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此奖的作家。一时间，儿童文学及其相关国际奖项的信息引来业内外人士广泛关注。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宣告着中国儿童文学对外交流和艺术水平达到一个新阶段。以此为契机观察，中国儿童文学进入2010年后频繁在国际奖项中获奖。以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获奖次数较多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奖项为例，郁蓉与白冰合作的《云朵一样的八哥》（2013）、黑眯的《辫子》（2015）、朱成梁与郭振媛合作的《别让太阳掉下来》（2019）、乌猫和周逸芬合作的《雪英奶奶的故事》（2021）相继获得该奖项的金苹果奖。而此前，中国仅有蔡皋的《荒园狐精》（1993）、林海音与张世明合作的《寓言（三）》（1995）曾获得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邬建华与徐华合作的《神女峰》获得1989年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荣誉提名奖，以及颜一烟创作、杜滋龄绘画的《盐丁儿》获得1985年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出版社荣誉提名奖。同时，这一时期，国内较为重要的儿童文学奖项面貌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评奖、获奖对中国儿童文学而言，不仅意味着是对某个作家或作品的肯定评价，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行肯定性总结，达到促进和激励作用。王泉根认为，“文学评奖是检阅实绩、标榜突破、扶掖新秀、发布新说、促进原创的重要举措”[1]。因此，观察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内外获奖的情况，对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建构艺术审美特征，最终完成合法身份建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自行译介到多维度国际化的中国儿童文学

方卫平和赵霞在讨论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意义时曾指出：“这些年来，身处‘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始终怀着‘走出去’的焦虑，这是一种平衡域外影响的焦虑，也是一种自我艺术身份的焦虑。”[2]266这里指出的“走出去”成为当前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这种“走出去”的焦虑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动力。“走出去”不仅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版权输出，还关乎中国儿童文学的原创实绩、艺术评价与文化影响等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在出版上已经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儿童文学作品到开发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转变，“原创大于引进的格局已经形成”[3]，“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童书出版大国，也已成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大国”[4]。蔚为可观的儿童文学市场和数量可观的原创作品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国门、进入全球阅读视野、参与国际评奖提供了基础。近年来频频获奖的中国儿童文学又展示了其“走出去”时多维度国际化的发展特点。

实际上，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国门并非近几年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初期，外文出版社译介了多种中国儿童文学作品。1955年，外文出版社将一批优秀的儿童读物翻译成近20种外国语言文字出版，“其中包括叶圣陶的童话、徐光耀的小说、丰子恺的儿童画以及许多民间故事”[5]。长时间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形式主要是国内出版社选取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进行自主译介。甚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种形式依然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1984—1987年，外文出版社陆续出版了34集彩色插画图书“美猴王丛书”，翻译成英、法、德、西、日、孟加拉、泰、印地、阿拉伯9种语言文字，规模较大。以丛书法文版的《孙悟空出世》（La naissance de Sun Wukong）为例，法国亚马逊上虽然显示了该书，但没有购买和评论记录。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的官网和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WORLDCAT全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库中搜索《孙悟空出世》（La naissance de Sun Wukong），显示资料数据为0。此外，官方文化活动中的儿童文学交流也是“走出去”的形式之一。从阅读接受维度来看，这种活动多为零星化状态。例如，老舍的儿童剧《宝船》曾在日本东京大田区的礼堂上演。冰心在散文中记载，这部儿童剧1963年在日本上演，日本小观众十分兴奋。[6]由此可见，在早期国内出版社的自行译介中，大部分作品缺少实际的广大受众和反馈，海外影响力较弱；文化交流活动的影响也较为有限。对中国儿童文学而言，翻译成外文并出版的对外传播方式，实际上只完成了形式上的走出去，缺少深入的文化交流和深远的文化影响。

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出版社自行译介的“走出去”方式有了一定的改变，中国儿童文学逐渐从生产创作、组织宣传、阅读接受、艺术评价等维度全面发力，铸就了近20年来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为近年来在国际知名奖项中频繁获奖奠定了基础。

