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和作家郭宝平约定的时间在12点，我们都提前了半小时到。包间里，我们边吃边聊，聊起他的新作《范仲淹》。提到范仲淹的某一段人生经历，郭宝平如数家珍，他能流畅地说出对应官职、功绩、和诗。直到门被推开，服务员探出半个身子说，客人已经到了——他们预定了晚上的包间。几乎同时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聊了6个小时。

结束了这场漫长的对话，走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我在想为什么讨论一个古人令人如此兴奋？直到在键盘上敲下这一行字，我忽然得到了一个也许并不准确的答案：在《岳阳楼记》之外，范仲淹提供了一种“人生样本”。

在小径分岔路口，他选择了一条少有同伴的路，从而决定了一生的道路。《范仲淹》带给当下的启示：或许，我们也能这样活。

盛名未起忧苦扰

完稿是在夜里，第二天醒来，郭宝平感到失落——一本书写完了，不能接着写下一本，中间的“空档”让人心里发慌。过惯了“一睁开眼睛，就知道该干什么”的日子，突然到来的空闲，让他无所适从。“时光白白流逝了，就想活着没啥意思，就是这种心情。”这时，郭宝平理解了那些退休后要求返聘的同事，倒不是为了挣钱，就是有点事干。他相信，充实的人生才是幸福、快乐的，“别的都很难说，人就怕空虚。”

《范仲淹》一共65.6万字，郭宝平写了2年，从2020年冬天，一直写到2022年春天。除了必要的遗迹寻访，他都在书房写作，一天写十几个小时，从早写到晚，不接电话、不应酬。创作谈里，他用“呕心沥血”来形容。8月中旬，郭宝平一家去北戴河待了几天。回家后，看到桌上的《范仲淹》，他有点发怵，忽然觉着累。“当时是怎么写的？”郭宝平低声念叨。直到写完书，松弛下来，他才感到疲惫。

郭宝平没打算写范仲淹，写刘娥时情节需要，才找来《范仲淹全集》读了一遍。读完之后，他改变了想法。范仲淹在西溪镇任监当官时写过一首诗：“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不用问前程。”他羡慕蚊子，吸饱了血就走，不用忧心前程。此时，范仲淹处在人生低谷，人至中年，一家老小在穷荒绝岛过活，官微俸薄，前程无望。郭宝平想，这和现在的职场人有什么区别？天不亮就起床挤地铁，看到猫咪悠闲，心生羡慕。

故事从一个迷雾弥漫的清晨开始。20岁上下的男子迷了路，走错了方向。他改变了路线，到了醴泉寺，问法师，自己将来能否成宰相？法师摇头。他又问，那能否为良医？法师仍摇头。男子惶惶出寺，不知如何面对母亲。

“迷雾”是隐喻，他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在人生选择时迷茫。男子叫朱说，其父朱文瀚任正九品幕职官，家中兄妹众多，生活窘迫。母亲想让儿子经商，他不忍拒，便想此法。“因为他母亲信佛，信得厉害，如果抽签应了，他回去好交代。”郭宝平说。

朱说决意参加科举，住在寺院复习。每晚煮一锅粥，粥凉凝冻后划成四块，上午吃两块，下午吃两块，掺上野菜果腹。郭宝平写到朱说的饿，“咕噜噜”的声音在腹中回荡，不多时，前肚皮贴着后肚皮，无力感蔓延周身，伴随阵阵心慌，手开始发抖，虚汗从额头冒出……

“他想的是，我已经这么大了，还要家里供养，实在心里不忍，所以克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能维持生命就行。”郭宝平完全能体会。高考前10个月，住校时没吃过一顿饱饭，饿得眼冒金星，“开始也饿得受不了，没有一点办法，后来慢慢适应。”这件多年前的事，郭宝平没和家人说过。“倒不是因为穷，只是想减轻家庭负担”，他说：“这可能和朱说当时的想法相似。”

三月十八日殿试，隔两日公布成绩。皇榜共列进士197人，朱说排第97位。透过栏杆空隙，朱说首见天颜，他眼眶一热，流下泪来。“君父”，他在心里默念。“你一定要相信，他一定会流泪。范仲淹是一个自幼丧父的人，看到皇帝就像找到了父亲。”郭宝平讲起自己16岁上大学，在北京见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激动地掉泪，心里想的都是“好好学习，报效国家，一点不能耽误时间”。

