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华文文学是时间/空间、社会/历史、民族/国家、东方/西方等多元文化交融互渗的混合体，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其中涉及身份、归属、族裔、阶层、文化认同等多层次的复杂问题，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跨界融合的世界性文化形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烛照华文文学，许多研究的困厄与争辩、难题与迷局豁然间迎刃而解。

华文文学概念的再界定

华文文学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所有以华文（汉语为主）创作的文学；狭义则仅指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界研究均取其狭义用之，本文所言华文文学，亦指其狭义。

华文文学的发展百年有余，对华文文学的研究也已四十余载。1979年，因《花城》创刊号刊登的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一文，和《当代》文学杂志刊登的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引发了中国大陆学界对“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的研究。1986年，第三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谈论会”因大量海外学者的加盟，更名为“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1991年第五届会议因澳门学者的加入，更名为“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第六届会议，与会学者一致认可将会议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可见，华文文学的研究发轫于中国台港澳文学，并逐渐扩展至中国本土以外的世界性的华文书写热潮；华文文学不仅具有“中华性”“民族性”，更具有“在地性”“世界性”。目前对华文文学的研究，不仅包括华文文学的文学创作，还包括华文文学社团、文学批评、文学交流、文化传播等内容，形成了全球性的华文文学研究盛况。

因创作主体身份的多重性、移居地域的流动性、书写文字的杂糅性等原因，华文文学的发展一直处于持续、开放、交融的动态进程，这使得华文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由此亦引发了华文文学研究范畴的持续论辩。大致而言，论争基本集中在“华人”、“华语”两个焦点。以种族/族裔/民族定位的“华人文学”，过于局限作者的族群身份，不仅将众多非华裔作者以汉语书写的作品排除在外，而且对于众多具有华人移民代际身份的作者而言，亦很难认同祖辈“华人”身份在自身的顺延，比如东南亚诸多华文作者的情况就是如此。至于以语言文字为定位的“华语文学”，最初限定的是“汉语”创作的文学，很自然不符合拥有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书写情况；其次，对于移民的华人作者而言，他们运用非华语创作的大量作品，同样无法纳入华文文学研究的范畴，这种情况大量见诸于中国大陆及台港澳移民世界各地的作者；其三，即便对于台港澳地区，同样存在大量非华语创作的华文文学作品，如澳门土生文学（多以葡萄牙语写作）便是如此。

可见，无论是“华人”还是“华语”，均难以界定复杂多元、流动交融的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众多研究者开始思索华文文学的文化内核也即“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特质。基于此，本文尝试对“华文文学”之“华文”重新界定，提出“文字”与“文化”双重涵义的“华文”之“文”。言下之意，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与国籍/族裔/身份等无关，只要满足“语种”（华语）和“文化”（中华文化）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即视为华文文学。譬如韩国许世旭、澳大利亚白杰明和美国谭恩美的华语文学创作，美国哈金、汤婷婷等人的英语文学创作，再譬如澳门土生作家李安乐、费雷拉、马若龙、江道莲、飞历奇、飞文基等以葡语创作的表现中华文化的文学作品等等。这种界定，扬弃了之前从语种、地域、族裔、身份等因素对华文创作者的机械分类，将华文文学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视域之中，从学理的角度探讨以“华语”和“中华文化”为支撑的华文文学，在主旨呈现、情感表达、价值选取、审美意蕴、语言习惯以及思维范式等各方面，所呈现的文化的多元性、思想的交融性、审美的驳杂性等“同中有异”、“和而不同”的思想文化特质和文学风貌，以及借由文学创作所形成的华文文学共同体的世界画卷。

文化主体和文化间性

共同体概念在西方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卢梭、滕尼斯等，共同体理论在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建树颇丰。马克思则将共产主义社会称作“真正的共同体”。20世纪以来，共同体概念的使用更加广泛，如麦基弗“社区共同体”，吉登斯“脱域共同体”，米切尔·波兰尼的“科学共同体”，温格的“实践共同体”，约翰·拉吉的“知识共同体”等等。安东尼·科恩在《社区的象征性结构》中指出，共同体是一种象征性结构，核心是对意义和身份的关注；杰拉德·德兰提的《共同体》则进一步指出，共同体既不是一种社会融合的形式，也不是一种意义形式，而是一个关于归属的开放式的交往系统。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程，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到黑格尔“绝对理念”所开启的理性至上的现代性追求，人的主观性、能动性、本真性愈益式微，人类社会的发展愈来愈陷入主体/客体、理性/感性、精神/物质、思维/存在等矛盾冲突的二元对立模式，引发了深沉的生存危机、伦理危机、价值危机等现代性危机。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后现代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进程的加剧，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人、社会、国家（地区）成为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利益与风险同在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剧烈变化的国际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生，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概念，深入分析中国以及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矛盾挑战，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安全等不同层面，追求全方位、多层次的人类共存，为实现全世界“真正的共同体”提出了“和而不同”的中国方案。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的是国际间独立主体的对话，即主体与主体的平等对话模式，其间可见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向文化领域延伸的文化间性理论的影子。文化间性以文化主体之间的对话为前提，注重文化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强调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坚守和认同，并通过与他者文化的交融、交互、交涉达到文化之间的共存、共生、共荣。无疑，正是在文化主体性与文化间性的研究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华文文学内质形成了某种精神层面的共振。