首先，创作方面的跨国合作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全球化、深度交流的重要表现。进入21世纪，国内外作家的联合创作从文化表达、文化理解与文学传播方面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国际化。在21世纪之前，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是个别经典作品传到国外，个别优秀之作会吸引国外创作者再度创编，但国内知之甚少。例如，日本引进《萝卜回来了》（方轶群/严个凡）后，村山知义重新设计图画书《萝卜回来了》。据王志庚统计，《萝卜回来了》“在国内外先后出版了40多种重画本、改编本和翻译本”[7]；各国画者在进行图画创作时根据本国文化习惯和个人经验进行了改编、重绘。与之相比，21世纪后中国儿童文学跨国合作展现如下特点：原创合作者在同一时代；跨国合作更频繁，且多是出版社邀约；跨国合作的作品在国际奖项中的获奖次数，以及在国内的出版数量相对而言更多。当前儿童文学的跨国合作主要以图画书为主。例如，曹文轩和韩国苏西·李（Suzy Lee）合作的图画书《雨露麻》获得了2021年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最佳童书奖“虚构类特别提名奖”。除此之外，曹文轩还多次和巴西著名插画家罗杰·米罗（Roger Mello）合作。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2020年为梅子涵和俄罗斯伊戈尔·奥列伊尼科夫（Igor Oleynikov）合作的《下雪天的声音》颁发了年度图书奖（绘本），肯定二人的合作成绩。方素珍、薛涛、张之路、金波、秦文君、孙晴峰、戴芸等多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都曾在近十年和国外插画家合作，完成原创图画书，其中不少斩获奖项。原创图画书合作的过程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又有助于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知名的插画家在和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合作后，也会将合作作品推荐到自己所在国家，成为中国图画书走出去的另一条路。

其次，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儿童文学通过参与国际童书展和国际童书组织，召开国际会议，积极对外宣传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1980年，我国组团参加了第十七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1986年，我国正式宣布加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同年，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出席了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笔会第四十八届大会，并主持了儿童文学小组的讨论，介绍了中国儿童文学概况；1990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在北京成立；1995年，上海举办了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最令中国儿童文学界振奋的是2006年在中国澳门举办的第三十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这是中国儿童文学首次大规模在世界儿童文学面前亮相。主要参与者之一的王泉根在《中国儿童文学30年》中激动又深情地记录下这次大会的盛况。此后，中国儿童文学以更积极的姿态活跃在世界儿童文学各种组织、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2016年，张明舟当选IBBY副主席，成为IBBY历史上第一位担任副主席的中国人；同年，学者吴青被吸纳进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2018年，张明舟获选IBBY主席。此外，近年来中国举办的国际童书展、插画展等活动影响较大。2013年，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创办；2018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设立北京国际童书展。南北两大童书展为儿童文学提供了更大的展示平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正是一批又一批关心中国儿童和儿童文学的人士长期参与，组织国际书展、国际读物联盟、会议等活动，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以多样化形式走向世界，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推广效果。正如王泉根指出：“中国儿童文学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须融入世界儿童文学的交流大平台，通过交流互相认识、了解、沟通、对话，从而达成共识。”[8]

再次，近20年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给中国儿童文学国际化带来了聆听世界普通读者声音的可能。在传统专业书评、图书展览、会议交流、奖项评定之外，图书网站的有效读者评论有助于国内的创作者、出版社以及儿童文学研究者获得更直接的交流信息，观察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阅读接受状态。以获得《纽约时报》2011年度最佳儿童图画书的《团圆》（朱丽琼/文、朱成梁/图）和《独生小孩》（郭婧/文图）为例，两本书分别于2013年、2015年在美国出版。查阅美国亚马逊网站，《团圆》有4.5的评分和41条有效评论，《独生小孩》有4.6的评分和89条评论。评论中大部分提及阅读图书时的情感触动：《团圆》的评论中“感动”和“伟大”是较常出现的关键词；《独生小孩》的评论中“奇妙”和“无声的”是常出现的关键词。评论建立在对文本理解的基础上，展现了大部分国外普通读者读懂了极具中国时代背景特色的图画书的状态。从互联网平台获得的评论信息能够触及世界各地读者的真实阅读感受、体会，成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儿童文学走入世界读者的精神世界的窗口。

