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一名成长于东北小城的女性读者，阅读《柔情史》时感到又熟悉又陌生。有时如在静夜中揽镜自照，幽蓝的皮囊扭杂着欲望和痛楚，有时则像吃了夹生的米饭，几分囫囵难咽。在笔者看来，《柔情史》并非具备完全意义上“史”的广博和深邃，它更像一部余歌未尽的“私人史”，作家鼓起勇气探索女性身体里的密码，笔力之敏锐，甚至探触到某些女性自身都难以言明的晦暗情思。在女老板和小职员的“桃色事件”这一略显尴尬暧昧的外壳里，是一个女人直白得让人心疼的隐秘心事，其徘徊于理想和现实之中寻找自我却最终失败，长久地迷失。然而，这个滞身于多重矛盾中的女人，激起共情的同时，也折射出一种属于男性的“看”，自我探索的双脚需要一副“拐杖”，行走的支点在身体之外。或许可以说，《柔情史》关于一个“城边女人的梦与思”，坦荡的笔是光透进被歪曲、鄙视的“欲”和“罪”，“柔情”裹缠于淫糜的“梦与思”之上，可怜可爱。但与此同时，这“光”与“柔情”没能真正走出城边之上的几尺天空，“城市边缘”使故事得以具备戏剧冲突的要素，也是枷锁锁住了作家关于世界更多的、新的感受和体验，女性似乎只有“被欣赏”才能自我欣赏，而这一行为，在男性作家笔下，难免让人揣测一二。

一、迷失在爱与性之间

王玉梅与白羽的纠缠是作品的主线，作家细腻地探索了在爱与性之间的女性情绪。

初识阶段，白羽首先符合王玉梅的性想象，年轻、帅气，特别是青草味的清爽，统统钻进她寂寞的被窝。“王玉梅举着它（蜡烛），感觉就像看着一个水漂烛，亮处在这个大男孩的手上和一侧脸边，而她整个则隐在暗处，隐在水里。”一个长年压抑性欲又自卑的女人，“偷窥”是王玉梅“看”的方式，无处安放的欲望投射在白羽身上，他甚至像一团丢了实感的朦胧的影。但偏是这种含蓄和端庄，相比于娇俏外放的小艳，就像“一个幽深莫测神秘未知的洞穴”，成就了女人不动声色的诱惑。

作家故意给二人的推举拉扯设置了一层层有形或无形的界限，是“门”，是“老板”和“职员”的身份差距，是小城的风言风语，更是王玉梅内心深处与“欲”相争共存的“惧”，绝大多数女性在“性”面前有着无从回避的耻感。但这些界限被一次次地模糊掉，以“气味”作引。“气味”穿针引线，是欲盖弥彰的情欲的触角。第一场性事初融界限，此时的王玉梅，身体和精神的残疾均被解放，性爱赐予她久违的自由和自我认可。王玉梅的性欲在对白羽天然的渴望之上，还有一层自我救赎的冲动，“她不想很快就失去他，她已经没有本钱再失去”，所以二人间的性事并非一夜绮思，而附着一些粘滞、沉重的期待和算计。当“性”中缠绕了通向未来的心思，女人似乎总愿意在野蛮的掠夺和攻占中挽留一点“柔情”。作家的高明之处，即在于准确生动地探进女人在理想的性爱背后婉转复杂的情思，在老街凄迷的灯火中间，王玉梅揣度着与白羽一夜欢情之后的明天，痴缠的种子种在了夜色中。

