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革命文学的经典
周立波
《暴风骤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革命的进步文学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总结其中的经验，以启迪今天的文学创作，十分必要。周立波创作出版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正是这样一部在革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这部作品于1948年出版后，立刻引起热烈反响，从此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持续产生影响的红色经典作品。
一、《讲话》指引下的思想转变
周立波是一位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出身于湖南益阳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其后又奔赴延安，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和文学创作。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方向。包括周立波在内的一大批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心灵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同时也在创作上开始做新的准备。周立波在《谈思想感情的变化》一文中写道：“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是一个穷困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在革命环境里的时间也很长了，按道理说，我的思想感情应该比较接近工农兵，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要少一些吧，但在事实上，由于旧社会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的灰尘的不时侵袭，由于在旧式学校里养成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积习，毛泽东同志的下面这句话：‘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是很适用于我的思想情况的。”深刻的自我剖析，让周立波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自觉要求从思想进行转变。“我从理性上认识了自己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严重的倾向，很想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长期地锻炼自己”。周立波认真贯彻了《讲话》精神，反思了自己的创作立场和方式，并迫切地想要进行改造、深入到革命斗争的最前沿。1944年9月，为了与工农兵结合，深入生活，贴近群众，周立波积极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的支队，随军南征。
在《讲话》之前，周立波也曾深入前线和农村，但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还是一种“做客”姿态，和群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自然而然地退居客人的地位。在前线不曾主动了解战士们的生活和情感，因而写不出伟大的场面和英雄形象。在乡下也没和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的生活和劳动不够熟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经过思想的蜕变，重焕新生。在一年多的行军生涯中，他自己扛背包，在枪林弹雨中用双脚徒步走完了七个省的战场，经受了各种艰苦惊险的考验和锻炼，被誉为“钢铁的文艺战士”。在这种紧张的生死斗争里，他切身体会到了武装斗争的艰苦和激烈，目击了钢铁般的战士为了祖国的解放英勇牺牲，他也真正地将自己与每一名战士紧紧联系在一起。周立波已经明白如何更好地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这也为之后的文学创作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积极投身革命，在革命的进程中观察、学习，积累素材，把创作的目标聚集于革命斗争和工农大众的现实生活，周立波的文学理想和创作追求因为《讲话》而发生根本改变。可以说，从1942年聆听《讲话》，到1948年《暴风骤雨》出版，这其间的几年时间，周立波经历了学习、思考、积累并终于在创作上爆发的过程。《暴风骤雨》既是对新的文艺政策的积极回应，也是周立波本人艺术观的真诚展现，达到了政策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一经出版便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深入生活的丰富积累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落实《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号召“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周立波积极响应，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土地改革的伟大群众运动中。同年10月，周立波来到松江省尚志县元宝镇参加土改工作。《暴风骤雨》里，故事发生地元茂屯就来源于元宝镇。长期以来，当地农民遭受日寇、伪满和地主的欺压，食不果腹，生活异常凄苦。
在此之前，也曾有工作队来这里开展土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出现了“夹生饭”现象。周立波深入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群众所思所想。采取探贫访苦、扎根串联的方法，访问贫雇农，与他们同吃同住。冬季的农闲时节，大伙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举行“唠嗑会”，周立波几乎每天都去，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甘做小学生，虚心向农民请教，不懂就问，大家都愿意亲近他，在这样的闲聊中周立波克服了语言障碍，还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同时也了解到当地的风土人情，逐渐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在访问贫雇农的过程中，周立波也结交了很多朋友，比如主动负责周立波安保工作的“跑腿子”花玉容，逐步觉醒成长起来的农民积极分子郭长兴，周立波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这些鲜活的人物也成为周立波创作《暴风骤雨》时塑造经典人物的原型。