最后，近年来部分国内奖项的设立、评比范围的变化呈现出中国儿童文学面向世界的自信心。例如，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要为推动全中国乃至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从评奖结果来看，面向全球的评奖主要是年度图书奖（绘本）和特殊贡献奖、年度作家奖。截止到第七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图书奖（绘本）中来自英国、葡萄牙、美国、法国、加拿大、波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作品有18本，占年度图书奖（绘本）获奖作品的51%，展现了广阔的全球视野。特殊贡献奖面向全球奖励那些在介绍中国、推广中华文化和中国出版物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如第一届获奖者是加拿大帕奇·亚当娜（Patricia Aldana）。从参与国际儿童文学评奖到国内儿童文学面向国际进行评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项不仅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展示，还以评奖提升国际儿童文学作品（绘本）在中国市场知名度、权威性的方式，获得了国际话语权，展现以中国儿童审美、中国儿童文学艺术标准为中心的评判权利。这见证着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道路不再只是以外国的儿童文学审美评价为中心，而是试图在世界儿童文学场中占据艺术评价的空间位置。同时，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几度变迁，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缩影。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源自1981年由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捐款设立的儿童文学园丁奖，1988年更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2014年更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评奖范围由评选在上海地区发表、出版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到面向全国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最后面向国际。这既是视野的扩大，也是新中国儿童文学几十年奋斗走向国际的自信心的发展。除此之外，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台湾信谊幼儿文学奖和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都体现出面向国际的特征。这3个奖项都以华文（中文）为标准，超越了地域空间限制，扩展了语言空间，面向全球，激励原创。评奖意味着建立某种文学的标准并对作品进行评价，具有权威性。国内儿童文学奖项面向全球制定评价标准并进行评价，正展现着中国儿童文学积极融入全球评价机制、争夺世界儿童文学的评价话语权。这意味着以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作为评价标准和机制的表达，将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核心方向。

从最初主要以官方友好交流、出版社自行译介的版权输出形式，到多年发展中形成的从创作、组织宣传、阅读接受、评价等多维度的国际化，中国儿童文学正以开阔的视野、深度的合作走向世界读者，实现自信交流。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切的前提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对外传播的政策支持。

二、中国式童年：评奖之中的核心审美艺术建构

什么样的中国儿童文学能获奖？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能代表中国儿童文学？这些问题成为“走出去”对外交流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隐藏着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核心审美艺术标准的讨论，以及艺术身份独特性的追求。

童年书写的误区与中国式童年的呼唤

纵观曾获得国际奖项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大部分具有强烈、典型的中国元素符号。远看1985年获得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出版社荣誉提名奖的《盐丁儿》（颜一烟、杜滋龄），描写了清朝没落贵族家庭千金脱离封建专制，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故事。这是一个时代中国的写照。近看2015年中国第一部获得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最佳童书奖的无字图画书《北京游》（孙心瑜），直接把央视大楼、鸟巢、胡同、四合院等北京新旧标志性建筑放到画面中，利用建筑构成了中国空间。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认为自己最终突围而出是源于“笔下人物的童年生活是中国所特有的，具有浓郁的中国味道”[9]。这中国味道可以简单归纳为曹文轩创作中苏北水乡风情优美的地域文化和具有历史背景的乡土人情，诗意隽永。这些获奖作品的特征无不指向一个方向：中国的，中国独特的童年表达。

