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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中国儿童文学前程远大” ——跨越六十五年的老少对谈

来源:文学报 |   2019年08月16日22:27

采访人:戴萦袅(青年作家) 受访人:任溶溶(96岁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

任溶溶先生1923年出生在上海,六十五年后的1988年,我在上海出生。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任老的诗歌和译作,中学时还在读《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看《没头脑与不高兴》的动画电影,超级喜欢任老翻译的《魔法师的帽子》和《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系列,得知自己能和任老对谈儿童文学,幸福感满满。能有这样一次对谈,感觉弥足珍贵。经风历雨的任老,希望从读书、生活、艺术等宽泛的角度漫谈,说最想说的话,无论话题是否遥远、严肃或随性,能坦率表达真诚的内心,最合他心意。

最初的文学启蒙,冥冥中的引路人

任溶溶:我自小爱读书,5岁进私塾,识了许多字,就开始看连环画,读旧式章回小说。读书完全是读故事,读得懂多少就多少。我进小学一年级已经会用文言作文。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开始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叶圣陶的《稻草人》、《文心》,还有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宝岛》等。抗战爆发后,我在英国人上海开办的雷士德中学学习,高年级同学里有地下党员,介绍我读进步书籍。我初中就读刚出版的《鲁迅全集》,深受影响,以后很多事情都遵照鲁迅先生的教导去想。我爱上了新文学,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文字改革运动,即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接下来,我就做这个工作,读大量的中外语言学书籍。当然我又大量阅读古典文学作品。读大学时,觉得读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已经用不着老师教,但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得有老师指点,于是选了中国文学系。

也因为我读语言学的书,对学外文很有兴趣。中学时代英文打了基础,后来爱上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加上老同学草婴俄文学得呱呱叫,又产生了学俄文的兴趣,学了俄文。我英语是在学校学的,俄语是请俄罗斯人到家里教的。意大利语和日语是自学的。敌伪时期日语电台有讲座。我在1947年投入儿童文学前,就是这样读书的。

戴萦袅:我母亲是儿童文学作家,父亲是宏观经济学教授,家里藏书多,品种也丰富。晚饭后,他俩便手捧着书,坐在餐桌边静静地读。幼年的我,看到父母夜读的情景,总是无比神往,盼着早日能识字读书。我的父母对我读书一事,非常开明。父亲从做学问的角度出发,认为博览群书,方能建立好的批判性思维。母亲则认为,天下感觉灵敏的女性都有当作家的潜质。我三四岁时,母亲每晚给我讲故事,还把我即兴编的两首儿歌给一家报纸,居然还发表了。我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喜欢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安德鲁·朗格的《彩色童话集》,还有就是任老的译著。任老翻译的芬兰童话《魔法师的帽子》,构建了一个清新、纯净的北欧童话世界,里面的人物译名也非常有趣味:小木民矮子精、小嗅嗅、小吸吸、某甲、某乙……还有,《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神奇保姆玛丽阿姨,轻轻松松就能驾驭“熊孩子”;她乘东风而来,又随西风而去,把班克斯家的孩子们带上奇幻之旅。我读了意犹未尽,查到任老还曾翻译了续篇《玛丽阿姨回来了》,又请家慈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资料室,借来了已经绝版的书。不同于很多书的续篇有“续貂”之嫌,这本书的续作很是精彩,里面还有几首儿歌。二十年过去了,任老幽默的翻译风格,我依然记忆犹新:“环球去旅行,我们不愿意,因为到头来,还是回家里。”我最喜欢的是“有只黑加白的母牛,正在树上坐。如果我是她,那我就不是我!”颈、尾两联,还成了我少年时期的宣言,经常挂在嘴边。八岁起,我开始读《红楼梦》,在上外附中就读时,英语水平大幅提高,乐意读英文版的文学、历史读物。父母去国外出差时,我就请他们帮我买点英文书,像凯撒的《内战纪》、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司各特的《艾凡赫》等。后来,我去复旦大学读书,第二专业是英汉双向翻译,爱在文科保留书库读史料,在理科图书馆读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红楼梦》,还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图书室,在员工探究的目光下,细看明清文物图册。

