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塞上名士王雪樵
二〇一五年一月，《中国历代经典碑帖·近现代部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丛书以人物分卷，以单行本的形式，收录了许多广为人知的书法大家，如沈尹默、潘天寿、张大千、弘一法师等；还有一些不仅是在书画方面，甚至是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和文化领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郑孝胥等；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一套大型经典碑帖丛书里，也收录了一些以往不仅是在政治文化领域内名不见经传，即使在书法界也少有所闻的人物，如王雪樵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雪樵，清光绪二十年（1894）农历二月二十七日生于陕西神木县城北一个屠户家庭。名光荫，字雪樵，号右军之裔、一苇居士、雪山樵夫、慕陶馆主、寒鸦等。以字行世，真名不彰。幼而好学，聪慧过人，七岁入私塾，十二岁经业师启烈公推荐，为家乡凯歌楼题写榜书匾额，被誉为“神童”。一九一三年负笈京师，入北京法政大学读书。一九一六年中断学业，经国会议员、神木乡贤裴宜丞推荐，回陕任府谷县麻地沟县丞，后任陕西省省长李根源秘书。一九二二年，再随李根源入京，任农商部主事。一九二三年秋因农商部裁员返乡。居乡期间，被邑人推为神木看守所所长、高等小学堂堂长等。一九二九年冬，改任新编八十六师高志清部驻南京军政部代表。抗战爆发后，受绥远扎萨克旗沙王抗日政府邀请，任职沙王府秘书兼参谋。一九三九年农历六月，因伤寒不治，病逝于沙王府。死时仅余一袭破袍裹身。
王雪樵
王雪樵书法作品
从以上的简历可以看出，王雪樵的一生主要是在家乡周边活动。成年后虽辗转于京师、长安、南京之间，然终不过微末小吏，全躯保妻而已。如果没有足以骄人的书法业绩，他的名字恐怕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了。但问题是，如果他的书法成就足可与这些大家比肩，那么，他的成就何以被埋没近一个世纪之久？他本人又是怎样成为书法史上的“失踪者”的？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翻阅了一些地方史志，查考了一些断烂朝报，大致上搞清楚了这些疑问。
一
雪樵一生，幼年失恃，青白阅尽，长而求功，书剑飘零，或有意或无奈，做过几任秘书一类的小官，但以古人“学而优则仕”的标准看，也算不得什么。如果没有他死后日渐隆起的书名，仅以“王秘书”“王参谋”之职，断难见于史乘，闻于乡邻。
幸而先生天资聪颖，少有才名，十二岁题匾“凯歌楼”，闻名乡里。从此受鼓舞，每日黎明即起，不事盥洗，终岁与碑帖为伍，手摹心追，从不旷废。家人常年为其磨墨，臂酸背痛，叫苦不迭。然先生浸淫于秦汉六朝碑碣，晨夕揣摩，乐此不疲，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他以隶法、方笔入行草，以草书入隶楷，师古而不泥古，学新而不媚新。他的字笔法拙朴，浑厚有力，苍凉中见温润，平淡中寓奇崛，有论者称其风为“汉魏风骨笔底参”（钟明善语）。
一九二六年四月，吴佩孚唆使河南的镇嵩军在刘镇华的率领下，向陕西的李云龙（字虎臣）与杨虎城部发动攻击。杨虎城率部进驻西安。时称“二虎守长安”。后经冯玉祥、邓宝珊等率部驰援，西安之围被解。为庆祝胜利，于右任先生邀请塞上名流王雪樵与会。雪樵得讯后，从神木出发，细雨骑驴，跋涉一月，于“游艺大会”开幕前一晚到达西安。第二天，大会开幕，雪樵应邀为“游艺大会”四字题写了会额，受到与会文武官员的一致赞叹。
一九三六年，王雪樵再赴北平，参加“北平笔会”。经过轮番竞选，反复评鉴，他的书法被评为“北方第六”。载誉归来，途径包头，受到河套同乡的盛情款待。居留期间，他为此间经商的同乡留下了不少墨宝。
经过这两次书法盛会的推动，雪樵的书法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一时名声大噪。