当带有中国元素、符号的作品频频在国际儿童文学奖项中获奖，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曾无意间走向一条极力表达中国、突出中国符号的道路。图画书《团圆》获得《纽约时报》2011年度最佳儿童图画书的消息传回国内时，整个儿童文学界非常振奋。在这之前，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未在知名国际儿童文学奖项中获奖了。作为一本图画书，它充分展示了中国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此后，图画书领域涌现出许多以中国民族习俗、民族技艺为表现对象或表现手法的作品。这些元素无不强烈地彰显着作品的中国身份。这是否就是中国独特的童年表达呢？这些作品是否有力冲击了各大奖项，获得了评价维度的肯定呢？确实，民族的、传统的艺术形式在表达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国身份时有很强的辨识性，也具有强烈的艺术风格。例如，融入剪纸艺术的《云朵一样的八哥》时隔多年后斩获了中国在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上的金苹果奖。但以民族传统形式定位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审美标准，并没有真正触及中国儿童文学审美艺术的内核，还停留在民族的、中国符号的表面形式上。刘绪源2013年参与第三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评奖后，指出当时的图画书“有些怀旧、民俗的题材与儿童审美的距离甚远，但作者往往热衷于此，原因就是它们在艺术表现上更得心应手，也更易画出民族特色”[10]。他一针见血指出当时原创图画书领域以民俗的中国文化符号来表达，却甚少考虑儿童的审美和儿童心理经验。由此可见，中国儿童文学审美艺术在谋求国际奖项的过程中，一度进入只表现中国符号元素的误区，而非表现中国儿童、中国童年。这个现象在第六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评奖上依旧被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评委指出：“许多作品以传统民族文化为题材，或取材自怀旧的童年回忆，但手法僵硬地复制旧材料或现实，易流于炫技或成人自娱……”[11]这些评论指出中国儿童文学审美艺术偏离的现象：为了寻求独特的艺术身份与价值的表达，过分注重符号化的民族特色，忽略了“为儿童”这个基本问题或是忽略了真正中国儿童的生活与精神生命。

同样，儿童小说中也存在着以民族传统技艺、习俗和旧题材表现中国童年，忽略了童年本身存在的独特性以及生活在中华文化、中国环境中真正的儿童。这仍是和近年来的评奖现象相关。近年来先后涌现不少关注乡村儿童的题材或者关注历史与儿童、民族文化与儿童的作品，深受好评，获得了国内奖项的肯定。如获得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将藏族的采盐生活、放牧习俗、藏地的歌谣与儿童喜饶的视角相结合，展现出草原退化下牧民的生存困境、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故事和叙事、题材与儿童生活融合，呈现出一个有民族风情又有时代儿童特征的作品。当类似题材获奖，就会出现创作的题材趋同。当前，不少作品极力表现民族、传统技艺与儿童的题材。但大部分作品具体描述某种技艺、风俗，忽略了儿童的生活与民族技艺、风俗的联系，以及童年的故事性；努力把儿童和大时代事件结合，但是故事中童年的人物与其文化背景、语言表达、性格塑造呈现割裂的状态……正如方卫平曾指出，一些作者在写作乡村题材儿童小说时，对乡村生活和乡村儿童真实情态并不熟悉，“带来一个写作的准确性问题”[12]，缺少生活的质感和人物生命的真实性。这种写作准确性问题恰恰反映出部分创作里中国符号取代了中国儿童的生活与精神生命的现象。

正如高洪波所说，“应该把最好的中国故事写出来，把中国孩子最好玩、最调皮、最童真、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13]。中国儿童文学里中国的故事不只是特定的民族风俗、民族技艺，更重要的是有中国的孩子和中国孩子的真实生活。张国龙在讨论中国新文学中少年儿童的形象与价值时指出，“21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现中国儿童的精神风采”[14]，强调中国儿童文学还要表现中国儿童的精神状态，将创作与研究深入中国童年的精神层面。中国故事、中国儿童的生活、中国儿童的精神生命状态共同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核心审美艺术体系，呼唤中国式童年书写。中国式童年不仅写中国孩子和中国文化元素的生活故事，更表现在时代成长中儿童的精神面貌、精神生命和生活心理、文化价值。

