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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1911.8.6-2009.7.11）开启了北京大学的东方学研究，为我国东方学研究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先生1946年回国，当年北京大学决定建东方语文系，聘先生为系主任、教授。建系之初，教员4人，语言4种；1949年夏，前南京国立东方语专等并入 语种增至9种1，、学生增至60；1950年至1953年又从各地招入400余名学生，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东方语人才。按周恩来总理的加强培养亚非语翻译人才批示精神，1954年至1956年，10个专业招收了400余名新生；1957年增设一专业3；1958、1959年，从高校英语二、三年级学生中选调125名来系，为外交部定向培养高级翻译。1960年起，东语系所设12个专业4面向全国招生，直至1965年，6年又约有540名入学。总之，先生担任东语系系主任的前20年，通过招募、聘请（包括一些外国专家）和吸收自我培养的一些优秀学生的办法，建立起一支比较完备的教师队伍；前后招收1400余名本科生；进入20世纪60年代，已有20名硕士生。这期间先生本人则从印度文化与中印文化关系入手开始了他的东方学研究历程，发表《中印文化关系论丛》等两部专著、《五卷书》等5部译著和论文47篇。东语系教师们在先生带领下也开始了相关国家的语言、文学、历史的研究工作，出版专著、译著20-30种。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被批斗。先生和系内教师们处于蛰居状态。1970年起招收工农兵学员，7年约有1100名学生入学。

1976年“文革”结束，先生复任东语系主任，1978年起任北大副校长。教学科研全面复苏。1976年至1985年间，东语系教师队伍增强，1985年全系教师124人中有教授、副教授、讲师48人，且大多是出国进修过的。从1978年连续8年共招约430名本科生，1985年又增加两个专业5；招收9个专业6 44名硕士生。这十年间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惊人，包括先生“文革”十年中的积累和“文革”后十年的钻研。出版译著印度长篇史诗《罗摩衍那》（8卷本）、《家庭中的泰戈尔》，专著《罗摩衍那初探》，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和《原始佛教语言问题》，主持撰写《大唐西域记校注》、校译《大唐西域记今译》，发表论文近100篇。1979年受聘《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副主编；1984年受聘《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卷主编；同年先生亲自策划组织东语系教师等撰写《简明东方文学史》7，编译《东方文学作品选》8。期间，在先生的引领下东语系的教师们也有许多喜人成果：（1）编写出各种亚非语言的基础教材，其中4种日语教材公开出版；（2）开始着手编写各语种的大型词典9；（3）东语系多名教师参与了毛泽东选集外文版的翻译工作；（4）翻译东方各国作品多部；（5）扩大了研究领域，除语言文学外，对历史、文化、经济、国际关系、宗教、哲学、艺术等方面问题也开始涉猎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或专著。

1986年至2000年先生学术成就达到巅峰期。1986年起先生不再担任东语系主任，不再参与教学工作，由他的弟子们延续他的思路继续发展。先生则集中精力深入推进东方学的研究工作。这期间先生个人或主编的专著有10余部，撰写的论文500篇左右。东语系先后建起了日本、阿拉伯-伊斯兰、南亚、东南亚、印尼-马来、朝鲜、伊朗、希伯来文化和泰国9个研究所。增聘一些掌握东方古语 的教师。1992年10月北京大学批准东语系

更名为“东方学系”，先生认为：“这个名称的确定，表示我们系已经成熟了，表示‘东方学’在我们中国已经正式建立起来了。”1997年成立“东方学研究院”，2000年组建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这期间，先生培育起来的东方相关语言、文学、文化、历史、国际关系方面的北大教师们承担了国家、教育部以及国外有关学术机构的科研项目30多项，主办了国际学术会议10多次。所设各专业的基础语言教材基本全部正式出版，辅助性教材20余部；发表论文960余篇，专著70余部，译著50余部。

进入21世纪，先生已90岁高龄，精力大不如前。2003年住进301医院。2009年7月逝世。

总结先生对我国东方学的创建与发展所作的贡献有如下几方面：

一、在北京大学亲手培育了我国东方学方面的基础队伍；

二、个人学术成果颇丰，总字数达千万字以上，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东方学领域的成果；

三、为中国东方学研究创建了一整套理论，概言之，主要有几点：

为文化定义。“文化就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做文化”。

人类文化是多元的。“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使用一个文绉绉的述语，就是‘文化多元主义’。”

人类有四大文化体系。“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现在有不少的人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认识不全面，有偏颇。贬低东方，神化西方，都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能够做到从历史和地理两点都能最大限度地用宏观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则必然能够看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过去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用两句通俗的中国话来说，两者间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文化交流才能使文化发展。“可以这样讲，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可以说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坏的，对人们没有益处的，不能称为‘文化’。我是说对人类有好处的、有用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东西交流才叫‘文化交流’。”

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合一是东方文化的内核。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是有别于西方分析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 “天，我认为指的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人类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否则人类前途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甚至存在不下去。”

在这纪念季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我国东方学从起步、奠基、发展、不断开拓的艰辛历程，步步都有季先生的心血，程程都含季先生的智慧。季先生呕心沥血的奋斗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

注释：

1.阿拉伯语、朝鲜语、蒙古语、缅甸语、日语、泰语、印地语、印度尼西亚语和越南语。

2.1954年东语系增加了一个乌尔都语专业。

3.1957年东语系增设波斯语专业，招收了第一届学生6人。

4.12个专业中包括系中早已有教员，但一直尚未招生的梵文、巴利文专业。1960年招收了17名学生。这是我国国内培养出的掌握梵文、巴利文的第一代学者。

5.增加了菲律宾的他加禄语和以色列的希伯来语两个专业。

6.阿拉伯、日本、朝鲜、缅甸、印地、印尼、越南、东方文学和汉藏语言比较等9个硕士专业。

7.季羡林主编《简明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8.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作品选》上、下卷（117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9.如：波斯语教研室《波斯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韩振乾《汉朝动物名称词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韩振乾《汉朝植物名称词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金鼎汉《印地语汉语成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朝鲜语教研室《朝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朝鲜语教研室《汉朝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阿拉伯语教研室《汉语阿拉伯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梁立基主编《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缅甸语教研室《缅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等。

10.如：《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季羡林序跋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季羡林论印度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上、下），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北东初出版社，1995年版；《季羡林文化学术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糖史》（一、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英译本，在德国1998年出版；《季羡林文集》（24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除原有的梵文、巴利文外，又增加了掌握吐火罗语、于阗语、巴列维语、古叙利亚语、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圣经希伯来语等的教员。

12.此名一直延续到1999年6月，东方学系与西语系、俄语系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学系划分成日、阿、朝、南亚、东南亚、西亚、亚非等七个系归入外语学院。

13.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网站2006年发表的统计数字。

14.同上。

15.季羡林 张光璘编选《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16.《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总序第5页。

17.《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总序第5-6页。18.《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第58-59页。19.《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第8页。20.《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第74页。21.《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