可惜造化弄人。雪樵去世后，神木战火不断，遗孀武氏生活艰难，被迫捡出先生两箱子字画换得四垧半水田活命，散落在民间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当作“四旧”破除，凡家藏先生字迹的，烧之唯恐不尽，连凯歌楼上的匾额也未能幸免。就这样，先生的名号被湮没，成了书法史上的“失踪者”。好不容易等到改革开放，神州解冻，先生之子武绍文（自小过继舅父武止戈，从武姓）凭一己之力，寻访探遗，搜得数百件乃父遗墨。武绍文年迈，又由武广韬等子女接力，终使乃祖遗墨重见天日。
遗憾的是，作为古典时代最后一拨文人，王雪樵的文学作品极少。他虽自诩“辞华综王孟，字意得颜欧”（民国十八年集郑固碑字为殿卿侄书），但这里的“辞华”应当理解为书写的内容，多抄自王维、孟浩然之流的田园诗人，而不是说他自己的文章、诗歌是学习王维、孟浩然的。因为他真正原创的作品极少，流传到今天的，只有四首诗歌、两篇碑记。
一九三一年，雪樵于神木南乡访友，邂逅在此教书的青年路茂槐（字瑞堂），见路虽贫贱，但不坠青云之志，遂作诗一首以赠，诗曰：
日悔诗书误，贫愁日月长。
静思调恶马，投笔战沙场。
这首五言绝句通篇像是自白，又似劝勉。前两句写的是作者自恨平生为诗书所误，以致穷愁潦倒，功业未成。虽然如此，却常常想着弃笔从戎，驰骋沙场，做一名慷慨赴死的好男儿。这是儒家文人常有的感慨，反映的是一种隐逸与济世的矛盾。
他还有一篇散文《重修古佛洞碑记》（《中国历代经典碑帖·近现代部分·王雪樵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134页），因碑刻不易毁坏，传了下来。当时王雪樵刚从南京军政部任上归来，居家养病，适逢古佛洞重修告竣，应驻地将军高志清之请、本庙会首郭尚万之索，撰写了此文，并书篆额。碑记通篇以散文写成，文章虽短，但叙述古佛洞被发现，生动形象，如在目前；描摹重修之艰难，支左屈右，次第井然。尤其是碑记第二段：“余湖海归来，养疴于斯，抚景枨触，百感交集。落成之日，凭栏四顾，驼峰西峙，龙眼北拱，窟野蜿蜒如修蛇奔环。槛外遥望，杏花滩浓荫青葱，扑人眉宇也。俯瞰城市房屋栉比，烟火万家也。少顷，月出于斗牛之墟，虫声唧唧，凉气侵人，则又有雕栏曲室，焚香静坐，诵《秋水》一篇，盖不知其天上人间也。”活画出一个儒家文人湖海宦游，倦怠于远方，息影林下，在大自然和故乡山水中找到自己的心灵慰藉，得意至极。
其实，这类充满隐逸情调的文字在他的书法作品中随处可见。这些作品虽大都抄自古人、古碑，但在特定的情境下，它反映了书写者的心态。因为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本来就不是单纯的技能，它要通过笔画勾连、行意布局“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一九三一年，他为同乡好友庄植亭书联：“宁与渔樵为小隐，不随莺燕逐波尘”；一九三六年，写给乡友刘鹏九的联语：“晨荷簔笠夕谈谷稼，近瞻烟雾远睇风云”；一九二七年，仅为本乡青年宋殿卿即留墨：“文有别才兰在野，兴随诗就月流天”“亭台远望皆胜异，溪山深入自幽奇”“林间煮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等十余副。在他的书法作品中甚至有一些乐天知命、悲观出世的作品：如“学于古训乃有获，乐夫天命复奚疑”“谁传死后诗千首，莫放生前酒一杯”。但更为突出的是那些抑郁不平、胸有块垒，渴望建功立业的作品。一九二四年，为高家堡友人凌云书联“学苏韩纵横文章，与燕赵豪杰交游”；一九二六年，为友人莪丛书“但见罗友送人作郡，常随祖生先我着鞭”；抗战爆发，谋事伊盟，临行时于二郎山浩然亭书联“浩充天地形影外，然爱风云变化中”；一九三七年，为堂侄王既佑书“得志当为天下士，问心终愧世间人”“欲上青天揽明月，更倾东海洗乾坤”……
这两类作品，反映了一个儒家文人固有的矛盾：隐与仕、穷与达、退与进、独善与兼济、出世与入世……剪不断、理还乱。作为一个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读书人，求功名、取富贵，忠君爱民，治国平天下，当然是他的核心价值观；但遗憾的是，雪樵生下来就是一个王纲解纽、礼坏乐崩的时代。年轻时虽经“贵人”扶持，易地辗转做过几任小官，但总的来说很不得志。故而，大部分时光就像他所尊崇的王孟一样，选择了独善。但这种“独善”对他来说，是多么的不甘心呀！