中国式童年视野中两个评奖维度的实践

事实上，中国式童年书写的意识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时期就已经产生。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儿童文学理念与实践，强调书写现实中国，让儿童认识现实中国。刘半农的儿童散文诗《饿》描述了动乱、匮乏年代中幼儿对生活世界、自我肉身体验与精神状态的表达，与早期模仿西方的儿童文学写作迥然不同。而对中国式童年概念和命题的集中讨论则是在2013年及之后。2013年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把年会主题定为“儿童文学如何表现中国式童年”，此后不少评论家、作家、出版人都发文探讨这一命题。崔昕平认为，中国式童年是“一个被出版热倒逼产生的问题”[15]。这是源于进入21世纪后，中国儿童文学在市场上“热度”频起，成为一种文化经济现象。因此，中国式童年的迫切提出是与国内儿童文学出版的现状紧密相关的。与此同时，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儿童文学集中走向国际奖项，“走出去”的过程，更迫切地要求明确自身在世界儿童文学中的空间占位与独特艺术价值。中国式童年书写的艺术价值讨论与审美艺术标准建构势在必行。

近20年来，国内儿童文学奖项的设置与评比则为中国式童年书写的艺术建构搭建了一个观察平台。国内各类儿童文学奖项颇多，主要是以作家协会、基金会、出版社、杂志社为主办单位举办的奖项。这些奖项因其主要举办方身份和评奖倾向大致可分为官方与民间两种类别。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以及中国原创图画书排行榜、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等奖项，具有较突出的官方色彩，在评奖中强调对儿童生活与历史责任感、爱国情怀、人生价值、自然生命等价值表达与思索。例如，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小说中的7部作品，都以关怀现实或历史的儿童生活去展现中国孩子童年生命中人与自然精神的救赎、时代脱贫攻坚中的成长、历史童年的回望联结等，呈现了中国儿童具有地域特色、时代特征的生活和充满希望的精神生命。而以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信谊图画书奖（南京）、信谊幼儿文学奖（台湾）等为代表的民间色彩较重的儿童文学奖项，一方面致力于鼓励中国儿童文学原创，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的图画书和幻想文学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商业因素的进入和运作，更强调表现丰富活泼、轻松愉快的童年状态。这一类儿童文学奖项倾向于作品对儿童生活和思维的呈现，抓住儿童生活细节去表现童年生命的纯真、冒险和质朴。例如，获得第六届丰子恺图画书奖首奖的图画书《外婆家的马》（谢华、黄丽）描写幼儿暑假去外婆家玩，强调童年生活中亲子关系的诠释和童年想象的体验。它细腻地表达了祖孙之间亦真亦幻、包容自由的关系。由此，两类奖项从两个维度共同搭建了中国式童年的书写空间，从中国儿童具体的生活细节、社会关系、儿童思维特点的维度和中国儿童精神成长中的家国天下、人生意义与责任、存在思索的维度，共同构筑了中国儿童生命成长的全童年图景。

中国式童年的核心命题——现实主义精神关怀

无论是关注儿童生活细节、思维表达维度的儿童文学奖项还是青睐时代、社会广阔视角下儿童生命价值引领维度的儿童文学奖项，二者整体倾向上都强调作品对真实儿童和真实成长的关注。例如，第七届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中获得“钻石鲸”的作品《手机里的孩子》（周昕），针对当下中国社会父母沉溺手机疏于与儿童交流的现象，创造了手机里的奇幻冒险，表现儿童对父母陪伴的渴望。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2020年度图书奖（文字）的获奖作品《奔跑的岱二牛》（黄蓓佳），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中塑造了在乡村价值与城市商品经济博弈中乐观积极的儿童岱二牛，鲜活地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儿童与他们面临乡村变化时迎难而上、活泼乐观的理想主义生命状态。处于构建中国式童年书写任一维度的评奖作品，都展现了中国儿童的生活情态和精神生命、价值理想，实践了习近平同志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而中国儿童文学的“人民”就是中国儿童，是当今中国的儿童。评奖倾向体现出中国式童年书写指向了现实主义精神下的现实关怀，关怀时代的、当下的儿童生活与精神生命。

