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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成为问题：“原鲁迅”的发现或发明

“早期鲁迅”，即成长为一位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与翻译家之前的鲁迅。众所周知，小说家鲁迅的名字，是和他在1918年5月《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发表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起诞生的。此后，《孔乙己》《药》等其他小说作品的陆续发表，以及《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的出版，“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1。鲁迅多年后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选编小说集作序时，已是声名远播的著名作家，言辞之间不无谦抑，但也清楚指明了《狂人日记》等系列小说创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影响与地位。

有意思的是，成名之后的鲁迅在编完《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后，又选编了另一部论文集《坟》，其中特别收入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期所作的五篇文言文，并为此做了特别的解释。尽管《坟》的主体部分是鲁迅在“五四”时期所作的十八篇白话文，但“题记”耗费大量笔墨所讨论的，却是只占少数篇幅的“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鲁迅显然无法忘却、无法否定早期文章的意义与价值。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既不想让自己的早期文章被埋没，同时又不得不为自己在新文集中夹杂旧文章的行为作出特别声明。换言之，鲁迅早年文章的重新出场，是借助鲁迅成名之后的新名声与新文集，被带入新文学的视野之中的。鲁迅在“题记”中的解释，更像是为旧文章出场的合法/不合法性所做的辩解/辩护。大概也是出于这样的心理，鲁迅在《彷徨》出版后的次年，亦即1927年3月，将自己这部收入新旧不同文章的杂集交由北京未名社出版。鲁迅这样做，有对未名社青年的支持，同时也有对自己“未名”时期的感怀与纪念吧。同样有意思的是，鲁迅的早期文章尽管经过作者亲自出马与郑重解释，得以重新登场，但和《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相比，仍然受到明显的轻视。这或许是因为其早期文言文章在章太炎影响之下古奥难懂，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观念与思维深处的反科学崇拜、反民主崇拜已经不合时宜，无法与新文化时代共鸣，亦无法为新文化时代所接纳。

早期的文章尽管被鲁迅特意介绍，但在出版伊始并未受到重视，亦未引起太多的注意与讨论。这样的冷遇，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即便在1949年后鲁迅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塑造与宣扬的高峰时期，早期鲁迅仍然是一个相对冷僻的领域。反过来说，也许正是因为“左翼鲁迅”“革命鲁迅”占据主流而深入人心，介入左联与左翼运动之前的“五四鲁迅”“启蒙鲁迅”已经相对边缘化了，更何况“五四鲁迅”“启蒙鲁迅”之前的“早期鲁迅”。不用说，其地位无疑是边缘的边缘。在革命中国，“早期鲁迅”的唯一意义，大概只是反衬“革命鲁迅”在成长前史中不够成熟、不够正确的一面，并以此来印证、确认其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伟大与历史必然性。

很长时期以来，研究者在“早期鲁迅”那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没有激发任何创造性的问题意识。在启蒙与革命之光的照耀之下，处在光圈之外的“早期鲁迅”是一个晦暗不明而沉默无言的遥远存在，既不是光源，也不是焦点，因而也就被视为不存在任何价值的问题，或者完全不成问题。

启蒙的灯火、革命的火炬照亮了“启蒙鲁迅”与“革命鲁迅”，也遮蔽了“早期鲁迅”。“启蒙鲁迅”“革命鲁迅”的形象愈是鲜明，“早期鲁迅”的形象愈是灰暗。那么，“早期鲁迅”，如何从不成问题到成为问题，在新时期以来被重新认识，一路逆转，一路高扬，以至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光耀东亚乃至世界呢？又如何在异域日本，被竹内好提升为亚洲抵抗现代西方的主体性原理，被伊藤虎丸赋予一种“原鲁迅”的命名和意义呢？

新时期的中国鲁迅研究，是以王富仁的“回到鲁迅那里去”为开端的。一方面，它是对走向庸俗僵化的教条主义的鲁迅像的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它也是对“文革”之后思想解放思潮的学术回应，因而有着超越鲁迅研究的意义。从学术意义上来讲，“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召唤更多是一种方法论的启示，是如何从鲁迅那里再出发的问题。然而，有无一个公认的鲁迅本体，又该如何回去，如何出发？这是见仁见智的现实问题。

