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同的地域成长着不同的文学文本和特定的文学生态，从不同侧面展示着整个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近年来，东莞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和代表性的作家。诸多作品频频进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重要文学期刊，引起全国文坛的瞩目。东莞作家王十月、曾小春、陈启文、曾明了、詹谷丰、塞壬、丁燕、陈玺、阿薇木依萝、陈崇正、寒郁等陆续密集地获得许多有分量的文学奖项，众多作品入选《小说选刊》等上百种选刊选本，多人多次入选各种文学年度排行榜。此外，王十月的《国家订单》《无碑》，曾明了的《百年莞香》，王虹虹的《斗龙战士》等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陈玺的长篇小说《一抹沧桑》《塬上童年》先后在北京举行作品研讨会。陈启文、詹文格、丁燕等作家的作品先后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创作扶持项目。在文学评论方面，出现了田根胜、黄忠顺、柳冬妩、胡磊、袁敦卫等一批面向文学现场的评论家，在《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评论文章，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在国内文学界形成了广为关注的“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长安文学现象”“桥头文学模式”等文学效应。于是有评论家认为，东莞文学的崛起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

东莞是世界制造业名城，是著名的“打工之都”，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典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精彩缩影。城市外来人口逾千万，各色人等杂糅相处，文学题材与艺术样式呈现多样化。随着社会的深入转型与急剧嬗变，东莞的社会生活现实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出现了很多城乡叙事未曾涉及的新事物和新现象，这是当下东莞题材创作的机遇，也是难题与挑战。对于东莞本土作家而言，相比于内地乡土的变迁，东莞本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尤其具有代表性和中国特色，东莞城乡是这四十年中国经验的现场。对它的文学描写，也因此天生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这又是东莞本土作家的一个天然优势。其中，有诸多反映时代演进和社会变迁的作品引起较大反响，也持续推动了东莞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著名评论家雷达说：“我想强调的感受是，不要小看东莞文学，我到东莞来，有一个观察过程，我觉得东莞的文学创作力量并不弱，把它放在全国的地级市里比较，它是一个‘文学大市’。这不仅因为东莞的全国作协会员不少，还因为，东莞的作者近几年创作成绩比较突出，有些作品在全国大刊或某些重要奖项上获了奖，已经产生了较大反响。就像东莞这个城市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新元素一样，东莞的文学也具有时代性，丰富性，包容性，流动性，年轻化等等特点。”随着东莞文学创作的繁荣，地域写作意识的觉醒，以及作家作品及其现象研究的深入，东莞文学自身的独特价值在逐渐确立。在某种意义上，东莞文学的崛起正是中国文学崛起的鲜活标本，具有某种代表性意义。在个案意义上，东莞文学叙事及其研究对中国地域文学研究具有普适性价值，不仅是对东莞文学现象的梳理和总结，也是中国地域文学研究深化的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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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中的湾区叙事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作为一个政治修辞出现后，在文学领域关于这一地域的写作更加具体化。东莞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上的一个重要区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沿海”“地方”“大湾区”等构成了东莞文学的经典主题，具有其独特的美学风貌和地域特征。东莞作家的文本叙事带有鲜明的湾区特征和人文痕迹，折射出浓郁的地域意识和湾区精神，彰显了这些作家身处沿海湾区独特的文化身份和生活体验。