朱说就是范仲淹。直至继父病重，朱说方知身世。当年，其母谢氏花期已误，26岁嫁范墉填房，生子范仲淹，家中行六。仲淹不到15个月，范墉在徐州逝世，谢氏携子回亡夫故乡。在苏州，谢氏母子处境艰难。此时，朱文瀚原配去世，膝下有4子，正欲续娶。守丧期满，谢氏带范仲淹改嫁朱文瀚。以上都是《范仲淹》书里的情节。第二章结尾，朱说得知真相，远走求学。临行前，他跪倒在母亲面前，发誓十年后接她到身边奉养。五年过去了，诺言即将兑现。

出世反引浪与潮

写范仲淹，首先要搞清楚宋朝官制。郭宝平合上手机壳的翻盖，说起读过的一篇文章，作者写范仲淹一当官就进了军营，依据是他的官职“广德军司理参军”。事实上，“军”是地方建制，“司理参军”是司法官，管审案，进士及第初授官，多授此职。郭宝平还写到一个情节，范仲淹相中了李三妹，要有“插钗”仪式。按当时婚俗，双方相亲，相中，男子把金钗插进女子冠髻，没相中送手绢，谓之“压惊”——若伤心垂泪，就用手绢擦擦。“不知道这些，就写不了细节。”写刘娥时，郭宝平就把这套写惯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阅历。写范仲淹时，郭宝平长期在体制内工作，像大多数人一样经历升职、调岗。渐渐地，他摸清了一些事，就像掀开一个机器的外壳，看见大小齿轮咬合转动，精密准确。踮起脚探身，往里看了一眼，底部有一个零件发出“吱吱”声，郭宝平知道，这是一个新零件。刚入职的范仲淹，就是这个新零件，那时他还叫朱说。“新人的心理我太清楚了，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他说。

院外传来擂鼓声，广德县徐氏上状，她的丈夫、儿子相继亡故，无子继承，所遗财产全部充公，她想拿回陪嫁。广德县判决未许，故而擂鼓。朱说接手此案，他翻阅朝廷条例，找到了《景德编敕》，上面写明嫁妆可登记在女子名下。朱说拟了判词，嫁妆归徐氏，其余充公。本以为会得赞许，没想到太守大为不满。他从未改判过两县判决，广德县判决也依朝廷条例，朱说破坏了规矩。郭宝平解释，“这就是新入仕途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特聪明，你看我找了一个新依据，可以推翻过去的做法，没想到领导不高兴，我就经常遇到这种事。”

在西溪任监当官时，范仲淹提议修筑捍海堰。沿海一带地势低洼，雨水丰年，秋季涨潮，冲毁屋舍，人畜丧亡；退潮后，海水倒灌，淹没良田。百姓流离失所，壮年背井离乡。海岸线绵延数百里，筑堰是个大工程，范仲淹是个小官，本职工作是管理税收。反对声很大，有说筑堰影响排水导致内涝，有说范仲淹越权言事，想出风头。范仲淹坚持，多次上书。在发运副使张纶的推动下，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准允。

范仲淹主持筑堰，开工后突遭暴风雪，死了两百多人。消息传到朝廷，成了溺死两千余人，朝廷震怒，要惩罚原议者。“‘即日开工’，范仲淹断然道，‘不然，对不起死难者！’”郭宝平写道。后在张纶的主持下，长达一百五十余里的捍海堰竣工，百姓感念，为张纶盖生祠，邀范仲淹写颂。写到这一段时，郭宝平主要依据范仲淹写的《泰州张侯祠堂颂》《堰记》。他到了当地，堤坝遗迹还在，海却不见了，“站那看不到海了，都是楼房，中间还有一条省道。”

入职多年，“新零件”范仲淹仍旧固执。皇上要率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庆生，范仲淹上书，言此举不妥。刘太后权势正盛，范仲淹提议太后还政，成为“敏感人物”，便自请外放，离京赴任。履职不久，见沿途多舟船运木，木料用于修寿宁宫，他又提醒太后毋兴土木。刘娥去世，官家亲政，范仲淹成天子近臣。皇上要废后，范仲淹认为皇后罪不至废，上书劝谏，组织抗争，被贬睦州。“范仲俺心软，见不得别人受委屈，见了不公平的事就要打抱不平。他就是这么一个人。”郭宝平解释。

