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关系”：《克莱芙王妃》与古典时期的爱情
1678年，被称为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小说”——《克莱芙王妃》问世。由于小说是匿名发表，它的作者引发了广泛猜测，最后聚焦于两位著名作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和拉罗什富科（1613-1681）——二人恰好是情人关系。
与两位作家熟谙的斯屈代里小姐（1607-1701）半开玩笑地将《克莱芙王妃》叫做“可怜的孤儿”，因为它“既无父也无母”；同时夸赞“这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一本法国小说。”作为回应，拉法耶特夫人一方面公开承认自己是作者，一方面坚持本书并非文学创作，而是“历史纪实”。书中描写的宫廷爱情，不仅是作者所见所闻，很大程度上也是她（和拉罗什富科）的亲身经历。当代法国文学史家卡斯泰（Pierre-Georges Castex）将《克莱芙王妃》誉为“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最纯粹的典范”，并认为书中倡导的古典时期的情爱论对三个多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原因至今仍值得探究。
《克莱芙王妃》以法王亨利二世时代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哀婉的宫廷爱情故事。王妃年轻貌美，出身名门望族；克莱芙亲王英俊潇洒，温文尔雅。二人相敬如宾：亲王对妻子充满柔情蜜意，王妃对丈夫也极为尊重，但只是出于妻子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亲王所期待的炽热的情爱。风流倜傥的内穆尔公爵从英格兰回朝复命，与王妃邂逅，一见倾心。王妃的情感也极为矛盾：既渴望与之见面，又不得不刻意回避。在丈夫追问下，王妃袒露心迹，并获得亲王谅解。于是她决定暂时离开宫廷，去乡下小住，以此逃避感情的纠葛。与此同时，饱受爱情折磨的内穆尔公爵也赶至乡下，打算借机向王妃表白，以消除此前的误会。亲王闻听此事，内心悲愤不已：尽管他宽宏大量，但强烈的嫉妒心理摧垮了他的意志。克莱芙亲王抑郁而终，王妃心灰意冷。她最终拒绝了内穆尔公爵的求婚，进入一家修道院了却余生。
正如拉法耶特夫人本人所说，书中除了人物姓名是虚构，其他材料无不来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主人公的情感历程。小说家21岁那年嫁给拉法耶特伯爵，后者是鳏夫，比她年长18岁。婚后生活平淡无奇，在生育两个孩子后，她和丈夫友好分手。1661年，拉法耶特夫人独自前往巴黎，以经营沙龙为主业，业余从事写作。其文学友人包括法国第一位“蓝袜子”（Bluestocking）斯屈代里小姐、书简作家塞维涅夫人（1626-1696）以及法兰西学院院士佩列松（Paul Pellisson）。
1665年，拉法耶特夫人结识拉罗什富科，并通过后者引见与拉辛、布瓦洛成为好友。拉罗什富科家世显赫，早年从政，“投石党”运动失败后归隐山林。据说他每天长途跋涉，来到位于巴黎“左岸”的拉法耶特夫人府上谈诗论艺，莫逆于心——他的传世名作《箴言集》和《克莱芙王妃》一样，都是这一阶段“相与论文”的结晶。1680年，拉罗什富科去世。拉法耶特夫人精神遭受沉重打击，从此关闭沙龙，远离上流社会，重归乡居田园生活。
拉法耶特夫人和拉罗什富科的亲密关系究竟到什么程度，后世多有揣度。阿尔贝·加缪断言二者之间仅存在柏拉图式的爱情，因为“在她的爱情观念里……对拉法耶特夫人来说，爱情是一场灾祸，危机四伏”。另外有论者认为拉罗什富科中年时期感情受挫，早已勘破红尘，与拉法耶特夫人纯粹是“文学之谊”。其中最有力的论断来自塞维涅夫人：她称赞拉法耶特夫人一向特立独行，尤其在和拉罗什富科关系亲近后变得日益“冷漠、薄情”——拉罗什富科断言：“真爱如鬼魅，凡人但闻其名，无缘得见”，拉法耶特夫人则声称：“我不相信爱情能使人陶醉，恰恰相反，我确信它的存在是造成烦恼的原因。”
与此同时，塞维涅夫人也高度评价拉法耶特夫人与拉罗什富科“友谊”的可贵之处。在17世纪，女性普遍处于屈从地位，生活和社交范围狭窄，整个社会淫靡之风盛行——在这样的年代，古典风格的男女友谊确实属于珍稀品。拉法耶特夫人对此也倍加珍惜：尽管她本人情感热烈，但她秉持古典主义思想观念，相信情感必须受到压制；反之，一旦情感泛滥，必将造成悲剧性结局。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堪称是她和拉罗什富科共同的道德准则。