在现实境遇的叙事维度上，文学叙事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文学观照来构筑文学的现实和现实的文学。胡海洋的长篇小说《太阳转身》，以主人公卓逸之的人生遭遇为叙事背景，折射千千万万南下打工谋生者的多维面孔与社会群像，反映社会关系变革和城乡裂变中各色人等的时代命运，是后改革时代湾区社会生活的还原叙写与经典叙事。蓄势待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处于地球的北回归线以南，就是太阳转身的地方。小说中海河市原型就是东莞市的化身，是大湾区许多城市的缩影。小说写到了莞香、龙舟、荔枝、早茶、粤菜等许多岭南地域的文化符号和风土人情，也写到虎门销烟、大逃港，三来一补等东莞历史事件，用东莞故事讲述映照中国社会演进变革。“太阳转身”作为小说的文学命名极具象征意味，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哲学命题。暨南大学教授、评论家贺仲明认为：“小说叙写各类人物的生活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莞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作品通过个人的心路历程折射了东莞城市的发展历史，将个人与时代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评论家柳冬妩看来，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首部东莞改革开放的百科全书，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场景；是一部新时代新移民的个人生活史、迁徙史、经验史、情感史、心灵史、精神史，是一部南下文人的精神备忘录；是粤港澳大湾区崛起的一部史诗，具有非常重要的当下意义；是一部粤味十足的岭南都市传奇，丰富和刷新了岭南书写的文学传统；是一部语言生猛扎扎跳、人物形象生动、艺术手法高超的长篇小说，是一部叙事方式与文学风格都别具一格的新异之作。”

新世纪的中国地域文学，在叙事经验和叙事视野上，本身就是人类现代性场景和现代经验的重要组成，成为文学叙事和想象的一部分。朱榜明、赵江的长篇小说《东江向东方》，以东莞改革开放题材为叙事视野，展现以莲湖湾为代表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呈现的新型社会图景和社会关系。文本塑造了数目众多的人物形象，面对征地拆迁的大举措，政府官员与基层百姓、行政干部与高知分子、既得利益与长远目标、家庭纠纷与信仰冲突等各种矛盾层层凸显。其中既有上下属之间对政策理解的支持和抵牾，也有对权力运行的博弈和利用；有政府与民众之间认识不同的观念分野和利益调整与斗争；也有亲朋之间的同袍之谊和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易等等。文本中的许多人物都充满了矛盾和困惑，里面有很多混沌不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纠缠在一起的就是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之间的较量。这一较量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几个人物性格冲突的过程，而是真正触及社会经济结构与习俗规范的革新过程，是伴随生产关系与各阶层各群体利益重新调整而使整个传统价值观念受到猛烈冲击逐渐蜕变更新的过程，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城市化背景下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活现场。而这些现实的情节和真实的叙写，与现实社会的改革实践形成互动的言说关系，从特质上看更接近于改革开放进程中东莞的生活情状和精神征象。在文本中，“东江”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空间概念；“东方”代表的是一种方向，是一种象征，以此对时代价值观念进行隐喻式的描写，隐藏着一以贯之的对现代变革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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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现场中的底层叙事

文明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每个人都会关注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20世纪80年代的打工热潮带来了广东文学的繁荣与复兴，而真正使东莞文学开始走向繁盛的是与“东莞制造”步履共振的打工文学，东莞成为国内打工文学的重镇；就东莞的具体作家作品来说，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想象，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如果说早期更多的是“问题意识”，如今不少作家不仅关注底层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关注底层人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处境，这是一种深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王十月、丁燕、塞壬、阿薇木依萝、寒郁等。东莞作家不单关注某一社会问题，而且力图在宏大背景上呈现对底层、社会和时代的看法，具有当下性和先锋性的探索特征，作品的锋芒直指现实生活的更深处而不再是投向小情感的私密和泄愤。应该说，这一发展态势是东莞文学走向成熟的理性征兆。

当底层书写重复挑战人们的审美极限，当主流文学喜好显露精英主义的颐指气使时，王十月用真实的在场叙事传达着他对底层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他写作上的叙事向度，始终纠结于城乡两地的经验维度，“打工”始终成为他文学谱系中常见的精神符码和象征意象，也指呈了他的写作具有自己的意义。他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跳出了打工文学以前的局限，从单纯叙写生存之艰与内心之痛，开始转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表现个人力量在遭遇时代危机时对自己命运把握的无能为力。王十月站在对打工者理解和同情的立场上，书写打工者群体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他在直面现实、再现尖锐矛盾的同时，试图进行某种调和，将劳资纠纷消弭于无形，这是一种对以往打工叙事的颠覆，它以全球性的视野，对中国打工者的背景因素贯穿着一种总体性的把握。他的另一以打工生活经历为基本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无碑》，以极其犀利的笔触探入到了底层社会的细微之处，在呈现人性复杂层面的基础上，成功地塑造了老乌、李钟、黄叔等若干具有鲜明性格特征和鲜活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小说从表层意义上看讲述的是一个打工者近二十年的打工生活经历，但实际上叙写的是珠三角一个村庄由农业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的历史变迁，是一部超越了普通底层叙事具有广阔历史内容和深邃思考的大气沉重之作，一部难得的真实展现大湾区社会发展变化图景的优秀作品。

