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成中英，1935年生于南京，祖籍湖北阳新县。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旋赴美留学，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研易经哲学、儒家哲学、比较哲学、逻辑、形上学与知识论、诠释学，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担任诸多世界名校客座教授与讲座教授。创办国际中国哲学会并担任会长、国际易经学会并为主席、首创国际儒学联合会，现为荣誉顾问。评选为唯一的华裔国际诠释学研究院院士。1973年创办英文《中国哲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至今已五十年。 主要著作超过35种，包含：《中西哲学精神》、《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易学本体论》、《成中英文集》四卷本、《成中英文集》十卷本、《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知识与价值》、《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发微》等。

作为海外儒学研究代表人物的成中英，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每年多次往返于中美两地。

“在目前的社会处境中，无论儒家的理想价值能否获得指导与规范社会发展的地位，我们仍可深信儒学有其蕴藏深处的活力与源泉。”成中英一向认为，儒学的发展，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挖掘这块土地深处的灵泉。只有不断地把儒学的理论说清楚，把其理性原则与德性伦理的理想价值举出来，儒学才能把历史文本的沉默转化为现代话语的说服力，再转化为现实的实践力。

多年来，这位曾经希望成为散文诗人的哲学家，一直辛苦奔波，孜孜不倦，为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知，做着不懈的努力。

笔名好山，曾想做个散文诗人

中华读书报：家庭背景和孩提时代的环境，对一个的性格和兴趣的形成，有着无形的影响力量。您走上哲学研究之路，有怎样的起源？

成中英：我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成惕轩先生从小就在祖父炳南公的鼓励下精读古书并治旧学。我从小喜欢看天文地理，喜欢神话故事，小学四年级就看了《封神榜》、《西游记》、《三侠五义》等，我也不知道是喜欢听故事引起我的好奇心，还是因好奇心而特别喜欢听故事，也许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使我养成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喜欢追求真实是什么。我喜欢文学，继而又由喜爱文学而走向喜爱哲学，总是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这也许是一个人的理性发展的自然线索吧！

1946年，父亲鼓励我写一篇自重庆到南京的旅行游记，我写完投到《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竟然发表了。在南京读书的两年，我开始接触西方翻译小说，如《侠隐记》、《三剑客》之类，但丁的《神曲》、纪德的《地粮》，凡是具有启发、生命性的，具有开展性的文学我都喜欢。这使我对西方文学怀有很大兴趣，并导致我以后对文学创作总是跃跃欲试。高中时代，我热衷的求知对象一是天文、物理，二是西方翻译文学。1949年我们自成都到台湾。我接触到张沄的《天文学》，看了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书，看得最多的文学作品是五四时期作家翻译的俄国、法国作品，其中雨果和屠格涅夫给我的启示最多。我还读唐弢的《落帆集》，对卞子琳、臧克家等诗人也很着迷，那时我还想做一个散文诗人，在《新生报》上在发表过散文《小石》《电钱杆》《红叶》，也写了两个短篇小说，为自己取笔名“好山”。因为那时我已知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我更偏喜仁者。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后来选择了哲学？

成中英：我考取了台大外文系，方东美先生讲授“哲学概论”，成为我踏入哲学的门槛。我曾经把听方师课的笔记背得滚瓜烂熟，又到图书馆内尽情阅览各种方师提到的哲学著作，包括他早期的《科学哲学与人生》。大学二年级，我已经下决心研究哲学了。

赴美留学 未曾忘怀中国哲学

中华读书报：您在1956年赴美留学，从西方哲学的灵魂深处传播、肯定中国哲学，这种使命感来自哪里？

成中英：出国之前，父亲送我《五经集传》，怕我驰入西学迷不知返。其实，我心中早有志向追求西方学术和哲学，以反哺中国传统，重建中国哲学，使其立足于世界，这不仅是民族文化感情的作用，也是经过理智反省后的志向。我先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就读，又进入哈佛大学哲学系，我的哲学生命受到了西方哲学最严格的陶冶和锻炼，使我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感到其心脏的脉动，而且也使我深深体会到哲学既不同于文史，也不同于科学，却与这两者不离不杂，有其严肃的理知性格。我当时觉得，我可以奉献于中国哲学的就是这一颗哲学的赤子之心。

