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据许广平回忆，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就颇有自知之明：“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而且，鲁迅深知革命者并不纯粹，虽然革命的动机大抵一致，但终极目的极为歧异：“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鲁迅：《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概而言之，鲁迅对于革命的复杂性了然于心，同时他也不认可一般人所界定的“革命者”内涵。

只是，就鲁迅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实际关系而言，做不做“革命者”，却并不由得他做主。在1928年初，当创造社、太阳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候，鲁迅就成为他们“祭旗”的对象。在这些围剿鲁迅的人中，成仿吾指责他是“有闲阶级”“趣味主义者”，冯乃超嘲讽他是抱持“隐遁主义”的“落伍者”，郭沫若则化名杜荃给他扣上了“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等帽子。然而1933年，瞿秋白却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鲁迅也是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也是早期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党人”。到了1940年，毛泽东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肯定“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更有1954年以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为代表的论述，认为“鲁迅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首先便是要求文学自觉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自此以后，鲁迅与“革命”关系的解说，逐渐走向了一条由政党政治所主宰的道路，“革命家鲁迅”逐步被塑造为“党的鲁迅”。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王富仁为代表的“启蒙者鲁迅”的研究才开启了新的研究范式。

然而，也正如王富仁《鲁迅与革命——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读后（上）》（2007）所指出的，“‘革命’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的关键词”，它“不但意味着一系列的社会行动，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意味着一种文化”，鲁迅正是“这样一种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的最早的建构者”，因此，任何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或对于鲁迅的研究，“革命”显然都是一个无法忽略的论域。

实际上，就以往关于鲁迅与“革命”的研究来看，且不说“革命家鲁迅”独步天下的时期，单就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而言，从各种角度和议题所产生的成果，称得上汗牛充栋。然而学界在不断累积成果的同时，却也容易形成某些固定思路乃至僵化模式，成为拦在后继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障碍。而如何跨越这道障碍，也正是21世纪的鲁迅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一方面，在中国学界“革命家鲁迅”的形象定于一尊的年代，日本学界早就开始了关于鲁迅“革命”思想的多源性、复杂性研究，相关成果也为鲁迅研究的后继者们提供了宝贵的镜鉴；另一方面，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所热衷的早年鲁迅与辛亥革命、鲁迅与五四文学革命、鲁迅与19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等论域，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者颇多聚焦于国民革命前后的鲁迅，并在鲁迅“革命”思想的域外资源、鲁迅自身革命思想的进化、国民革命视野下的鲁迅、鲁迅与“革命文学”论争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当然，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2005年，日本学者丸山昇的论文集《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所收16篇论文虽都完成于1960—95年间，但相关研究思路仍然引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共鸣，以至于他所提出的“革命人鲁迅”，被钱理群视为“丸山昇鲁迅研究的突破性标志”（钱理群：《建构“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2005年11月27日在丸山昇先生〈鲁迅·革命·历史〉一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上，丸山昇的“革命人鲁迅”不仅是对其前辈竹内好“文学者鲁迅”的超越，而且某种意义上是对主导中国学界几十年的“革命家鲁迅”的反拨，而其对鲁迅“革命”思想与托洛茨基、片上伸关系的多源性考察，也启发了后来者的相关思路。近年来，中井政喜的长篇论文《1926—1930年的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托洛茨基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中心》（2015）围绕“革命人”“同路人”等概念，不仅横向剖析托洛茨基对鲁迅的影响，而且纵向探究鲁迅对托洛茨基理论接受的过程及其变化，其《鲁迅探索》（卢茂君、郑民钦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也有专章涉及勃洛克、片上伸与鲁迅关系的考察。而长堀祐造专著《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的第一部《鲁迅对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接受》则借由“革命人”“同路人”等概念，通过鲁迅与托洛茨基、中国托派及中共的关系，以实证性的辨析复原了鲁迅当时的“革命文学”论及其政治立场，弥补了之前鲁迅研究的偏差。

