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x卢一萍：大地上的阅读与书写
对生活在东部地区的读者而言，西部是一个神秘而魅力无穷的存在。文学是帮助人们了解西部，尤其是遥远而漫长的边境线一带风物人情的重要途径。如何一方面摆脱西部作家的标签化印象，一方面真正把西部呈现给读者？栏目主持人李黎与作家卢一萍展开对谈。
一
李黎：今年你就要迎来五十周岁的关键年份，但我个人觉得，自然的年龄划分给人的感受未必会很多，倒是另外一些线索上的时间可能更为重要，例如写作多少年、入伍和退伍多少年等等。对你而言，军旅生涯应该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吧？
卢一萍：是啊，一晃就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我很少有这个感觉，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少年模样。但有时候会突然惊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和时间在自己身上产生的变化，从而生出一种紧迫感，会想到死亡这个人人必须面对的结局，觉得人生如“少水鱼”，心里会有隐隐的忧伤。
这个时候，时间的线索会清晰地显现出来。人生短暂，确如草木一秋。追忆起来，感到欣慰的，还是自己对文学的爱好。
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音》《家庭》之类的杂志很火，每期都会刊登“征婚启事”，其中很多人介绍里都有“爱好文学”这一条，有人还会写上“曾发表过作品”，这比现在在城里有房有车还吃香。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爱好上文学的，当时也就十来岁吧，所以也算得上“自幼爱好”了。从我第一次在杂志发表东西起算，我写作也三十多年了，在部队干了26年，退役到现在，也有6个年头了。
我出生于偏僻的川东北山乡，小时候家里贫穷，在我们老家，改变命运只有两个途径，一是读书，考个中专、大学，成为吃公家饭的人，这样的人凤毛麟角；二是当兵。当兵有可能改变命运，但也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已，我们县那批兵一起到新疆、分在同一个团的，有近80人，三四年后，混出来的也就两三个，绝大多数人哪来哪去。我是混出来了的那一个。而我混出来，就是因为爱好文学。当时在部队，一个人只要有特长，就会被注意到。我凭着这点文字功夫，入伍不久就到营部当了文书，然后又到团新闻报道组当了报道员，这使我可以读书、写作，1992年，我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接着又发表了第二部，因为这个，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这样，就成了军官，算是改变命运了。在边防部队干了三年半，就调到新疆军区文艺创作室做专业作家，一直到离开部队。所以，当兵对我来说，肯定是第一重要的事。
一个人爱好很多，但有一种爱好会决定你的人生、命运，你会把它坚持到底、作为一生要做的工作。文学对我而言，无疑就是这样。我的恩师、散文家周涛先生说过，人一辈子只能干一件事，我觉得他说得很对。
李黎：你的写作包含了虚构和非虚构，都有很重磅的作品问世，例如长篇小说《白山》《我的绝代佳人》，非虚构作品《八千湘女上天山》《流浪生死书》《祭奠阿里》等等。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你经过长期的写作，有没有觉得两者有相通之处？
卢一萍：按我粗浅的理解，无论什么文体，作家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赋予其文学性。小说在实现这一点上，有更多的手法；非虚构更强调真实性。虚构是小说的灵魂，非虚构的灵魂则是真实性品质。但二者都有对“真实性”的要求，小说通过虚构来塑造真实的人世和这个人世里人类的生存境况；非虚构则通过采访、体验和对材料的消化，来报道、还原一个现实的或历史的事件。
李黎：如果让你在虚构和非虚构两者之间做取舍，你会选择放弃哪一个？
卢一萍：肯定是非虚构。我的理想还是做一个小说家。非虚构这个概念在前些年引入、并付诸于写作实践之前，我们只有“报告文学”，它在我们的文学语境里，是个过于功利的文学体裁，已经被败坏了，沦落成了一个低端的宣传文体，大量作品只有“报告”，“文学”很弱。现在还有大量的类似作品。所以，我志不在此。即使要写，也很警惕，尽可能地体现其“真实性”与“文学性”。后来，“非虚构”这个概念提出来后，相当于是对“报告文学”的叛离，相当于另立了门户，这样做后，出现了不少佳作，我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包括“非虚构”本身，重新有了敬意。