中华读书报：具备了开阔的学术视野之后，您对中国哲学是怎样的态度？中西哲学的打通面临怎样的难题？

成中英：我一点也未曾忘怀中国哲学。我的哲学生命在生长中，除了吸取西方哲学的精华外，也努力在为中国哲学“培风”（庄子语）。我一直利用时间发掘中国哲学的问题。

中西哲学有其结构上的不同，西学犹如结晶玉石，中学犹如行云流水，两者如何才能融成一片，正是我哲学生命和哲学生涯的重要课题，也是我锲而不舍的追求所在。

西风东渐 哲学是儒学活力的来源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儒学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支撑儒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成中英：儒学发展，先后经历了先秦、两汉、宋明新儒家、清代以及当代新儒家。在隋唐时期，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儒学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受到了一种遮蔽。儒学是开放的体系，把外在的宗教作为成长的资源，才产生了宋代的宋明理学。那么后来的儒学是否在衰退？不是，它的主体还在，而且产生了更完整的体系，这是一种成就，但不是最后的成就，也不是永久的模式。清代儒学的研究形态，基本沉在故纸堆，对世界的张力呈现一种自我保守的状态，这种心理上的封闭，是闭关政策造成中国和世界脱节，造成文化往后看不往前看的自满状态。

我强调哲学是儒学活力的来源。哲学是超越的，如果不能用哲学意识认识历史，历史就成为一推断烂朝报了。所以要跳出来，考察人性的意义，追求善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儒学在清代的发展，从历史来看是闭塞的，造成儒学整体开始往下走。明末西学东来，并非通过自觉的交流，而是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说教，没有对应的理解，知己知彼，中国文化沦为西方侵蚀中国的工具，而非文化沟通的管道。十九世纪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把中国推向历史悲惨的境地。这时是否代表中国儒学整体衰落？

儒学发展经历的转折点之一，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化运动中，进一步否定儒学的价值，儒学的整体性丧失掉了。历史的消解、西方文化的冲击、再到自我的内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产生了儒学的全面否定，连根都要挖掉。

中华读书报：这时候的儒学呈现怎样的状态？儒学的恢复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成中英：儒学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幸好保存了一份历史的记忆，并没有说因此就消失，而完全付诸东风。事实上，无论近代历史的自然消解，儒学作为一种生命的体验或人类生命的一种本体的学问，跟人的存在和对存在的完善性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个最原始的文化记忆，也是本体学的体现。历史是无法取消的，其外在合理的形式仍有其内在的魅力，即使自我批判也不能全然抹杀。这是文化生命的肯定。

儒学的恢复，要求人能够理解自己，关怀他人，从关怀他人到理解自己，从理解自己到关怀他人，仁义之道是与生俱来无法催毁的。儒学的种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让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基本的要素充实起来，这时就要问内在的活力是什么，生命力在何处？这就要从民族精神、文化精神上追溯，所以儒学重新受到尊重和重视，不单纯是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也是基于全球化的动力，因为历史在全球化这个阶段，都需要掌握自己的文化，要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在这种要求下，儒学的精神就能很好地恢复。这种恢复，要回顾人类历史，面对整个世界。必然走向儒学精神的再认识和再肯定。

一路走来，中国经过了多少历史沧桑，儒学不管是作为民族文化的生命还是文化存在的方式，都要求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启发我们对未来应该有怎样的建言和创造。回顾才能改良，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

致力儒学 了解世界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

中华读书报：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开始研究儒学的？

成中英：西方的成果怎样为我所用，避免西方犯的错误，包括自私与霸权的错误，怎样能够体现未来人类社会的理想，实现中国儒家所谓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是新儒学发展的动力。

我看到这个动力。第三代新儒家是自然形成的。身处历史潮流中才能够有这样的反思和深思。我个人出生在抗日战争的前夕，经历了艰苦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今天中国的繁荣、稳定和在世界上的兴起，我自己注意到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个意义有深厚的根源，有一个凤凰浴火的再生的过程，就是锲而不舍追求维护人的价值或理想的存在，这就是中国近代发展的道德含义。

