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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三年来，青年作家魏思孝陆续推出了《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三部乡村题材小说，集中勾勒出鲁中地区辛留村的农民群像和风物人情，奏出了北方农村的现实回响。作者主动聚焦社会转型期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老病死，注重将人物根植在农村现实土壤中去开掘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用简洁克制的语言、从容自然的叙述，塑造了具有代表性的农村人物。

关键词：乡村三部曲 农村人物 底层叙事

2022年3月，魏思孝的长篇小说《王能好》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小说作为收官之作，连同前两部作品共同构成了他的“乡村三部曲”——写一个事件的《余事勿取》、写一群人的《都是人民群众》、写一个农民的《王能好》。作者用三年时间推出的这三部小说，集中勾勒出辛留村的农民群像和风物人情，既奏出了北方农村的现实回响，也彰显出一个青年作家的创作自觉和野心。新书出版之际，作者在朋友圈里写道：如果我在三十五岁之前，没写出像《王能好》这样的作品，我对自己的写作是不满意的，现在有了它，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也算有个交代。魏思孝一直是个清醒的、坚守纯文学理想的写作者，再加上极强的洞察能力和共情能力，近几年新作频出、枝繁叶茂，在众多青年作家中脱颖而出。

魏思孝的创作一直紧贴着自己的生活经验，随着个人的成长、成熟，小说从题材到写法上也进行着显而易见的转向。三十岁以前的他，写作主要围绕小城市中的底层青年，写他们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迷茫，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情绪的抒发，自称“青年焦虑文学代表”。三十岁以后，生活日益稳定，写作也进入第二个阶段，以更开阔的视野关注更多人的命运。从城市中闭塞的出租屋到农村盘根错节的生死场，从颓废青年到苦苦挣扎的中年男性，从情绪的宣泄到现实的揭示，一以贯之的是对底层的关注，以及语言上的简洁克制、叙述上的自然从容和情感上的真实深切。

空间上的转向——由城市到农村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一路高歌猛进，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农村不可避免地走向凋敝。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大潮下，农民如何安身立命？年过半百的他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城打工？身体像一架年久失修、濒临报废的机器，他如何面对疾病和死亡？这是一个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放到每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或者每个农民身上，就变成无比沉重的困境。回到文学领域，在有限的文本中，对农民的阐释明显不足。纵观当下的小说创作，以城市叙事为主流，乡村题材作品多聚焦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些重大选题，以普通农民为主人公反映农民现实生活的作品较少。究其原因一是受时代主旋律的引导和影响，少有作家主动将视角对准农村底层；二是绝大多数作家已经离开农村定居城市，不甚了解时下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况。

魏思孝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始终在场，与农村没有距离，不必刻意寻找或体验，而是身在其中。小说中的辛留村，原型就是他从小生长的刘辛村，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金岭镇的一个行政村。平日里，他像两栖动物一样往返于农村和城市之间（两地只有二三十分钟的车程），村里有母亲和五亩土地、城里有妻女和房子，白天回村种地，晚上回城写作，包括父母在内的家人、亲戚、乡邻都走进小说，在文字里绽放异彩，这也使得他作品中的人物就像“非虚构”一样真实，可感。

长篇小说《余事勿取》讲述了卫学金生命最后三天发生的事情，以一起刑事案件牵连出三个人的遭遇。候军（无法在城市立足的农村青年）、卫学金（一辈子固守在农村的农民）、卫华邦（农村家庭供养出来的大学生），他们的身份本身具有一定典型意义，代表着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作者在讲述“他”时，也有意引出与他们相关的人的命运。每一章节的开篇部分注明当天的公历、农历、天支、节气、宜、忌等，如公元2007年12月6日“宜 解除 余事勿取；忌 余事勿取”。“余事勿取”是黄历中的术语，以它作为书名似乎带着某种暗示，整个小说也呈现出宿命论的意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农民一直使用农历，干大事前先查《黄历》，这是他们唯一可循的“行动指南”。农历是农耕文明留给农民的珍贵遗产，也是农村有别于城市的时间刻度，意味着另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文化特质，自然地把读者带入了农村这个场域。