底层主义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一时成为东莞地域文学写作的模本。时至今日，这一创作趋势有延续也有新变。除此之外，与底层叙事模式急剧转型具有同等意义的、另一个同样涉及面甚广、关乎人性及其灵魂深处冲突的“新生代农民工”图景正愈发凸现出来，成为湾区都市草根书写的新焦点。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文学叙事来关注他们生活空间的矛盾冲突及其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目标。作家丁燕的小说及其非虚构文本，正是这一写作主题最直接最原生态的呈现。在丁燕的笔下，都市成为现代人性的试验场，她的长篇小说《工厂爱情》中的主人公向南方，叛逆、反抗、逃离、流浪、猜忌、情杀……他们充满生命的冲动、生长与进取，带着强烈的进城意愿，试图彻底改变命运。然而现实的规约使他们只能带着体制的羁绊，怀着最朴素的野心进行打拼。他们中有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有人权觉醒，有新的视野和现代资讯管道，他们开始反抗制度化歧视，懂得维护自身权益，但又因种种现实羁绊长年在被剥夺感、挫败感中煎熬着、无奈着也憧憬着。他们是一个自然生命，身体、爱与性、被挤压的生存空间中的暴力挣扎，往往成为他们生命展示的主要场域。丁燕的作品以零距离鲜活的现实描述、深广痛切的人文情怀以及灵动多姿的艺术笔触，表现了新生态打工群体的人生状态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追求，侧重揭示的是新生态打工群体进城后的生命展示。她的小说文本在为这一底层经验平添新的叙事向度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着底层写作对现实的想象性建构和文学诉求下的社会性对话。从这一意义上讲，丁燕的“工厂三部曲”既是对传统底层写作新的拓展，也是对新都市小说现实性写作的探索与延伸。

底层问题持续发酵，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打工文学是底层写作的一个特殊文本，具有区域性和身份性特征，在自身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共时性地阐释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文学想象来关注他们生活空间的矛盾冲突及其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目标。王十月、丁燕等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都市的诸不顺遂增殖了距离，也无限扩张着打工人群欲望的深度。解构城乡人群捉摸不透的密码就要深入到城乡的底层和源头，追溯这一文化空间形成的话语机制、身份处境和心理惯性，为城乡社会的叙事与想象留下旁敲侧击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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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分割中的城乡叙事

城乡中国是复杂的时代精神的产物，在一个关于新的民族国家的想象中，它成为一种此在，而且是一个浸染着城乡记忆的此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新文学一个重要的支撑性结构，它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并存。文学从乡土叙事开始。我们更多的是从农村的角度想象中国。李敬泽说：“对于农村的经验太强大，太丰富，对于中国作家而言，是好处，也是坏处。好处在于这种对于农村的把握十分轻易就有了，仿佛有无数双手在代你写出来；坏处在于如今的农村和以前的农村已经存在相当的偏差，如何纠正这种偏差，这时候强大的经验又会成为一种负担，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反而看不见眼前充实的景象。”