中华读书报：研究儒学，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成中英：哲学的知识和儒学的智慧最重要的，是我如何与世相处、与人相处、与己相处的源头活水。我的儒学研究，大概可以归纳为：一是理解的阶段，从小长大注意到中国人的历史遭遇，并从经典中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二是治学的阶段，能看到知识及其系统的重要性，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文化知识有自觉的追求， 也认识到西方在这方面的历史成就；三是愿景的阶段，我从生命中体现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发而为对宇宙生命的一种感受与关怀，进而认识到中国文化传统从易学到儒道的一贯价值性、包含性、世界性。我接触到的家庭和社会是温暖和有爱心的，中国文化就是爱心文化、关怀文化，人和人之间彼此关怀、彼此依存、彼此同行。民族的灾难下，产生爱国心理是自然的。

我在自己的追求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根源非常关注，对中国历史出现的卫国爱民的圣贤与民族英雄非常敬仰；一方面对于求知有强烈的兴趣，一方面力图创造性的思考，觉得人类作为一个灵长类的生物体，必须认同宇宙持续不断的创造力，把理解世界看成自我的一个责任。我深信理解世界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这是我逐渐形成的一个坚定的心态。

中华读书报：以儒家开放的观点，融合西方的智慧完成人的整体发展。您在国外，为儒学发展做了哪些工作？

成中英：我在台湾教书，感觉到儒学应用于现代知识，还要有现代哲学的反思，有方法论的反思，应该把儒学变成现代仁学的思想。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是抵制式抗议式的发言。但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我们却必须先行要理解西方世界的语境并掌握它，针对其长短来回应西方，并从更高层次以及更细致精确的分析与综合，来重建中国哲学，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在中国出版了十数本著作，包括《C 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论中西哲学精神》《知识与价值：和谐，真理与正义的探索》等等。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分解，也在根源与发展过程中凸显中国哲学从易学到儒学与导学的基本内涵。基于对根源与方法的思考，我把本体诠释学提出来了。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为什么西方文化需要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沟通与融合上，怎样运用本体诠释学来充实并建构一套中西哲学相互融汇和结合的理论？

成中英：作为探索性的哲学建构的方法，本体诠释学体现了综合创造和创造综合双向的努力，具有重建和实现世界哲学目标的潜能。本体诠释学整体视界的确立，使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所包含的丰富的诠释学内涵。在我看来，首先需要为中西哲学传统的结合发展设置总体化的理论框架，同时也需要理性的创造及大量描述和分析经验与体验。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观点看，这也是一件另辟蹊径地利用中国的资源来发展新的哲学观的基础性的工作。

我在美国教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每学期开一门，每两年或三年循环一次。基本集中在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和知识哲学。1973年我在美国创办英文《中国哲学季刊》，30年来在季刊上发表了一千多份论文提倡中国哲学，由世界知名的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出版。30年来，英文《中国哲学季刊》转变了中国哲学研究在世界各主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学术主题，其影响不容低估。从1975年开始，在我创办的中国哲学国际研究会的名义下，我牺牲自己的研究时间，每两年组织一次“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的国际会议，在全球不同地区知名大学举行。我认为这些活动对把中国哲学发展成为世界哲学有所帮助。为了更充分地发展中国哲学的专业化研究，我在1985年建立了研究易经的“国际易学学会”，1995年建立了“国际本体诠释学学会”。我提倡建立“国际儒学联合会”的主张，得到国家的支持，也于1993年在北京成立。

中华读书报：您目前从事的工作，侧重于什么方面？

成中英：在继承广义儒学的发展上，和第二代儒学家交流，并在中西古今进行沟通。

从1985年，把以易学为基础的儒学，推广到世界成为世界儒学，我在进行儒学本体学的创建，包括伦理学、美学、政治学等部分，做整个体系的归纳和整合。

中华读书报:您被公认为“第三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对当代儒学有着权威发言权，您认为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成中英：相对于“新儒学”，我更认同“当代新儒家”的说法。我想从一个开拓与开放的角度来谈，而不必限制在过去的几个学派的格局来谈。我想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门户之见来解决一些既有的问题，也面对一些人类面临的新的问题。我不想只是坚持某一传统的儒家观点，而要寻儒学之根，开儒学的新境，结合道佛与西方哲学来发展世界人类的哲学及其应用，我名之为《新新儒学》，以之来应对《后后现代》的问题。因而讲求本体与体用的关系以达到本体用三结合的动态循环贯通，同时通过西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来诠释儒家，赋予儒家以后后现代性；另一方面也是说明儒家的整合融通的道德精神以及开放发展的宇宙哲学。

