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过“我们都是时间”，约瑟夫·布罗茨基则强调“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而这一“时间”和“记忆”既指向了个体生命和存在境遇又关乎整体视域下现实、时代以及历史。而需要指明的是在诗歌的美学向度已经极其个人、多元甚至分化的今天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总体性的时代之诗以及既来自时代又超越时代而面向未来读者的“终极之诗”。

1979年正是中国社会史和诗歌史上百废待兴的重大时间节点，这一年《诗刊》5月号刊发了张学梦的长诗《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该诗写于1978年12月30日），这首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时代性和超前性的诗作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时隔40年之后，《诗刊》2019年7月号上半月刊的“新时代”栏目又推出了张学梦的最新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这两首长诗实则构成了两个时代与一个诗人之间的精神对跖点，具有重要的诗学启示性。如果说40年前“新时期”的诗人们对诗歌和时代充满了双重的紧迫感以及重新启蒙的创造意识的话，今天的中国诗人似乎整体丧失了总体性的精神视野，钟情于个人感受和私人经验的“小词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对于年近八旬的诗人来说，张学梦还能够具有持续的创作能力和对应于整体时代的命名能力并且文本自身仍然具有一定的艺术品格和精神气象，已然是非常难得了。《伟大的思想实验》这首长诗很容易被认为是当代的“政治抒情诗”“广场朗诵诗”“主旋律诗歌”，而实则忽略了多维视野中长诗不可替代的重要品质，即个体性、思想性、时代性和艺术性兼容的复合特征。即使单就“政治抒情诗”而言,我们的批评界和诗人实则仍然处于认识的误区当中，这并不是一个题材和主题的伦理化甚至道德化的认知和评价问题，而是涉及诗人的个体主体性、诗学观念、本体类型、话语方式的特殊性以及不容回避的时代属性。我们曾经一度站在二元对立的角度来评价“政治抒情诗”，要么是“一切政治抒情诗都是好的”，要么就是“一切政治抒情诗都是坏的”。当近年来诗人们一再追捧和奉行“个人化写作”的美学圭臬，实则在很大程度上诗人们忽略了诗歌的公共性、社会性、及物性、总体性以及诗人的历史责任和诗歌的现实功能——当然这些与诗歌的语言、修辞、技艺、想象力是不可二分的。与此相应，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诗歌的语言边界和现实边界正在双重缩减，诗歌有时成了“速朽”的代名词。尤其是在诗歌追新逐异、凸显自我的写作情势下诗人沉浸于个人经验和私人生活并不能作为回避现实问题和整体社会空间以及历史场域的借口。当我们从一首诗歌具备的整体的时代视野和现实精神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涉及一个诗人如何通过诗歌有效地回应时代命题的综合能力，而这正是张学梦在2019年写作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的创作动因，也给我们的诗坛提供了关于总体性的时代之诗的启示。

今天的诗歌越来越强化的正是“个体”和“碎片”，即使涉及现实和社会话题也更多是充满了伦理化的怨气和不满或者是浮泛的虚空赞颂，而能够具有总体性的对时代命题做出回应同时又兼具美学难度和精神难度的诗作却极其罕见了。与此相应的则是“日常经验”的泛滥，“个人”“生活”“经验”“情感”“欲望”“趣味”被平庸化地反复咀嚼，尤其是一些知识化、纯诗化和不及物写作的倾向更是加重了此类诗歌的失衡。这印证了写作经验和现实经验双重匮乏的时代已然来临，而这与正在发生巨变的几百年未曾有的“新时代”极不相称，“新时代”呼唤着“新诗歌”，“大时代”需要“大诗人”。“时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结构，而“新时代”与“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每一个时代的最初发生都急需新的创造者、发现者、凝视者和反思者的出现，诗人正是具有综合的视野来整合时代命题和人类境遇的特殊人群。诗人是“时代触角上最敏锐的细胞”（张学梦语），诗人往往在第一时刻感受到幽微而复杂的社会深层变化并进而开掘一代人的灵魂悸动和精神轨迹。我们衡量一首诗歌显然是要置放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野中，也就是说一首代表性的文本既具有美学的有效性又具有社会学的重要性。而以此来衡量《伟大的思想实验》，我们会发现该诗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动因中对应了一个时代整体的精神走向、美学特质以及思想载力，因此总体性的时代之诗得以完成。张学梦的最新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则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凝视、对话和发现而及时有力地回应了新时代的新命题——“我的直觉刹那形成审美判断，/我的领悟瞬间触达时代命题”，同时这也是诗学和社会学的交互以及彼此校正——诗歌既不是简单化的社会传声筒又不是极端封闭自溺的个人乌托邦。正如诗人开篇所说“公元2017年。当银杏树叶悄然冶金镀金之际，/一桩宏大叙事打断我对庸常琐事的沉迷”，这是个人和时代的彼此发现和和弦共振，而并非意味着“个人抒情”和“宏大叙事”有高下之别和优劣之分。

在很大程度上张学梦的这首长诗印证了诗人是“创设”“洞见”“发现”“命名”“揭示”的同义语，诗人的责任就是去除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惯性，任何已经失效的“过去时”的心态和诗学观念必须予以时时更新，反之最容易被时代抛弃的正是那些写分行文字的人。除了个人经验的此刻之诗，还应该具有既来自个人和现实又最终能够超越时代的历史之诗和未来之诗，诗歌的读者既是此时代的又应该是面向未来时间的。新的时代境遇和现实场域也必然要求诗人打开眼界进而拓展诗歌多样化的应对方式。无论是个人的精神生活还是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一个诗人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的梦呓者。张学梦在《伟大的思想实验》中不仅情绪饱满、节奏鲜明、调性繁复且结构充满张力，而且提供了崭新的时代“意象”和现实“经验”以及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诸多新时代的事物和场域进入到了这首长诗之中。这是需要一个诗人具备广阔的社会视野以及认知能力和思想能力的，需要感性和智性的平衡，需要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更新。尤其是新的时代语境的出现更是需要诗人具备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这最终需要诗人具备眼界、认知能力以及相应的写作能力和发现精神，同时这一切又是与诗性和美学质素相互支撑的。在新的时代命题面前很多诗人往往成为了空洞的说教者和大词癖的使用者。无疑，诗人可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以及考古学家，但是这一切以及社会承担必须是以诗性、语言和修辞的承担为首要前提的。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的当代汉语诗歌正在逐渐走向多元和成熟，但是当诗人只会处理“日常私欲”“茶杯风暴”“精致的瓮”的时候，当诗人丧失了杜甫式“诗史”的视野的时候，一个个精神盲区和矮化、俗化、欲望化的诗歌碎片随之产生，随之总体性的精神视野和时代景观被有意或无意地搁置。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有效的“时代之诗”和“总体之诗”，缺乏的是“个人之声”和“社会之声”的混响和对唱，缺乏的是“我”和“我们”的灵魂式的对话和互相叩访。张学梦的长诗《伟大的思想实验》凸显了诗人对崭新时代新的思考，体现了诗人对时代命题和人的命题的双重回应，揭示了诗人极其敏感和准确的对时代场域的总体发现能力，而这些能力和眼界以及襟怀恰恰是当下诗人们所普遍缺乏的。从这个层面来说，当下诗人在整体修辞能力和表达能力均提高的前提下仍然需要“精神启蒙”和“思想教育”，在个人之诗泛滥的情势下我们急需的正是总体性的“时代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