彼此一次次理想的占有和抚慰催“性”至浓，性到浓处女人的母性占了上风，“我的天啊，我的小孩……他就像一个刚刚从子宫里诞生出来的婴儿，安卧在她身旁，如同安卧在母亲身旁……”女人此时仿佛生出柔软的铠甲，情欲荡漾在温柔的胸乳，男女间的欲一旦糅进女人出自母性的保护欲和占有欲，“爱”便悄然滋蔓。“爱”生依赖，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性”，但“残疾”的王玉梅唯恐留不住“自由”的白羽，“她这种幸福”，和那些因爱交付软肋的女人一样，“是一种空落落极不踏实的幸福。”于是，患得患失的“爱”为了重寻可羁绊的“实感”，催生了更激烈的疯狂，此前在“性”中获得的自由变相成理想的魔镜，映照出偏激的幻梦。在“性”中找到的自我，又因“爱”迷失，“她只恨自己，恨自己现在这样，而不是想象中那样”。深陷“爱”里，女人控制不住地自卑，谄媚，迎合，以更极端的“性”缓解求“爱”不得的苦，欲望跃出身体却变成重负“吓跑”了热爱自由的男人。女人愈求愈远，忍无可忍，最终，心上长出吸食一切的黑洞，以共死求永恒平等的“占有”。“爱与性”拧成一股闪着圣光的绞绳，同洁同污，同生同毁，极乐极痛。王玉梅或是个略为夸张的代表，残疾和多年的压抑令她长久地亏空，一旦感到睫毛划过皮肤的痒，就卷起一股战栗的浪。但在爱与性之间，她也是千千万万女人真实或臆想的情绪缩影——试图做一个摆渡人，却被乱流带向无边无际的深海。

王玉梅最终没能下手杀死白宇，理由是“不想再背负第二条人命”，看起来浮士德向魔鬼要回了灵魂。但作家对结尾的处理颇值得玩味，迷失的王玉梅从法藏寺回来后，仿佛放下了一切，“仿佛整个人都变了，变得仿佛透明了一样，从内而外。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静，静得就像一汪水，很深，很清澈，是剔除了烟火气的那种静和安详。”然而，作家似乎不愿她就此遁去空空之境，非要燃起一把火，以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结束一段纠缠，留下不可言说的灰烬。白羽或伤或死都将是王玉梅精神上的又一次重创，未愈合的伤口再被刺穿，“残疾”是宿命般难消的疤痕。

回溯一切的开始，王玉梅和白宇的相遇只是蝴蝶轻振了一下翅膀，却引发女人体内的一场龙卷风，“爱与性”失衡，旋转移位，界限模糊。

二、迷失在香与臭之间

爱与性的矛盾是女人在两性关系中的迷失，香与臭的纠葛则对应同样复杂的同性关系，私以为后者与前者互为因果。

“逐香”是王玉梅锲而不舍的自我斗争。她对整洁、干净近乎病态地追求，“她开始洗，窗帘、被罩、床单、枕巾、枕套等等，最后连被瓤和枕芯都洗了”，清洁是一场关乎重生的洗礼，从“只属于夜晚属于她自己的地方开始，完全彻底地干净一次。”王玉梅似乎是成功了，离开了令人作呕的大垃圾场，成为芬芳文化用品商店的女老板，体面又干净。但实际上，“臭”是如影随形的一把枪，她无时不刻担心着被一枪毙命。“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她披头散发地萎在墙角，一下紧似一下地吸溜着鼻子，然后就彻底呆住了，那异味越来越浓越来越浓了，是那种让她害怕极了，以为早已消失掉，从垃圾里散发出来的臭味儿。”于王玉梅，香与臭的界限总是模糊的。

究其原因，笔者以为，在于王玉梅始终无法摆脱对母亲的厌恶，“这个体态臃肿、邋里邋遢；这个粗枝大叶、蓬头垢面的女人，这个弄脏了一切又弄残了她一条腿的女人，她就像一个令人讨厌，恶心的臭垃圾箱，一个让她无法选择无法逃避的长长的噩梦。”母亲是子女最初的生命样板，主动的割裂导致强烈的自我厌弃，寻找自我成为永恒的课题。因此即便她疯狂求“香”，也如同断线的风筝飘荡在偌大的天空，赐予她自由的风也是无处不在操控她的线，飞翔的姿势更像一只无头苍蝇。她曾落脚在白羽身上，但性爱并不能从内而外地洗涤灵魂的伤口，被赞美的“香”更像外界的恩赐，主动寻觅、打开自我的激情在最烈时突然怔忡，王玉梅重又复归到无所适从的梦魇中去，“看到了吧，那个声音说，人就是这个样子，半疯半魔，半邪半恶，半畜半兽，半人半鬼。连脸都不要，还有什么体面和干净？说罢，朝着她就把一个大垃圾箱铺天盖地倒扣下来……”性爱只是一味治标不治本的药。

