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历史与现实，如同天地间一道长流之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她涌流着，汩汩有声，时而潺潺，时而訇訇，或者莺歌燕舞，或者霹雳雷鸣。在变动不居的前行中，承载着无数的人文信息，刻录了多少人生奋斗与磨难的足迹。这应当是宇宙大自然中最生动、最壮丽的景观。

人们从历史景观中一路走来，在前瞻与回望中，流连长途，反思往昔，感慨系之，书之于笔，于是便有了文字的历史，也就有了“历史的文学”。中国小说的诞生，具体时间不可知，据学者考证，当始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马振方：《中国早期小说考辨》，北京大学出版社）。战国时人写周代事，自然是“历史小说”了。通览中国小说史，也可看到，无论魏晋志怪、唐宋传奇，还是明清演义，以所写故事时间而言，“历史小说”是为数不少的，可见其源远流长。

历史小说流传百代，传诵人间，不少巨著佳构，深入人心。如《三国》《水浒》和《基度山伯爵》《巴黎圣母院》这样的文学经典，过去的时间越长，便越是模糊了“历史”与“现实”的分界线，人们只是觉得，作品中的人与事生动地活在读者心中，而失去了厘清哪是“历史”，哪是“现实”的求索欲望。为何如此？答案也许就在这样一句话中：“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信哉斯言。

如果作为时间概念加以观察，“历史”与“现实”是背向的：历史越追溯越远，现实越向前越近。然而由于现实从历史中孕育而来，总是牵连不断而又变化无穷，留给人们无限的人性思考与社会风云变幻、改天换地的理想追求。故而，历史与现实的足迹印记及其关联，是很值得重视的！

“现实主义”一词，作为一个艺术流派术语，最能体现其特色而被公认的是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现实主义的含义主要是艺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表达，要求作家与作品，把“真诚”视为最宝贵的品质。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表明，要如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对待艺术的真诚表达是至关紧要的。

文学的现实主义的道路是宽广而正大的。它包容一切有益于人生的文学品类，包括“网络文学”。“现实主义”的内涵是朴实的，大众化的。也正因如此，“人民文学”才更加符合纯正文学的实质，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正统。无论如何强调文学书写“人性“的重要与“向内转”的高明，文学总是与社会分不开的。文学是人生多社会的产物。文学如果离开了社会现实，完全归之于“性灵”之物，那就不是现实主义，也是不符合文学原理的。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赞扬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创造过程争取美好人生的精神，从来就是历史文学的传统。孟姜女的故事为何流传民间，百代不衰？同样是写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为什么《水浒传》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而《荡寇志》却寂然落魄只能藏在图书馆的角落里，供专家去研究批判？所以如此，是由于作家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历史观造成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评价一部作品优劣的时候，不能只去分析它的“艺术色彩”如何，更要去察看它的“思想性态”如何。否则，文学评论的偏颇与病态将难以避免。

现实主义的“历史文学”，应当具有正确的“历史观”。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任何朝代无不将“人民”视为国家之根基，将“人民利益与命运”视为国家命运之所系。故孟子有“民为贵”之说，管子有“天下为百姓”之论。这样的历史观，要求作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应当是以人民之心为心，这是证乎古今而不悖的。历史文学本身决定了作家“历史观”的重要性。“历史观”在作品中，是作品思想性的核心。在新中国文学历程的初期，曾经批判过“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写作，而正确的认识是，问题不在于帝王将相是否可以写，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写帝王将相。如果对一个大肆屠杀过人民的封建皇帝加以颂扬，对一个残酷镇压革命起义的刽子手肯定他的“文治武功”，塑造他的大儒形象，这样的历史小说，其思想性都是十分可疑的，因为它背离了时代精神，在颂扬封建道德的华章彩绘中，疏离了人民的感情，也疏离了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

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是现实主义历史文学的又一突出特征。当一个作家的思想中孕育并充满了“爱心”的时候，他会以真诚之心来关心大自然，关心养育自己的国家，并由此联想到国家命运与人民命运的血肉关联。由这样的情怀产生的忧患意识，是现实主义的宝贵品格。屈原的《离骚》以其悲壮之笔与瑰丽的想象，写了一个士大夫在楚国陷入危机之际，忧国怀乡，上下求索，与王母相遇，向上帝叩门，寻道问路，追求真理。一个与国家共存亡的悲壮灵魂，彰显于被物欲颠倒了是非的人间。若把《离骚》当做一部意象瑰奇的小说来看，同样是感天地而泣鬼神的。

至于1970年代前后出版的姚雪垠的《李自成》、谷斯范的《新桃花扇》、刘斯奋的《白门柳》、凌力的《星星草》等历史文学作品，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现实主义历史文学的优秀之作。《李自成》以其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体现了现实主义历史文学的强大生命力。《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在于它以革命坚忍不拔的笔触，塑造了李自成生动鲜明的义军领袖形象，描写了封建末世风雨飘摇的社会图象，以及人民力量与封建落后势力拼死搏斗的悲壮与思考。如果抛弃偏见，《李自成》在当代历史小说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历史文学以人民为中心，弘扬爱国主义的这一思想艺术特点，是我国古代文学（包括“传奇”戏剧、章回小说等）的优秀传统。近世以来，域外文学广泛传入中国，西方小说的写作艺术与写作模式为我们所吸收，并逐渐以此为主流，形成“新文学”。这种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学艺术的交流融通是十分正常的、有益的。所谓“新”与“旧”，只是由于时间与地域因素产生的一种不同感觉，而文学的实质——反映社会人生的艺术功能是不会改变的。饶宗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赵氏孤儿》一剧之西传，于欧陆震撼尤大。若《风月锦囊》杂剧一类书，久已由传教士携至西班牙，汉土小说竟获歌德、席勒辈之青眼……”（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篇·饶宗颐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的古代小说能受到西方文学大师歌德、席勒的尊崇，而我们自己有什么道理将文化传统一笔勾销，“刷新”了事呢？

文学是社会的风雨表，是人类良知的真诚表达。只要文学将历史与现实的土壤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的生命力便会同江山永在，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