠,诗云:

李叟维稍直塘树,便睹仙真跨龙去。

却出青囊肘后书,似求元晏先生序。

华阳真逸临欲仙,误注本草迟十年。

何如但附贤郎舄,羊角横抟上九天。

赠诗末句“贤郎”下有注:“君有子,为蜀中名令。故云。”这位“为蜀中名令”的贤郎,是李时珍的长子李建中,《蕲州志》有传,其略云:“嘉靖四十三年举于乡,六上礼官不第,署河南光山教谕,为诸生授经,束脩转给寒士。升四川蓬溪知县。”李建中在蓬溪任上政绩卓著,按照明代文官父祖封赠制度,外官考满合格父母可以获得对品封赠,《本草纲目》书前李时珍衔“敕封文林郎四川蓬溪县知县”,即由此而来。

“华阳真逸”两句用道书《桓真人升仙记》中陶弘景的典故,说陶弘景修道有“三是四非”故不得立即升仙。其中第一非即是:“注药饵方书,杀禽鱼虫兽救治病苦。虽有救人之心,实负杀禽之罪。”王世贞因此调侃李时珍,何不将后续工作委托给儿子,以便自己轻举飞仙。

不知为何,这篇序言竟拖延十年,至万历十八年才交付。王世贞在序言中回忆初见李时珍的印象——“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谭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这是用狄仁杰的掌故,《新唐书·狄仁杰传》谓:“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推许之高,非以寻常医药家目之。

由此看来,纪念邮票上寥寥数语确实不足以概括李时珍的成就,郭沫若1956年2月为修建李时珍墓题词:“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一八九二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题跋小字说:“李时珍乃十六世纪中国伟大医药家,在植物学研究方面亦为世界前驱。”这一评价符合现代价值观,可谓盖棺定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