二
李黎：在《白山》之前，你写了大量的关于西部的中短篇小说，树立起了一个“边疆军旅作家”的形象，细分起来，我觉得你关于边疆的小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边防战士的日常生活、情感经历和坚守精神，例如《巴娜玛柯》《哈巴克达坂》《银绳般的雪》《最高处的雪原》等等，一类是关于西部人民生活变化和精神风貌的，例如《名叫月光的骏马》《北京吉普》《夏巴孜归来》，还有一类我个人觉得特别有趣，就是根据汉唐等时期关于西域文献写成的纯幻想作品，非常的博尔赫斯，例如《精绝》《姑墨上空的云》《幼狼》。我理解，这样的分类应该是事后总结而非写作规划。
卢一萍：我其实无心树立“边疆军旅作家”这个形象。相反，我在尽力淡化这个标签。一个作家一旦有了某种标签，也就有了某种局限。但我的经历和生活决定了，我要写这些作品，而这些作品又形成了这个形象。这些场域所发生的故事，具有一种独特性，那个场域所在的人类生活，也很少有人进行过文学表达，这是我最先写作它的动力。这些小说中，至少有某个细节和场景，无数次让我感动，所以，我不得不写它。
你这个分类很有意思。前面两类的确不是“主题性”的，就是在若干年间陆续写了、改了，一篇一篇，积攒而成。“很博尔赫斯”的这一部分却是我短篇写作的“雄心”，我想依托早已灰飞烟灭的西域三十六国，选择数个，写数个关于“灭亡”的小说，灭亡的方式不一样，但都殊途同归，像宿命一样难以摆脱。但写这样的小说太耗费心力，所以目前只写成了这两篇。
李黎：个人觉得，《哈巴克达坂》《银绳般的雪》等篇目，对军旅文学有着较大的突破，这些作品在严守纪律，恪守保家卫国精神的基础上，对人的刻画、日常的描绘还有意外事件的呈现，都有着不俗的成绩，而这些是否也正是小说之于军旅的一种责任？
卢一萍：每个作家都在期望突破，一个文学类别也是。但我在小说写作时，其实并没有想到“责任”这个词。之所以写成那样，是因为我所体验、经历的生活本身是那样的，我认识的那些人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我只是把他们在纸上临摹下来，做了一些文学加工而已。小说家的责任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在遵循良知的前提下，把小说写好。
李黎：上面说的最后一类，有没有兴趣专门写一本书？这样的题材，本身来自文献，但没有长期在新疆西藏生活过的人，没有感受到古代文明的繁华依旧或者烟消云散，也感受不到其中的魅力，而你在文献、经历和小说三个方面有着特别完美的结合。
卢一萍：如前所说，我的确想完成这个计划。但写这种小说，需要静下心来。我喜欢写那种有着复杂意味的小说，能让读者体味到各种滋味，产生各种感受。
三
李黎：纵观你的创作，似乎先锋是你的底色？诸如《蝙蝠》《文殊坊夜遇》等，长篇小说《我的绝代佳人》，甚至《白山》的结构和写法。不仅可以看到你先锋的志趣，似乎也能看到你对先锋写作的不舍和坚持（因为这些篇目写作时，你已经以军旅作家形象而著称了）。
卢一萍：严格意义上讲，我只是在写作中使用了“先锋小说”的一些元素。我是个愿意在文本中加入“异质”元素的人，以此来对在文学探索方面做出贡献的那些作家致敬。
我1992年发了中篇小说处女作《远望故乡》，接着又在《昆仑》发表了中篇小说《如歌军旅》，按说，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应该老老实实按照那种写实的方式写下去，但我当时却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不满和怀疑——当然，这也受八十年代“先锋写作”的影响，想做个先锋作家。为此，我写了实验性很强的长篇小说《黑白》，发表在了九五年的《芙蓉》杂志上，之后又在《芙蓉》发表了中篇小说《寻找回家的路》，接着，1999年，又写了中篇小说《诗歌课》《法兰西内衣》，短篇小说《蝙蝠》，当时发表不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长篇小说《我的绝代佳人》。
之所以发生转变，是我的一次长旅。1996年7月，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回到新疆军区，被分配到驻帕米尔高原的某边防团任排长。从北京到帕米尔高原，从繁华都市到大荒之地，反差之大，超乎想象。八千里路云和月，路上走了十余天，算是体验到了何为大地，看到了人的生存境况。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实实在在地写这些人，又回归到了对现实的关注。
