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奥田英朗在日本被归为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但在他笔下，“社会”与作品中主人公的经历、行为往往并不紧密相连，更像是为了安置故事而搭建的舞台布景，既没有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等老一辈社会派推理作家时常描绘的那种激烈、尖锐、对人物塑造起决定性作用的“特定时代的冲突”，甚至连某种社会风潮或社会现象对特定个体产生的重大影响也没有，而后者往往是东野圭吾常被质疑是否属于社会派推理小说家的理由之一。奥田英朗笔下的“社会”更像一片水面，各色人物像鱼儿游弋其中，表面上，看似鱼水难以分离，但实际上，可供鱼儿游弋的水面并不只有这一片——换到另外一片水面似乎也可以。但奥田英朗的不凡之处在于：他往往能将“水面”描绘出别样的风味，哪怕它与故事并不十分相关。

《罪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实际上，这部作品取材于曾经轰动日本的真实案例，即小吉展绑架案。这件发生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一年的案子，因罪犯作案手段残忍、侦破过程曲折而震惊日本举国上下。但即使是这样一件惊天大案，奥田英朗也并未把所有焦点都倾注在案情上，反而花了几乎旗鼓相当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昭和中期的日本东京浮世绘，难怪日本读者对这部作品的“怀旧感”的关注甚至超过了破案的部分。

昭和三十八年，即1963年，东京奥运会即将开幕。东京各处都在大兴土木，街道上不时有拉运土石的卡车飞奔而过，施工机械发出的噪声日以继夜。市民阶层的生活则因为三年前池田内阁开始推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而大有改善，马路上的私家车多起来，连刑警们也开始忙着看房，选购自己的第一套团地住宅（公寓）。市民的日常话题则常常是：该如何“让外国人看到一个新的日本”？

在繁华的背面，东京的公园和露天场所还游荡着无数身穿破旧军服、从异国战场上回国后无处栖身的伤残士兵。在离浅草不远的贫民窟山谷地区，靠日薪为生的体力工人们住在韩国移民开设的破旧小旅馆里，每天靠卖血的钱，狂饮无度地打发日子。商人和黑帮忙着倒卖驻日美军从军营里偷运出来的物资，左翼社会活动家们在为保障工人权利、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而发动一场又一场的示威游行……即使在遥远的北海道，一度渔业繁盛的渔村也把主业从打鱼改为捞海带，地方上的衰落已经初现端倪。

与大部分中国读者熟悉的那个意气风发、纸醉金迷的昭和后期不同，本书中所描写的“昭和时代”是那个更早的、尚未建立起完整秩序、繁荣与衰败并存的年代。在那个时期，一切都很新鲜，一切皆有可能。而对于主人公宇野宽治来说，“一切皆有可能”的含义却意味着未来将愈发险恶。

《罪辙》这个书名看上去有悖于推理小说的普遍规律，作者好像一上来就打算把剧透进行到底：别猜了，罪犯就是主人公。不仅如此，小说从一开始就毫不掩饰，一桩桩一件件地把罪犯的作案过程甚至动机都展露无遗。而正当读者一脸蒙圈时，焦头烂额又毫无头绪的警察登场了。罪犯和警察在作者巧妙设置的那道无形的信息壁垒的两侧平行推动着情节发展，而读者的乐趣就变成了如何打破那堵墙，将这两条轨迹连接到一起。

主人公宇野宽治是出身于北海道小渔村的青年，他身世卑微，是陪酒女郎的私生子。在旁人眼中，他脑袋不灵光，念书时跟不上功课，干活儿时笨手笨脚，连小学生都叫他“傻子”。但换成第一人称的“我”的视角时，他又显得再正常不过：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想穿漂亮衣服打扮自己，憧憬着大都市东京海边有身穿比基尼泳衣的姑娘，甚至骑上拉风的摩托车在海岸公路上兜风……读者眼中所看到的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悲惨之事，诸如被抛弃、被虐待、被陷害而大难不死，乃至心安理得地偷窃、纵火、绑架、杀人……都被他阻隔在“厚厚的迷雾”之外，不仅无感无知，而且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无需费事思量。他像一只来自穷乡僻壤的野犬，在大城市里靠本能活着，与各式各样的人产生交集：吝啬的东家、狡诈的村人、做黑市生意的富商、混黑道的在日韩国人、脱衣舞女、邻家的小学生、新派与老派的警察、左翼人权律师……他像一粒弹珠，每次撞到别人，总会让对方和自己都滑向完全不可预知的方向。但也正因如此，虽然他自己不知闪躲，不懂得隐藏，却总能逃出警方的视线。