一九二三年，雪樵被农商部开缺，表明他不见容于北洋政府；一九三二年，他在南京军政部谋事，无功而返，表明他失意于国民政府；回神木后，他又到访南乡共产党防区，一探究竟，亦不免失望。穷愁之余，他甚至由外甥李德应陪同，到五台山朝圣，企图通过佛祖菩萨的点化，重返仕途，但佛祖菩萨似乎也没有给他开出光明大道。
这是一个帕斯卡尔说的“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的人”。“哭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追求”是他不屈服于这种命运。应当说，王雪樵一生都在这二者之间徘徊，并没有找到最佳的契合点。
二
一九二三年，雪樵先生从农商部任上被裁撤返乡。地方上可能看他是学法政专业的，便聘为县看守所所长。在所长任上，雪樵公抱打不平、英雄救美的故事广为流传。
时神木有美女号“盖神木”（意为“全县第一”“盖过本县所有女人”）者，因姿容秀丽、身材曼妙，为本邑恶少所艳羡。但“盖神木”性情刚烈，不从恶少摆布。众少便罗织罪名，诬“盖神木”杀人，将其下入牢中。王所长不知是为美色所动，还是正义感驱使，在审理此案时，视“盖神木”有难言之隐，眼见一代花魁要陷入渠沟，冲冠一怒，誓为美人辩诬白谤。
惜时美人新受冤屈，对一切男人皆怀敌意，又见公家人“节级哥哥”也越位攀谈，更是警惕。所长无奈，便利用职务之便，主动搭讪，甚至约在一起抽大烟，让其讲出原委。俟证据收集齐全，亲撰状词，代为上诉，几经周折，终使“盖神木”冤狱昭雪。
“盖神木”出狱后，雪樵又书写条幅，赠与美人，鼓励她自强不息，开辟新生活。后来“盖神木”远嫁内蒙古，生活美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在包头安居。可雪樵公“冲冠一怒为红颜”，得罪当地豪强，为恶势力不容，被迫辞去所长职，远徙南京，改聘新编八十六师驻南京代表，始得脱身。
这个故事使我想起《晋书》里的名士阮步兵来。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三国时期魏国诗人、竹林七贤之一。门荫入仕，累迁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据《晋书·阮籍传》记载：“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对于这件事，《晋书》的作者房玄龄是这么评价的：“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说阮籍内心淳厚，故外表坦荡。然而，一个人内心再淳厚，外表再坦荡，也没必要跑到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棺材上哭吧？这除了说明阮步兵是个坦荡君子外，还能不能作别的解释？
在这简短的文字里，我注意到两条信息：一是此女才貌双全；二是此女未嫁而亡。这两点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如果兵家女虽才色俱佳，但老大已作他人妇；或虽未嫁而亡，但丑若无盐，都不会劳顿阮籍先生前去哭丧。阮籍这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有才有貌的兵家女，就像满腹才华的阮籍本人。“未嫁而亡”就是还没遇到赏识自己的情郎，便香消玉殒，这惨状何尝不似德才兼备的自己，等不来报效的明主，而齿摇发落，视听茫茫？
王雪樵路见不平、拔刀救美的故事亦可作如是观。
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盖神木”，虽未见有何才艺，但貌美倾城，盖过全县妇女，好似才华过人、卓然独立的王雪樵。“盖神木”虽有姿容，而不容于街市，为恶少所欺，就像王雪樵虽有才华，而不容于当世。昔日冠盖京华，如今只落得个看守所长，整日和地痞流氓为伍，岂不痛哉！这时，一种千古文人的悲悯情怀涌上心头。这情怀曾经促使白居易写下《琵琶行》，无名诗人写下《焦仲卿妻》，如今又促使王雪樵以笔作刀，谱写了一曲英雄救美的传奇。
王雪樵生性孤介，不喜逢迎，书法在陕时与于右任齐名，但从不以书媚人。凡平民百姓，红白事有请，即倒贴纸墨，也心甘情愿；而达官贵人，依势作大，虽千金相求，亦断然拒绝。