似乎只有“逐臭”才能代表王玉梅对自身真正的接受，她的确做出过努力，尽管有如生硬的表演，但戾气的言语里有心事被戳破的尴尬，“难道在自己面前，就只有一条跟老太太走的同样的路了吗？”王玉梅依旧是排斥的，她却意识到母女间天然的联结无从回避。预感在母亲近乎惨烈的去世后达到顶峰，“她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味儿，仿佛一股巨大的气流从脚下盘旋升起，……就像一个神秘而又不安的影子，朝着两只黑魆魆的大垃圾箱飘去……”此时，是整篇故事里王玉梅第一次彻底地“摆脱”拐杖，第一次身轻如燕地“行走”，走向母亲，获得短暂却极度放松、雀跃、安全的自由。只是，无论王玉梅愧疚几何，她与母亲间始终是一场得不到原谅的决裂，这是最为悲壮痛苦的“解脱”，代价是事与愿违的“惩罚”——尽管藏起污渍斑斑的拐杖，也掩盖不了“臭”的源头，她残疾的那条腿，一直踩在垃圾堆里。

在一些文本细节中，作家还有意将“女人”与生养万物的大地联系起来，渗透着对“母性”的迷恋。“母亲”是生而为人的根，或是作家有意为之，王玉梅的腿疾恰使她失去一条与大地联结的血脉，就连开篇的老残柳，似乎也具备双重隐喻。又老又丑、被砍断很多根须的老残柳让王玉梅感到同病相怜，有意味的是老残柳呈一种保护的姿态遮掩着芬芳文化用品店，就像鸟的羽翼遮盖着脆弱的窝巢。小屋里的王玉梅爱欲绮糜，树下的王玉梅却“仿佛听到一种深埋日久却永难逝去的声音”，过往与未来汇聚于此，模糊的声音有了答案。这难道不是王玉梅内心深处冥冥的期待吗？是否早在无意间，她已受其“生命之根”的安抚和点化却不自知呢？可惜，被“香与臭”逼得无所适从的王玉梅，一直挣扎在“失根”的迷茫中，没有找到它。

三、迷失在钱与命之间

“城边”是一切故事发生的背景，爱与性、香与臭的矛盾都起于王玉梅与周遭环境的冲突，甚至“城边”本身就是一条暧昧不清的界限，割裂着城与乡不同的视野和文明。在这撕裂的地带，种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最终都指向生活本身，指向钱与命。王玉梅所代表的城市边缘人的尴尬境地，是无法在“个人尊严”和“永恒的交易与算计”中找到平衡，“钱”换不来真正的体面和自由。

城边环境的恶劣，刻进王玉梅最初的生命底色。生在哪儿是“命”，但邻里的鄙视、唾弃乃至谩骂则是被动承受的耻辱。“她们用最恶毒的话咒骂这些害人的玩意”，“脸色铁青地骂女人是大粪池里的石头，连大粪池里的石头都不如，简直就是大粪！这院子整个就是一个粪坑！”王玉梅的恨在这片肮脏混乱中蛇一样吐着信子，“她好像从四五岁开始就能真真切切地体会出——害臊、羞耻、无地自容这些词的含义。是从别人的眼神和话里懂得的。”更何况她“后天”残疾，扎偏了针是“命”，却仿佛一场黑色幽默揭开生存环境的荒诞。如此，王玉梅“过分”的清高和疯狂的逃离也不算矫饰，“自尊”是必然的自我保护和珍视。与乡下男人许强交往前夕，王玉梅已然意识到不完整的自己是一块被算计衡量的筹码，于是更为自洁，端出甚至有些伤人的矜持。“命”此时于她是立于世的骨，冬梅傲雪，人如其名。

