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2021年第4期｜丁小龙：心（节选）
丁小龙，1988年生，现居西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陕西省“百优人才”。作品发表在国内多家文学杂志上，被多种文学选本转载。另有译作三十万字，翻译并发表了包括托妮·莫里森、科尔姆·托宾、萨曼·拉什迪与珍妮特·温特森等人的中短篇作品。著有小说集《世界之夜》。曾获陕西省青年文学奖等奖项。
心（节选）
丁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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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会死，但是我没有死。不过，我已经体会到了死亡的滋味。尽管我的哲学博士论文是关于人的存在与虚无，然而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死亡的滋味，就像你能够感受到风的存在，却无法描绘出风的形状。当从手术台上醒过来时，我觉得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人——陌生人的心脏在我的体内跳动，而我能体会到其中的微妙变化。
医生告诉我手术相当成功，只不过以后长时间会离不开抗排斥药。我点了点头，接受了命运对我的所有安排。母亲问医生这心脏来自哪里，说她想亲自去登门感谢那家人救了我的命。医生摇了摇头说，这是机密，只要您儿子能健健康康地活着，便是对那家人最大的感谢。母亲显然无法完全理解医生的话，她的眼中含着泪水，而泪水则折射出户外的光。这段时间以来，母亲基本上都守在我的病床，每天早晚都会为我祷告——她不是教徒，她只是借用这种方式来完成关于重生的仪式。妻子海雪让母亲不要太过于操劳，毕竟她已经步入人生的晚年，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母亲总是说我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孩子，我年龄再大也都是她的孩子，照顾我是她一辈子的责任。母亲的话让我很是自责，因为成年以后我也没有尽到作为儿子的责任。特别是工作之后，我很少回农村老家陪她，每个月也只是给她卡上打几百块钱，然后象征性地在电话上和她拉扯两三句闲话。要不是因为这场大病，母亲和我的距离会越来越远，渐渐会成为彼此的陌生人。在得知我生病后，母亲第一时间赶到城里来陪伴和照顾我。很小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听母亲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特别是那些神话传说。这段时间，母亲又给我讲了很多的故事，不过基本上是关于她和那座村庄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对母亲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的过往也有了新的体悟。
躺在病床上，我听着心脏在体内的跳动声，是如此陌生，又是如此熟悉。要不是因为这颗心脏，此刻的我也许撑不了半个月。事实上，我之前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在无望的等待中，我重返到时间的河流，试图从中打捞出关于过往的一切。我只能捞出一些碎片，大部分的记忆已经被河水冲到了无人知晓的远方。也许只有死亡才能让我如此近距离地思考哲学问题。以前研究哲学时，我只是一个近距离的观看者，如今则成了真正的参与者。当我想要把这些片段性的思考写下来时，却发现语言已经成为失效的工具。随着死亡的迫近，我才看清楚了自己无意义的人生，看清楚了生活的真相。死亡同时给我戴上了望远镜与显微镜。
很多次，我都想到了放弃，毕竟治疗费和手术费是一大笔支出。我只是一个高校普通的哲学教师，妻子只是出版社的普通编辑，而我们也只是出身于农村家庭，并没有什么丰厚家底与广泛人脉。当我把这种放弃的想法告诉妻子时，她摇了摇头说，就算是卖掉房子，我们也要为你治病。但我们都很清楚，那套六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是学校分配的，我们只有使用权，并没有出售权。妻子的立场既让我安慰，又让我难过，毕竟结婚这么多年，我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明亮宽敞的房子。我们的工资水平没有多少涨幅，但房价已经翻了好几倍。那次之后，我没有在妻子面前再提过放弃的想法。但我知道自己在医院每耗一分钟，家里的砖瓦就会少一块，最后那个家终将会轰然倒地，分崩离析。在我还能动笔思考时，我已经写好了遗书，也写好了三封信，分别是给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我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在等待合适心脏的时候，我耗掉了所有的精力，最后死在了病床。
然而，我并没有死，我暂时地活了下来。对此，我没有兴奋，也没有悲痛。在这之前，我已经在网上搜索了相关的信息，像我这样的心脏移植患者的三年存活率并不高，十年的存活率更低，并且要终身服用药物。我明白，即使这次手术是成功的，但我的人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然而转念又想，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向死而生，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一步步地走入那温柔的良夜。在与死亡长久地搏击之后，我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也揭开了生活的面纱，看见了存在的本质，看见了时间的真相。躺在医院的床上，我开始收集过去重要的记忆碎片，试图用碎片拼凑出更加完整的自己。
我人生的第一个碎片是午后燃烧的房子，那个时候我刚过了四岁的生日。我和其他孩子站在不远处，看着大火像野兽一般吞掉了那座房子。我的父母和其他大人用装满水的桶或者盆子去灭火，然而火势越来越大，那点水像是给饥渴的野兽喂的水。我们听见了有人在大火中的喊叫声，也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最后这些声音统统被野兽吞没。接下来，我听见了房子倒塌的轰隆声。我们都往后退了好几步，有几个孩子捂着耳朵，跑着离开了现场。大人们也不再去救火了，他们看着眼前的一切，无能为力地摇摇头。我走上前，拉住母亲的手，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摇了摇头，让我别出声说话。不知道过了多久，大火熄灭了，原来的房子已经变成了废墟，而废墟中躺着四具烧黑的尸体。虽然母亲捂住了我的眼睛，但我还是看到了残酷的画面。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亡，第一次知道人是何等的脆弱无助。直到如今，我偶尔都会在梦里看见那场大火，在梦里听见那些呼喊与哀号。关于那场大火，村子里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真相。他们没有在原地再盖房子，而是在村长的建议下，在里面建造了一个花园，种上了很多蔷薇。