农村与城市的对比和冲突，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中心焦虑。农村和城市成为彼此的参照。城乡冲突中的人性考察是当下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陈玺的长篇小说《一抹沧桑》叙写了时代变迁中各种乡村人物的变化及乡土中国的精神嬗变。他将自己的真实经历糅入了小说，深挖乡土中的文化资源，以立体交叉透视的方式，在新的时代以新的生活经验去回望历史，立足还原历史的真相。小说塑造了陈老五、马九、智亮、麻娃等几个真实而又具有独创意义的农民形象，他们的隐忍、勤劳、善良，代表了中国百姓群像及其原生态生命底色，体现了中国农民朴素的命运认知。小说从某种意义上也传达了社会转型诱惑下乡土中国剩余的淳朴和真情，也暴露出乡土文化的本能与局限，以及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我们在其文本中发现忠实现场与还原民间叙事智慧的同时，也分明感受到其基于城乡冲突中难以排遣的情感困境。邱华栋认为，“陈玺人在广东，心在陕西。但是，这客观上又丰富了广东文学的当代传统，补了广东文学的短板，变成了广东文学的一个新传统。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再回头来看我们走过的路时，我们看到了在那些历史关头艰难的时代转身，而时代背景下的那些小人物也在非常壮丽地激越地努力生活着。”吴义勤认为：“《一抹沧桑》是一部有关乡愁厚重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着非常真切的生活经验，对渭北平原农耕生活、乡土生活的呈现，体现了一个作家对故土的热爱与真情。小说保持了原生态和原汁原味的品位，都是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经验和细节，保留了生活本身的光芒，把大历史和小生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解放到改革这个历史转折中，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痕迹、印痕划了出来，对中国农民的生存图景有一个集中地呈现。”雷达评价说：“这部近八十万字的长篇是作者回望故乡，回忆、深思生存状态和对农耕文化细节的珍贵记录，是农民与土地血缘关系的真实写照，讴歌了农民的勤劳，重新认识了中国农民和故乡。”

黄德海认为：“《一抹沧桑》恢复了一种乡土叙事的活力，小说的优势恰好是在出色地处理好生活跟人的关系。小说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角，就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就是人跟大地、民俗、事物等生活在一起理想的东西，这个理想的东西可以用来比照我们现在略显破败的乡村，我觉得这提供了一个对照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正如哈贝玛斯所言，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是一个乡村城市化和被迫不断丧失自我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城市与乡村、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分化逐渐加深，裂痕无法掩盖，城乡共识破裂。这样的缝隙为文学的生存提供了大显身手的空间。而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阐释当下城乡的这一本质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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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常我们认为地域性是一个空间概念。常识告诉我们，文学不是由地域划分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东莞文学，作为中国地域文学的一个饶有意味的范本，与国内主流文学一道于自成一格中进行着自我涤荡、整饬与嬗变。东莞作家作品贯穿着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现实思考，事实上负载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挫折与骄傲、抗拒与融合、反思与奋进的种种独特经验，刻录着现代化进程的精神轨迹，隐喻着中国城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东莞的城市化和改革开放四十年进程与东莞文学四十年的运行轨迹，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叙事版本而已。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隐喻，当代东莞文学事实上已与当代东莞社会生活建立了一种对应性同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文学文本的生产与传播演变为一种对话和印证。因此，上述作家作品中的地域场境、文化元素和叙事意象，不仅是一种文学内容，而是一种社会性集体记忆。这一历程作为改革实践者生命体验和社会变迁的生动显露，构建了当代中国的城乡发展史和社会流变史。因此，对这一宏大而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整体叙事与深度阐释，既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形象认识，也是在后改革后工业化时代对城乡社会命运的积极思考。

当代文学的精神地图日渐清晰，地域文学研究日趋活跃。东莞的地域文化是构成东莞文学叙事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东莞作为外来移民的重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区域性发展的一个标本，具有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文化进程同步发展的当下性、时代性、典型性和文学对话性。在地域文化分析的层面上，通过对东莞文学的文化审视，可以挖掘地域文学许多有价值的因子特征，揭示当代文学发展与中国当代文化进程的互动关系，因而在凸显地域文学自身色彩的同时，也指呈了它对当代文学的标本意义和当代文化的全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