在神木有一桩妇孺皆知的逸闻，说明先生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风骨。一九二七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师长（1878—1936）过寿，派副官来神木，携带丰厚润笔，求“王先生”写寿幛。时先生正在神木东山关帝庙避暑，副官因有井大人的名头，神情倨傲，言语不逊，雪樵听后不爽，便婉言谢绝：“字不卖钱，恕难从命。”但副官怕回去不好交差，继而以“井大人”的名义相威胁，惹得雪樵大怒，一巴掌将二百两银元打翻在地，厉声道：“请复井大人：是手为父母所生，先师所工，非井大人使然。送客！”那副官见把事情办砸了，就拾起山坡上的银元灰溜溜地跑了。过了几天，驻神木副师长高志清捎话给王雪樵，说井大人隔几天要过寿，他想送幅寿幛，请雪樵兄务必代办。雪樵听了，觉得难为，便一大早跑到兄弟王应中家中“躲难”，说：“兄弟，我这几天要躲一躲，在你家住一阵，我有上好纸张，正好给你写几条。”果然，在兄弟家寄居的时候，为他写了不少条幅、中堂。再说副官回榆林后，另请一位“王先生”写了寿幛，企图蒙混过关。谁知寿诞当日，井岳秀打开寿幛，见此“王先生”不是彼“王先生”，怫然变色，直斥副官“不会办事”。
面对仗势欺人、拿腔拿调的官员，雪樵直言以对，从不假以辞色，他曾录唐人诗赠友人曰“不如高卧且加餐”；而对百工匠作、引车卖浆者流却不惮其烦，但有所请，无不应允，且自嘲曰“暂借老妪复瓦盆”。有一次，当地石匠侯二拉请先生给他写一幅中堂，正好当地驻军崔营长也慕名索字。先生当场答应了侯二拉的请求，写好后又叫侄儿王天佑送去，却当场给了崔营长一个“不好看”。但世事无常，由于雪樵这种无分贵贱、随处布施的人生态度，使得民间保留了他的大量书法作品，虽历经战乱兵燹、文革毁弃，仍有数百件藏于民间。这正应了经上的话：“万事都互相效力。”
一九三八年，先生书屋遭日机轰炸，大量手迹、碑帖毁于炮火。先生被迫移家县城南郊贺家坡村，墨迹亦随之转移。一九三九年雪樵故去后，其遗孀武氏独居该村草屋。会一九四四年夏季大雨，草屋漏雨，武氏央求该村村民搬出字画晾晒，一晒一收，大量作品就被村民“顺走”。问他们拿回家干什么，他们说：“糊窗户。”直到一九四八年，武绍文回贺家坡省亲，仍能见到该村村民用王雪樵的作品“糊窗户”。只有少量作品被保留了下来，因为武氏要拿它们“替鞋样”。
这是一个狂狷文人在混乱年月的极端反应。他的精神基因深深地嵌在传统文化的根脉里。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孔融、唐寅、徐渭、郑板桥……都是这个谱系上的人。他们的名字构成了这个古老文明的另一道风景线：率性、任诞、不拘礼法，在桩桩看似怪异的举动里，儒教的伪善、礼法的凶残从此揭穿，人的尊严、生命的自觉却由此扬帆。
三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如果仅仅将雪樵先生置放在传统文化、古典文明的大背景下，把他描述为一个名士、一个狂人、一个狷士，而忽略了他所生活的具体年代，你就会忽略掉他生命中更为精彩的一页。
他所生活的年月是一个王冠落地、群雄并起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旧更替、方生方死的时代。多少新思想、新主义在这块土地上孕育诞生，培植生根。任何一个关心世事变化的知识分子都很难置身事外。
在检阅雪樵先生的年谱时，我注意到两件事，也许与雪樵一生的书法成就比，算不得什么，但对当地的风俗转移、新文化的传播、生成，厥功至伟，不得不提。那就是一九二三年，王雪樵被北洋政府开缺，回到闭塞、保守的蕞尔小县——神木，就任县大学堂堂长（小学校长）和“天足会”会长的时候，在当地掀起了惊世骇俗的运动。
王雪樵是一九一三年离开家乡，入读北京法政大学的。从《政府公报》对其出任府谷麻地沟县丞的任命和当时报纸登载《李根源入陕之迎拒》的时间（《申报》1916年11月8日）来看，他由北京回陕应该是在一九一六年底或一九一七年初。此后长期服务于李根源省长，做秘书一类的工作。也就是说，“五四运动”爆发时，王雪樵本人并不在北京，而在偏远的西安，但当时西安也爆发了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以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六年后，他再次跟随李根源到京，供职农商部主事，一年后却遭遇北洋政府的“二次裁员”，雪樵不得不黯然返回神木。
