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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缘何提出开除梁漱溟
来源:人民政协报 | 张杰  2022年06月23日08:55

柳亚子《北行日记》1949年3月19日记载:余提议开除梁漱溟;决议由秘书处撰文申斥,并声明断绝关系,差强人意。(注:此处开除,为柳亚子建议民盟中央开除梁漱溟的民盟盟籍。)

此记录相当突兀,因此时梁漱溟任民盟秘书长,学术成就很高,而且突然如此,与柳氏《北行日记》的风格及主要思路相悖,实在是值得推敲。问题在于柳、梁二者之前关系一直不错,为何竟突然如此。

查1949年之前梁漱溟同柳亚子的关系,并不糟糕,甚至说两者是同一阵营的战友。如《聚焦台前幕后(下)·亲历者说出的历史真相》中记载:“梁漱溟还与在港名人何香凝、廖梦醒、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以及著名文化人茅盾、夏衍、金仲华等取得了联系,他们均承诺支持梁漱溟办报。”史飞翔在《有一种沉默叫惊醒》写道:“1942年1月3日下午,梁漱溟、陈淑芬的婚礼在桂林市区一家旅馆的宴会厅举行……然后由著名诗人柳亚子和戏剧家田汉先生宣读‘贺婚诗’。”《桂林文史资料(第11辑)》中也记载:“1944年5月28日,亚子五十八寿辰。桂林文化界共百余人,在社会服务处礼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茶会,田汉同志主持并讲了话,还有金仲华、宋云彬、朱荫龙、千家驹、熊佛西、林砺儒、梁漱溟等先后发了言。认为先生具有‘敢怒、敢骂、敢笑、敢哭’这一革命诗人的本色。”这一些论述充分证明柳亚子同梁漱溟之间关系算不错的。

二人的分歧源于梁漱溟在1949年1月至3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第一篇重要文章是《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发表于1949年1月22日的《大公报》上。这篇文章主旨有二:一是“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二是“今天好战者即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第二篇是《论和谈中一个难题》,发在1949年2月13日《大公报》上,梁漱溟提出:“第一、凡事国民党之在高位者,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作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同蒋先生下野,闭门思过。第二、国民党这样做了之后,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今后只要各方讲理而不用兵,共产党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达成改造,绝不用兵,以免重苦人民又毁国家。第三、在国共两方之外,公推信誉素著之公正人士(五人或七人),负责邀集证人采集证据,考察过去事实,确定破坏和平造成内战惨剧者究是哪些人。”还有第三篇《敬告中国共产党》,发于1949年2月13日《大公报》,指出“从正面说,就是须要容纳异己;从负面说,就是不要用武力”。

梁漱溟认为解放战争的主要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目前在高位者应当承担责任,主动认罪。但同时,梁漱溟高估了第三种势力的力量,认为他们可以主持大局,超脱于国共两党之外,因此才建议由第三方面出面,积极参与政治。这样的精神设想在当时没有实现的可能。

实际上,三年前,即1946年旧政协召开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清楚说明了除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并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甚至包括宋庆龄这样地位的民主人士也基本上无法左右政治格局。而时间到了1949年时,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改变。因而,民主人士并没有第三条道路,梁漱溟问题主要出自于此。

观柳亚子《北行日记》,则可以看出与梁漱溟大相径庭的另一番味道。1949年3月7日,“下午,偕子化、亚明同乘公路车赴莱阳,宿于三里庄军属马大姐家,其夫李正滋,参军已五载矣。马略识字,能言拥护毛主席八项条件,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文化水准之高,可以想起。”1949年3月8日,“余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兴奋至于极度矣。”柳亚子和梁漱溟的态度截然不同。

因而,两人此时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分歧。事实上,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早已经证明第三条道路是“死路一条”,梁漱溟这样的态度成为其他民主人士批评的对象,显然也就不足为奇。

当然,梁漱溟最终还是被邀请至北京,参与建国筹备相关工作。

(作者系柳亚子纪念馆文史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