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与受过启蒙教育的新女性不同，传统的母亲形象中，必然有着深重的历史印痕。我们天然地想象那些生活在封建时代的母亲们，在男权制度的影响下，她们要么是无我的牺牲者，要么成为霸权的共谋者。薛燕平的《宽街》，书写了新旧交替时代的传统女性，她们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蒙昧状态，既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又隐约触及了女性主体性建立的现代性命题。在无数具体而微的日常图景里，薛燕平还原了一代母亲的真实面貌。

《宽街》中的母亲们，生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宽街。一位是拥有四个儿子的惠芬，一位是生了四个女儿的素花。在传统的性别秩序里，生儿与生女使两位母亲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境遇。惠芬因为生了四个儿子而坐稳一家之主的位置；而素花，四个“没用的丫头片子”，宣示着她的无能。在丈夫李国强的眼里，素花是他除了锉刀和双刃刀之外的第三件器物，素花必须发挥自己作为器物的最大价值——传宗接代，才有存在的意义。而生不出男孩的“缺陷”，使得素花只能一味忍受丈夫的漠视与婆婆的埋怨。这个“缺陷”，也铸成了素花前半生的枷锁。

当护士告诉素花生男生女实际上取决于男人时，这道枷锁开始松动。她开始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思考那些从来如此的事情是否理当如此。深夜，听着女儿的呓语和丈夫的鼾声，素花的内心进行着隐秘而激烈的搏斗。但是，对于一位成长于旧道德里的女性而言，古老的训诫根深蒂固。素花的突围注定是滞重难行的，因为她要同她的认知对抗，同她生活的环境对抗，同自我的一部分对抗。

丈夫出轨，大厦将倾。素花既无法利落地离开自己痛苦的婚姻，也无法说服自己让丈夫堂而皇之地“纳妾”。她只能换上唯一稍显体面的衣服，走向丈夫的单位，打响人生中的第一场战事。作为两性关系中明显弱势的一方，素花的这场战争注定失败，她面对的不仅是丈夫，还有男性的单位领导。

当新时期的女性逐渐“浮出历史的地表”时，还生活着无数素花一般被淹没的女性。对于她们而言，男权甚至不是囚禁她们的藩篱，而是业已形成的思想行为模式，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下，在规训与自我规训中，她们本能地顺应与服从。但《宽街》要书写的，并不只是那个年代中母亲的生之苦难，更是她们的生之斗争。

在困窘的生活里，素花找到了微弱的光亮。她坚持让女儿们上学，并请她们教自己识字，不知不觉间，也能看一封电报、一张报纸，甚至磕磕绊绊地读完一整本书。如果说一开始，素花与惠芬一样，都是生活在此岸的传统女性，那么从识字开始，素花已经在通往彼岸的路上艰难地跋涉——文字，成为素花朝向彼岸的涉渡之舟。

与女儿们对待封建思想与男权制度的决绝不同，素花们没有经受过外界的启蒙教育，因此她们的抗争基于一个完全蒙昧的状态，基于自我对生活的直感和朴素的人生哲学。她们的跋涉，无助而悲壮。《宽街》呈现的正是女性主体身份回归的进行时态。她们是秩序中人，面对无法摆脱的命运，她们既有一份坦然地背负，也在执着地涉渡。

因此，与其说薛燕平的《宽街》是书写母辈的生存境遇，不如说它是为那些无名但真实的女性正名，为她们的尊严与价值辩护，对发生过、存在过的历史做出相对应的文学表达。从身为母亲，到拥有母亲身份的女性，中国女性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在与男权角力的修罗场里，素花们不够尖锐，亦不够冒犯，她们的斗争微弱，却始终“在路上”。她们是那段岁月中带着灰度的、久遭遮蔽的女性，是现代女性寻找自我的路途中一线希望的曙色。

更为重要的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为男权共谋者形象的婆婆，也逐渐呈现出传统女性的另外一面。面对儿子的外遇，她启发素花捍卫自己的家庭，告诉她女人也要“活得欢实”；在临终之际，她规劝儿子回归家庭、善待素花。于是，婆婆内心真正的思想显露，两代女性对于既有性别秩序的抵抗，也或隐或显地展现出来。由此，《宽街》具有更为绵长的历史纵深感，这是几代女性在“为母之道”训诫里的挣扎，也是这几代女性从“传统女性”这一固有观念里裂解而出的证明。

薛燕平捍卫了母辈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她们成长于旧的礼教，被剥夺了社会身份与关系。在流动的社会环境里，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被传统礼教视为背叛者，也被接受新思想的儿女们视为封建的代表和愚昧的象征。她们的肉身全然依赖于家庭，而精神却无所依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宽街》书写了新旧交替时代女性们的精神漂泊。

在捡食儿女的月饼渣里，在赠与乞丐的大馒头里，在无数丰盈而日常的细节中，处处是她们笨拙的慷慨与涩重的柔情。在这些粗粝而动人的生活图景里，薛燕平给予蒙昧的母辈深切的同情与肯定、理解与疼惜。在她们身上，“作为他者”与“成为自我”之间的拉锯显得尤为艰难，但她们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成为了黑暗中模糊而明亮的发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