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论者称须一瓜为“精神警察”，以此来描述一位女性作家，乍一听感觉多少有些怪怪的，仿佛有点“包打听”的味道，易引发不同的遐想。

再琢磨琢磨须一瓜创作的情状，此说又好像多少也沾点边儿。尽管须一瓜的作品我阅读有限，但仅就读过的《淡绿色的月亮》和《太阳黑子》（后改编为电影《烈日灼心》）而言，须一瓜手中的那支笔还真有点像警察手持的那根警棍，不同的是后者直逼人的躯体，前者则直抵人的精神。在《淡绿色的月亮》中，作者借助于芥子对其先生桥北的不断逼问，层层渗入人物的内心；面对歹徒的抢劫，桥北选择妥协，是基于对芥子生命安全的考虑，而芥子的耿耿于怀则是基于对爱情的执著。这样一种错位感进而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向度和深层焦虑。而在《太阳黑子》中，三个诡异的男人外加一个美丽的女童，共同演绎出一台三个男性自我痛苦救赎的大戏，展示出人性的复杂与脆弱、迷茫与挣扎。

有知情者爆料称：须一瓜在媒体担任政法记者的经历，使得她有条件走到生活的底部，近距离地接触生活的活色生香，更直接地认识社会，感受世道人心的水汽氤氲，与一些非常态的事情面对面，因而既有了种种不无传奇色彩的素材，且获得的感受也要丰富得多。对此，须一瓜本人也是有保留地予以认可：“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给予我的东西，要远远大于给所谓素材的本身。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资讯那么发达，素材遍地开花。所以，这并不算是职业优势，但是，这个职业，使我最感恩的是，你可以获得观察世相人心的最佳角度。它给了你最好的人生考察方式，甚至一个独特空间。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我搜索到上述信息后，我的确能感受到曾经的记者经历在不断地反哺着须一瓜的小说创作。在她从事文学创作之初，职业记者和文学写作新人这双重身份的叠加，使得她一方面格外擅长将新闻事件、政法案件转化为小说的素材，进而追问生活和人生困境；另一方面，当她面对那些奇葩的案件时，又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的创作打上了通俗与类型、深刻与个性的烙印。

通常来说，通俗类型和深刻个性虽不至于对峙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但能将两者兼容起来且表现自如的还真是不多，而须一瓜在创作伊始恰就成了那不多者中的一员，这或许是她一出道就引起文坛和读者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一般性的认同中，通俗与类型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可读与好看的代名词，而深刻与个性则差不多是高雅与纯净的同义语，两个方面各有自己的“拥趸”。于是，关于须一瓜过往的作品，或褒或贬大抵也就是来自上述两拨不同“拥趸”的不同声音。倘再换个角度看，能够将通俗类型和深刻个性兼容自如者，其发展路径无非有二：一是始终如一地求兼容，一是偏于一侧地求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须一瓜的长篇新作《五月与阿德》显然选择了后者，因而使得这部新作有了不同于须一瓜以往创作的一番风景。

《五月与阿德》是以人物为主体构筑起的小长篇，作品干脆就是以两位主人公五月（女）和阿德（男）来命名。通观这两位主角儿，出身、环境和遭遇虽各不相同，自然也就各有其风采，但骨子里竟又透着惊人的一致，那就是个性、个色，作！尽管各有各的“作”法，但无不“作”得不同凡响、“作”得惊世骇俗。

先看五月。这位出身在岭北菇窝村的小女子，其母“干枯焦黑”；其父“又懒又脏，常年鼻涕不止，从来就没有过人的正形，活了四十多年”，最后醉死在水渠中；两个兄长像田鼠一样。轮到五月出生时，虽说不上多么聪明漂亮，“但竟是眼如星光，一头柔软鬈发，美好地掩映着净如满月的脸”。“真是五月的花朵啊”，在这个家族里，“她就像一张打错的牌。果然，从她十四五岁的时候起，老天开始纠正错误了”。五月“知道了自己身体的长法不太周正，她的腰有好像点直不起来了。她听到自己两只脚落地的声音，好像轻重不一；还有乳房。它们也越来越不整齐长了，而她一边的肩胛骨渐渐厚了起来”。原来，五月先天的脊柱中度侧弯在这个年龄显现出来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生于穷乡僻壤、家境贫寒、自身又有先天残疾的弱女子，生性偏偏还不安分，小小年龄就被外面来的山货客所蛊惑，只身一人来到骊州的中山路一带闯荡。想象中的找到山货客与他成家生子的场景自然不会出现，而像五月这种条件的弱女子，要在那个年代传说中的位于中国东南方的华尔街上生存下来谈何容易。果不其然，无论是在“丝丝美”美发店做洗发妹，还是在东方之珠足浴城做收银员，五月的日子都不那么好过。所幸的是她传奇般地遭遇了那个名叫阿德的怪男，日子才相对安稳地过了下来，脊柱中度侧弯的残疾也有了治愈的希望。然而这样的条件却并不足以让五月那颗躁动的心安分下来，她的理想是要在骊州有自己的房自己的户口、自己的娃，而且还深信不疑地以为只要自己自然分娩，那弯曲的脊柱就会随之直起来。为了抵达这样的“小目标”，生命不息的五月就一路“作”来：与阿德“作”、与阿德的保姆“作”、与阿德的儿子卫革“作”、与自己的丈夫大麦“作”，与自己的大姑子夜生“作”……一路“作”将下来，眼看着自己的“小目标”将要渐次实现，却因一张借条的失误，最终落得个抓着翻飞的白床单，从空旷的天台上随风坠落的悲惨结局。