势起势落人难料

北宋强敌环伺，这一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率大军突袭延州，西北战事吃紧，年过半百的谪官范仲淹奔赴前线。朝廷主战，运送粮草的部队开拔，然而范仲淹主张防御，多次上疏反对主动进攻。郭宝平喝了一口茶，说：“范仲淹反对深入进讨，历史、现实的理由说了很多，他推测进讨可能全军覆没，所以坚决反对。”

范仲淹一面抵制进讨西夏的军令，一面私下给元昊写信，试探和平。因触犯人臣无外交禁令，朝廷解除了他的边帅职任，官阶由郎中降为员外郎。“贬他是对的，说老实话，当时宋夏处于交战状态，手握重兵的边帅私下与敌方通信，这可不得了，这是杀头的大罪。”郭宝平解释。当时，宋仁宗和宰相吕夷简对范仲淹很看重，贬了不到3个月就重新起用做边帅。

介绍完背景，郭宝平笑了，他说：“范仲淹很有意思，做边帅时，他和朝廷的节拍总是合不上，甚至相悖。”朝廷下令进讨，范仲淹反对，主张和谈；双方和谈时，范仲淹又主张攻取横山，向朝廷上了“横山策”。从始至终，范仲淹没有丝毫迎合、讨好谁的意识，完全根据事实分析、判断，提出主张。为此，甚至不惜否定此前自己的意见。

在前线，范仲淹见百姓受苦，心如刀割，想的还是如何减轻百姓负担。他主张防御，但驻军越久，军耗越大。于是，范仲淹大力推行屯田实边，鼓励驻军开垦土地，不但可自用，还可贩卖。后期，他推行庆历新政，有一条就是修武备——废止募兵制，恢复唐代府兵制，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减轻百姓负担的考虑。

写范仲淹，绕不开《岳阳楼记》，而要读懂《岳阳楼记》，不能不提到滕子京。滕宗谅字子京，他是范仲淹的同榜进士、好友，当年修筑捍海堰，两人是“战友”，结下深厚友谊。得益于范仲淹的举荐，滕子京担任了边帅。滕子京豪爽，花钱大手大脚，引人不满。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刚开局，弹劾滕子京的奏章就呈达御前，指控他侵吞公款16万贯。朝廷派人核查，滕子京烧毁账册，3000贯公用钱去向难以查明。《刑统》明定官员将公用钱入私，数额达40贯处死刑。因滕子京烧毁账册，只能认定他私吞3000贯，这是要杀头的重罪。范仲淹孤独地为滕子京辩护。“范仲淹主要讲情理，他也知道滕子京错了，就从顾大局，稳军心的角度去辩护。”郭宝平解释。

在范仲淹的保护下，滕子京被贬到岳州。当时岳州还是蛮荒之地，百姓日子艰难，朝廷把他贬到穷乡僻壤以示惩戒。滕子京上任后，重修岳阳楼，托范仲淹写碑记。一年后，范仲淹才动笔，写下“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初始四句交代背景，也是回应争议。郭宝平说：“不止是当时，直到现在也还有学者认为，滕子京是搜刮民脂民膏，修岳阳楼搞形象工程。”名篇《岳阳楼记》出现在第49章，全书共52章，范仲淹已步入生命终章。

新书问市后，郭宝平给友人寄去，不少人一撕开薄膜就找《岳阳楼记》。有朋友问郭宝平，范仲淹到底登没登上岳阳楼？郭宝平认为这不打紧，“他写的是宦海，宦海沉浮，是对人生的一次回顾，不是真写的洞庭湖。”说完，他的茶杯也空了。

后人评说见分晓

每回寻访古迹，郭宝平最爱去墓地。2020年8月，乘车前往范仲淹墓。他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晴天，风清气朗，古树枝蔓如华盖倾下，微风拂过，树影婆娑，绿海生波，簌簌作响，更显静谧。郭宝平穿着短袖，一身运动装，站在一人高的墓碑旁，默默无语，伫立良久。

置身其间，郭宝平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不是在写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而是在写一个人。故事的主人公正在这里，隔着墓墙，隔着生死，真实存在。“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就觉得都是人，他也是一个人，跟我们一样，在世界上生活过一段时间。突然就有这个想法。”郭宝平翻阅史料，书上记载人时，往往是几句话，或是几个字。可在他的脑海里，却会浮现出许多场景，仿佛看到了个体的无助和挣扎。此刻，风云散去，一切趋于平淡，归于尘土。“我们这些后人来看你了。”他在心里说。