小说集《都是人民群众》是一部农村人物速写集，全书收纳了25位农民的生平，有男人有女人，有中老年有青年。在为他们每个人立传的时候，作者秉持着立场中立的原则，不掺杂个人情感偏向，白描生平、尽量简短。读起来，每个人背后都有故事，意犹未尽。小说集中每篇的篇名即人名，姓名后面备注了他（她）的年龄，年龄相近的人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代人的速写，所有人物集合在一起就成了这个时代下农村的众生相。在这些人物之外，作者还描述了辛留村的道德模范、政坛风云、纳凉图景，以社会学的视角关照农村的政治和文化。作者以这部小说构建了一个无比真实的村庄，并力图由这个村庄探究中国农村面临的现实问题。

长篇小说《王能好》就像速写之后的工笔细描，叙述上与《余事勿取》有些相似，截取主人公几天的生活进行描写，由“他”的人生描绘出整个村庄的家长里短、生老病死。作者写的是王能好从上海返乡、处理三弟的丧事、到离开家乡这七天的经历。“那七天，是他余生中最后的骚动，最后的活力，最后的对世界美好的向往。七天过后，王能好还是四十五岁，却已经进入了暮年。”[ 魏思孝：《王能好》，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页。]王能好对外面的生活有过期待，他去上海，在潮湿泥泞的建筑工地打工；他去北京，被关在暗无天日的集装箱里卖命，北京的经历让他对外面的世界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幸好，他又逃回了家乡，继续在镇上的劳务市场谋生。如果说，卫学金是固守在农村被耗尽了生命的农民的悲剧，那么，王能好更像是一个出走的农民的悲剧。

两部长篇小说都写到葬礼这一最具农村文化表征的仪式。两个“死者”都是村里游手好闲的混子（原型可能是同一人）。《余事勿取》中，侯军去四宝山参加朋友的葬礼，并借助候军的回忆引出了王立昌、吴永林、李岩、李道广等“朋友”以及他们的人生。书中写道，“他选了个地方站着，点了一根烟，侧耳听着。只言片语，大多围绕着王立昌三十出头的年纪，以及他平时在村里偷鸡摸狗的做派，潜台词是死不足惜。……顺着他们的言谈，侯军意识到维系和王立昌友谊的，正是困境本身。”[ 魏思孝：《余事勿取》第一章“侯军”，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0页。]侯军对于朋友的死并不悲伤，更多的是平静生活被突然打破后的兴奋，在葬礼上像一个格格不入的观察者，透着人情淡薄和精神病态。《王能好》中，王能好接到二弟的电话后，赶回老家参加三弟的葬礼。由老三的去世，引出兄弟、父子、母子、乡邻等诸多关系。小说中关于仪式的描写较少，主要写参加葬礼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纠葛。攀亲带故是农村有别于城市的特点之一，以家族为单元，利益彼此交织，编织成一张广阔的乡村关系网。魏思孝的小说像一部农村社会调查报告，详尽地呈现乡村社会的生活百态。

新世纪以来，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已经被打破，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依然在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压迫下艰难前行。农民没有随着土地流转、合村并居、兴建工厂而变成“工人”，而是成了身份模糊、难以归类的“农民工”。《余事勿取》中的卫学金一直羡慕当工人的，因为“工人稳定，按时上下班，退休了还给钱”，这是一个农民最朴素的理想。《王能好》里面有一段王能好和工友们临时到大厂区打短工的情形，“在现代化工厂建筑面前，气氛骤然压抑起来，他们望着车窗外，不再说话，如同押赴刑场，平静下的恐慌。”[ 魏思孝：《王能好》第四章“出工”，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21页。]这份渺小、自卑、恐惧，就是当下农民的心理写照。每个阶层都有他的实际和他的理想，对于农民来说，实际更艰难，理想更渺弱。

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想象中，乡村是理想的精神家园，是灵魂最后的栖息地，魏思孝用他的观察和叙述解构了这种幻想——乡村依然是贫瘠之地，农民为了生计苦苦挣扎。但作者不是在批评，他对这些或软弱怯懦或朴素势利的农民没有批判，而是像对待自己的父辈一样心怀理解和悲悯。“在不断离散化的时代，并不是只有批判才有力量，作家首先要有建构能力，在不断失去焦点的生活中，找到自己聚焦的题材和重心。”[ 张艳梅：《后疫情时代的现实抒写》，《雨花》，2021年第5期。]魏思孝找到了属于他的题材和重心，并以独特的建构能力，建起了自己的文学地标——辛留村。

