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文学会议作为当代文坛的重要存在，其史料整理的工作则明显滞后。问题主要在于史料整理还不够完整与系统，以及整理的思路与范式也较为单一。当代文学会议的史料整理工作亟待换代升级。深入当代文学会议的历史长河之中，编撰富有个性的当代文学会议史，系列性、多维度地整理单个文学会议的史料专集，或许是目前寻求当代文学会议史料整理新形态与新范式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当代文学会议；史料整理；问题；路径

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学的鲜活内容，也是中国文坛的独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文学会议主导着当代文学的可能性与基本生态，实现着文学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丰富互动，同时成为当代文坛凝聚文学意识形态、提炼和传播社会主义文学核心价值的重要途径与方式。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文学学科意识的增强以及“史学化”研究趋势的日益凸显，文学会议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的关注。多种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或编撰工作，开始把文学会议作为一个专题予以对待。比如：张炯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史料集》就设置了“全国性重要文艺会议报道”的专栏；丁景唐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史料·索引卷一》第四部分的“社团史料”，收编的是“十七年”时期第一次至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相关文献资料；杨扬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史料·索引卷一》，则不仅在目录中明确设置了“文学活动和会议”的板块，而且该板块实际收录的则全是文学会议的史料；吴秀明主编的11卷《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则专门设置了一卷“文代会等重要会议史料”；而在2019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办的关于张江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丛书》的座谈会上，长期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白烨会长提出建议，日后丛书可考虑接纳一部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史学专著。种种情况显示，学界对当代文学会议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共识。

但从整体上来看，目前我们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史料整理工作还明显滞后，不仅与对象本身巨大的学术价值不匹配，也与当下日益活跃起来的当代文学会议研究活动不合拍。客观地说，相关工作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还显得较为“粗线条”。我以为最显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当代文学会议的史料整理还不够完整与系统。无论是对会议对象的择取，还是对会议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目前我们的工作都是点状而零碎的。以上提到的这些“大系”或“丛书”，不仅通常把注意力放在全国性的文学会议上，而且呈现的史料也往往是那些可见性与常识性较强的、研究者熟悉度较高的文献资料，包括重要人物的开幕词、讲话、报告、闭幕词，以及文联或作协的章程、各类名单和重要媒体的大会报道等。全国性的文学大会固然重要，但它们显然难以构筑起当代中国“会议文坛”的整体格局或基本面貌。大量同样蕴含文学史价值的小型专题会议与地方性文学会议的文献资料，目前大都处于被搁置的状态，很少有学者对它们发生兴趣。这种习惯性的、重复性的大型文学会议的史料整理，不仅简约了当代文坛严密而饱满的“会议场”，也打破了会议之间的那种体系性与丰富的逻辑关联。“大系”或“丛书”所收纳的大会文献资料固然“经典”，但一边倒地编选这些资料，实际上也是对文学会议史料完整性的一种消解，并在无意之中对相关的研究工作形成某些制约。比如，第一次文代会上一批解放区作家所作的《关于创作思想的转变》（陈学昭）、《转弯路上》（柳青）、《工人给我的启示》（草明）、《人民改造了我》（杨朔）、《下乡和创作》（孔厥）、《在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碧野）等循循善诱而不无“现身说法”意味的发言，与周扬、郭沫若、傅钟、刘芝明等高屋建瓴的报告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对于第一次文代会“确立文学新方向”以及“整合作家队伍与创作心理”的功能而言，它们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恰恰是在这些大型的文学会议上，还往往存在“公共声音”与“民间声音”“会上史料”与“会下史料”既对抗又共生的情况，它们一道构成了某个会议的整体。对现在的研究界而言，我们大概很难说，王林的《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日记》的史料价值低于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永久性地封存那些“不上台面”的文献资料，其实就是背离了会议的真实生态，也没有为后人的相关研究提供完整的或“复调”性的参考史料。