在我十一岁时，最疼爱我的祖父在炕上煎熬了三个月后，最终闭上了眼睛。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孩子，你要好好地活着，活出个名堂。当时我并不知道名堂的真实含义，但我还是拉住了祖父的手，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祖父是在干农活时突然倒地的，他们把他拉到了医院。医生的意见是要祖父动手术，但不能完全保证手术的成功。随后，父亲和伯父去问了手术费和住院费。从办公室出来后，他们脸色铁青，摇了摇头，说这笔钱对我们家来说是天文数字。他们把相关的情况告诉了祖父。祖父说，我大半个身子已经埋进土里了，花这些冤枉钱弄啥，你们赶紧把我弄回去。于是，父亲又开着手扶四轮车，把祖父从医院接回了家，放到了炕上，让他等待死亡的降临。那段时间，祖父的身体在一天天缩小，呻唤的声音却一天天变大，而他尽量会忍受住疼痛，保住人生最后一点点的尊严。以前，祖父特别疼爱我，总把藏好的水果偷偷给我，而我也愿意把自己的秘密分享给他。当他躺在炕上等死后，我便很少再去看他了，不是因为无情，而是因为害怕，害怕面对他即将死去的样子，害怕失去他。在离世的前几天，祖父失去了声音，整个人只剩下了一把骨头。在他断气的那个下午，全家人都围在他身边，看着黑白无常带走了他最后一丝气息。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哭泣，他们的伤感早已被这三个多月来的折磨消耗殆尽。如今，当我躺在病床等死的时候，我才理解了当年的祖父，理解了他的痛苦与绝望。我多么希望他能够原谅我，原谅我没能一直守护着他。
当我搜集过往的碎片时，印象最深刻的都是那些与死亡有关的记忆。这些死亡会提醒我关于活着的种种奥义。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姨妈因为不堪忍受生活的重负而选择喝农药自杀。在我十四岁的时候，班上的一个同学因为交通事故而离世。在我十七岁那年，祖母因为脑出血而突然离世。同一年，我们高中有个学生因为高考失败而选择卧轨自杀。在我二十一岁那年，我们村有两个叔叔因为分地的纠纷，一个用刀砍死了另一个，而活着的那个被抓进了监狱，最后被枪决。在我三十五岁那年，父亲被检查出来是肺癌晚期，没过一个月便离世了。在父亲离世之前，我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每天都陪在父亲的身边，和他说话，帮他清洗身子，给他喂药。在离世前三天，父亲说出了生平最后一句话：谢谢你们，我这辈子很好。说完后，他好像也丢掉了魂，只剩下一具空皮囊。父亲死后，我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是他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日记，总计有四十八篇。在得到母亲的同意后，我把日记本带到了城里，偶尔会拿出来翻读。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文字的存在，我偶尔会听到父亲的声音，听到他曾经对我的鼓励与教导。如今，当我经历过死亡后，我才真正地理解了那些死去的人，理解他们的无奈与绝望，也理解了他们的痛楚与解脱。
出院后，我开始在家休养。为了抵抗时间的虚无，我像父亲以前所做的那样开始写起了日记。与父亲不同的是，我并不打算只为自己一个人写，而是选择在博客上写日记，选择与更可能多的人来分享自己的生活体悟。刚开始，我并不习惯这样重新去解构和审视自己的日常生活。面对空白的文档，我仿佛站在了一片荒原上，举目四望，皆是荒芜，
只能听见风的浅吟低唱。后来，我慢慢找到了那些熟悉的字句，也掀开了日常生活的面纱。就这样写了二十来篇后，阅读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也给我留言或者私信，说出了他们关于生与死的故事。我以前的编辑也联系到了我，说他非常喜欢这些文字，让我继续写下去，等到了合适的体量会帮我结集出版。随后，他又问我能否现在就想一个书名。我想了想，说，那就叫《生死课》。编辑也当即认可了这个书名。有了这个书名后，我发现自己突然找到了灯塔，明白了自己该如何度过接下来的茫茫黑夜。
要不是因为这场大病，此刻的我依旧为所谓的学术研究而卖力工作。为了职称，我不得不去写大量的学术论文，不得不去申请各种学术项目。这些论文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其实就是对他人观点的复述与变奏，其实就是行业内的黑话与套话，而我以前不得不批量地去生产那样的垃圾论文。除了我和期刊编辑以外，我想并没有什么人去理会那些论文。那些文章耗掉了我大量的精力，让我对本身的生活越发的麻木与冷漠。我本科是文学专业，硕士和博士读的是哲学专业，后来在高校教的也是哲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纸上的哲学观念越来越清楚，对生活的哲学却越来越模糊——那些抽象的哲学观念解构了我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把我挡在了生活之外，让我成为生活的局外人。我可以去写那些大部分人都看不懂的哲学论文，但我对真正的生活却一无所知。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副教授的职称，我几乎每天都要熬夜写论文，同时也要处理好与学院各个领导的复杂关系。当拿到副教授的职称后，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乐，而是又要做好准备去写更多的论文，去做更多的课题，为后面的教授职称打好基础。有一次，我终于把自己的抱怨告诉了妻子，而妻子当时就反问道，别人都能做，为什么就你不能去做呢？我被她问住了，于是便转身继续写论文。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在她面前抱怨过任何事情。后来的某个夜晚，正当写论文时，我的头脑突然轰鸣，眼前全是黑暗，从椅子上摔了下来。等再次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等待着审判的降临。不知为何，我在某个瞬间居然有种解脱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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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大家》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