因此，评奖意味着中国式童年倡导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怀，既包含对当下中国儿童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与精神生命状态的书写，也包含从现实出发关怀童年，表现自由幻想的儿童思维、精神的书写。前者如2020年度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图书奖（文字）作品《建座瓷窑送给你》（彭学军），把烧瓷的艺术流程与儿童黑指的人生成长结合在一起，将瓷器的艺术传承与黑指的人生梦想融为一体。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杨志军）将现实关怀的目光投向了藏区的孩子喜饶，在游牧生活遭遇气候变暖的威胁时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文明意义。这些文化细节不再是一个单纯突出中国的符号，而是如水滴入大海般融入了童年生命，成为黑指们、喜饶们生命生长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者如2020年度中国原创图画书排行榜作品《九千毫米的旅行》（张晓玲、颜青），将目光投向了当下疫情中的儿童生活。图画书从儿童的生活现实出发，乘着想象的翅膀将疫情之下的恐惧、漫长等待化作充满希望的冒险旅行，展现了童年的生命力。而作为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以“幻想”为题的儿童文学奖项，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不仅“给儿童文学整体带来了新异而有效的刺激”[16]，还以幻想指向童年思维、童年难题和生命的关怀。第七届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钻石鲸”奖的两部获奖作品《藏起来的男孩》（迟慧）、《手机里的孩子》（周昕），不约而同把当下儿童精神与流行文化现象的矛盾作为幻想书写的起点，展现了中国式童年关注当下的精神。作品立足于当下儿童生活、教育和精神成长中遭遇的新现象进行思考和表达，以幻想进入生活，展现出对现实童年的深切关怀。

中国式童年作为中国儿童文学审美艺术的核心，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与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被重新迫切提出来，实际上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内在身份标识的建构。国内奖项的评奖倾向、作品的遴选，引领了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基础，关怀中国儿童的童年生活、精神生命的中国式童年内涵建设。

三、身份的焦虑：奖项之下的合法身份建立与思考

每一次获得重要的国际儿童文学奖项，对中国儿童文学界而言都是欣喜的欢呼。这欢呼不仅在于好的作品获得肯定、走向世界，还在于代表着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水平能够跻身世界一流。这是一种打破身份焦虑、确立中国儿童文学合法身份的呼喊。方卫平和赵霞在讨论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意义时特别指出，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的总体格局中赢得被业内人昵称为‘小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才是其对外身份的一次重要建构”[2]266。这正指出了奖项评比与中国儿童文学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中国儿童文学始终面临着双重身份质疑：一是面对世界儿童文学，总被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远不如外国儿童文学；二是面对成人文学，总被认为儿童文学不过是写给小孩看的，浅得很，或者是不看儿童文学的人也长大了，不需要特地为儿童准备文学。两重质疑本质上是质疑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水平和存在意义，从而导致中国儿童文学身份焦虑。而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在知名国际奖项中频频获奖，国内奖项权威化、专业化以及评选作品经典化就成为回应身份质疑、建构身份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首先，无论是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这个重磅的作家奖还是国内多部作品获得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奖项、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最佳童书奖、《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儿童书籍等专业性强、知名度高的国际儿童文学作品奖项，或是蒋风、朱自强先后获得国际格林奖，都以权威的姿态确定了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世界儿童文学行列的资质与水平。将获得国际知名儿童文学奖项视作中国儿童文学面向世界确立身份的手段，展现其不弱于世界优秀儿童文学的艺术水平，正是中国儿童文学借助世界评价标准完成自身在世界儿童文学场空间占位的行动。这一行动正如许多研究者、出版人提到的，既然要参与世界的竞争，那么必须进入世界竞争的行列，弄懂并遵守规则。同场“竞技”，获得奖项，是在世界儿童文学规则中展示中国儿童文学，增加其象征资本和话语权的重要方式。

