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阅读这本短篇小说集之前，我恳请你把以往对林培源小说的印象忘掉。不仅因为这些印象过于陈腐，更重要的是它即将失效。《神童与录音机》共收录《邮差》《白鸦》《烧梦》《消失的父亲》《诞生》《秘密》《神童与录音机》《蜂巢》《金蝉》等9则短篇小说。这些小说虽有部分见录于《钻石与灰烬》，但经过重新编排之后，这批短篇小说之间的内在关联便从海底显露出来。它们彼此勾连，交相辉映，共同给我们描绘了一张崭新的作家肖像。这批短篇小说是林培源近年在叙事“实验”上的尝试与着力。其中，《邮差》是已成为亡灵的邮差巡游乡间的悲喜剧；《诞生》中，北京高校的文学教授被一封监狱来信叙述的故事所打动；而同名短篇《神童与录音机》则是作为父亲的刘恪对神童儿子“伤仲永”的挽回与努力。

短篇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中的故事跨越中国南北，小说主人公的年龄、阶层、受教育程度也相差甚远，既可见作者对现实主义扎根之深，又不一味沉溺而是借镜于现代主义遗留的叙事新变。《神童与录音机》的面貌丰富驳杂，难以从故事的表层中寻觅线索，但若仔细阅读，不难发现《神童与录音机》中，林培源运用植根于日常的幻想让现实变形的同时，也让现实经验“显形”。

阿根廷小说家胡里奥·科塔萨尔曾说，“我总是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看世界，我总感觉，在两件相去甚远，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有些缝隙，至少对我而言，有一种物质，通过这些缝隙，在两者间来回穿梭，这种现象无法用规律、逻辑或者理性来解释。”《秘密》讲述同一屋檐下的祖孙三代五人，各自怀揣秘密，又因这神奇的秘密招惹灾难。男孩的抽屉能吞噬放入其中的发夹；母亲的日历被风卷起，锋利如刀割伤她最在意的面容；患白内障的祖母因为盯住井底的过山鲫，而人鱼互换，被困在井底变成一尾鱼；祖父养蜂，认定自己比蜂王伟大，不料身形骤缩，蜂巢变成丧命地；醉鬼父亲因为酒后开不了门，迁怒于墙上燕巢，却见巢内燕子面容都变成家人。水井、蜂巢以及墙上的燕巢，都是农村日常可见之物。也正是这些日常之物供给了幻想的附丽：抽屉的“安全”引发了不安，日历纸纤薄的形状正如刀刃，蜂巢的规整与巢内组织的严密，恰是权力结构的最佳隐喻。这些日常之物在似真似幻间，骤然变形，给了读者最切肤的恐惧。《神童与录音机》中的幻想并不是无根之水，家庭之中每个人的日常之物，既与他心底的“秘密”息息相关，其变形后的灾难则是出于某种因果观下的“惩罚”。

许多小说中的幻想止步于对现实的变形与扭曲。但在其背后，由工具理性作为基础的现实世界依旧固若金汤。无法打破读者原有现实感的“幻想”，只能沦为一种常见的叙事把戏与噱头。小说集中涉及潮汕农村的部分，常有“神婆”出现，为迷途之人解厄，指引出路。《烧梦》中的华侨盛先生由海外归乡，发现记忆中的家乡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还是执意要找到“阿娘”，请有神通的阿娘为他“烧梦”。盛先生梦见自己在东南亚的“巴毛街”差点被群众抓住当众烧死。盛先生是另一个“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他们同样为摆脱不去的记忆所累。在博尔赫斯笔下，折磨富内斯的是他的记忆力，而折磨盛先生的梦，则是上世纪海外华人移民处境的一个典型场景。在东南亚的华侨生命安全堪忧，在故国与移民国之间苦楚徘徊，却无法寻找到身份的归依。

盛先生归乡是为了“烧梦”，解在海外生活不易的困厄，安抚一颗游子老去的心。在南方，“巫”是民间神奇的化身。这位“烧梦”的阿娘深藏于盛先生的故乡，是他最后的希望。她以神奇的仪式烧毁了盛先生的噩梦，解除了他记忆的枷锁。故乡以自己的方式给予了盛先生抚慰。《神童与录音机》中，刘恪不能接受儿子突然失去了神童的能力，尝试过现代医学发现无效之后，便自然而然地转向神秘，寻求神婆的帮助。隐藏于小说背后的，是某种对世界后退一步的神秘主义。或许因为万物有灵，小说中的世界才充满了幻想的神奇。系于终端的神秘，让处于绝望的人物也有传奇的庇佑，而不彻底沦入绝望的恐惧之中。