与日本学者的持续发力、稳步推进相比，中国学界对于鲁迅思想的域外资源，尤其鲁迅与托洛茨基关系的研究方面，整体起步较晚。究其缘由，盖因托洛茨基的政治命运及其与中国托派的特殊关系，导致相当长一段时期国内所编各种鲁迅的著、译集中，除了被视为鲁迅生前口述、冯雪峰笔记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之外，涉及托洛茨基及托派的大部分文字，都因其政治敏感性而长期处于“缺失”状态，即便是鲁迅译自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三章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一文，也直到2008年和2009年才分别被《鲁迅译文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和《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所幸，随着相关文献的公开以及某些禁区的打破，近十年来国内有关鲁迅与托洛茨基等域外资源关系的研究也渐入正轨。孙郁《鲁迅与俄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中的部分篇章，讨论鲁迅“左转”过程中对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俄国理论家思想的接受与扬弃，张广海、彭冠龙等青年学者也有专文论及鲁迅的文学思想与托洛茨基的关系，而杨姿的专著《“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更是主要在理论层面发力，从文学创作、文艺观念和信仰构建等方面系统考察了后期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总的来说，国内学界对于鲁迅“革命”思想的多源性和复杂性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由此获得了向国外同行们学习、借鉴的契机，客观上为展开具有批判性、对话性的独立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前景仍然值得期待。

二

自辛亥革命以后，鲁迅最为接近政治革命的时刻，无疑是他在“革命策源地”广州时期，因此，以往有关那时鲁迅世界观“转变”和思想“质变”的持论，诚如李伟江遗著《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指出，鲁迅“在广州时期初步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终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近年来的研究者则注意到了广州时期鲁迅思想进化的一贯性与复杂性。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在梳理鲁迅对“政治家”“文学家”“知识阶级”等关系的表述时，揭示了鲁迅的立场与其前后态度的一贯性；朱崇科《鲁迅的广州转换》（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则提出，正是广州期间鲁迅对革命的辩证思考和实践，才使得他到上海之后的逐步“左倾”显出其痕迹和合理性；张洁宇《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2020）则指出，正是认识到了国民革命大潮中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反思了知识分子与体制及权力间的依附关系，并对1927年前后政治环境做出新的观察和判断，鲁迅才选择了“弃教从文”，到上海“新的政治空间”中做一个独立批判的“革命人”。在探究鲁迅自身革命思想进化的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彼时鲁迅思想言说的针对性与策略性，由此展开对其“革命文学”论及相关言说、社会实践的深入剖析。邱焕星《鲁迅1927年的“国民革命文学”否定论》（2012）指出，鲁迅在1927年批判的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是未分化状态的“国民革命文学”，他的批判并非着眼于文艺问题，而是对国民革命状况及自己在革命时代位置的思考；谭桂林《“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诗人之死”与鲁迅信仰转换中的命运认知》（2015）认为，鲁迅由叶赛宁、梭波里等俄罗斯诗人的自杀现象思考革命文学家的命运问题，这使得他在“革命文学”论战中并不执着于革命文学内容、性质、对象等问题的讨论，而是密切关心革命作家投身革命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还是受到前景的诱惑；而钟诚《鲁迅文学经验与中国的国家转型》（2019）则揭示，鲁迅后来的“左转”和走向革命阵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一种“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继续强调改造国民性，另一方面试图寻求一种组织化的力量以革新令人失望的制度安排。

总的来看，新世纪以来有关鲁迅革命思想的进化及其思想言说、社会实践的研究，大抵经历了从因循旧说到别择新路的过程。研究者在俯瞰鲁迅辗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的空间转换的同时，根据国民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不仅从整体上把握时代浪潮与鲁迅个人思想状况的关系，而且结合大量传记性文献，深入考察个人感情状态、职业选择、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变化对于鲁迅的实际影响，由此揭示彼时鲁迅自身革命思想发展的一贯性与复杂性，以及其个人言说、社会实践的针对性与策略性。这样的研究思路，一方面跳脱了前人以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为界、将鲁迅分成“从进化论最终走到了阶级论”前后两个时期的惯性思维模式，一方面也为鲁迅思想发展的进一步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言说空间。