李黎：从军队退役、定居成都之后，你一边编辑期刊，一边写作，给我的感觉是高产，涉及面也很广泛，包括了《扶贫志》这本非常有时代感的作品，这是非虚构写作的延续，还是作家身份带来的某种任务？对目前的写作状态你个人有什么感受，接下来有什么大的方向？
卢一萍：我的写作可能是算高产，但自己满意的东西却很少，这又算低产了；但其实呢，我写得也不多。我2000年开始在部队做专业作家，到2016年退役，其间写了一些作品，但发表、出版不了。比如《白山》，我2007年开始写，2009年就写完了，但2017年才得以出版；《我的绝代佳人》是1999年写给“千禧年”的“献礼”作品，但2018年才出版；《祭奠阿里》是2000年写的，但2019年才由《收获》杂志发表出来。包括不少中短篇小说，比如《诗歌课》《法兰西内衣》都是之前写的，这几年才发表出来。所以，如果不知道这个情况，还以为都是我最近几年写的，就有了“高产”的印象。
我是这样一个人，很多时候，我都只是按自己的想法写作，至于写出来后，能否发表、出版，我就不管了。如果先想这个，写作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曾经说过，一个作者要写一部分一时难以发表、出版的东西，其实，也就是要给自己一些写作的难度。
我曾经是个军人，“奉命”写作的时候不少，既然是“奉命”，那就必须完成任务。我会利用这个机会，深入到这个时代的诸多细节之中，从而更准确地表达这个时代。我的绝大多数素材都是通过这个途径得到的。
我的写作经常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切换。比如我想了解军人在极边之地的生存，想写一部人在极端环境里如何生存，以表现生命的坚韧与伟大时，我沿西北近八千公里采访了半年，为我的《白山》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使每个虚构的情节都可以找到真实的对应点；我之所以答应写《扶贫志》，是因为我离开农村已经三十年，我其实是个“乡土作家”，如果不了解现在的农村，我怎么来写它呢？
所以，我是个行者，愿意走在大地之上，旷野之中。我的阅读很大一部分是对大地的阅读。我写的是大地上的“微尘众”。
我目前的写作状态还不错。我出身农民，从父母那里学到的第一课就是“勤劳”，所以，我是个勤劳的人。从部队退役后，虽然也打了一份做编辑的工，但少了约束，相对比较自由，这是难得的财富。
四
李黎：西部地区，对没去过和很少去的人而言充满着向往和神秘感，对离开的人而言可谓魂牵梦萦。关于你的西部的小说，你个人觉得目前为止，是处于开始阶段还是结束时期，今后是否还会写下去？
卢一萍：严格来说，我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个场域、这个语境里。西部是个很大的地理概念，它任何一块小的版图也能承载我的写作理想，足够我用一生来表达，所以，对我来说，我会一直处于开始阶段。
我在新疆二十年的生活，特别是在边地的行走，养成了我游牧人的生活习性，我不会固守在一亩三分地上，而是会赶着汉语言这个羊群，逐文学的水草而居。这也是我迄今的写作面貌显得不那么单纯、而是有些复杂的原因。
对谈嘉宾：
李黎：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拆迁人》《水浒群星闪耀时》。
卢一萍：作家、编辑。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白山》《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帕米尔情歌》《天堂湾》《父亲的荒原》《银绳般的雪》《大震》，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天堑》《祭奠阿里》，随笔集《流浪生死书》等二十余部。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天山文艺奖、四川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等；《白山》获评《亚洲周刊》2017年中文十大小说；现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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