叙事上的探索——由故事到人物

在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吸人眼球、另人跌镜的离奇故事。作为读者，我们期待的不是故事，而是揭示。它为什么会发生？所谓新闻终结的地方就是文学开始的地方，每个作家都在寻找把故事生长为小说的途径。评论家刘诗宇在概括魏思孝的小说时谈到，“在这个城市叙事逐渐占据问题主流的时代，他脑海中那些即将谢幕的乡村人奔涌着、翻腾着，以至于他的长篇小说总有远超一部作品的内容含量，每个配角都可以单独成书。”[ 刘诗宇：《用作品回应三个经典问题（回响2021）——2021年长篇小说一瞥》，《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1月5日。]“乡村三部曲”的篇幅都不长，《余事勿取》不到13万字，《王能好》15万字，《都是人民群众》17万字左右，读起来小说却具有广阔的叙事空间，对人物的描绘也显现出丰富性和史诗性，这与作者娴熟的叙事技巧是分不开的。

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将叙事角度分为零聚焦（无聚焦）、内聚焦、外聚焦三种，每种角度都有独特的效果和优势。魏思孝早期的作品大部分采用“内聚焦”，即叙述者“我”作为作品中的某一人物来叙述；到“乡村三部曲”，都采用“零聚焦”的方式，没有固定视角的全知全能叙述，故事叙述人的讲述比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了解的都要多。叙事线索和节奏方面，作者也一直在进行各种尝试和探索。早期的底层青年系列更注重小说的形式实验，表现出先锋气质，例如《恋爱中的约瑟夫》《李烈的故事》等作品，情节零乱无序，从人物塑造到叙事策略都十分的后现代。到“乡村三部曲”，作者仿佛找到契合的表达路径，他摈弃了传统的按时间顺序来讲述故事的方法，小说的外节奏很快，内节奏却很慢，以高超的细节描写能力，带着读者在时空中穿梭。叙述时始终以人物为中心，空间上呈放射状，塑造出众多人物；时间上忽前忽后，追溯人物的一生。再加上冷静克制、带着几分荒诞和反讽的语言，独特的视角和发现，让魏思孝的小说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呈现出与山东传统作家迥异的风格。

《余事勿取》的灵感来源于作者几年前在当地报纸上看过的一则新闻《夜遇抢劫 男子被剥光绑树林死亡》，他以一个写作者的敏感捕捉到了背后的戏剧性和复杂性，在沉淀一年后，把这个故事作为容器，将自己熟悉的内容装了进去。小说开篇有个“楔子”简要介绍了这一案件，让小说带着悬疑色彩，但进入小说中你会发现，作者在写的是人，而不是这个案件。写侯军，不是作为罪犯，而是写一个迷茫困顿的青年；写卫学金，不是作为受害人，而是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作者创作的顺序是“卫学金”“侯军”“卫华邦”，因担心读者先入为主地带着偏见去看待侯军，所以成书时把“侯军”放在第一章。也就是说，小说围绕卫学金被害这一事件展开，但叙述重点不在事件本身，而是人物。作者通过呈现他们每个人的生存状况，来揭示侯军何以致人死亡，卫学金为何死亡，卫华邦如何面对父亲的死亡。这三人尽管境遇不一样，但都对眼下的处境无可奈何，生活充满无力感。

侯军不务正业、浑浑噩噩，总妄想不劳而获。文中写道，“他给自己的定位是生活的旁观者，试着尽量去观察而不是冒失地去参与。”事实上，他无法参与，既参与不到正常的生活、爱情、工作之中，也对生活、爱情失望透顶，是被生活抛弃的人。与侯军的自暴自弃不同，大学生卫华邦还在尽力地伪饰自己的生活，他掩饰起自己农民的身份和贫穷，小心翼翼地博取爱情。这两个人物是作者“青年焦虑文学”的延续，也是对底层青年形象的丰富。卫学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农村人物，原型就是因癌症早早去世的父亲。作者对父亲的离世是抱有遗憾的，十年来一直在缅怀，这种深沉的情感在作品中表现为对人物命运深刻的体察。小说讲述了卫学金死亡前三天的故事：第一天失业回家，去给女儿送馒头，走到哪里都不被重视；第二天去查体，确诊癌症晚期，回村帮侄子盖房半天，装作若无其事；第三天，找人倾诉，想寻死，却被人抢劫后绑在了树上，最终冻死。他想死得体面一些，用自己的命换钱，留给妻儿，可惜并没有如愿。这个善良的农民，一辈子恪守本分、任劳任怨，但命运并没有善待他。