其次，当代文学会议史料整理的思路与范式还显得较为单一。如前所述，现有当代文学会议的史料整理大都只是对所谓重要文学会议的重要资料的汇编。这种整理工作实际上是较为简单地对现成资料的抽取与罗列，不仅发掘史料的视野较为有限，而且呈现史料的方式也大致雷同，整个史料整理工作也由此显得不够多维与立体。不是说这种工作没有任何价值，但长久地停留于这种状态，不仅会使它沦为一种不无机械意味的、也并不体现多少难度的重复性劳动，更重要的是，它制约了当代文学会议史料整理的步伐，甚至在无形之中桎梏了文学会议史料整理的其他可能性。事实上，文学会议作为当代文坛的一种运作机制，它的牵涉面颇为宽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权力、人际关系等，都是参与当代文学会议的直接或间接元素，其“史料场”绝非限于文学领域；而它的从酝酿到筹备到召开的一系列动态过程，也绝非会场上已经固定下来的几个重要报告与文件所能涵盖或彰显的。也就是说，当代文学会议的史料整理应该有一种“横向拓展”的意识，要注重发掘其展开过程中的那些“连带性”史料，同时又要注意“纵向爬梳”，细致开掘其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关节性”史料。在当代文学会议研究逐渐铺漫开来的形势下，在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史料线索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文学会议史料的整理亟待换代升级。根本的一点，就是不能以一种简单的“守成”或“拿来主义”的心态，只盯着一些大型文学会议的文献资料，静态、孤立、复制式地编辑这些资料，而是要进入到当代文学会议的历史长河之中，更新观念与开辟新路，去主动建构当代文学会议史料整理的新形态与新范式，使当代文学会议史料整理工作走上探索性与多样化的道路。

针对这些问题，结合这些年来做的工作，笔者对当代文学会议史料整理工作提出两点粗浅的思考。

一是当代文学会议史的编撰问题。除了为文坛提供政策、理论、舆论和队伍的根基，文学会议也往往集结着不同文艺观念和各种创作问题的争论，因此文学会议的“来龙去脉”，很多时候体现着当代文学发生与衍变的内在逻辑。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一部当代文学史也是一部当代文学会议史，文学会议史的编撰意义重大。由于当代文学会议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会议史的编撰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的编写应该也有所不同。

首先，它不能像编撰“作品年表”“批评年表”或“文学纪事”那样，简单地罗列各种文学会议的名称与发生的日期等信息，而是在充分理解当代文学会议的基本逻辑的前提下，深入每个会议的内部，尽可能详尽地梳理出该会议自酝酿、组织到召开以及后续影响等多个细节中的各种史实。我们知道，当代文学会议作为“会议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运作机制在本质上与政治体制中的会议是相一致的，这就为当代文学会议注入了诸多特色与玄机。当代文学会议有“跨界”“胶着”等特质，有些文学会议其实是某个政治会议的铺垫或延伸，而有些会议则是另一个文学会议的“史前”会议或“后续”会议，它们之间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互为表里与因果。那些大型的文学会议之所以能隆重启幕，前提则是经各种“史前”会议的酝酿、协调或管控，一切有关文艺观念、现象、问题、人事等的争论已基本落定，在某种程度上，召开大会只是对那些已经落定下来的“共识”进行一种仪式性的宣喻或确认。因此，像编撰“作品年表”那样来编撰当代文学会议史，显然带有“断章取义”的意味。我们只有进入历史的深处，努力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意识与眼光观照下编撰出来的当代文学会议史，才能较大程度地呈现当代文学会议的历史过程与整体面貌。

其次，它也不能只是线性地记录会议酝酿、筹备、组织等的历史进程，而是要对关节处进行必要的述实，以呈现文学会议历史结构中的脉搏与血肉。比如，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夕，筹委会副主任茅盾曾多次组织召开关于未来新文协的任务、宗旨、组织与工作方式、会员成份等的讨论会，它们从根本上来说是第一次文代会的构成部分，因为召开这些讨论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际能够顺利地建构起符合新政权预期的新文协（即后来的“中国文联”）。因此，对这些讨论会的编撰不能点到为止，不能只是简单地罗列时间、地点、人物，而是要对讨论会上的各种意见进行必要的梳理，呈现意见的主流与分歧，以及那些分歧的意见如何经过再次的会议达成了“一致”。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深切体会到，为什么第一次文代会要把成立一个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作为大会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什么文联的章程设置了那些条目，甚至我们也从这里部分看懂了“十七年”文坛的运作机制。与此同时，这种述实又不能只依赖公共性文献资料，而且要特别注意发掘内部资料或私人性史料，致力于提供一种“复调”的声音，以呈现会议原本的复杂而非单纯的“庄严”“团结”或“胜利”。总之，“流水账”式地编撰当代文学会议史意义不大，只有对文学会议关节处进行必要的、多维度的述实，才能较为清晰地呈现当代文学会议发生、形态及其文坛影响的内在逻辑。