最早提出基督教和儒教对话

中华读书报：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化融合中，最重要的方面有哪些？

成中英：科学和人文整合起来。西方是科学知识的体系，中国是人问价值的体系。现在看，中国曾强调主体性，认为凡是我们的就是好的，这不符合开放交流的原理。科学和人文不是冲突的。西方和中国传统中的价值不必非冲突不可。我们过去较少考虑到的是宗教问题。我三四年前在香港做了《儒家的精神性》的演讲，谈到儒家作为终极信仰的可能性。信仰不一定是宗教，更不必依赖外在超越，因为它也可以来自对生命的反思。由于这种精神性的建立，我关注的都是在21世纪发生的事件。我的英文著作里谈到宗教意识，也谈到基督教和儒教对话，我是最早在夏威夷大学提出这种对话的。我谈到儒家的存在性，把现实和理想结合在一起，把外在知识和内在意志结合在一起，在这种认识中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我可以知道我生命本体发展的方向与归宿，知道道德自由，也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自己在儒学研究上的贡献？

成中英：儒学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地位，我所做的是带动了中国哲学的本体学研究，以及儒学德性知识论与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以此激活人对自身的发展责任以及对人类与世界的关怀，并借以消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侵犯，实现以正义与仁爱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中国哲学的本体学的研究发展，也就带到了儒学的心发展。中国的兴起可以在儒学中找到发展之道。

我从事儒学的研究，在海外从事哲学创造性的工作，从60年代到现在，85年回来提倡儒学和义学，我的认识是中国一定要完成儒学兴起，世界要靠儒学重新掌握存在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研究儒学多年，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读者认知？

成中英：本体之学本来就存在，大家是逃避而不是面对。难度不意味不应该懂得，也不是没有人懂。我就哲学来谈哲学是对人的理解，对自我的理解。进而对人的属性的理解，包含对仁义礼智性的了解。这是一个系统，可以统合在易学的本体开展之中。我对儒家的研究，在不断超越和扩大，以生命作为经验的根源，面对世界的变化作为考验。要及也要能守。求全不一定无毁，但最终仍会取得和谐的完整。这是仁智相及的成果。智慧治学，是要与时俱进的。仁智的眼光能够维护身心的健康，维护人类的关怀，做有益的事情，看到穷苦的人能够同情，对社会的不正义心存忧患，用道德勇气说出真话。我想这些都是中国哲学浮涌出来的生活智慧，有心者一定能懂。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儒学在当下有怎样的现实作用？

成中英：儒学在当下能起到什么现实作用，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儒学作为一个主体，当即之务，应是把下一代教育好、匡正社会风气。如果是君子，有知识，世界因此大治，国家因此更好，何乐不为？学而优则仕，仁政是有道理的，不做官，就不考虑儒学了吗？这也是一个问题。文化是动态的，在今天中西文化广泛的交流对话中，新的文化也将在未来发生作用，甚至改变中西文化的气质。因此，西方文化需要中国文化改变它的气质，同时中国文化也需要西方文化激发其潜力。

中华读书报：国学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但是似乎持续能量不够。您怎么看？

成中英：我们要回到本原，了解自己的文化价值，掌握自己的文化资源。对传统进行现代意义的追寻，对优秀的哲学精神进行深入挖掘。国学热是持续发展的过程，也需要不断经营。

中国哲学具有三种世界精神

中华读书报：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6月底在线下线上同时召开，您主持了第一场特邀大会“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并做主题演讲。能否简单概括一下您的主要观点？

成中英：中国哲学具有“自然宇宙本体论”的特征。中国人在新石器时代就通过农耕确立了观察世界的时空视野，这也成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精神。本立而道生，中国哲学的本在于以人性为天性的一体化，儒家和道家都从《易经》中创造性变化的思想发展出来。中国哲学的道在于人同德于天，体现自由精神与繁荣和平。

以天地万物一心为特点的中国哲学具有三种世界精神：道心、仁善、天命。中国哲学的“天地之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行为动力，因此，会把克人欲充实天理作为纪律，这就是仁的精义所在。儒和道互相补充，是哲学的最大动力发展。自然宇宙观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存在方式，主导了人存在的自然倾向，是个人与群体发挥创造力和实现生活价值的基本原因，也是人类走向天下一家或曰全球化共同发展的基础和动能。