《王能好》以主人公返乡的七天为线索，讲述王能好的一生。作者在叙述时不断闪回，忽而“十年前”，忽而“五年后”，运用倒叙、插叙的手法描绘出王能好以及王一村众多人物的命运起伏。小说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人物多，这部十五万字的小说，出现了几十个人物。作者对每个人用笔着墨不一样，但读起来，每个人都不是配角，都有自己或悲或喜的人生。这一点也体现出作家对小人物的关照。小说每个章节后面都有一个人物小传，进一步延伸了小说的叙述时空，这些人跟王能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周东山，王能好在火车上认识的农民工周光权的儿子；罗宇，诚信劳务市场主事小段的丈夫，实际上是一个隐姓埋名四处流窜的罪犯；还有离异再婚的陈玉香、企业家吕长义、曾经的“老大”徐达、傻子王传利、城市白领牛慧等。作者曾表示，采用这种写法，“一来，觉得正文中的叙述不够尽兴，有些旁支人物还值得单独去写，能更完善地去表达和丰富文本。二来，我需要打开一个更广阔的叙述空间。”[ 魏思孝：《有了<王能好>这部作品，我心里多少踏实些》，“华文好书”公众号，2022年4月10日。]

魏思孝在文学根脉上属于南京，十几年来，不论志趣上还是文本上，韩东、顾前、曹寇等南京作家一直影响着他，尽管题材和写法转变了，但作品中始终保留着“他们”的痕迹，紧贴现实、对“庸众”的关切、荒诞的叙述等。《都是人民群众》中写的“辛留村道德模范”，每个人物都分上下两部分，如陈世勤，上文“敬父母，亲兄弟，睦乡邻 ”，下文“陈世勤除了小偷小摸也没什么大毛病”，系数他怎么顺手牵羊、和兄弟反目。一上一下，一正一反，使小说语言极具张力。“乡村三部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同一人物在几部小说中反复出现，形成互文的效果。如以作者自己为原型的卫华邦，在《余事勿取》中是一个窘迫的在校大学生，在《都是人民群众中》是一个失意的作家，在《王能好》中是主人公的表弟，生活依然没有好转；卫学金的大外甥王能越，在《余事勿取》中几笔带过，在《王能好》中成了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人民群众》中提到作风不良的杨美容，在《王能好》中成了唯一与王能好有过重要交集的女人，一个个人物在作者的乡村系列小说中变得丰满起来。

一部成功的小说终究以人物的魅力来取胜，从鲁迅的闰土到柳青的梁三老汉，从赵树理的小二黑到梁晓声的陈焕生，农民形象的塑造一直是现当代作家孜孜不倦的追求，这些人物也代表了某个社会历史阶段农民的现实处境。魏思孝在塑造农村人物时有向经典看齐的意识，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新世纪以来乡村文学中的人物形象。

人性上的挖掘——由单一到繁复

回看魏思孝早期的底层青年系列小说，虽然人物境遇不同，但性格相似，都十分迷茫、空虚、绝望，存在“千人一面”的问题。在“乡村三部曲”中，作者把人物根植于农村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深入开掘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以更精细的笔触描写人的心理变化和内心矛盾，呈现出“一人千面”的丰富性，成功塑造了卫学金、王能好这两个农村人物。

以卫学金为例，他勤劳、朴实、善良、自尊，具备一个普通农民的典型性格。卫学金得知自己癌症晚期后有一段复杂的心理描写，他内心分裂成了甲乙两个人进行交谈，一边想活下去一边想死，一边忏悔一边愤懑，一边想着别人一边想为自己活一次，回首自己失败的一生，他认命了，有了寻死之心。作者始终把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刻画，从身体到心理，写他作为一个人的各个层面——卫学金留在外甥家看影碟，那些不知疲倦的肉体激发不起他的性欲，“狼狗健硕的身体，黑亮的毛发，坚韧的眼神，让卫学金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活过一条狗”，这是一个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也被剥夺的人。同时，作者也发现了卫学金身上的闪光点，那就是人性中的善。尽管卫学金活得很窝囊，但他始终是个善良的人。他想用自己的命换一笔钱留给妻儿，他想被下坡的大车撞死，因为大车都有保险，不用司机个人掏钱就够赔的了。临近死亡，他依然在为别人着想。