警方才是作品中最有年代感的角色，这种年代感贯穿了整个办案过程，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每个办案环节。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很多日本读者把《罪辙》归类为警察类推理小说(刑侦小说)的原因之一。在书中的年代里，借由执行东京奥运会的安保工作，日本警察机构正处于重建内部秩序的改革之初。虽然在大方向上已经明确了要与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彻底剥离，但在实际操作中举步维艰。一方面，警察随时可以把贫寒者居住的小旅馆和住宅搜查个底儿掉，在审讯中对审讯对象拳脚相加也屡见不鲜；另一方面，电信公司却可以断然拒绝警方调用嫌疑人通话记录的要求，报纸和杂志的记者能天天赖在警察局的走廊里随时探听消息，左翼人权律师更可以随时去警局闹个天翻地覆。

在警方内部，不仅第一批拥有大学学历的新派警察和充满江湖气、一言不合就拍桌子的老派同事之间从未停止过争论，而且在警方与检方之间、东京的警察厅与各地方警局之间，还总会牵扯出历来的“地盘”之争，需要双方的高层领导出面才能协调。种种纷乱之下，难怪警方左支右绌，迟迟无法破案。于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警视总监在电视上公开求助，公布了警方已掌握的线索，请求全体国民协助调查，一下子点燃了全体日本人的破案热情。最终，在一对不断磨合、逐渐默契的新派和老派刑警搭档的不懈追查下，案件的悬疑部分，即警察行动与罪犯轨迹的相交点终于显露出来。案件告破，令人唏嘘的结局也再次唤醒了人们对真实事件的记忆与感慨。

实际上，在真实事件中，警方将凶手的犯罪动机仅仅归结于“贪图赎金”。事实也的确如此。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曾一度爆发过多宗儿童绑架案。在作为本书原型的小吉展绑架案中，被绑架的孩子家中从事房地产开发，属于相当富裕的阶层。但在《罪辙》中，或许是为了凸显主人公那种“无意识的残忍”，绑架对象变成普通豆腐店老板的儿子，索要的赎金也少得可怜，只是为了应付一时之需。此外，主人公从被虐者变为施虐者的人物设定，在罪案类作品中并不罕见，也并非某个特定时代独有的产物。对“无意识的罪犯”来说，他的犯罪并不完全是由社会造成的，然而，繁华初现的大都市东京的确为他提供了更多数量、看上去更诱人的猎物，让“一切皆有可能”在他身上演变成了“一切的恶皆有可能”，最终从小偷小摸走向绑架和杀人。

从悬疑推理的角度来说，《罪辙》并不要求读者不停地“烧脑”，它从一开始就把答案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读者，那道标志着主人公一步步堕落的“罪恶辙印”再清晰不过了，只是读者并不知道它最终会通向何方。当另一条线上的警察从一筹莫展、磕磕绊绊到最终在一个合乎逻辑、“人人都看见了、却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发现破绽时，读者顿时体会到类似福尔摩斯古典探案小说中那种令人回味悠长的恍然与满足。

同时，在耐心铺排前置事实的过程中，作者还借由不同人物的生活，立体地描绘了昭和中期日本社会的种种实景，使作品充满鲜明的年代感——分寸恰当的悬疑、层层推进的情节、画龙点睛般揭开谜底，辅之以充满新鲜感的历史回眸。《罪辙》既是一部充满怀旧感的推理小说，又是一部昭和中期的东京风物诗，阅读趣味加倍，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