王富仁提出《呐喊》《彷徨》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之说，回应了1980年代思想启蒙的时代需求与诉求，他所建构的鲁迅像，何尝不包含着基于现实的想象？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一书中提出了“原鲁迅”的问题（据李冬木考察，“原鲁迅”这一概念最早是片山智行在1967年的《近代文学之出发——关于应称之为“原鲁迅”者与文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不过中国学界接受这一概念，则是从伊藤的著作中真正开始的）。伊藤以前也认为，鲁迅留日时期的评论文章“不过是年轻时的习作而已”，他后来才发现：“过去一直讨论的鲁迅的思想或小说主题，实际上几乎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中找到原型。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个‘原鲁迅’。”2伊藤虎丸和王富仁异曲同工的追寻，从方法论意义上说，都是从鲁迅及其文学本身出发，以鲁迅为资源或方法，探究本国所遭遇的现实问题。如果说王富仁面对的是1980年代高涨的思想解放运动，伊藤所思考的则是日本战后的民主主义与亚洲的近代问题。

不过，“回到鲁迅”与“原鲁迅”仍有着巨大的不同。王富仁的《呐喊》《彷徨》研究还是在发展或进化意义上理解鲁迅的启蒙思想的，所指向的是“五四鲁迅”，是引新文化运动的活水浇灌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之苗；伊藤对鲁迅早期文言文章的解读，则将鲁迅小说的主题与思想，进行了溯源式的探究，是发生学的而非发展论的，“早期鲁迅”巨大而深远的原型意义就这样被重新发掘出来。

伊藤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写于1983年，李冬木的中译本则是在2000年出版，这个时间点颇有象征意义。如果说“回到鲁迅”是新时期中国鲁迅研究的开端，那么新世纪中国的鲁迅研究，则是在跨国界、跨文化的交流中开启的，中日之间同时期涌现的启蒙之流终于在此交汇。新世纪中国的“早期鲁迅”像，由热爱鲁迅的日本学者绘出底色，在中国学者的补充与修正、丰富与延伸中逐渐成形，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被开发出越来越多的价值。

二、原理的光亮或阴影：原点批判与思想批判

“原鲁迅”的概念看似神秘，其实不然，不过是“原型”之意。伊藤所做的工作，是在鲁迅留日时期的早期文章中探寻鲁迅思想及其思想构架的形成过程。伊藤为什么会在鲁迅留日时期的原文中发现鲁迅思想的原型？除了思考日本战后现实问题的需要，更重要的还是观念上的转变，这就是从既往的进化/进步史观中解放出来。笔者在《“鲁迅道路”问题的理论反思》一文中曾指出：在进化/进步史观及其理论模式那里，鲁迅的道路被描述为一种抛弃前期“局限”而最终抵达终点的完美图式。其实，人的思想走向成熟应该是一种复杂的双向运动，既包含着对旧我的一种前进性的告别，也包含着对旧我的一种回溯性的寻根。伊藤虎丸对“原鲁迅”的发现，就在于扭转了单向度的进化/进步论的观念限制，开启了追求原理/本源的发生论之门。

伊藤的方法论或观念的转变，得益于竹内好的启示。他自己坦言，其鲁迅论的出发点，就是竹内好的《现代中国论》《鲁迅》《鲁迅杂记》等著作。竹内好的鲁迅论，从战前一直贯穿到战后，皆是以鲁迅为资源，以鲁迅为方法，来思考日本为何走上近代西方的列强道路与亚洲的主体性等历史与现实问题，其中混杂着对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浪漫幻想，也郁积着何谓“现代的超克”的痛苦反思。竹内好式的鲁迅论，有许多为己所用的主观性、想象性的发挥，其玄学式的思辨指向了鲁迅思想中神秘幽深的一面，给予为刻板的革命鲁迅像所困的中国学者很大的启发与触动；然而，也因为其非历史、去历史的任意想象与任性论断，而被中国学者反对与批评。竹内好鲁迅论的一大特点就是执着于对原理性问题的探讨。许多中国学者一方面感动于他的论述，一方面也产生了质疑与困惑。“回心”之类的讨论有思辨的深刻与玄想，但毕竟缺乏实证，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如吴晓东所言：“其实我很喜欢竹内好和伊藤虎丸著作中酷爱原理性和本原性思考的偏好。他们追求的是对问题的终极解决，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本质直观的能力。这种对原理和‘原体验’的执著，是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缺乏的品质。但是另一方面，对原理性和发生学问题的执著会不会潜伏着流入玄学化的危险？”3的确，伊藤虎丸同样酷爱原理性、本源性的探寻。不过，和竹内好相比，伊藤虎丸引入明治日本的历史维度，也参考阅读了北冈正子关于《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的文章，这使得他对鲁迅思想框架形成的思考，带有更多的历史辨析与实证基础，因而更加平实、坚实。