郭宝平还去了江苏省苏州中学，这所学校是省重点中学，一进大门就是范仲淹的塑像，墙上写着大字“先忧后乐”，亭中立碑，上刻“府学”。千年前，范仲淹在此办学，校址未变，格局基本保留。学校所在的街道，以前叫卧龙街，现在叫人民街，路也没变。“苏中影响很大，培养了很多人才。”郭宝平和当地人聊天，出租车司机、饭馆老板、挑担而过的商贩，大家都知道，范仲淹在这办过学。

范公镇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因范公堤得名。捍海堰旧址上建起了大桥，桥叫“范公桥”，建设单位为范公镇人民政府，施工单位为范公镇水利管理站。镇上处处是“范公”，小区有“范公人家小区”“范公供销社小区”，饭店有“范公人家”，道路有“范公南路”“范公北路”“范公中路”，宾馆有“范公招待所”，超市有“范公书店超市”“范公健康超市”，学校有“范公中学”“范公幼儿园”，街边汽修店挂着“范公汽车检修”的招牌。当地还新塑了范公像，通体皎白，基座用了黑色大理石。郭宝平与雕塑合影，他近一米八的个头，肩膀正抵基座上缘。

在这里，“范仲淹”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标志，一个象征。郭宝平谈不上喜悦，反而有点失落，因为“很多历史的真相被遮蔽了”。范仲淹上书筑捍海堰，提议能通过主要缘于张纶，他在沿海任职多年，深知筑堰挡潮，利大于弊。事故发生后，张纶力保范仲淹，不仅提议复工，还亲自监督捍海堰直至落成。正因如此，百姓给张纶造了生祠，这是在当时是极高的褒奖。如今张纶不再被提及，光环都加在了范仲淹身上。

“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郭宝平提到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名言。他想从一个人的视角写范仲淹，而不是一个无暇的圣人、一个遥远的神明。“人都有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就会有纠结和挣扎。他写谏疏的时候，内心一定有起伏、有恐惧、有摇摆，这才是一个人。”透过重重光环，郭宝平想写一个真实的范仲淹，即便那并不完美。

红日西垂，焦黄的夕阳摊在桌面上，缓缓移动。郭宝平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能写宋朝。他在开封出生，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街上广播放豫剧，大人们爱听《包青天》《狸猫换太子》，“太子”就是宋仁宗。半大孩子在街上玩闹，御街、繁塔、包公湖，到处是宋朝遗迹。开封最繁华的街道叫马道街，宋朝时叫马行街，时至今日，街道走向、宽度几乎没变。

因缘际会望今朝

从少年时代起，郭宝平就喜欢文学和历史。参加工作后，业余写作没有中断过，“躲进小楼成一统”，他在写作里找到了安慰。工作之余，郭宝平用9年写完《谋位》，一共35万字，写完就放着了。搁了几年，想着稿子放着也无用，他就把全文贴到网上，免费供人看。没想到，出版社编辑看到了，辗转找到他，把《谋位》出版了，还支付了几万元稿酬。

在单位，郭宝平绝口不提写作，他把工作和写作完全隔开。十几年前，他带一个检查组去浙江出差，一行十几人候机。机场有书店，《最有权势的读书人：张居正》摆得醒目。几个年轻人一看，书上印着领导名字，于是每人买了一本，让他签名。郭宝平推了，说重名而已。

还有一次，郭宝平的同事调到外地任职，经常回北京开会。候机时买了一本《谋位》，一口气在飞机上读完。他兴奋地拿着书，对郭宝平说：“你这本书写得真好。”郭宝平不承认。他又翻开书页，指着飘口处的作者简介，上面写着开封人。郭宝平还是不承认，说开封也不只有一个郭宝平。

“没必要，和业务也没关系。”郭宝平不想把写作掺进工作里。2017年初，离退休年龄还有7年，已经担任相当级别领导职务的郭宝平申请提前退休。朋友得知，纷纷来劝，他不为所动。郭宝平说起，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系里曾挽留他留校，他可以教书、搞创作，安稳度日。但在老家的认知里，只有进入机关单位才是“光耀门楣”，于是他选择了进机关。“我在本质上就是一介书生，念念不忘的还是写作。”回忆起过去的工作经历，他认为这对创作历史小说大有裨益。全职写作后，郭宝平进入了“高产期”——四卷本《大明首相》、两卷本《大宋女君刘娥》、《范仲淹》陆续问世。

