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编辑约我参加这次笔谈，让我重点就21世纪以来这20年间的日本鲁迅研究做一个介绍。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无法胜任的工作，因为我既无资格也无能力。如果有这方面现成的报告，我倒是非常愿意洗耳恭听或静心拜读，就像过去面对丸山昇先生和山田敬三先生等人所做的工作那样。还是我过去在答复某文时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我不了解日本的鲁迅研究。

从2019年4月到2020年4月，我以吉林大学为落脚点，在国内度过了一年的学术休假。在这期间，我走访了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参加了多次会议，接触了近百位学者——他们大多是做中国现代文学或鲁迅研究的，因此大抵都可算作同行。基于访学所留下的印象，我在最近提交并出版的“海外研修报告”中，对国内的鲁迅研究，做了一个介绍，其中有一段谈到了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也是我在这里想要说的话：

如果问，中国的鲁迅研究与日本的鲁迅研究有何不同？那么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最大的不同是，鲁迅研究在中国是“显学”，而在日本目前则处在边缘——虽然“鲁迅研究”在关于中国的研究当中仍然很重要。记得十五年前当竹内好文集《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在中国出版时，有位做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非常不可思议：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竹内好呢？而另一位属于曾深受竹内好影响那一代的鲁迅研究学者，则直言不讳地说：我们都被竹内好骗了！的确，像2005年12月在上海大学召开的、有一百几十名中外学者参加的“鲁迅与竹内好国际讨论会”那样的盛大情形，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在介绍了大学的课程设置、专门组织机构、出版物、学术刊物以及学术论文等方面的“鲁迅研究”之后，接下来的这段话主要是关于日本学界的：

我要说的是，既然“鲁迅”在中国是如此巨大的存在，那么从学术交流的角度看，在“鲁迅”当中，仍潜在着中日之间增进彼此理解，加深学术交往的巨大的可能性。鲁迅曾经在日本度过7年多的留学生活，是第一个在日本出版全集的中国作家，战后竹内好的“鲁迅”又影响了几代人，“鲁迅”曾经是日本学界透视中国的一个窗口和与中国展开交流的思想平台，许多学者通过这个窗口走向中国，探索两国间深入交往的途径，并且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日本的鲁迅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学界的巨大关注对象，甚至被列为自2020年起在未来5年间的一个国家项目。据我所知，目前有很多学者正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我相信通过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20世纪的鲁迅，一定会在21世纪再次成为沟通中日两国的重要文化渠道。1

这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期待。我希望“鲁迅研究”能够继续成为两国学者展开学术交流的平台，并因此而继续成为彼此精神衔接的纽带。用上一代学者的话说，就是在鲁迅研究当中寻求两国学者“心与心之沟通”的可能性。这是首先要谈的一点。

二

既然被要求“一定得谈谈”这20年的日本鲁迅研究，也就只好硬着头皮，通过自己有限的视角，来谈一点观感。前面已经说过，我不了解“日本鲁迅研究”，这是因为向来不以“日本”为单位去刻意关注的缘故。我只关注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那些内容。我指导的学生倒是在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最近浏览了一下已经获悉的调查数据，可大致有一个概观。自2000年至2020年的21年间，日本共出版以“鲁迅”为主题的专著70部，设有“鲁迅”专章的研究专著10部，两者相加80部，平均每年4部。以“鲁迅”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和书评829篇，其中包括关于鲁迅研究专著的书评21篇。译自外文的论文及资料分别为中文21篇、韩文和英文各3篇。若以上述总数平均，则每年以“鲁迅”为主题的文章篇数为40篇。这与国内年均两千篇以上的论文生产量（以“鲁迅”为关键词在“知网”检索，2019年共计2321篇，2020年共计2497篇）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几乎就是个零头。这是“显学”和“边缘”的差异使然。那么，一个处在边缘且数量不多的论文领域，何以会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私以为，悠久的话语传统和高质量的学术积淀，逐渐被中国学界所认知，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日本，很时兴购读欧洲小说，但支那人却未必这般上瘾。不过在青年当中，倒是有人经常在读。居住在本乡的周姓支那人兄弟，年龄不到二十五、六岁，却热心地阅读英、德两个语种的欧洲作品，并在东京翻译出版计价三十钱的书《域外小说集》，计划向本国出售，现第一编已出，译文当然是支那语。一般的清国留学生，喜欢读的是俄国革命的、虚无的作品，其次是德国和波兰的，惟独法国的作品，似不怎么受欢迎。