比起忍辱负重的卫学金，乡村光棍王能好看似活得更潇洒，但他变成话多讨嫌的样子也有一个心理转变的过程。多年前，王能好生了一场病，疾病持续了两年，他成了家里的累赘，受尽父母、兄弟的冷眼。“疾病让王能好生活在恐惧中，也教会他钱在自己的手上最放心，这世界上没人靠得住，亲人也不行”，后来王能好变得一毛不拔，喜欢上喝酒，醉酒后把平时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喜欢找人聊天，“逮着谁也能随便聊几句，对方说不说是对方的事，他说不说是自己的事。多说几句话，也没人拿走你的嘴”[ 魏思孝：《王能好》第四章“出工”，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13页。]。光棍的身份和嗜酒话多的脾性自然是被轻视的，慢慢地王能好有了一套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与阿Q一样的精神胜利法。王能好穿着五十块钱的旅游鞋走亲访友，“话语字眼中的老板、赚钱多，能和这些扯上关系，不论嘲讽与否，总归是件开心事。”有人拿王能好开涮，触动了他最敏感的神经，“王能好涨红了脸，说，咱主席找人提鞋，用我，也不用你。”[ 魏思孝： 《王能好》第一章“返乡”，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页。]到后来，真的梦到自己得到主席的眷顾。作者把人物内心的卑微描写得淋漓尽致。王能好身上有喜剧的成分，在这喜剧背后又藏着悲剧，他的行为带着自以为是的盲目和愚昧，直到最后目空一切地闯红灯被撞死。作者通过卫学金、王能好呈现农民的精神世界，也在个人的生命史中蕴含着深刻的现实立意，由个人的遭遇来揭示贫富差距、阶层歧视这些痼疾。

马原说过，“在虚构写作中，死亡确实是一个非常便当的经常被使用的结尾方式。”魏思孝的小说里有很多死亡要素，早期的《小镇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一份青年作家调查报告》等作品中不少人物以死亡结尾。到“乡村三部曲”，作者已经不仅仅为了叙述的便当，而是借由死亡来呈现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命运的悲剧性。《余事勿取》中，卫学金查体、向家人隐瞒病情、准备自杀、被抢劫后冻死、卫华邦寻找父亲的死因等，都围绕着“死亡”展开。现实生活中，家人对癌症患者撒谎，小说中癌症患者向家人撒谎。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这样解释人们的心理——既然死亡成了一个毫无意义、另人反感的事件，那么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词的那种疾病就被作为某种需要加以掩饰的东西。[ [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9页。]这一切都证明，人是多么难以正视死亡。如果去掉疾病所负载的隐喻，回归疾病本身，死者或者家人或许就不会留下那么大的遗憾了。

生命有价还是无价？小说里面，农民的生命常被换算成金钱。《余事勿取》中写道，“农村户口一条人命能值三十多万，城市户口的人命要更值钱些。”《王能好》中，工友老朱在塑编厂突然猝死，众人给死去的老朱算了笔帐，“他这么一下子死了，留给家里十五万，怎么都合算。”最后，王能好酒驾被撞死，“旁人问，交通事故，赔偿多少钱？老二说，老大不体贴人，白死了。”这些描写既真实又粗粝。近些年，“同命不同价”一直备受争议，当生命的贵贱直接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人之为人的价值已经被戕害。魏思孝对底层农民的关照和书写，不仅仅戳中了社会现实中某些个要害，也戳中了我们越来越麻木冷漠的内心。

“乡村三部曲”中还有许多值得细读、深思的地方。正如评论家张艳梅所说，“我们对写作的期待无非是：少一些媚骨，多一些血肉；少一些讨谁欢心，多一些为谁心痛。”魏思孝以无所遮蔽的坦诚投入到创作中，他不仅在作品中凝聚自身的生活体验、融入对农村的深刻认知，而且始终以农民的立场来书写他、体恤他，对他的处境感同身受，所以，“乡村三部曲”中人物的命运能够带给读者强烈的共情。期待作者以这样的姿态写下去，对农村和农民有更多有血有肉的阐释。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