尽管人们对竹内好探寻鲁迅思想原理与形成机制的结论未必完全认同，但对新世纪中国的鲁迅研究来说，至少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发生过重要的启示意义。可以说，无论是批评、认同还是颠覆、借鉴，都是在其鲁迅论的光亮或阴影之下的“接着说”或“反着说”。在这一借鉴或批判过程中，中国学界也由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建立了精神的自信。对“原鲁迅”的发现或发明，势必会产生有无鲁迅原点、何为鲁迅原点、鲁迅原点在何处等问题。比如，竹内好认为唯一的原点是在S会馆的沉默时期，汪卫东的《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认为兄弟失和的1923年是“又一个原点”，笔者的《鲁迅文学的起源与文学鲁迅的发生：对“弃医从文”内部原理的再认知》（《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则认为1903—07年间的中断写作更值得人们“索源”，董炳月的《论鲁迅的“南京记忆”——以其“自我”的形成与表现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则将原点放在了南京。

鲁迅的“早期”有多长？“原点”有多少？所谓“原点”，其实也是无法完全实体化的，不同的原点之说，是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的，容量与内涵各有不同。鲁迅一生中有许多重要的时刻，决定性的事件应该很多，存在高远东所说的“多原点”其实并不矛盾。高远东的《“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4期）一文由此指出，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是多原点复杂关系的产物。不过，无论怎样质疑其理论方法的矛盾与困境，留日时期之于鲁迅思想与文学形成过程的重要性，中日学界还是有一定的共识。

子安宣邦在解读竹内好时指出：“人们即使能够了解被竹内阅读或者必须被竹内阅读的鲁迅，大概也无法了解鲁迅本人。”4竹内所建构的鲁迅像，是“虚构的”，但也是“必要的”。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鲁迅像的真伪，而是建构本身具有怎样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竹内从鲁迅那里读出的，或试图在鲁迅那里追究的问题，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与思想关怀。其以鲁迅为方法的中国论，指向的是日本的现实问题。同样，伊藤虎丸也延续了借鲁迅思想资源以解决日本问题的思路，在重新评价鲁迅早期文章的“个人主义”时，强化了“早期鲁迅”的现实意义。相应的，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对早期鲁迅思想价值的重新发掘与阐释方面，也相继做出了许多新的回应。比如高远东对鲁迅早期文章中人、群、国之间“相互主体性”的构图分析，郜元宝对“神思”“白心”等心学概念的发掘，董炳月对“文章为美术之一”“不合时宜的文明论”的探析，汪卫东对“个人”观念的系列研究，都是新世纪鲁迅研究的代表之作。5

在《鲁迅原点问题及其知识生产的悖反——兼及新世纪中国鲁迅研究批判》一文中，韩琛曾批评中国学者是“用一个‘原鲁迅’的想象，挑战‘革命鲁迅’的文化霸权，但是刻意反意识形态的鲁迅研究却最终失去了思想性、创造力和现实批判意识，沦为纯粹学院主义的智识操作。”6这样的批评是犀利的，也映照出难以走出的竹内好之影。不过，学院的无能或无力，有学者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原因是复杂的。从另一方面来说，鲁迅精神的探寻是多元的，学术兴趣也是多元的，只要不丧失现实感，不放弃思想关怀，就不能一股脑地归咎为“学院主义”。其实，喜欢批判现实的思想性强的文章并不是没有。比如，高远东在《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7期）发现了鲁迅在民族国家之间所建立的可贵的“相互主体性”；汪晖的《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破恶声论〉》（《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则看到鲁迅旨在“帮助我们打破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二元论”的努力。文中“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物’”等悖论式的表达，都是从鲁迅早期文章中提炼出来的，其中分明有着竹内好式的语言、表述与思想之影。

三、材源与溯源：两条进路的展开

“原鲁迅”作为问题与方法，一直有材源与溯源这两条进路的展开，这也是“早期鲁迅”研究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回到历史现场，发掘材料来源，是最烦难也最便捷的一条学术之路。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北冈正子，她所出版的三本著作，都是对鲁迅留日时期文学活动的考察，除《探寻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之外，另两本著作《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在2015年、2018年都出版了中译本。日本学者所坚持的精致而执著的实证传统，对新世纪中国鲁迅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冬木先后翻译了北冈正子、伊藤虎丸、竹内好等日本学者的多部鲁迅研究著作，对日本学人的治学方法与态度都有自觉而融合的继承与学习。作为在日本学习与工作的中国学者，李冬木谙熟日文材料与方法，又兼具日本学者所没有的中国意识。如果说北冈正子主要做的是材源考证，李冬木的《鲁迅精神史探源：“进化”与“国民”》（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则在实证的基础上推进一步，更注重鲁迅精神史的探源问题。在思考留学生周树人如何成长为作家鲁迅的过程时，李冬木注意从鲁迅的日文书阅读史及其周边的文化场域中发掘新史料、新线索，对建构鲁迅文学最重要的几个关键词如国民性、进化论、个人、狂人、吃人等，做了知识考古学的勘察，力图探索跨国流动的知识脉络与生成机制。其最近发表的《“狂人”的越境之旅：从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他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一文，也是一篇实证基础上的跨文化研究力作。