经过前期的走访，大部分贫雇农被发动起来了，为了让群众进一步了解党的政策，周立波在元宝镇举办了培训班，培训班以东北局宣传部编写的《农村政治课本》为主要教材，结合讲毛主席、八路军的故事，白毛女、吴满有的故事和《李有才板话》等，通过学习大家了解到党的政策和土改的任务，并学以致用通过在可靠的贫雇农家“栽槐树”的办法，大家时常聚在一起商量翻身的事儿。周立波非常善于观察，正如他所说“我们熟悉人，要涉及他的工作、生活、家庭、性格和经历等等各个方面，要事事注意，处处留心，不但要观察得广，而且要挖掘得深，体味得细。”（周立波：《深入生活、繁荣创作》）他的细致入微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提供了帮助，也为之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周立波和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发动群众，挖穷根、挖臭根、挖坏根，肃清了混进队伍的坏分子，打垮了地主势力，并给贫雇农分到了土地，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避免了“夹生饭”的现象，革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周立波始终按照《讲话》中的指示，全心全意地站在了为工农兵服务的队伍里，并谦虚地向他们请教学习，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真正地融入了农民的生活。深入生活的经历，让周立波对这片土地和群众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同时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三、潜心创作的重要收获
通过深刻的思想改造和深入生活，周立波已经摒弃了小资产阶级固有的弱点和不足，真挚且坚定地高举“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理想。周立波把深入农村时所经历的事件和熟悉的人物都深深刻在了心上。回到报社工作后，他的内心难以平静，脑海中经常闪现在元宝区参加土改运动的场景，运动中激烈斗争的情形历历在目，创作的欲望异常强烈，在工作之余，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构思、创作反映东北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仅用50多天的时间就写完了《暴风骤雨》上卷的初稿，但是他却觉得不够深刻，缺乏生活素材。根据省委的意见，周立波到周家岗去继续深入生活，这里是省委进行土地改革的重点村，也是工作成绩突出的模范村，小说中“三斗韩老六”就是取材于发生在此地的“七斗王把头”。周立波带着《暴风骤雨》的初稿来到这里。在这里一住又是四个月，值得庆幸的是，他在这里修改完了上卷18万字的文稿，与他同去的版画家古元还为小说设计了插画。
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为了进行创作周立波采取了点面结合的方法体验生活，除了在元宝镇和周家岗，周立波还曾到拉林、苇河、呼兰等地。
“在一个地方工作和生活较长的时期以后，又到同类地区去走走。这样会使你的生活见闻更丰富，会添加你的材料库里原来没有的东西，并对已经见过的人物和事件加深认识，所以书中角色的原型不单单是某一个人物，而是很多人物特质的结合，因而角色才能更加饱满、深入人心。”此外，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政治宣传作用，周立波反复研读中央的相关文件，查阅《东北日报》关于土地改革的全部报道，确保作品主题的正确性。收集完这些素材，1948年7月，周立波开始投入下卷的写作，为了能够安静地创作，他借住在朋友在太阳岛的房子里，由于长期紧张而艰苦的工作，中间病了十天，病情刚一好转，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在这里他住了40天，写完了9万字的下卷初稿。回去后他边忙工作边修改，到12月份他已经修改完了第三稿，扩充至20万字。
1948年4月佳木斯东北书店出版了《暴风骤雨》上卷，1949年5月又出版了下卷，同年10月两卷合为一册出版。《暴风骤雨》迅速而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土地改革运动的整体面貌，农民在党的感召下积极投入革命，对地主阶级展开激烈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周立波塑造了一批反映时代的人物群像，勤劳善良却备受欺压的农民，如在旧时代卖命干活却依旧无法摆脱赤贫状态的赵玉林，他的母亲被活活饿死，妻女不得不讨饭为生，全家三口穷得没有裤子穿，被村民戏称“赵光腚”，随着土改工作队的到来，他开始逐渐觉醒，积极参与土改运动，从被压迫者迅速成长为勇敢无畏的革命者，甚至最后为了革命和群众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成为农民英雄。此外他极尽笔墨的地主阶级的代表是韩老六，他将地主阶级阴险狡诈、凶恶残忍的本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暴风骤雨》是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理念的文学产物，周立波通过创作把《讲话》的文艺思想纯粹化地体现出来了，这些饱含作者纯真革命热情的文字也深深感染了读者，成为特定历史下的共同记忆。周立波说：“我打算借东北土地革命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来表现我党二十多年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艰辛雄伟的斗争以及当代农民的苦乐和悲喜。用编年史的方法，从1946年7月起，分阶段写到现在。”（《〈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坚持以表现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为主题，努力展现“艰辛雄伟”的斗争场景和曲折进程，塑造觉醒后的中国农民汇入革命洪流的感人形象，使《暴风骤雨》成为革命文学的重要收获，成为新中国成立之际承上启下的标志性作品，成为一部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作品。其意义和价值值得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