中华读书报：中国哲学的自然宇宙观也经历着时代和西方哲学的挑战吧？

成中英：有三种显而易见的挑战：一是西方宗教的挑战。西方哲学认为自然是上帝创造的，认为自然本身是有限的、机械的存在。中国的自然宇宙观，是宇宙生命发展的自觉阶段，是内在于宇宙的生命。二是自然科学的挑战。17世纪哥白尼天文革命发展到牛顿的经典物理学，20世纪有了新物理学的相对论和量子论发展。这些学科都呈现了“宇宙是物质的能量的存在”。而当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并不忽视生命的自然发生，现代自然科学的宇宙观和中国的自然宇宙的生命观相互对应，后者的优势是整体的直观和亲切的体验，因此，可以重视逻辑和经验科学，把它看成人类生命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成分。第三个挑战是道德实践的挑战。西方现代道德实践源于西方的工业化，造就实用主义、追求安逸的生活方式，西方的道德实践是危险的。儒家的德性主义和道家的自然主义，可以使人的生命重获丰富的价值和向上追求的力量。

中华读书报：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您持什么观点？

成中英：首先，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的真相之后，会发现中国哲学本身就处于世界的舞台。问题在于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哲学被隐蔽在现实历史之中。要发展中国哲学，就要强化自我认知，掌握中国哲学的精髓和源头活水，掌握中国哲学本身的意义，发挥生命的力量，追求对宇宙生命的体验，达到人我共通，消除各种纷争，建立和谐社会。其次，要了解西方为什么能建立哲学，才能对症下药，化西方问题于中国哲学之中。西方哲学强调逻辑、强调科学，已经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已经甚嚣尘上，好的地方我们要承认、学习，也要指出他们的问题，把西方哲学纳入更大的系统。所谓“智周万物,道济天下”，我最大的愿望是以哲学实现自我生命、实现最后的和平繁荣，这就是后来张载说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实际的做法就是对话。我创办《英文哲学季刊》期刊已经五十年了，尽量帮助西方哲学家了解中国哲学，认识哲学问题解决的基本方向，而不局限在西方的死胡同里，西方是二元主义，机械性的，中国哲学是一元主义，动态性的；一元可以包含二元。另外要广结善缘，光说走向世界是空洞的，要有心愿并且长期地推动。我希望在和西方对话中加强充实、健全中国哲学，这个过程不只是走向世界，是自我发展同时帮助别人发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仁爱精神的推广。

哲学智慧可台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中华读书报：重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关系，是您近几年重点关注的，您提出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再发展过程，都是以回到自然宇宙观为开始点的。能否简单阐释一下？

成中英：我们讲中国文化复兴讲得多，很少讲中国哲学的复兴。我在很早前提到一个命题，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要以中国哲学的复兴作为根基和主导。哲学是文化的精华，文化是哲学的实现。文化中有很多优良，也有一些缺陷，需要以哲学的冷静进行全面思考。中华文化复兴首先要加强反思的能力，要有认知的精神，有理性的哲学思考，经济越发展、国家越发展，越需要哲学。孔子为什么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提出仁义礼智信，这需要哲学的精神，哲学的自觉。“哲学”是西方传来的，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哲学，中国是哲学的民族。我们最根本的追求就是，让中国人作为生命体，作为一个民族活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智慧。

中华读书报：您的学术研究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全媒体时代，您认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您个人最关心哪些事情？

成中英：我最关心对传统文化、对传统学术的更新。我们从易学发展出来的宇宙观的精华，在民间有很多说法，有些代表了对环境生态的认识，有的介于玄虚之间，往往对人心造成蛊惑，就需我们加以引导。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可以利用哲学智慧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我很重视教育的品质，希望教育有合理性、开放性，不断地提升性。我特别强调管理问题，不能只为了当前的利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关注未来变化和发展的关系，这是实用的智慧。

中华读书报：在您求学、治学的道路上，对传统的认识，是一以贯之，还是有过大的变化？

成中英：儒家情怀基本没有改变，改变是深入到易经哲学之中。大学后期进入易学，开始对西方哲学全面了解，我面临一个问题：中国哲学什么时候开始？和西方哲学有什么差别？这个问题一直追随着我。研究生阶段倾向自然主义，我认为哲学与自然有关，与生命理解有关，我从来没有放弃人类生命根源的认识，这种转向是逐渐的，最后找到定点，对中国哲学的走向和西方哲学扮演的角色的认知更为深刻。我深信中国哲学能为世界做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