这段话刊载于1909年5月1日出版的《日本与日本人》杂志第508号“文艺杂事”栏目，是藤井省三先生读博时发现的。如果把对周氏兄弟及《域外小说集》的介绍也算作鲁迅研究的话，那么这种“域外”的鲁迅研究史至少早于本国十几年。1937年改造社出版《大鲁迅全集》，虽然只有七卷，收集作品也并不全，却是世界上首套“鲁迅全集”。上海“孤岛”版《鲁迅全集》20卷是1938年才出版的。至于竹内好的“鲁迅”及其所带动的战后“中国”话语，则早已广为中国学界所熟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应该是日本学界关于“中国”的又一个活跃研究期，“鲁迅”再次成为其中的重要话语纽带，而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也成为两国学界相互交流的重要载体。与日本学者互访并介绍日本学界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是这一时期中国学界的突出现象。与此相对应的是，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6卷本《鲁迅全集》引起日本学界强烈关注并促成一场盛大的行动。不同党派和学派的七八十位学者聚集到一起，以一个强大的阵容共同完成了以之为底本的翻译工程。这便是日本学习研究社版《鲁迅全集》20卷。这项工程，几乎动员了全日本的研究力量，而且又是在仅有一年半的间隔内（1984年11月至1986年8月）出齐，如今反顾，可谓一项空前绝后的事业。其中的大量译注，充分体现了日本学者在鲁迅研究方面取得的独家成果，是中文版注释里没有的内容。参与翻译的学者已大多相继离世，健在的都已高龄。他们是战后跟随竹内好学习“鲁迅”和“中国”的一代，也是通过新时期全集翻译而重新检证“鲁迅”的一代。翻译不仅仅是文字和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是一个消化吸收和反思的过程。这一代人留下的普遍经验是，走出既往的言说，重新确立自己对鲁迅的认知。这个过程也基本与中国的鲁迅再认识相同步。两国学者都在检讨既往对鲁迅的认识，重新思考鲁迅是谁，并回到鲁迅那里去。

三

这里要强调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20年，日本学界的成果体现，主要是此前研究和思考的延续。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活跃的中坚学者，陆续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或整合或完善或再版或引申拓展予以出版，在21世纪鲁迅研究中仍占据显著位置。例如，阿部兼也《鲁迅的仙台时代》（2000），吉田富夫《鲁迅点景》（2000），北冈正子《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2001）、《鲁迅：救亡之梦的去向》（2006）、《探索鲁迅文学之渊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2015），中岛长文《猫头鹰的叫声：鲁迅的近代》（2001）、《中国小说史略考证》（2004），阿部幸夫《鲁迅书简与诗笺》（2002），丸尾常喜、蜂屋邦夫《鲁迅与庄子》（2002），传田章、木山英雄《读鲁迅〈野草〉》（2002），丸山昇《鲁迅·文学·历史》（2004）、《鲁迅与革命文学》（2006，1972年复刻版），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2005，1983年版再版），中井政喜《鲁迅探索》（2006）、《鲁迅后期试探》（2016），代田智明《读解鲁迅——神秘和奇异的10篇小说》（2006），山田敬三《鲁迅：无意识的存在主义》（2008），桧山久雄《鲁迅：与文学的搏斗》（2008），片山智行《鲁迅〈野草〉全释》（2008，1991年版再版）、《孔子与鲁迅》（2015），尾上兼英《鲁迅私论外篇》（2019）皆属此类。