其次，面对成人文学的质疑，近年来国际获奖的频繁与国内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及其他国内奖项有力地支撑了儿童文学的自信心，确信其身份合法。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同样怀有身份的不确定和焦虑感。因此，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儿童文学近年来在国际上频繁获奖，在国际交流中增加自身曝光度，也增加了中国文学整体的宣传力度。这从外向内提升了儿童文学的关注度。与此同时，国内权威奖项的持续性评奖及其获奖作品的经典化，一定程度回应了对国内儿童文学艺术水平的质疑。设立于1986年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17]，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列。这意味着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面向所有作家得以进入儿童文学经典行列的重要象征和权威。该奖从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三个维度建立评价原则，连续十一届评选了许多优秀作品，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原创作品的典范，如《小巴掌童话》（张秋生）、《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郑春华）、《男生贾里》（秦文君）、《草房子》（曹文轩）。并且，近几年不少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写作儿童文学，有的作品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如《耗子大爷起晚了》（叶广芩）、《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杨志军）、《寻找鱼王》（张炜）。跨界作家的创作过程及其思考，从实践层面上反驳了儿童文学“浅得很，很简单”的艺术价值评价。张炜反复强调童心视角给写作带来更多深刻、质朴又新鲜的认识，“儿童文学的深意，可能即在于它更靠近诗意，更贴近生命的原色”[18]。既要表达出生命原色的文学性和诗意，又要儿童喜欢，其实是很难的。难点的提出由外向内打破了原本“浅得很，很简单”的艺术质疑。面对“儿童不需要特别的文学”的存在价值质疑，说明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带着成人的俯瞰姿态认识儿童和童年问题的现象，对儿童文学产生的逻辑前提——“以童年为自觉的审美对象”和“以儿童的接受为限制性要求”[19]87缺少认知。漫长的童年，正如诗人赵丽宏所说，“孩子从小读什么书长大就会成为什么人，孩子对阅读的选择就是对人生的选择”[20]。过去的社会里缺少提供给孩子的儿童文学，不代表当今社会也不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的儿童文学也是时代中童年的书写和童年的构建，必定也要特别为儿童提供。因此，国内儿童文学的奖项设置和评选，不仅通过评选优秀的作品，助力中国儿童文学在时间长河中实现经典化，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还为儿童文学寻求合法的身份支撑，传递现代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奠定了基础。

再次，奖项是儿童文学内在要求中文学性与市场性统一的连接点，展现出儿童文学独特的身份特征。这种独特的身份标记也指引着中国儿童文学奖项的建设方向。儿童文学以儿童读者接受为前提，自然需要被更多的儿童读者讨论、喜爱。因此，市场表现出来的儿童喜爱度是评价儿童文学的一个标准。以美国纽伯瑞奖为例，近百年发展评选出无数优秀、经典之作，也是畅销、长销之作，如《杜立德医生航海记》《夏洛的网》《时代广场的蟋蟀》。然而，当前短时间内中国的儿童文学市场与奖项评奖结果是错位的，文学性与市场性统一的身份特性并未真正落入实处。根据北京开卷统计，从2003年开始，系列化的儿童文学作品占据少儿文学畅销榜前100；“在2021年少儿文学类畅销书TOP100榜单中，近七成的席位被系列作品占据”[21]。系列化、品牌化的儿童文学作品多表现轻松的城市中产儿童的生活，抓住了生活的细节和轻松幽默的一面进行夸张，具有现场感，深受儿童喜爱。但此类作品趋同性、单一化的趋势强，走向了评奖倡导的多样性、现实主义精神关怀的中国式童年的另一面。这意味着评奖的过程中，儿童接受维度的评价比重仍较弱；奖项产出的优秀作品在宣传、阅读接受的实践上仍有待提升，奖项的引领、建构作用弱。