小说结尾克莱芙王妃的顿悟正是拉法耶特夫人婚恋观的真实反映。出身于上流社会的王妃对宫廷生活的一套把戏了如指掌，照她的看法，宫廷是一个“每天在同一个时间，与相同的人，做相同的游戏”的场所。这里的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为政治与财富而联姻，为情感与虚荣而偷情——“野心和艳情是这个宫廷的灵魂。男男女女都为此而忙碌”，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依靠这种爱情游戏来消遣：这既是一时的风尚，也是公开的秘密。
然而，正如王妃母亲教导的那样，这里其乐融融的景象只是表面文章——“在这里，人的感情是被压抑的，无论谁也不提高嗓门说话，只是微笑，绝不纵情大笑；只是静静地流泪，而不嚎啕痛哭。在这里，快乐与痛苦都被极文雅的上流社会的风度掩盖着。”然而在这表象背后，却是各种勾心斗角，令人心惊胆寒——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陷入错综繁复的爱恨情仇，而宫廷的“潜规则”又使得这一切变得更加险恶：“表面上人们对一切都漠然视之，然而潜藏着的却是奔涌的怒涛急流。”
克莱芙王妃显然属于宫廷贵妇的“另类”。她贞洁娴静，洁身自好，在别人想方设法希冀君王“圣眷”的时候，她却期盼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身为年轻女性，她的理性时刻在提醒自己：“在宫廷里，人们经常处于某种不安的动荡气氛中，然而秩序并不混乱，这使它特别富有吸引力——不过对于年轻人却非常危险。”除了亲王，她和所有人一直保持适度的距离（包括她的教母），就是不想让自己置于“危险的关系”之中——直到她遇见内穆尔公爵。
内穆尔公爵是情场老手，居留英国期间颇受伊丽莎白女王青睐，他对气质卓尔不群的王妃立即展开了攻势。在对方步步紧逼之下，王妃陷入两难境地：一面是宽宏大度的丈夫，自己不忍心欺骗，另一面是平生从未体验过的浪漫爱情——可惜它来得太迟。在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她选择向丈夫坦白，希望能够借此摆脱感情的困扰。这一段人物心理描写——《克莱芙王妃》享有法国“第一部心理小说”的美誉——无疑是文学史上不朽的篇章。然而读者的疑问是，既然王妃坦承内穆尔公爵是她的真爱，在亲王去世后，之前的障碍已不复存在，她为何拒绝内穆尔的求婚？
传统的观点认为王妃拒婚的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是她自幼接受的家庭教育。她的母亲具有普罗旺斯的浪漫情怀，同时更强调家庭责任感。此外，对她影响更大的是教母德·沙特尔夫人，后者经常向她描绘男女之爱，并指出爱情既有愉悦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沙特尔夫人时常警告说，男人大多虚情假意，爱情转瞬即逝，结果是不幸的婚姻比爱情更加漫长（survive）。事实上，在拉法耶特夫人朋友圈，奉持这种观点的也不乏其人。斯屈代里小姐尽管与佩列松长期保持密切关系，但她从不考虑成婚，因为她深信：“如果必须与人结合，我一定会陷入苦恼的深渊。”塞维涅夫人25岁起守寡，追求者众多，但她明白宣示终身不会再嫁，为了维护“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其次，克莱芙亲王临终前尽管接受了王妃的告白，也相信她的忠贞，但不无隐忧（担心内穆尔公爵始乱终弃）。王妃没有口头宣誓，却在心底已立下誓约，并对这一段夺走丈夫生命的恋情悔恨不已。正是这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促使她拒绝了内穆尔公爵（间接凶手）的求婚。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妃的理性战胜了内心的激情，并最终成为古典主义道德理想的化身——评论家认为拉法耶特夫人借鉴以“洞察人的精神生活”为特征的拉辛悲剧手法，并将其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是她的重要贡献——像拉辛笔下的安德洛玛克一样，拉法耶特夫人笔下的王妃始终保持清醒理智，意识到心中激荡的爱情其实“是一种罪”。