可“命”，并不总是为人所令。许强和小黄毛误打误撞的背叛再一次扯开生活的遮羞布，怒和妒针一样扎向王玉梅心里最脆弱的角落，血水上涌让她尝到生活的苦。一个残疾的女人加上一栋房子的价值，也不一定比得上一个健全人，只有“钱”能赐予糟糕的世界一点浪漫。“钱”是依靠，是腿，是将来的尊严。与许许多多勉励喘息的城市边缘人一样，王玉梅用“钱”买“命”，芬芳文化用品店的成功经营最能体现她的坚持，精巧的装潢处处匠心，又洁又雅。但王玉梅并未因此满足，“饱暖思淫欲”，“钱”再度敲响内心的空寂，老生常谈的发展。

新意在于王玉梅与白羽的关系，为什么有了“钱”，王玉梅仍然抓不住自己的“命”？答案看似很简单，我们可以任性地说：“因为还不够有钱！”的确，王玉梅的钱不够织出金羽翼让她自在穿行于繁华路里，可这断言属实傲慢，看不到她的难，“这年头啥都在涨，小到柴米油盐，婚丧嫁娶，大到地皮楼盘，钱赚慢了等于没赚。”王玉梅本就是一个“残疾”人，又是“捡垃圾的”女儿，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下她没有更强悍的赚钱能力。因“命”赚“钱”，“钱”却救不了“命”。其实王玉梅足够清醒，她知道自己“永远比别人慢半拍”，只是“恶意”若只来自体外，那还能硬碰硬地鼓起肩膀，可一旦发现内里腐坏，勇猛和刚烈就是碳做的花架子。“钱”与“命”无休止的争端在王玉梅身上留下无法愈合的伤口，这对一直唯恐失洁的她来说，更是颠覆性的打击。她仅有的一点浪漫都寄托在白羽身上，但得到性，却得不到爱，还失去了曾最为珍视的脸面。“无根”的自由也不是真的自由，在一次充满希望的自我清洁中，“她感觉已经迈出了右脚，下一步便是左脚，可她却没能迈开它”，像一只“弄折了翅膀的大鸟一样，朝前扑去。”水流出来，如颜料，实是泥沼，是王玉梅拔不出脚的死循环。

借助“钱”的力量与“命”抗争的王玉梅，最终不仅失去了赚钱的欢欣，也看清了“命”的卑微。她去法藏寺自救，归来后又烧起一把宿命般的火，何去何从？就算看淡情爱，看轻面子，她就真的能走出城边，大方地走进富丽堂皇的“喜来登”吗？她不愿做芬芳笼子里的鸟儿，可开了笼，她又能飞去哪里呢？那些许许多多和王玉梅一样的城市边缘人，那些不同因却同果的伤口，何时才能痊愈呢？

尽管远方有光也有诗，但被命运戏弄的“城边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还要走很远。

四、“又见”一帘幽梦

《柔情史》的故事逻辑是自洽的，王玉梅内与外的双重迷失情绪是整篇故事起承转合的推手，以“城边”为背景，梦幻交织现实，大胆但细腻，无理却合情，一个稍显“老套”的故事生出新意。可以一个女人为绝对主角，探寻女性隐秘情绪的书写，在关于“女性”的讨论敏感又火热的当下，总期待更复杂深邃的文本出现。笔者带着这种略为“苛求”的眼光再读文本，感到几处观念上的冲突和不适，新锐的尝试似乎再度走向可预感的结局，“城边”女人的梦与思仍旧是熟悉的配方。但笔者并非也无意脱离文本作“社会学”上空而泛的强词，只想提出故事进程中几处或有失调的叙述和动机，以供探讨。