整体而言，在华文文学的百年发展进程中，大致呈现出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几个核心区域的华文文学主体。受历史文化、移居生态、语言民俗、媒介传播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各区域华文文学的“中华性”“在地性”和“世界性”各不相同，彼此独立又彼此互渗，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主体。如果说早期的华文文学研究侧重于“政治中国性”或者民族国家意识的解读，以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为阐释和研究基点；那么，随着“世界华文文学”视域的开启，华文文学研究则开始尝试以“中国性”对全球的华文文学进行整合研究，如刘登翰、周宁、饶芃子、陈辽、黄万华等提出的“分流与整合”“一体化”“美学中国”等研究思路。然而，这种基于“中国性”的整合研究，难免带有中心/边缘、主体/客体、主流/枝蔓等立场，忽略了各区域华文文学之间的互动、互渗、互融的“在地性”与“世界性”，也忽视了不同文化的传承/冲突、变迁/创新、同构/延异等更为丰富的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马华学者如张锦忠、林春美、黄锦树等提出了建构马华文学的主体性；北美学者史书美、王德威等提出“华语语系”的概念。这种破除国界/地域对华文文学在地性/世界性/主体性的关注，以及对文化间性的理性诉求，很自然让学界继续寻找更为契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刘俊和刘小新等学者纷纷提出“跨区域华文文学”等研究思路，强调关注华文文学各区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与此同时，同样强调文化主体性和文化间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开始进入华文文学研究视野。

一种研究新视域

从华文文学书写的整体发展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各区域的华文文学样态依旧复杂多元，但其文学书写则悄然呈现出某些新变：普遍从对无根愁绪、怀乡情结、漂泊心态、离散意识、文化冲突、身份焦虑等华文文学传统母题的书写，转向更为多元、开放的对全球化语境下人类的日常生活经验/生存困境、人性异化/精神归属、现代性危机/人类共同命运等话题的思考，呈现出普遍的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以及情感、伦理、审美等多层面的文学书写转型。相应的，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有学者也开始审视华文文学书写的共同体意识。如张福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华文文学“人类意识”与文化自信的阐述，杨匡汉、刘俊等指出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已经形成了“世界性华文文学共同体”，朱双一认为“书同文”使全球华人形成了“文化共同体”，古远清认为需要以华文文学意识的多维视野来探讨华文文学共同体，从而构筑一个具有国际性、整体性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此外，如王德威对“华文文学想象共同体”的阐述、赵稀方对“中国文学共同体”的强调等等，不一而足。上述具有共同体意识的华文文学研究，虽提出了相关的“共同体”概念，但论述重点在于华文文学的特质，鲜有对“华文文学共同体”概念进行界定，更遑论深入阐述华文文学共同的情感命运书写与文化传播所形成的具有主体性的文学共同体的深沉内涵，故本文尝试提出“华文文学共同体”这一全新的研究视域。

“华文文学共同体”具有持续发展变化的、未完成的、流动的开放式结构，以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互、交融、交汇的对话关系为基础，强调华文文学的主体性、差异性、同一性、对话性，是一种具有文化间性的、可凝聚世界文化力量的文化共同体。

“华文文学共同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以“文字”和“文化”的华文文学为核心。从纵向维度看，“华文文学共同体”包含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华文文学所形成的样态各异的文学共同体。比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和新加坡华文文学，二者虽同属东南亚，但由于所处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习俗等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马华文学共同体”和“新华文学共同体”；但相似的地缘性和文化呈现等，又让二者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横向维度看，“华文文学共同体”又包含“情感共同体”“族群共同体”“性别共同体”“伦理共同体”“空间共同体”等等共同体样态。这些华文文学共同体随时空变化而呈现历时性与共时性交叠的多维动态图景：或独放异彩，或交叉重叠；或矛盾对立，或交融共生；既具有各自独立的文化主体性，又具有开放的文化间性。而无论何种维度或者类别的共同体，无论文本、文化或理论的样态如何多元，连接各共同体的始终是人类对自由、美好、幸福的憧憬，对苦难、困境、厄运的抗争，对人性善恶、种族歧视和人类命运的审视，对人道、和平、爱和两性平等的呼唤。其实，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回顾华文文学的书写历程，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可以说贯穿于百年华文文学的书写之中：或隐于去国怀乡的离散漂泊、异国他乡的爱恨情仇；或显于对人性卑劣、社会动荡、生态恶化、人类命运多舛的理性批判；或藏于生活琐事、生存经验、人生哲理的描述；或见于对文化冲突、价值相左、伦理悖谬的审视。正可谓爱恶情仇、思欢怒惧，感于幽微、流乎啸歌，一往而尽、积日不休，绵延百年，美美与共。

“华文文学共同体”研究范式的建构，尝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通华文文学与大陆文学、世界文学的研究壁垒，改变以往区块划分的单向度的专题研究模式，将全球华文文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和合思维模式建构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文学研究自主性理论体系，走出华文文学研究被西方理论裹挟的现状。也就是说，“华文文学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强调建构开放性的对话系统，基于华文文学的主体性与同一性，以文学生态/文化基因/民族精神等因子为基点，寻求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对全人类情感和命运的共同烛照；立足华文文学的差异性与文化间性，探寻区域文化之间交互式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性的文化潮流；整合文学创作/文艺批评/文化传播/理论研究，思索华文文学共同体各组成部分因价值思维、伦理精神、文学传承以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缘由所形成的多元多维、共融共生、和而不同的文学空间和文化样态，强调“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主体性与独特性，探究中华文化向心力与世界文化开放性之间的文化张力。

路漫漫其修远，华文文学书写正蓬勃，华文文学研究将再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