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进入时间深处，倾听历史声音》。邱华栋对郭宝平历史小说创作一直比较关注，他认为“读郭宝平的书，我们能看到遥远时代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智慧、他们的人性的呈现、他们在历史中复杂的表现。这对于那些‘脸谱化’的历史演绎写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是郭宝平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取向。”

对话

郭宝平& 好书探

01

先忧后乐

Q：小时候光背课文了，一直不知道“滕子京”是谁。这回可算知道了。

郭宝平：滕子京确实犯了错误。烧账本是大错，御史抓住不放不是没道理。接替范仲淹担任西北军帅的郑戬，是范仲淹的连襟，他对滕子京大手大脚花钱、强制低价从百姓手里买牲畜宰杀后犒劳范仲淹部下很气愤，就收集了滕子京的一些“罪状”，委托御史弹劾他。范仲淹替滕子京辩护，是从大局考虑，但不能说没有掺杂私情。郑戬的指控和范仲淹的辩护，各自都有一定道理，不能光听一面之词。最后，宋仁宗折中处理，把滕子京贬到了岳州。阴差阳错，才催生出了《岳阳楼记》。

范仲淹与滕子京是同榜进士，当时称同年。但早期关系一般。修捍海堰出了海难，滕子京处理地很镇静，范仲淹认为他有大才，遂引为知己。我基本上是按照范仲淹对滕子京的记载来写滕子京的。滕子京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他没立刻写，而是拖了一阵。我推测范仲淹可能担心，滕子京之前出过这类问题，花钱大手大脚，又爱出名，不愿再为他背书。后来，滕子京来信，说楼成之日，他痛饮一场，凭栏大恸。一看“凭栏大恸”，范仲淹心有戚戚，相信滕子京不是搞形象工程，于是触发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便借题发挥，以“先忧后乐”自勉而勉天下士。

Q：第50章，范仲淹用“荒政三策”解决饥荒。这让我挺意外。

郭宝平：这段历史现在开始受到重视。有经济学家研究，说范仲淹是“凯恩斯主义的鼻祖”。现在看，在经济管理上，范仲淹是超前的。当时谁也理解不了，流民移路，道有饿殍，物价飞涨，结果范仲淹在那吃吃喝喝，起高楼，赛龙舟。孙甫是转运使，他气得不行，弹劾范仲淹。朝廷也有争论，我没全展开写。后来一看，效果出来了，孙甫知错，还邀范仲淹观钱塘潮。他俩有和诗，范仲淹集子里都有。

他是以工代赈，借大兴土木之役，饥民有了饭碗，既舒缓了灾民流离之苦，又修缮了建筑。纵民竞渡，是为了促进贸易、饮食、工技从业者就业。故意大张旗鼓提高粮价，是向市场传达信息，商人纷至沓来，粮一多，价格就降了，保证了粮食供应。三策下去，抚恤灾民，予民以利，确实比常规的开仓赈灾高明。

范氏义庄也超前，这也是范仲淹首创。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福利制度，只针对范氏家族。到了晚年，范仲淹用一生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建义庄，周济范氏大家族，他自己尚未营建住宅。义庄好比一个基金会，族人有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外出求学都按标准发补贴。这样一来，生活基本能保障，孩子踏实学习。范氏家族保持几百年不衰，范仲淹之功也。义庄的研究很多，因为历史很长，涉及的人很多，一本书都写不完。

事实上，当初他到苏州认祖归宗，却遭拒绝，最后保证不觊觎范氏家财，才勉强被接纳。这件事对范仲淹的刺激很大。后来他哥范仲温带范仲淹去看地，让他买块地盖宅子。他没想在那住，但不买好像还惦记老宅，于是就在那儿办学。范仲淹自己也说，苏州风俗凉薄。他没把母亲埋苏州，而是埋到伊川，他在姚崇墓旁边买了块地儿，把母亲葬这，还说自己以后也埋这。范仲淹对应天府有感情，他在那求学，书院给他很多帮助，后来他把职田划在应天府，没划在苏州。他在应天府安家，他的妻子，包括大儿媳都应天府人。

范仲淹办“义庄”是要做一种示范。当年你拒绝我，今天我就来让你们看看，做人应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为了点财产，连血脉都不要了。范仲淹是一个改变风气的人，国家的风气能改变，家族风气也能改变。这是我对范仲淹办义庄的研究。