在对鲁迅与“革命”的相关议题探幽发微的同时，近几年来，一些研究者如邱焕星、钟诚、李玮、韩琛等，也在努力突破以往启蒙范式和革命范式的框架，他们高举“政治鲁迅”或者鲁迅“再政治化”的旗帜，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召开专题会议等，成为鲁迅研究界的一种新动向。邱焕星《国民革命视野中的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争》（2018）、《“党同伐异”：厦门鲁迅与国民革命》（2020）、《广州鲁迅与“在朝革命”》（2019）等论文以国民革命的发展为背景，或考察北京时期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站位之争，或挖掘厦门时期鲁迅对学潮的主动利用，或探讨广州时期鲁迅所经历的“主动革命—反思批判—思想创造”的“在朝革命”等等，触及了国民革命前后鲁迅思想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悖论性。就以上相关论述来看，政治视角的引入，确实有助于论者在反思文学与革命（政治）、审美与历史关系的问题链中，聚焦于鲁迅思想的一贯性、复杂性及其悖论的张力，为鲁迅研究带来了新的刺激，也让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然而也需看到，研究者对鲁迅“再政治化”之后所获得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与以往研究范式主导下的既有论述，未必就有想象中的新旧之异或迥然之别。比如，丸山昇曾提出，我们不仅要研究鲁迅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更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如何接受鲁迅，或者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足够的框架和宏大来容纳鲁迅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提出的问题？”（《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在此指出鲁迅可能溢出马克思主义现有的理论框架，其实是强调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具有充足的独异性且难以归入现有的类别，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判断。而邱焕星在《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学政治”传统的创造》（2018）、《广州鲁迅与“在朝革命”》中屡屡揭示：鲁迅在国民革命中创造了“革命同路人”和“革命人文学”的“文学政治”存在模式，这既不同于五四思想革命，也不同于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的传统，而是一个属于鲁迅自身的“宝贵的革命传统”。在笔者看来，论者所标举的属于鲁迅自身的传统，其内在理路未尝不是对于丸山昇的回应或回响，至少也称得上是一种不经意的暗合。

此外，“政治鲁迅”并不意味着就与“革命家鲁迅”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一般而言，“革命”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变革的面向，但在鲁迅的话语体系和20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二者的关系尤为缠绕。在北伐开始之初，鲁迅说“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就“没有革命”（《马上日记之二》），这里的“革命”指的是政治革命，“革命”一词包蕴着“政治”。亲历了广州革命的恐怖之后，鲁迅来到上海，再次提及“革命”与“政治”的关系时，他说：“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这里“政治”主要指取得支配地位的“政党政治”或“政治势力”，而“革命”（包括阶级革命）则不妨被看作剧烈的政治变革。他还说：“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里的“革命政治家”与“政治家”以革命的不同阶段来区分，看似相同，可实际又有质的区别。另外，在中国学界有关鲁迅与“革命”的论说史中，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降，鲁迅作为“革命家”是与他同时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身份对举的。换句话说，“革命家”鲁迅既外在于“文学家”鲁迅，又外在于“思想家”鲁迅，它的确切含义其实是“革命实践家”或“政治实践家”鲁迅。有鉴于此，“革命家鲁迅”含有“政治实践家鲁迅”之意，它与“政治鲁迅”实有交集。因而，如何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将“政治”从鲁迅的“革命”语汇中适当剥离出来，进而明确不同语境中各自的具体所指，以及如何客观厘清当前的“政治鲁迅”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革命范式下的“政治实践家鲁迅”（即“革命家鲁迅”）之间的本质区别，恐怕也是热衷于倡导鲁迅“再政治化”的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新文学家的身份塑造研究”（编号：15BZW16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