实际上，长期积累的奖项权威与可信度往往是广大儿童和家长参考、选择儿童文学作品的标准之一。有研究认为，儿童文学的价值评价在民间是以“选择”开始的，如家长的选择与儿童的选择。[19]89而影响民间选择的因素则包含奖项评选。扩大宣传力度，提升奖项和获奖作品的大众知名度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实现文学性与市场性的真正统一。目前童书市场上已经在儿童文学作品封面上印上相关奖项的标识，影响家长、儿童的选择。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在初评环节邀请全国儿童读者进行试读、评选，扩大公众知名度。并且，面对中国儿童文学文学性与市场性统一的身份特征的建设，需要时间积淀。经典需要时间，市场接受也需要时间。北京开卷统计，2020年少儿文学畅销书排行榜前三是《夏洛的网》《没头脑和不高兴》《青铜葵花》。《夏洛的网》曾获得1953年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青铜葵花》曾获得2007年中国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其中离不开奖项的指引，也离不开出版社对经典获奖作品的合理商业运作，更离不开时间的筛选。因此，面对儿童文学文学性与市场性统一的身份特性，中国儿童文学需要时间，也需要对奖项进行积极的宣传。这才能够在“出版热”中进一步实践中国式童年的审美艺术价值，突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身份特征。

评奖作为文学评价的重要环节，具有荣誉肯定、艺术理念表达、刺激与鼓励等多种作用，某种程度上是一定时期的文学风向标。将儿童文学奖项视作一个观察平台，连接起中国儿童文学从单一到多维度“走出去”的国际化的道路；也展示了“走出去”和向内发展中不断凸显的审美艺术价值问题，阐释了中国式童年的审美内涵。而二者背后，以评奖为纽带显示出中国儿童文学在内外发展中不断构建自身合法身份，打破国际国内双重质疑下的身份焦虑，引领实现儿童文学文学性与市场性统一的进程。抛砖引玉，从儿童文学奖项中观察，中国儿童文学还有许多尚待讨论的问题，诸如奖项评选对儿童文学的价值评判、奖项与商业童书之间的关系，奖掖新人与评价的话语权力等。但与时代同行的儿童文学奖项一定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构建自身审美艺术、强化身份自信的关键所在。

注释：

[1]王泉根.中国幻想儿童文学与文化产业研究[M].大连：大连出版社，2014：139.

[2]方卫平，赵霞.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M].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

[3]王泉根.新世纪近20年原创儿童文学现场观察[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03）：90.

[4]崔昕平.中国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现状纵谈[J].延河，2020（06）：178.

[5]王泉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1900—2016[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331-332.

[6]卓如.冰心全集（第五册）[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233-235.

[7]王志庚.以《萝卜回来了》为例看中外图画书叙事[A].画里话外：叙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52.

[8]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新视野[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86.

[9]施晨露.曹文轩获2016国际安徒生奖，成为首个获奖中国作家[EB/OL].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6/2016-04-05/269208.html，2016-04-05.

[10]刘绪源.原创图画书如何发力[N].文汇读书周报，2013-07-26.

[11]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第六届（2019）得奖作品：评审的话[EB/OL].https://fengzikaibookaward.org/zh/winning-books/6th/6th-comment-from-the-judging-panel/,2021-08-24.

[12]方卫平.儿童文学的真相与正道——在粤港澳大湾区儿童文学高峰论坛上的发言[EB/OL].广东作协，https://mp.weixin.qq.com/s/uUO4Pa-F4B3iYzm

44RFA2w，2020-12-03.

[13]李东华.2014年儿童文学：瞩望高峰，不断成长[N].文艺报，2015-01-09.

[14]张国龙.中国新文学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价值旨归[J].中国社会科学，2021（07）：109.

[15]崔昕平.书写中国式童年的思索[J].博览群书，2015（11）：58.

[16]崔昕平.新时代中国原创幻想儿童文学的艺术突围——基于“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的思考[J].中国图书评论，2020（06）：59.

[17]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条例——2021年3月16日修订[N].文艺报，2021-03-17.

[18]张炜口述，杨雪采访.没有童心和诗心，就没有文学——作家张炜谈儿童文学创作[N].人民政协报，2019-06-04.

[19]李利芳,江璧炜.儿童文学价值评价问题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04）.

[20]赵丽宏,张炜,李东华.一曲金、木、水、火、土的交响曲[N].杨岚整理.文艺报，2021-08-18.

[21]北京开卷.少儿文学市场码洋比重连续5年下滑，新书销售疲软[EB/OL].https://mp.weixin.qq.com/s/4R8l6S0DSKpdXkv-Rl3aYA，2021-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