如上所述，反思仍是这个时期研究的特征。山田敬三《鲁迅：无意识的存在主义》力图“在常年与既成的‘鲁迅论’进行搏斗当中，确立新的鲁迅形象”，浅川史《读鲁迅文学》（2010）则“批判性检证竹内好《鲁迅》”，丸川哲史《鲁迅出门》（2014）是对曾经“入门”后的再思考。社会批评家佐高信《鲁迅烈读》（2007）、《鲁迅何以现在？》（2019）和汤山富子《活在现在的鲁迅像》（2016）仍使鲁迅与日本社会现实保持着张力。新的有分量有深度的探讨，也令人瞩目，工藤贵正《鲁迅与西方近代文艺思潮》（2008）、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2011）、秋吉收《鲁迅：野草与杂草》（2016）是这方面的代表。跨语际跨国界，尤其是鲁迅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也可以说，这是日本鲁迅研究的整体特色和优势。“明治”“仙台”“漱石”和“鸥外”成了很多鲁迅研究专著和论文的选题。在这方面，藤井省三著书最多，包括《鲁迅事典》（2002），《新·鲁迅劝学篇》（2003）、《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2011）、《鲁迅与日本文学》（2015）、《鲁迅与绍兴酒》（2018），以及我在2020年底刚刚收到的《鲁迅与世界文学》（2020）。一些中国学者的著述，也包括其中并被视为“日本鲁迅研究”的一部分，如李国栋《鲁迅与漱石的比较文学研究》（2001），潘世圣《鲁迅·明治日本·漱石——关于影响及结构的综合性比较研究》（2002），李冬木《鲁迅精神史探源：“进化”与“国民”》（2019）、《鲁迅精神史探源：个人·狂人·国民性》（2019），以及陆续出现的相关博士论文等［例如陈朝晖（2008），王俊文（2011）］。

就个人的关注范围而言，我更看重日本学界对留学时期鲁迅史实的调查和研究。这是日本学界的长项，也是中国学界的短板。日本学界为了一篇《藤野先生》和为期只有一年半的留学经历，1937—77年的40年间，先后展开4次专项调查，尤其是1973—77年启动的第4次调查，专门组建了有162人参加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动员424名“支援协力者”和36家团体，征集了21名当事人和7家学术机构的资料，集成长达430多页的调查报告《鲁迅在仙台的记录》（1977）。如此集中的大规模调查行动，在人文研究史上是罕见的，在鲁迅研究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21世纪的后继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这份报告的消化吸收乃至再整理再发掘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鲁迅的仙台时代》和东北大学编《鲁迅与仙台：东北大学留学百周年》（2004）这两部著作外，以鲁迅“仙台时代”为主题的论文多达数十篇。与此相对，对“弘文学院”方面的史实调查以北冈正子的成就最见功力，《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可谓继“仙台的记录”之后的又一次调查壮举。而关于离开仙台之后，回到东京从事文艺运动时的文本建构调查，则可以说是难度远远超过一般事实调查的更为深入的内在调查，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后来的“鲁迅”是如何形成的所谓生成机制问题。在这个方面，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中岛长文《鲁迅的近代》皆可谓奠基之作。可惜，包括日译本《鲁迅全集》的“译注”在内，就事实关系而言，上述成果，几乎没被中国学界所吸收。除了《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1982）翻译编入了“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的部分成果外，至少没在目前已知的鲁迅年谱、词典和全集注释当中反映出来。也就是说，日本鲁研界的成果还大抵处在中国鲁研界的知识结构以外，它们被消化吸收进而基于同一事实层面而展开讨论，似乎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四

我个人以精神成长史为线索所做的文本探讨，是在上述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我的基本问题意识是，“鲁迅”究竟读了哪些东西才建构了他的“思想”和“文学”？就文本关联而言，在进化论方面找到了“加藤弘之”和“丘浅次郎”，在国民性问题方面找到了“涩江保”和“芳贺矢一”，以及思想史背景下的“国民性”一词的概念史和词语史，在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方面找到“尼采”“施蒂纳”和“易卜生”。在标志“鲁迅”之诞生的奠基作《狂人日记》的探讨方面，呈现了构成作品两大支柱的“吃人”与“狂人”精神史背景以及与以“果戈里”“高尔基”“安特莱夫”和文艺批评等为标志的“明治俄罗斯文学”之关联。这些探讨，大抵都落实或抵近到作为事实的文本层面以及在此前提下所做出的具有排他性的推断。这些首先使我自己解决了不少困惑，清除了此前关于“早期鲁迅”阐释当中的诸多“悬隔”。