近年，鲁迅早期文章的材源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在《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文章中，中国学者相继找到了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木村骏吉的《科学之原理》等多种材源。姜异新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寻绎——留日生周树人文学阅读视域下的“文之觉”》（《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2、3期）对鲁迅早年阅读文本的寻绎，同样重视鲁迅的阅读史与创作史的关联，但更强调“鲁迅小说的独创性”和深入作家内心深处的“文之觉”，注重实证主义无法解决的文学主体性问题，对单一的实证研究亦有方法论的自觉突破。

在明治文学与文化之外，鲁迅翻译中的德语材源与世界文学观念也有新的发现，比如熊鹰的《鲁迅德文藏书中的“世界文学”空间》（《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一文便很有推进，而崔文东的《青年鲁迅与德语“世界文学”：〈域外小说集〉材源考》（《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则从新发现的材源中，证实《域外小说集》的整体构思得到世界文学杂志《来自外国语》的启发，鲁迅独特的文学趣味，已超越了明治日本和晚清文学的视界。张丽华对《域外小说集》的版本变迁与经典化过程做了深入考察，李乐乐则在作为方法的“东西瓯脱间”，发现了周氏兄弟否定性的文明史观。郜元宝的《世界而非东亚的鲁迅——鲁迅与法兰西文化谈片》系列文章对鲁迅与法兰西文化关系的梳理，突破了将鲁迅囿于中国或东亚的狭隘视野，揭示了“世界鲁迅”的大气象。7

除了文章材源与精神探源，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与政治活动亦有新的发掘与探索。潘世圣近年来一直在做鲁迅与明治日本研究，对鲁迅与弘文学院、嘉纳治五郎等重要史料做了大量发掘。王家平、王风、李寄、国蕊、陈红、宋声泉、侯桂新等人对鲁迅早期译作，王彬彬对鲁迅与光复会的关系，孟庆澍对周氏兄弟的合作等，也都有新的考察。关于“仙台鲁迅”，在2005、2008年分别出版了大村泉主编的《鲁迅与仙台：鲁迅留学日本东北大学一百周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与藤野先生》（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的中译本。书中收录了阿部兼也、渡边襄等人撰写的调查报告。对于仙台叙事中的藤野先生与幻灯片事件，廖久明等人侧重史料考证，董炳月、韩琛、程巍以及张慧瑜等则注意重新审视“仙台神话”背面的精神创伤与国民想象、“帝国之眼”与启蒙暴力、回忆哲学与启蒙赋予等问题。

实证研究与思想研究相辅相成，极大提升、深化了对早期鲁迅的理解与认知。任何新的研究都是带着问题的研究，而新的研究又可能带出新的问题。除了最有价值的问题意识之外，方法论之类的问题也是在争议与商榷中向前推进的。有中国学者对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不满与不同看法，认为明治日本的资源与影响存在被任意夸大或过度阐释之处。8学术研究自有分寸与边界，只要抱着一种温和的理性与同情的理解，对促进学术生长自然是有益的。我们深知，任何学术方法都不是无限的，都有其边界与有效性。但正因为各自的有限性，在不断变迁的不同时空中，新世纪的鲁迅研究才会有无限拓展的可能性。

注释：

1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2 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3 吴晓东：《何谓“文学的自觉”？——读解“竹内鲁迅”过程中的困惑》，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4 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董炳月译，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37页。

5 分别参见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郜元宝：《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董炳月：《鲁迅形影》，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汪卫东：《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韩琛：《鲁迅原点问题及其知识生产的悖反——兼及新世纪中国鲁迅研究批判》，《理论学刊》2014年第5期。

7 分别参见张丽华：《文学革命与〈域外小说集〉的经典化》，《文艺争鸣》2019年第5期；李乐乐：《〈域外小说集〉：作为方法的“东西瓯脱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2期；郜元宝：《世界而非东亚的鲁迅——鲁迅与法兰西文化谈片》，《学术月刊》2020年第1期。

8 沈杏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文艺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