一个经受过时代大潮的洗礼，又接受过西方法治教育的年轻人，回到一个保守、闭塞的“熟人社会”，心情之苦闷可以想见。他在这一时期书写了大量二陶（陶渊明、张问陶）的作品。但在短暂的沉寂过后，他性格中那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海到无边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为堂侄王既佑书）的一面再次凸显出来。
他和旅外回乡的青年史仙洲、张耀庭等人联合起来，一起组织演讲团，上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号召“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科学”。这些观念很受年轻人和开明士绅的欢迎，但遭到守旧派人士的强烈抵制。他们将这伙人视为洪水猛兽，直欲除之而后快。
一九二三年，王雪樵担任了神木大学堂堂长（小学校长），他在学校里废除了私塾教育，开设了数学、史地、格致（自然）、体育等课程，还在课余组织学生剪辫子、到郊外旅游，这些“大逆不道”的行为招致了守旧派人士的极大愤慨。他们不时怂恿一些人到学堂门口叫骂、扰乱。雪樵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并亲书虎头牌一面，上写“学堂重地，毋得擅入。倘有故违，送县惩戒”十六字，挂在校门口，旁边还竖立木杖一根，以示恫吓。
捣乱不成，守旧派人士又变换花样，在校内有意塞进两处私塾。当新派老师讲课时，他们就叫学生摇头晃脑，大声诵经，以此来遮盖新派老师的讲课。雪樵发现后，立即找到这些老学究，要他们滚出去。学究们不服，告到县衙，县官不理，急得他们大骂雪樵是“神经病”，并送外号“王疯子”，但雪樵不以为忤。相持数月，最终迫使私塾退出学堂。此后，新派学生更加仰慕先生，有一位叫张祉繁的年轻人甚至自号“伴樵山人”，以示支持。
更加惊人的是，他成立民间组织“天足会”。
中国妇女缠足由来已久，屡禁不止。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早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即发布“大总统令”，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但陕北地处偏远，积习难改，神木妇女罕有放足者。雪樵在担任大学堂堂长时，就和进步学生张毅成立“天足会”，自任会长，鼓吹妇女放足。
具体办法有文武两种：文的是，到街上集会、派会员搭台演讲、编写歌谣，鼓励放足，其词曰：“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始自人间贱丈夫。”武的有，雇佣“宋大脚”为“查脚委员”，每日坐轿鸣锣，逐户宣传。遇家中妇女积极配合，主动放脚，“宋委员”在轿中颔首，以示嘉奖；如见守旧妇女，三寸金莲，拒不配合者，“宋委员”在轿中示意，轿前“委员”立即掏出事先备好的铁钩一根，将此妇摁倒，金莲钩破，扬长而去。这些惊世骇俗的举动，使得本邑守旧势力惊骇莫名，恨不得将“王疯子”食肉寝皮而后快。他们把钩破的小鞋扔到王家的房顶上，或将裹脚布缠在王家的门环上，甚至唆使一些地痞流氓，到王家门上，高叫王雪樵的父亲王泽林的乳名“王年狗”，以示报复。但雪樵并不畏惧，依旧晨起练字，午后巡街，若无事然。后来抗战爆发，日本飞机轰炸神木，这些当初哭哭啼啼的妇女跑得比兔子还快，她们又哭着说：都亏“王疯子”救了咱！不然只能等着挨炸。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离经叛道的举动，实际是“五四精神”在一个蛮荒之地的延后反应。王雪樵是胡适、鲁迅、陈独秀在陕北的精神兄弟。他是鲁迅笔下的狂人。狂人的名言是：“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对于他所处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王疯子”就是他最好的冠冕。
最后强调一句，由于地域及自身的局限，他没有勇往直前，成为胡适、鲁迅、陈独秀；也没有迅即退后，成为严复、林纾、辜鸿铭。王雪樵就是王雪樵。他是旧时代最后一位名士，同时也是新时代最初一位知识分子。
2020年12月29日-2021年1月11日
草于古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