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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鲁迅研究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取得了丰硕成果。二十年为一时段，已足见范式之变迁、潮流之兴替、新的论题与论域之打开，以及新的问题与陷阱之浮现。 2021年正值鲁迅诞辰140周年，《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特设“21世纪以来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专题，由孙郁撰写总论，李冬木、符杰祥、鲍国华、张洁宇、林分份、邱焕星、宋声泉七位学者则从各自专长出发，系统总结了鲁迅研究在过去20年间的收获、困境与潜能。本组文章立意回顾过去二十年鲁迅研究的主要推进，并且由此展开对于其间经验、教训的总结、检讨，进而瞩望未来。合而观之，颇多启迪。经《文艺理论与批评》授权，中国作家网将专题文章合并推送，以飨读者。

孙郁：近二十年鲁迅研究之印象

一个作家成为经典而被反复凝视的时候，走进他的世界，自然有不同的方式。证之于鲁迅研究史，就有不少方法论的经验。如今与鲁迅对话者多是自愿的选择，阅读文本的过程越来越带有个体生命的印记。在许多时候，一些走红的理论家们是不太愿意谈论鲁迅的，他们以为这个人物已经被过度阐释，变得不可亲近。这自然与流行语境有关，实则是我们的语言方式与五四那代人隔膜过久。虽说那代人已经被谈论得很多，但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还有许多尚未敲开的精神之门，关于文本和时代的认识，依然存在着盲区。我们今天的单一知识结构似乎难以应对其丰富的遗存，近些年来的研究也在说明，面对一个有难度的存在，不断凝视与反观并非都是重复的劳作。

鲁迅生前不太喜欢学院派的一些话语方式，但在今天，描述他最多的恰是学院派，阐释文本的知识人一直与其存在着语境的差异。进入21世纪，其显学地位因了大学学科的固化越发明显，也导致了象牙塔化的倾向。这既推动了思考的细化，也相对弱化了与时代对话的功能。不过象牙塔之外的鲁迅研究，一直以野性的力量显示着自己的意义，非学院派的声音，也为经典的传播作了不小的贡献。鲁迅研究在今天被分化为多种形态散落在不同领域，细细考量，都非书斋中人可以简单想象的。【详细】

李冬木：回归鲁迅

我个人以精神成长史为线索所做的文本探讨，是在上述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我的基本问题意识是，“鲁迅”究竟读了哪些东西才建构了他的“思想”和“文学”？就文本关联而言，在进化论方面找到了“加藤弘之”和“丘浅次郎”，在国民性问题方面找到了“涩江保”和“芳贺矢一”，以及思想史背景下的“国民性”一词的概念史和词语史，在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方面找到“尼采”“施蒂纳”和“易卜生”。在标志“鲁迅”之诞生的奠基作《狂人日记》的探讨方面，呈现了构成作品两大支柱的“吃人”与“狂人”精神史背景以及与以“果戈里”“高尔基”“安特莱夫”和文艺批评等为标志的“明治俄罗斯文学”之关联。这些探讨，大抵都落实或抵近到作为事实的文本层面以及在此前提下所做出的具有排他性的推断。这些首先使我自己解决了不少困惑，清除了此前关于“早期鲁迅”阐释当中的诸多“悬隔”。

在众多的“东西”之论或“鲁迅与西方”的论述当中，往往会出现长长一串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或文学家的名字，现在也基本可以在诸如“汉译名著”或“外国文学大系”之类中找到对应的译本，将这些译本和鲁迅文本简单地拿过来进行所谓“比较研究”，便是“隔”。因为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没弄清楚，还“悬”在那里，即鲁迅具体面对的是什么文本，其所处的语境是什么。绝大多数关于思想和文学的阐释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干脆不以为是问题。然而也就是从那一刻起，那些论述开始偏离事实本身，而成为杜撰出来的漂移于本体之外的“游荡的话语”。【详细】

符杰祥：作为问题与方法的“原鲁迅”

“早期鲁迅”，即成长为一位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与翻译家之前的鲁迅。众所周知，小说家鲁迅的名字，是和他在1918年5月《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发表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起诞生的。此后，《孔乙己》《药》等其他小说作品的陆续发表，以及《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的出版，“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1。鲁迅多年后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选编小说集作序时，已是声名远播的著名作家，言辞之间不无谦抑，但也清楚指明了《狂人日记》等系列小说创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影响与地位。

有意思的是，成名之后的鲁迅在编完《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后，又选编了另一部论文集《坟》，其中特别收入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期所作的五篇文言文，并为此做了特别的解释。尽管《坟》的主体部分是鲁迅在“五四”时期所作的十八篇白话文，但“题记”耗费大量笔墨所讨论的，却是只占少数篇幅的“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鲁迅显然无法忘却、无法否定早期文章的意义与价值。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既不想让自己的早期文章被埋没，同时又不得不为自己在新文集中夹杂旧文章的行为作出特别声明。换言之，鲁迅早年文章的重新出场，是借助鲁迅成名之后的新名声与新文集，被带入新文学的视野之中的。鲁迅在“题记”中的解释，更像是为旧文章出场的合法/不合法性所做的辩解/辩护。【详细】

鲍国华：新世纪 20 年来鲁迅小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鲁迅的全部创作中，小说受到最早也最持久的关注。最初的研究，无论是《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对《怀旧》的评点，还是新文化运动肇始后吴虞对《狂人日记》主题的解读，以及周作人对《阿Q正传》、沈雁冰对《呐喊》艺术形式的分析，均以小说为着力点，体现出鲁迅小说研究的向度与限度。如果说思想研究标志着鲁迅研究的整体高度与深度，那么小说研究在分享这一高度与深度的同时，还承载着鲁迅研究的底线。百年来，有关鲁迅小说的评论与研究，汗牛充栋。在前人成果的延长线上推陈出新，实属不易。因此，不同时代的鲁迅小说研究，在与前人的对话中，往往也最能彰显研究者的智慧和灵性，并借此呈现时代精神的火炬不断传递的轨迹。新世纪20年来的鲁迅小说研究，也是如此。