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理由：王妃对爱情的嫉妒心理有过亲身体验，心有余悸。当她听说有人向内穆尔公爵递送情书时，立刻生出强烈的嫉妒，饱受痛苦——“而一旦他使她确信这封信与他无关时，这种恼怒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宽慰和乐滋滋的心情。”于是她感到自己“被一片痴情所俘虏、制服，不由自主地被它牵着走”，并为自己的软弱无力而自责。此外，她明智地觉察到，内穆尔公爵对她的狂热追求一方面出于情感冲动，一方面也是虚荣心和征服欲使然，因为这种求爱明显存在障碍；而一旦他如愿得手，极有可能重蹈旧习去追求其他情妇，留给她自己无尽的痛苦——在王妃看来，婚姻与爱情的割裂，对女性的桎梏远远大于男性。为了摆脱这种“危险的关系”带来的束缚和烦恼，王妃甘愿选择“孤独以终老”。
对于这一结局，拉法耶特夫人无疑极为赞赏，正如她在小说结尾所说：“她的一生，虽然相当短促，但却留下了不可企及的精神力量的榜样。”这种精神力量，照文学批评家的观点，拉罗什富科和拉法耶特夫人共同奉持的斯多亚派哲学和伦理思想。与伊壁鸠鲁享乐派主张相反，斯多亚派是消极厌世的宿命论者，鄙弃荣华富贵，强调清心寡欲，宣扬“肉体是灵魂的桎梏”，认为只有通过远离诱惑，保持内心宁静，才能真正抵达真正的幸福——“幸福的生活是顺应自身本性的生活”。
在斯多亚派看来，激情是理性（灵魂）的大患，人正因为受到激情支配而导致灵魂的疾病和德性的丧失。因此，该派代表人物如塞涅卡认为克服激情获得德性是人生的至善——“德性没有任何比自身更好的东西了，它本身就是自己的奖赏”。换言之，哲学家相信人只要能在激情和困境中保持内心强大和宁静，就能获得独立于身外之物的自足，不畏惧命运的挫折打击，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
与斯多亚派相比，拉罗什富科的伦理道德学说更多了一层愤世嫉俗的色彩。比如他对爱情的怀疑：“若根据爱的主要效果对爱进行判断的话，则爱情类似仇恨之处多，像友谊的地方少。”再比如他对“美满”婚姻的质疑：“有好的婚姻，可是不存在美满甜蜜的婚姻。”照这位怀疑论者的看法，女性的幸福可遇而不可求——用小说家伊迪丝·华顿的话说，“女人的天性就像一栋满是房间的大房子。而在最里面的那一间，是圣地中的圣地，女人的灵魂独自坐在那里，等待一阵从不曾传来的脚步声。”
但拉法耶特夫人并不甘愿止步于此：与其端坐一隅听凭他人摆布，她更坚信女性完全有能力做出自己的抉择，主宰自己的命运。她的一位好友、红衣主教马扎林的甥女霍滕斯·曼西尼（Hortense Mancini）婚后才发现丈夫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于是选择抛夫别子离家出走，上流社会一片哗然。拉法耶特夫人却宣称“这就是上帝给这位漂亮女人指出的道路”。可见，与传统的解读不同，小说《克莱芙王妃》的结局显然具有更深的寓意：王妃的言辞及行动代表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由此体现出女性的独立自由与自我赋权。
1950年，旅居巴黎的英国著名作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决定将《克莱芙王妃》翻译成英文。她认为拉法耶特夫人在本书中倡导了一种以理性和节制为特点的“前浪漫时期”的婚恋观，与19世纪浪漫运动以来所崇尚的个性张扬、极度自恋的资（中）产阶级式价值观截然不同：后者以浪漫为旗号，背后其实是“稳健的算计”——大张旗鼓的恋爱仅仅是幸福婚姻的前奏，随后则是生儿育女循序渐进的必然过程。相反，米特福德更向往拉法耶特夫人讴歌的带有贵族气质的古典情爱论：庄重典雅、不事张扬、情意深沉，纯粹是心有灵犀的两情相悦，与婚姻生育并没有必然关联。与此同时，这种侧重描绘“精神真实”的笔法也成为法国现代小说的传统（从巴尔扎克、司汤达到福楼拜），其中最能得其精髓的则为18世纪小说名家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危险的关系》——这两部相隔百年的文学名著，“同法兰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密切相关，为法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做出了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