《柔情史》全篇采用故事中人物视角叙述，可无论以男性亦或女性角色的口吻，都表现出略有冒犯的男性的“刻板”态度。白羽初遇王玉梅时，恰逢张目向王玉梅讲桃色新闻，“他觉得两个女人背地里要是一块儿玩起粗口，或说起黄段子来，一点儿不亚于男的，甚至远远胜过男的；另一方面，她们要是在背地里琢磨起男的来，不光能把男的给琢磨透，没准儿还能把男的给琢磨死，甚至让他们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联系下文对王玉梅“不搭腔”的欣赏，指向的“思”是对温婉和顺的传统女性形象的赞美和想象，但更不适的并非内容，而是那几分鄙夷、傲慢的语气。“所有男人都是嫖客，却没有女人愿做妓女”，“男人本身不过就是一架破播种机，而女人则是一片芳草地”，这些描述里有对女人的同情和尊重，但本质是“征服”与“被征服”的逻辑。男人是自由的鸟，女人则是等待鸟儿临幸的大地。王玉梅被邻家男人嗅遍身体的情节也被赐予绮糜的美感，女孩不自知的、主动的“诱惑”掩盖了男人“侵犯”的卑劣，丑陋的汤匙在鲜美的汤汁中旋转，熬出色泽动人的欲与罪，时隔多年，王玉梅竟仍品其味。

女性对男性的评价也透着对男性思维的“迎合”。王玉梅的闺蜜张目更早地看清“城边”女人的处境，“妈的，（男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男的都现实，结过婚的更是”，可直白的愤怒在张目“杀死情人又自杀”后悲哀得惹人发笑，怒斥“猎手”自己却是最可怜的网中鸟。张目看似与王玉梅形成对比，实际是其镜像。只是王玉梅的“自卑”动机充足，张目则是一个不算饱满的功能性人物，仿佛王玉梅眼中挥之不去的暗影，共同完成有关“迷失”的单向度的强调，她本能拥有更多选择，并非所有女人都将飘零在爱欲之海。所以，服务于故事情境的张目同时失去了复杂性，增强了戏剧感却少了新意。妹妹小黄毛的结局也没能走出窠臼。小黄毛与王玉梅完全相反，悲壮地、孤注一掷地大胆追爱，尽管最终没能挣脱大环境的锁链，也洋溢着“戴着镣铐跳舞”的痛与美。与许强的交合却让人又感困惑：为什么小黄毛掀开许强的被子后，“竟连一点儿反抗的意识都没有”？“两腿一软先坐在床边，不到一秒钟，全身就像筛糠似的抖作一团，然后就像一堆沙子似的堆了下来”？这是否隐含着对原始的男性力量的崇拜？不美却勇敢，能独立养活自己的女人，为什么不能成为第二个“简爱”？

在《柔情史》目前设定的框架下，或许这三个女人的处境都可以“大环境”中不自知的牺牲品作解，但笔者不禁期待，作家是否可以赋予笔下的一个人物以不同的“思”，让她的“梦”做得再大一点？能否大胆地囊括更多的素材，塑造更复杂的情节变化，拓宽故事环境，构建不同的结局走向？这并非提倡饮一碗空洞无物的励志鸡汤，而是鼓励更大气宽广的写作格局。“自我迷失”可能是每个人必经的生命阶段，“重建自我”也是人生必修课，那么过程的顺遂与结果的幸福与否只是表象，关键在于借以修复的力量来自体内还是体外，是釜底抽薪还是扬汤止沸，是历经沧桑后的通彻还是镇定剂下的平和。从这个角度来说，《柔情史》戛然而止的结局同时也可以是意蕴深厚、无限可能的开始，暗蓄着女性在人生的征途中内在觉醒的力量。再进一步，也是希望，在未来书写女性的文学作品中，读者能看到更包容、更具同情的视角。

故而，笔者以为，作家以具有先锋意识的笔法回归到传统的中式审美，但“城边”以外的天空“喧哗与骚动”更盛，在“爱”与“死”之间进入一个故事，文学应超越现实，具有“大能”。因此，就《柔情史》而言，“柔情”是砂石上明亮的风，吹向过去，也要吹向未来。在通向人性深处的路上，这个“城边”女人的代言，还需要时间变得更加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