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努力构筑出的文字世界正在现实的劲风中如芦苇一般晃荡。

它在变形、失真，看上去绵软、疲沓。它是我的掩体，像是蜗牛背负着的软壳，可以承接我的全部重量，而它又是那么脆弱，似乎除我自身之外，并不对他者构成任何价值或意义，因而它显得那样空荡。

于是我需要一遍遍地发声：皇帝真的穿着一件衣服，而且这件衣服于他而言是合身的。而这话听起来是可笑的。我本不打算为自己辩护。那么接下来，我是否还要继续敲敲打打地将这个世界构筑下去，并且将它牢牢钉在地面上呢？

这样的疑虑令我的世界开始震荡。我曾尝试着进行安全限度之内的写作，而这种自我规训很快使我厌恶。在我心中，一道声音涌起，在小声抗辩：我并不认为一种稳健和牢固的事物可以承载更多东西。

它在漂浮，在游离，它从我手中升起，我近乎抓不住它。

在这样一个不断摇晃和变形的世界中，海城可以是任何城市，水晶可以是任何美丽，垃圾场可以藏掩任何罪恶。都市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充满了光鲜和蜃景，背后却是龃龉和残破。人们的肉身行走在新城空间之内，信仰、乡愁这类精神游丝却在旧城的废墟之上浮游，被彷徨和迷思笼罩着的人们，开始寻找和回望。

而这一切并非毫无来由。在看似沉实的主题下，它依旧是私人化的，在我的记忆中漫漶着。七月份时，我路过“海城”，街道拥挤，摩的风驰，出租车司机在扬尘漫天的路上摇落车窗，向我抱怨虚高的楼价和萎缩的收入。路边，地产商的挖掘机正在新城的广袤土地上奔跑，代替牛羊低头啃噬。远处，一尘不染的崭新楼盘拔地而升。两下对比，折射出一种虚幻的现代化光景。

一些往事随之涌来。上小学之前，我的夏日时光几乎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在城郊的村镇上，两间平房，水泥地，驳黄墙面。黄昏时分我曾爬上房顶的瓦檐，看隔壁院落的孩子们拿着玩具枪拼杀打斗。

村里有一个垃圾场，我和表姐妹们很喜欢去那里探险。那里原先是一个土坑，周围生着些野草，它呈手掌状，中间凹陷下去，小径分割，如同隆起的掌纹。我站在一条掌纹的尽头向下瞧，垃圾塞得很满，即将溢出似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这里被寻到，如同一处生活遗址。

舅舅家就住在垃圾场附近。每逢下雨，土路便泥泞不堪。每次我去玩耍，舅妈便会去村里那间昏暗的小卖部给我买袋装酸奶和小布丁雪糕，很老的牌子，我和表姐妹都不怎么喜欢，搁在桌上，雪糕化掉，流出黏稠的甜浆。后来通知拆迁，村人们大都拿了安置补贴搬离，外婆家暂时租住在邻村一所平房院落中，进门处栽着几丛青竹，夏日里有凉意。唯有舅舅拒绝搬离原地，夜里，窗玻璃被人敲碎一地。最终，舅舅还是同外婆一样搬走了，他们和其他村人一起住进了开发商建起的小区，每日乘电梯上下，夏夜里依旧习惯搬着马扎聚在楼下乘凉。

我坐在离开海城的出租车上，想起了外婆家的旧房子，飘满花露水味道和阴湿气息的床褥，光缎从窄窗垂落，尘埃在光里悬浮。而这一切，连同那个垃圾王国，都已沉埋地下。我意识到，我应尽快赶在记忆消失之前，记下这些，给它们最后一次在光柱中翩然起舞的机会。

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那些真实，与我始终隔膜，我永远无法深入抵达中心地带。与其佯装着现实层面的在场，我想，不如将身距拉远，留下孔隙和缺处，我期待这个捏造而成的世界能够自行繁衍，自在浮游，散漫着，游离着，没有边界。

于我而言，写作的实质就是一场飞行。漫步，助跑，骤然而起，离地，凌空，缓缓爬升，直至望见舷窗外漂流而来的金色云朵。诗人是乘坐热气球升空的人，可以直升直落，而我能做的只是缓慢地拉起操纵杆，一点点升扬，飞至云絮之间。中途，我会短暂地松开双手，任凭它在云间颠簸。这是写作过程中最令人心驰神往的时刻。

当然，世界是物质化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人们自然而然地迷恋着恢宏伟岸的事物，重量感等同于真实感，而这并非是唯一的取向；滞重、浑厚、磅礴、肃穆，也并非是唯一的曲调。

卡尔维诺曾说：“在某些时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正在变成石头。”他注意到了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细节：斩下美杜莎头颅的是会飞翔的柏修斯，为了避免被美杜莎双目注视而石化，柏修斯通过观察青铜盾牌上映出的女妖形象来将其斩杀。卡尔维诺认为这是一则绝妙的譬喻，暗示着创作者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是可依循的写作之法。我知道自己无力搬动千山万壑，那么也许我可以高高举起一个水盆，映出世间的粼粼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