整体上看，新世纪20年来的鲁迅小说研究处于一种相当稳定的状态，受到关注和阐释的始终是鲁迅小说的正向价值。这固然基于鲁迅小说自身的成就和地位，也源于研究者共同遵守的一个基本预设，即从“正典”的立场出发，解读和评价鲁迅小说，致力于挖掘并呈现鲁迅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研究者在小说的形式与内容、或文本的内部与外部研究中，各有侧重。【详细】

张洁宇：文体政治与重塑文学——鲁迅杂文研究断想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杂文”概念由鲁迅提出，并由他本人进行了最专注、最大量的写作实践，几十年来，杂文研究与鲁迅研究这两个领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在杂文的传统中，鲁迅占据了文体建立、文体“自觉”、成就巅峰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在鲁迅自己多样的写作实践中，杂文是不可替代的主角，比起小说、散文等其他类型，杂文无疑是他写作时间最长、数量最大、影响最巨的部分，甚而，“鲁迅形象的基本轮廓最后可以说是通过他的杂文写作确定下来的”（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

杂文研究与鲁迅研究如此关系密切，理应相得益彰，但事实上，长期以来，不仅杂文研究相对薄弱，且在鲁迅研究中，针对杂文的讨论也大大少于鲁迅思想研究、《呐喊》《彷徨》研究和《野草》研究。可以说，研究者对鲁迅杂文的研究远未如鲁迅自己对待杂文写作那样重视和自觉。在鲁迅研究中，杂文研究似乎处于一种既核心又边缘、既充分又不足的特殊状态。一方面，对鲁迅思想的研究特别依赖于杂文所提供的文本依据，杂文中的观点与表述在鲁迅思想研究中一直被大量引证；但另一方面，在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讨论中，杂文却被相对忽视，对其文学性的评价也始终存在分歧。也就是说，杂文更多地被看作佐证和阐释鲁迅思想的材料，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却被低估或悬置了。【详细】

林分份：“革命”视域下的鲁迅研究一瞥

据许广平回忆，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就颇有自知之明：“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而且，鲁迅深知革命者并不纯粹，虽然革命的动机大抵一致，但终极目的极为歧异：“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鲁迅：《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概而言之，鲁迅对于革命的复杂性了然于心，同时他也不认可一般人所界定的“革命者”内涵。

只是，就鲁迅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实际关系而言，做不做“革命者”，却并不由得他做主。在1928年初，当创造社、太阳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候，鲁迅就成为他们“祭旗”的对象。在这些围剿鲁迅的人中，成仿吾指责他是“有闲阶级”“趣味主义者”，冯乃超嘲讽他是抱持“隐遁主义”的“落伍者”，郭沫若则化名杜荃给他扣上了“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等帽子。然而1933年，瞿秋白却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鲁迅也是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也是早期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党人”。【详细】

邱焕星：“政治鲁迅”研究的三种路径

“鲁迅通过自己的‘批评’在政府之外制造了一个公共舆论平台，以代言人的方式传达了民众的普遍意志和心声，进而将他们转化成了反抗不公平政权的‘公众’”，“也就是说，鲁迅实际是把革命党的精神转化成了公众精神，而其杂文批评也就成了一种表征国民革命意识形态的文体”，也正因此，鲁迅的影响跨出了文学界，开始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领袖”，而在此后的共产革命时期，他又被称为“普罗同盟领袖”“左翼的盟主”“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也正是因为鲁迅及其文学的这种政治意义，竹内好认为“从思想史来看，鲁迅的位置在于把孙文媒介于毛泽东的关系中。近代中国，不经过鲁迅这样一个否定的媒介者，是不可能在自身的传统中实行自我变革的”。不难看出，竹内好是将鲁迅的重要性提升到了现代中国政治之父的地位，而其立论的根基就在于他所说的“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

显然，在“文学政治”中“文学”是本体性的，不再是文学从属于政治、政治决定文学，而是“文学”成了现代政治的“生成之场”，做文学就是做政治，正如朗西埃指出的，“人是政治性动物，正因为人是文学性动物”，文学打破了权力等级制，“在写作的民主前面树立起一种新的诗学”，它创造了新的“对世界法则的阅读法”，“去替代政治舞台和政治陈述”，由此这种新诗学就成为一种“元政治”。【详细】

宋声泉：近二十年“学者鲁迅”构建的既有与尚无

1999年，在“中国鲁迅研究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上，张杰提出“鲁迅研究中最薄弱的是作为学者的鲁迅”。几乎同期，冯光廉等主编、集合20余位研究名家联袂撰写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之结语“21世纪的鲁迅研究预想”也表示“‘学者鲁迅’，还是一个未曾很好研究的课题”。时至今日，关于“学者鲁迅”的研究成绩已渐显厚重。仅笔者粗略搜罗翻阅所见，相关著作不下十部，文章多达400余篇。

2001年9月14日，陈漱渝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作为学者的鲁迅》，全面展示了鲁迅的学术成就。与20世纪90年代主要由《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来谈“学者鲁迅”的方式不同，该文的重点在介绍鲁迅的古籍辑校工作与金石拓片资料。而近二十年，这两方面的研究皆已成气候。对鲁迅辑校古籍与金石学问的研究，有助于冲破旧有之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主轴、以残本《汉文学史纲要》与长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为辅翼的学术格局，从而延展“学者鲁迅”的内涵，构建新的“学者鲁迅”形象。【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