在众多的“东西”之论或“鲁迅与西方”的论述当中，往往会出现长长一串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或文学家的名字，现在也基本可以在诸如“汉译名著”或“外国文学大系”之类中找到对应的译本，将这些译本和鲁迅文本简单地拿过来进行所谓“比较研究”，便是“隔”。因为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没弄清楚，还“悬”在那里，即鲁迅具体面对的是什么文本，其所处的语境是什么。绝大多数关于思想和文学的阐释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干脆不以为是问题。然而也就是从那一刻起，那些论述开始偏离事实本身，而成为杜撰出来的漂移于本体之外的“游荡的话语”。论文越写越多，立论越来越奇伟，构制越来越精湛巧妙，话语也越来越完美，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漂亮等于正确吗？“血管”的位置对吗？我们所谈的还是作为同一个对象的“鲁迅”吗？虽然鲁研当中多有“习见”，然而“‘习见’和‘是’毫无关系”又是谁说的？那些“游荡的话语”正在通过正规的生产途径进入研究体系，从而构成对前人的基本阐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却也无意批评学界，而只是告诫自己不能让那些“游荡的话语”所构成的“积淀”隔断或干扰自己的探索和认知。

的确，“留日时代的鲁迅”事情不少，有的还犹如李白时代的海上“三神山”，“烟波浩渺”得很，哪怕一艘东渡的船都是悬案。年谱和多少种传记都写着“大贞丸乘风破浪”，要不是北冈正子调查，怎么会知道“大贞丸”仅仅是一艘由南京到上海的内河航船，出不了海。真正“乘风破浪”送周树人一行抵达横滨的是“神户丸”。难道愿学界少一点罔顾事实的“强行关联”，多一点实事求是，只是个人的希望吗？

就鲁迅“史实”而言，即使号称“显学”“国学”，现在仍然没有一套可以全文检索的“鲁迅数据”，尽管各种所谓“大数据”已经可以精准地定位到每一个人。北京鲁迅博物馆做了件好事，公布了已经出版的“全集”数据，却仍是残缺的“全集”，并不包括翻译和稽古方面的数据，这意味着在目前的数据系统当中只能与残缺的史实相遇。希望这些能尽快完善起来，以不负“鲁学”之盛名。

学人的本分在于厘清事实，探索未知，从而把未知的、属于非常识的东西变为常识。事实本身会说话。当事实改变思想时，那便是科学。所谓良性的知识生产无非如此。鲁迅研究也是同样。回到事实本身，才是推进鲁迅研究的第一步。任何脱离事实本身的杜撰，哪怕话说得美妙绝伦，也都是有害的。这是今天在此强调“回归鲁迅”之本意。

“憧憬”是周树人留日时期的明治词语，译自德语Sehnsucht，如今已被汉语完全吸收。今人发现其不仅仅是一个词语的创作，而是一种关于理想和未来的思考方式的发明。周树人显然拥有这种思考方式，所以他才会有“引颈方来”“眷念方来”的向往和“吾未绝大望于方来”，“二十世纪之文明，必当深邃庄严”的坚定信念，而到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则是“希望”的悖论式表达，是对“憧憬”的深化。在新冠病毒折磨全人类的现在，回到从前的日常，也可谓一种悖论式的“憧憬”。由此亦可以感悟，“憧憬”不只是向往未来，同时也意味着对初心和现实人生的坚守。回归鲁迅，是因为他是一个这样令人慕望的存在。

2021年元旦于京都紫野

注释：

1 李冬木、「吉林大学での一年」、『中国言語文化研究』第20号、佛教大学中国言語文化研究会、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