二是单个文学会议的史料汇编问题。这在我看来可以是一项动态的学术工程，可以以“丛书”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条件的成熟，不间断地推出文学会议的个案史料集。从整体上看，目前我们对这项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启动。可以先从全国性的大型文学会议入手。虽然诸如全国性文代会、作代会等大型文学会议一般都已有专门的文集、资料集或发言集，但它一方面不仅不是我们后来整理出来的史料（是“历史的本源物”），而且受当代文学会议体制的规约，这些资料所体现的“声音”或“精神”往往渗透着当时的政治诉求，或者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化表述”。尤其是某些与会代表的发言，里面不乏“应景性”的说辞，有些内容也不一定是他们真实的心声。比如关于第一次文代会，对照叶圣陶在会议期间发表的公共性文献《划时代》与他的日记，我们大概可以部分感受到当时来自国统区文艺代表的真实心境；而对照胡风的“官宣”式文章《团结起来，更前进！》与他的日记，我们同样能发现当时胡风对第一次文代会的复杂心情。也就是说，已有全国性文学会议的文献集所塑造的会议“公共形象”、所呈现的会议整体氛围与代表心声等，或许与当时会场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别。因此，全国性文学会议的史料汇编，就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历史文本重新组合后加以出版，而是要在此基础上融入更多的相关文献资料。

我想这些文献资料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最大可能地吸纳与该会议有关的“边缘史料”、内部发行的材料和相关人士的日记、回忆录、访谈录等。比如，汇编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史料，就必须征用当时还没有正式发行、仅仅作为文代会会刊的《文艺报》上的大量文献资料，它们不仅包括首发的“代表资格与产生办法”等重要文献，还有诸如《文代筹委会近况》（系列报道）、《筹备委员会启事》、《剧团参加文代会演出暂行办法》、各类文艺作品的“征集通知”以及“评选办法”等，它们不仅是第一次文代会重要的组装元件，而且能够帮助后人看到一个更为立体的文艺界盛会。其次是采集有关该文学会议的研究成果。自21世纪以来，学界在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尤其是全国性文代会研究领域产出了不少成果，也出现了一支汇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文学会议研究队伍，主要人物有洪子诚、程光炜、李洁非、王本朝、黄发有、王秀涛、郑纳新、潘娜、张霖、邓小琴、吴自强、胡慧翼、王广锋、徐玉松、肖进等。研究成果的加入，无疑丰富了当代文学会议史料的形态，也增加了史料整理工作的厚度。

这种史料专集编撰也要慢慢向非全国性的文学会议延伸。事实上在当代文学会议史上，一些专题性或局部性的文学会议对文坛的影响同样十分重要。比如1957年作协党组的“反右”斗争会议、1962年的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1965年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1980年的剧本创作座谈会、1982年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等，这些会议的人员规模、接待规格等虽不及全国性文学会议，但它们所面对问题的“重大性”与迫切性，以及会期的长度、会务的体盘等，有时也并非明显逊色于后者，而且它们也每每惊动文艺界乃至政界的重要人士，并对当时的文坛气候、创作生态以及文人命运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果说现在要为这些会议各自编撰一部厚实的史料专集条件还不是很成熟，那么不妨暂且将它们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编入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会议史料专集之中，从而为学界对它们的研究提供现阶段最大限度的文献资料，待时机成熟时再推出其史料专集。

显然，无论是当代文学会议史的编撰，还是个案型或专题型的会议史料汇编，都不是那种一蹴而就的工作，某种程度上也是临时参与史料整理的人很难胜任的工作。文学会议史料零散化与碎片化的存在状况，它丰富的延展性、衍生性和关联性等特质，需要编撰者具备长期从事史料整理工作所拥有的经验与眼光，并能经得住时间的消磨与考验，以开阔深远的历史意识与“抽丝剥茧”式的耐心，持之以恒地投入，方能在这一领域做出一些有实质性意义的工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