《神童与录音机》里神秘元素似乎仅在乡村出现，一旦跨出乡村的土壤，小说的幻想便不再是叙述的动力与重心。在另外几篇小说，如《诞生》《蜂巢》与《金蝉》中，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在城市扎根的青中年男子。他们职业或有高低，但多少与“文化”相关。在这几篇小说中，原本承载神奇的乡村则以另一种面目进入文本，形成对垒的冲突感。《蜂巢》的蒋元突然想起老同学彭飞，通过同学录好不容易找到彭飞的电话，彭飞的妹妹却说哥哥已经去世。蒋元南下到南澳岛，参加彭飞的葬礼。彭飞生前的面貌在蒋元的追寻中逐渐清晰。彭飞有一部未完成的短片，名叫《蜂巢》。彭飞最后选择在蜂园自缢身亡，身体还压垮了蜂巢。《秘密》中祖父热爱的“蜂巢”重新登场。《蜂巢》中的“蜂巢”依旧暗示了蜂巢内部与人类社会的同构。但与《秘密》的祖父相比，彭飞以镜头窥探蜂巢实在而孤寂，是一种纪录片式的目光。即使最后同样死于蜂箱，也并未发生 《秘密》中的奇幻。

《诞生》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大学教授，步入中年的他频频出席各种文学活动，参与文学奖的评选，“指点”文学青年的人生。而在文学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的背后，“什么是文学”反而成了一个迷茫的问题，以文学为安身立命之志业的他，自己的生活似乎也面临失去鲜活感的危机。此时一封来自“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看守所”的手稿闯进了他的生活。手稿叙述了“我”的故事：“我”的父亲生意失败，为了躲避债主，“我”寄居于舅舅家生活，表弟遭遇车祸等各种不幸使“我”在流离之中感到命运的漂泊与无常；潜逃的父亲在深夜回归，将“我”带到东山岛仇人别墅讨债。因为煤气管道泄漏，父亲讨债不成反丢了性命，而“我”也成了同案犯。大学教授深深为这个故事感动，决定将它推荐给刊物发表。

《诞生》中以某种不完整的元小说形式，“重现”了在现代文学制度中小说诞生的过程。在认定“讲故事，就是讲世界不为人知的‘内面’翻过来”的同时，对专业化和职业化之后的文学生活进行了反思。在白先勇与杨绛的同名短篇《小阳春》中，也有对相似主题的书写。沉溺于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步入中年，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生命逐渐僵化。此时，能够拯救“知识”的，只能是来自完全不同于知识阶层的生活人事。但在《诞生》中，拯救了大学教授的并不是一个偶然到来的情欲，一个“低于”自己的家政妇，而是一个陌生人的来信。无论是人物设置或是叙述的毙掉，林培源的小说叙事总是节制而谨慎。手稿并未轰轰烈烈地将教授的生命“复苏”，教授也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推荐手稿，一切的波澜都被锁定在教授的内心中，并未溢出更大的范围。

《诞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既以小说的形式，在叙述之中完成了对小说使命的确认与对文学制度的反思，又在文本之中呈现了知识与经验之间的对垒。这种对垒在文本之中并不激烈，实际上也未形成过多的冲突。它们既保留了自己的性质，又摆明了彼此之间的冲突。而系于教授一人之内心的设定，又将来自乡土的经验叙事作为重新激活知识分子的精神的钥匙。与此同时，充满了烟火味道的经验叙事，必然要经过知识化的目光重新审视，发现其内在的可贵价值。

问题或许在于，在这两种经验的对垒之间，作者的叙述立场究竟偏向哪一方？然而是否应该站定一个立场，也成了值得讨论的问题。在《神童与录音机》中，林培源对知识阶层的精神危机描摹逐渐成熟，呈现城与乡中间流动的人也掌握了一套风格化的叙事机制。乡村依旧是神奇故事的策源地，安放了少年文学梦想的秘密抽屉。在《神童与录音机》中，我既看见了两种题材小说的成熟，又预见到它们在对垒之间走向融合的趋势。适度的摇摆对于小说家而言，并不一定是坏事。尤其是在林培源身上，它使得小说避免了烂俗的戏剧冲突，成全了文本的平衡，促成了微妙气味的生成，也留下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也是《神童与录音机》值得玩味的文学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