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秀海的短篇新作《智能时代》在社会叙事中融合人工智能叙事与科学实际，所形成的独特表达呈示AI机器人全方位嵌入社会生活的复杂场景。作家以一种反省未来的方法，提前训练着智能时代可能生发的社会心理，并通过人机的认同关系拷问人类智慧和生命意义。事实上，自人类开启对机器人的多维想象，能力超强的机器人们，一方面被视作人类可靠的帮手、延伸和附庸，另一方面也在人类的造物成就中显现某种对抗——智能时代，究竟解放人还是取消人？

显然，《智能时代》的叙事场域与时间想象被安放在了近景未来。小说透过鲜明的当代文化烙印昭示出当下科技发展（科学实际而非科幻）的文化欲望与思想可能，新的可供实践的科技形式在社会叙事中抵达活色生香的日常——叙事始于职场，事涉人际关系、性别差异、业务拓展、工作效率等应有之义，诸多议题在对未来时间性质的剖析中聚焦科技的进展。“我”因缺乏对女同事的尊重和距离感而被领导勒令与AI机器人搭档，为“划时代的人机转换服务职能试验”提供经验，尽管机器人被设置为女性，“我”也坚决否认它的性别立场：“第一，它不是个人，更不是个女人；第二，瞧它的样子，说它是女机器人都太勉强了。除了那张四方形显示屏，勉强算是一张脸，可下面所有的部分，包括被我要多牵强有多牵强地称为脖颈和身体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各种粗细不等的四方体加上一些隐藏得并不彻底的用于滚动的轮子。”经由身体空间、智能程序、人类语言等层面，人机认同危机在嬉笑怒骂的对话中渐次深入，“我”损害女性的言行，既集中于人类女性的外貌等身体特征，也源自自身业务能力的扁平化——一场职场变革呼之欲出。于是，由四方体构成的机器人规模性地出场，除了提供规则化服务和高工作效率，还得以在回避矛盾、调和人际等“人”与“人”的层面扮演屏障、发挥作用——“虽然我是一名普通的公共服务型女机器人，但经过长期迭代后我也是一个有情感、意识和思想的女人，不要像过去你对待你的女性搭档一样对待我。”

令人意外的是，AI机器人对自我性别和身体的认知反制着使用它们的人类初衷。机器人的身体并非生理学或自然意义上的肉身，而是被人类所给定的对象和信息幻觉，以使机器人生发对身体轮廓、身体空间和身体特性的知觉。《智能时代》中，女机器人径直提出私人化的诉求：“我们女孩子不好意思说出来……那些设计我们的人……居然能允许客人触碰我的身体……”在“我”看来仅仅是功能性部件的电子显示屏及按键式的数字按钮，竟然也构成机器人自我认知中女孩子的“脸”，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竟产生如此错落。不单是朱秀海在小说中塑造的这类与人类处处角力的AI机器人，科幻叙事中常见的突破生理局限的赛博格等，长期以来呼唤着对当下身体边界的有效界定。当现代文明已发展至空前高峰，各类信息幻觉包围着人类现实与身心，以女性身体为关键表达的人类身体，仍可作为某种反抗的重要空间，发展出对身体进行持续想象与不断改写的文化现象及创作思潮。

朱秀海敏锐觉察到了新技术革命带来了结构性的过剩劳动力，小说中的“我”等人类，只能作为AI机器人在特定情形里的补台。一方面，智能程序尽管提供着高效的规则化服务，却在结果上造成人类的集体“降智”，“这些服务就是要他们不停地在它称为脸的那个九宫格里按下虚拟数字键，然后不厌其烦地回答它要他们必须做出的选择”，人类被纳入智能程序当中不断重复着被动选择，造成被精密程序和工具理性所宰制的可怕现实，其触目惊心，已然让渡着人类的自主性与基本身份——“人在这样的智能化进程中不再是人，而是机器”，《智能时代》以鲜明的作者意图和叙事立场批判着智能时代对人类的异化，小说里自始至终用“它”和“它们”指代机器人，正可谓“《春秋》笔法，一字褒贬”。另一方面，何为智能，智能何为？日用科技的“傻瓜式”虽在客观上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着广泛便利，但基于通用性的标准规则实际上抹杀了人类个性及其可能，“只有和它们一样蠢，它们的算法规则要求的通用化标准化规则化才能在人世间畅通无阻”，朱秀海以人类语言昭示着真正的智慧所在，如此完美的智能程序依然在人类语言面前轻易溃败。格鲁曼先生“英文不好，汉语也只会a little bit……没办法在语言服务选项选择1或是2”，只好求助在场唯一能够与他共情的人类——“先生，你能帮助我吗？”果然，“我”从格鲁曼的英语、部落土语和比画中明白了他的意图，顺利完成了引导。与此同时，AI机器人质问道：“他被困在这里，也是他的问题，不是我们最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和你的问题……走进智能化时代不是你们人类选择的吗？”

朱秀海以“我”在妻子面前戏仿AI的场景结尾，有关人机认同困境的文学想象透过智能程序的悖谬性，最终映射为人类自身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主体危机。《智能时代》中，AI机器人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呈现出不断“人化”的特质，机器人不再仅仅是补益人类的“他者”，它们相反造成了人类自身的主体危机，使人机伦理发生本质转变，“我”与“他者”的关系显现出有机的不平衡。从而，人类变成了出走的主体和脆弱的主体，人机关系不再是人类在设计机器人时所构想的既以人类自我为镜像且同时实现机器人对人类的单向臣服。于是不得不发问，什么才是人类可靠的“进化”路径？朱秀海在《智能时代》中关切人类语言的非程式性，这种非通用化、非标准化才是造就人类个性与智慧的活的灵魂。甚至，小说描绘了一次道德事件，即不道德的“我”凭借“他者”的提示实现了有意识的自我关注与自我训诫，“他者”作为人类探索自我的助推力，其排山倒海，使人如临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