再说阿德。这位生活在骊州真武路21号的中年男人，坐、站、起、行永远梗着天鹅脖子，有着与他年龄地位不相称的傲岸和挺拔，有着与他年龄、地位不相称的过分整洁，看上去就像一棵笔直的水杉，“始终保持着生长直上之气势”。1958年，身高1.83米的阿德被征兵去了中央警卫队派生出来的仪仗营，隔年秋天，他在赫鲁晓夫来访的欢迎仪式上，以优秀的礼宾表现立了功。小喜报是骊州人武部敲锣打鼓送到阿德家的，一时全城轰动。如果不是1962年训练时出了意外，他也不会退伍，现在至少应该是个校官了。阿德住的是个带院子的三层红砖平顶小别墅，尽管它比斜对面那栋无人居住的尖顶大别墅简易矮小了许多，但在骊州也还是令人羡慕的了。以阿德这样的经历和条件，在骊州虽未必够得上显赫，过个小康日子则当是游刃有余的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男子居然也将自己本可过得还不错的日子给“作”得一塌糊涂。面对宝玲、宝红两姐妹，偏要选择那个对自己不温不火的宝玲为妻，有了儿子卫革后，日子依旧过得没精打采，夫人没了后，对狂热崇拜自己的小姨子宝红视而不见，致使宝红带着卫革远走香港。与五月邂逅后的那段日子好像更是“无厘头”的“作”，待到五月自己“作”出了点名堂后，阿德的日子就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最终孤苦一人惨居在养老院中……

五月与阿德，一个“作女”一个“作男”，虽同属“作”得不轻之辈，但五月“作”的动机多少还能够为人所理解，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成为个城里人，日子过得体面点、舒适点；而阿德的“作”则难免有些令人不可理喻，本有着还算不错的个人尊严，过着也还说得过去的小日子。这种人，“作”的不多，即使“作”，也无非是还想再上层楼。而阿德的“作”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走向——必然是向下再向下，这着实就有些令人费解了。

倘若以世俗的身份标签来划分，五月显然当归入卑微一类，而阿德在骊州小城则当仁不让地属于小有尊严一族。如果这样的划分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多少就可以理解这二位“作”的动力与目的了：前者显然是为了改变自己卑微的命运，后者则是企望以种种不走寻常路的举动来维系自己生命中曾有过的尊严；前者的姿态是向上攀附，而后者则是向下施舍。

经过这样一番条分缕析，《五月与阿德》之明显不同于须一瓜以往创作的《淡绿色的月亮》和《太阳黑子》一类的作品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如果说《淡绿色的月亮》和《太阳黑子》还有一定套路、一定规律可循，还有一些“类型”影子的话，那么，《五月与阿德》则是彻底个性化的反常态之作，特别是阿德这个人物的塑造，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尚为鲜见。我虽无意简单地断言这两类作品孰优孰劣，但很愿意赞赏须一瓜不断突破自我、拓展写作的努力。仅就《五月与阿德》的面世来宣称须一瓜的创作出现转型或许还为时尚早，但这部作品的确可视为须一瓜对自己既往写作的一种挑战，这不仅是一种勇气，更需要一种能力。构筑起阿德反常态“作”法的逻辑就是一种本事，让这种反常态的逻辑合理化更是一种能力，而支撑这种能力与本事的秘诀则在于作家对人物、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对艺术表现的自如把握，能做到这一点，其意义就远超出了所谓类型还是个性之争。

《五月与阿德》标志着须一瓜的创作在变化拓展，只是这样的变化还不足以摘掉她头上那顶“精神警察”的帽子。如果说这位“精神警察”以往更多地是在探寻人性的善与恶和精神的高与低，那么，在这部《五月与阿德》中，探寻的触角则转向了人的生命，包括生命的卑微与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