Q：范仲淹早期就挺传奇，“划粥割齑”传那么广。

郭宝平：如果他后来没成，一定不会有这么多佳话。历史就是这样，普通人没有故事。范仲淹是很苦，只能喝粥，但有人更苦，连粥都喝不上。范仲淹有才情，会抚琴，会作诗，但会写诗的人太多了。在应天府上学，有人给范仲淹拿了一桌好菜，他一口没吃，最后都放坏了。为什么不吃？他不敢吃，吃了一顿好的以后，有了对比，就会觉得野菜粥难下咽。如果这么去理解，你就会觉得，范仲淹其实挺可爱。

02

尽职充诚

Q：每次看到范仲淹上书，我都提心吊胆，总觉得他要惹祸、挨罚。

郭宝平：有人评论，范仲淹老管皇帝的“家务事”：儿子要给妈过生日，他要管；儿子长大，母亲当家，他要管；两口子闹离婚，他还管。范仲淹有他的逻辑，古人讲究惯例，皇帝办事往往要查先例，如果你这样做了，就是开了一个先例。所以他说“轻一死而重万代法”，他不是只看当下，更看长远。废后也是，皇帝和宰相吕夷简几个人一商量，私下定了。一方面，皇后确实没犯大错；另一方面，废后是大事，这么大的事不能搞“密室政治”，所以他有意见。

宋朝前期“守静”，士大夫以冲晦自养。范仲淹以直言谠论倡于朝，开议论之风。他数以言事动朝廷，又呼吁兴利除弊，同时还大厉名节，从而扭转了官场的风气，天下议论相因而起，士大夫以钳口失职为耻。宋朝的议论之风、改革之风、忠义之风，都是范仲淹倡导起来的。欧阳修、苏舜钦等官场新进受此影响，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所以范仲淹周围形成了一股新势力。正因如此，他屡屡受到结朋党的诟病。

范仲淹被后世普遍推崇，是儒家树立的一个标杆，在不断累加中成为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如此一来，为他立传很容易脸谱化。虽然范仲淹名气很大，但以他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相对匮乏。这也是为什么我这部小说一出来，受到文学界、史学界和广大读者高度关注的原因所在。

Q：范仲淹是“办学狂魔”，连戍边都不忘办学。为什么这么爱办学？

郭宝平：范仲淹出生时，五代十国最后一个政权——北汉灭亡才10年。经过唐末五代百年战乱，庠序失教，官学无存，宋朝建立后忙于混一四海，办学的事还没有提到日程。宋朝启动大规模办学，是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时的事。在此之前，求学是奢侈事，能够延聘教习的家庭，非富即贵。像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低级官员子弟，求学相当不易，中进士、入仕途后，往往被视为出自寒门。当然，范仲淹求学艰难，也与他的身世、性格有关。他得知身世后离家出走，发誓自立门户，失去经济来源，他的求学之路就显得格外艰难。

这里有时代背景，也有个人原因。正因如此，范仲淹热衷办学，他每到一地任职，总要设法办学；主持庆历新政时，更推出州县普遍设立学校的重大举措。这与范仲淹的治国理念有关。在他看来，治国理政，重在教化。由于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再加上佛教的冲击，在范仲淹生活的时代，儒学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范仲淹接过韩愈的旗帜，大力复兴儒学。办学以兴教化，就是其中措施之一。

Q：他书教得很好，为什么不选择当老师？

郭宝平：范仲淹早年仕途受挫时，有过以教书育人以遂报国之志的想法。但那时候，“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很牢固，而且确实是有了权力和地位，才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教一万个学生，也比不过教帝王一个学生的作用大。做帝王师，致君尧舜上，非要进入朝廷不可。

范仲淹虽然没有做太子或是皇帝的老师，但他经常以帝王师的口气和皇帝说话，有时还会激怒皇帝。但更多的时候，皇帝听了他的话，改变了决策。激怒皇帝，为他赢得了声誉，皇帝听他的话，为他施展抱负提供了机遇。这是做教书匠难以企及的。比如州县普设学校，这件事，哪一个教书匠有此等能量？实际上，范仲淹虽然当老师的时间不长，却被王安石赞为“一世之师”。就是说，范仲淹是为官者的师范。

Q：宋仁宗似乎是犹豫的性格？比如说，他支持韩琦进讨，却又同意范仲淹不出兵的请求。

郭宝平：宋仁宗在历史上口碑很好。但在我看来，可能由于身世和成长环境的关系，仁宗皇帝缺乏杀伐决断的气魄，而且耳根子比较软。他在刘娥身边长大，刘娥多强势，垂帘听政多年。所以范仲淹连篇累牍上疏，很多内容是告诉仁宗如何做皇帝，其中一个核心观点是希望他有主见、敢拍板，不要事事推诿他人。

我认为范仲淹对仁宗是有不满的。仁宗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有一次听信传言，差一点贬范仲淹到蛮荒之地。但仁宗是仁德之君，他和范仲淹也算相互成就吧，就像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里写到的严子陵与光武帝一样，互相成就。

Q：“迥与众流异”，这几乎是范仲淹官场生涯的缩影。怎样理解他的“异”？对当下有哪些启示？

郭宝平：“迥与众流异”，是初入仕途的范仲淹发出的感慨，也是一种保持初心的宣示。年轻时的范仲淹被官场视为“怪人”，晚年仍非议不断，以至于他去世后欧阳修受托写神道碑，一直为如何辨谗谤、判忠邪而绞尽脑汁，迟迟难以动笔，甚至还引发了范氏后人不满，双方甚为不快。这主要是因为宋朝前期奉行黄老之学，推崇无为而治，人人因循，不复奋励，重笃谨行而贱振奇砾驰之才。范仲淹是改变风气的勇者，所以显得与众不同。

谈到启示，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保持初心。范仲淹初入官场写过一首咏瀑布的诗，其中有“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之句。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初入仕途，大多抱有一腔忠君报国、康济黎庶的热忱，但一番曲折离合、摸爬滚打，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者，凤毛麟角。范仲淹“迥与众流异”，没有动摇过，王安石称赞他“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第二， 尽职充诚。身为官员，是百姓供养，混日子是绝对说不过去的。范仲淹初入官场就打定主意，要“尽我职，充我诚”。他有个习惯，每天睡觉前都要算账，看看一天伙食费花了多少，自己做的事是不是对不起伙食费，如果觉得对得起，就安然入睡；如果觉得对不起，就辗转难眠。

第三，自律守正的人，会赢得尊重。官场上，对自律守正的人，你可以不喜欢他，但内心一定是尊重他的。范仲淹为什么被树立为标杆，原因也在这里。

03

赤子之心

Q：怎么那么坚持提前退休？

郭宝平：有人说，你等退休再写，或者边工作边写，我都做不到。像《大明首相》那么长，一共130多万字，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写，写到后边，前面的人物都忘了。我也担心，退休后再写心劲没了，所以给自己施加了很大压力。写《范仲淹》确实需要投入，整个人要进入宋朝的氛围。写的时候，我就在现场，看见晏殊和范仲淹在屋里，我可能是那个倒水的小厮，也可能是其他人，总之在他们身边，听他们说话。甚至晏殊生气，他眉头一挑，我都能感觉到。这需要完全沉浸，有时出一趟门，回来要几天才能重新进入。

Q：写《范仲淹》对您有影响吗？您怎样理解范仲淹？

郭宝平：写的过程中，我常常被他们的真性情感动。范仲淹和郑戬是连襟，在滕子京一案中，二人是敌对双方的领袖，大有你死我活之势，可事后他们依然保持着友好关系。韩琦与范仲淹义兼师友，可二人在对西夏战略上尖锐对立，互不退让，韩琦甚至感叹，范仲淹坚持不出兵是要置他于死地。二人同入中枢后，在水洛城一案上，又是敌对营垒的各自领袖，可事后二人的关系不仅没有受到损害，反而越发亲密。富弼对范仲淹执弟子礼，可二人在许多问题上争论得面红耳赤，范仲淹一气之下，请求皇帝让富弼写下以身家性命担保的保证书再放其出殿。事后证明范仲淹的判断有误，当有人以此讥讽范仲淹时，富弼却为他辩护说，这是因为范仲淹忠勤体国之至。包括范仲淹和晏殊多有争吵，即便范仲淹声名日盛，他也一生对晏殊执弟子礼。事实上，晏殊比范仲淹还小两岁。

凡人范仲淹，大半生都在做凡人不愿做，或没勇气做的事，这才成就了他的伟大。用“赤子之心”来形容范仲淹，相当贴切。保持赤子之心，其实就是不忘初心。在我看来，范仲淹是保持真性情的儒者、开风气的勇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忧者、深达进退之理的达者、秉持恕道的仁者。只有宋朝的政治生态和制度安排，才能成就范仲淹；范仲淹也没有辜负那个时代。

Q：您其他作品书名都带“前缀”，比如《大明首相》《大宋女君刘娥》。这次单用人名，是有意为之？

郭宝平：和出版社反复商议很久，最终还是觉得用《范仲淹》。取别的书名，总给人以脸谱化的观感，也不够响亮，索性直接用“范仲淹”做书名。历史小说以主人公做书名很常见。如果主人公名气足够大，直接做书名顺理成章。

向什么样的人致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品位、品格。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与情怀，永不过时。我特别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在审读小说后的评价，他说：“阅读范仲淹，就是阅读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是阅读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确实是这样。

Q：为什么选择写历史小说？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郭宝平：我投入历史小说创作的初衷，就是要向肆意编造历史、误导受众的戏说之风宣战。我认为，历史小说既然以真实的往往又是知名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就应该对真实性负责，尽可能去重现历史风云中的真实人生状态。

读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是中国政治制度史，这为我写历史小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大量阅读当时的人写的笔记，同时多读当下学者的有关论文，是我写历史小说的必修课。前者提供很多细节，后者提供最新研究成果，两者结合，确保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可信性。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素材精当取舍，巧妙安排情节，确保艺术性、可读性。

历史小说要写有血有肉的人，需要大量细节，这恰恰是史料中最欠缺的。比如，《范仲淹》中的“小鬟”。她是范仲淹四子纯粹的生母。墓志铭透露出的信息表明，她是钱塘人，在范仲淹生前已入范家二十余年。那她是如何进入范家的？我查到一则史料，说钱塘一带当时流行一种风尚，虽蓬门贫女，也有一两件锦衣罗裙、几样头饰，目的是进入富贵人家做女使或侍妾。小鬟当是范仲淹守睦州时，以女使身份进入范家，后来引起一些风波。根据当时的婚姻制度、购买女口制度和已发生事件的时间点，我做出推理，来塑造这个人物。以推理尽可能还原史料中缺失的历史，是历史小说的优势，没有必要凭空编造，误导读者。

老实说，历史小说要过史学家的关不容易。《范仲淹》在正式出版前以“试读本”分送文学界、史学界知名专家审读。史学界对小说的真实性给与了充分肯定。宋史专家虞云国评鉴说：“以小说笔法写历史，摹绘形神影，兼具信达雅，《范仲淹》庶几无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帆撰文说：“郭宝平皇皇65万多字的长篇巨制《范仲淹》的思想和艺术意义，不仅仅是因为它塑造了一个丰满的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它为当下抒写历史题材小说重树了一种严肃的范式。”

写历史小说很难，写范仲淹更是难上加难。如果作品中欠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境界，读者会接受吗？这是创作中最大的难题。因为有信心处理好这个难题，我才有勇气写范仲淹。南京大学孙江教授认为，这部小说是“用文学的手法挑战历史学的极限”。

Q：既然追求真实性第一，为何不写传记而是历史小说？

郭宝平：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各有优势。人物传记固然在真实性上更令人信服，但却不像历史小说那样有情节设计、细节描述，引人入胜。特别是一些传记又往往采取专题性写法，很难把握一个时期里主人公的生存全貌。历史小说却不能这样，必须反映出主人公的人生状态。还有，相对来说，历史小说的读者群要比传记广泛的多。当然，写历史小说比写传记的难度要大得多。别的不说，细节考证、心理和场景描写就需要花费大量精力。

文化学者解玺璋先生对历史小说有成见，在《范仲淹》分享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将历史人物写成小说，面临文学虚构跟史实的冲突，其中的内容说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看历史小说浪费时间。我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分享会上不好直言。有一天，一位熟人把解玺璋先生凌晨时分在朋友圈发的一段文字转给我，我一看，是一篇《范仲淹》读后感。文中说：“郭宝平先生的《范仲淹》有很多新意，可以更新我们对范仲淹这个人物的认知。这本书并非人物传记，而是一部文学作品，但作者在史实考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而人物显得很扎实，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细节描写也极富历史感，绝非戏说，很容易把读者带入范仲淹生活的历史情境中，是一部难得的历史人物小说。”

可见，真正下功夫的话，历史小说塑造出的人物，在保持真实性的同时，比传记更形象、生动、丰满，也更容易吸引读者，感染读者。所以，我选择写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