我童年幸运的有两点:一来,是没有遇到这样的师长——他们对许多事情有偏见,还动辄打压别人;有的书自己没有读过,也不让孩子读,怕孩子读了会学坏。二来,是我十岁时幸运地收到任老给我的一本译作《邮递员的童话》,他在扉页题上我的名字,如今想起来,感觉我走上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道路,任老是冥冥之中的引路人。

“要有文学修养,又要有儿童文学修养”

任溶溶:翻译界一直谈论的“信达雅”问题,我想理应由理论家来讨论,我只管把原作中作者说的外国话用我的中国话说出来,但求“信”,原文“雅”,我也雅,原文不“雅”,我也不雅,作者要读者懂他的话,自然“达”,那么我也达,这也是“信”。我翻译如此而已。我认为儿童文学家应该是文学家,应该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要有文学修养,又要有儿童文学修养。翻译也是这样,有了文学修养,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我是代替外国人用中国话讲他要讲的故事,YES就是YES,NO就是NO。我尽自己的力量,原作是怎样就翻译成怎样。

戴萦袅:任老翻译了300多本童书,在我眼里,如同深阔而宽广的海洋,无比浩瀚。我从小学的外语是英语和德语,但翻译的文学作品不算多,感触最深的是前年翻译了一套六册《了不起的玛德琳》,我喜欢英文原著里的优雅文风,字里行间有巴黎人的慵懒和随性,叙事活泼,节奏感强,语句抑扬顿挫。我发现,虽然中文译本众多,但还有空间,我想更传神地译出路德维希·贝梅尔曼斯——这个率性画家潇洒的文本。我尽量让译文如诗歌般押韵,朗朗上口,既易于低龄读者接受,又能成全故事的精妙和思维的活力,简单之中,留有看似不经意的幽默和深奥。在细节处理上,我选择“异化”的译法,保留英语特点,介绍欧洲文化,也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国际化程度提高了。

创作,没有不好玩的时候

任溶溶:我翻译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首先学会取材,我发现生活中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很多,有不少比人家写得更好。我用小本子记了下来。我译了许多名家作品,学了许多手法,我也会创作啊!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因国际关系改变无书可译时,就尝试创作,写得最多的是儿童诗。我写的儿童诗,我认为与外国儿童诗相比,是不逊色的。(有点自吹自擂吧?一笑。)我写的每首儿童诗真有生活来源,或是童年回忆,或是几个孩子的生活趣事。正因为我对外国儿童文学比较熟悉,才会有这种信心。我想我译的东西对同行也会有借鉴作用的。

60年代没书可译的日子,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没有书翻译了,我总不能一天到晚不做事,我开始写儿童诗。我写儿童诗,很多的创作都在写小时候的自己,诗歌发表以后影响很好,一些老朋友写信来说我写得好,就应该这么写。其中三个人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是贺宜,一个是金近,他是个童话家,还有一个是胡德华,她曾经是少儿出版社的社长,后来当妇联领导人,是胡仲持的女儿。因为受到鼓励,我开始大量地创作,一直坚持到现在。儿童诗后来出了两个集子:《小孩子懂大事情》和《给巨人的书》。其实50年代我也创作,创作能力还是有的,主要精力在翻译上,有时翻译创作两手都做。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就是50年代写的。我写儿童诗还有一个原因,我这人热情一下子上来,也可能一下子熄灭,写一百万字不可能,我喜欢写短的东西。

戴萦袅:我的写作也是兴趣为大,但篇幅都比较长,写短的不过瘾。我起步的时候是写校园小说,出了几部长篇,有我自己的影子。幻想类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写的不多,可一接触就收不住,彻底迷进去,比如我主笔的《“小熊包子”系列》。其实我写这本书时,也从任老您的诗歌《绒毛小熊——我的童年伴侣》中受到了启发。任老笔下的男孩长大了,每天背着书包上学,不能再和儿时玩伴绒毛小熊比赛翻跟头,只能把小熊洗干净,缝补好,连同美好的记忆,藏进柜子里。我就想:哎,这可真令人惆怅,如果小熊可以从柜子里钻出来,和男孩一起去上学,那该有多好?于是,我加入了从欧洲的一些熊的图腾里找到的灵感,写了一个有魔法、充满爱和勇气的小毛熊,它和男孩一起上学、冒险,探索身世之谜。写作“小熊包子”系列时,心里像开满快乐而浪漫的小花,奋笔疾书时一点不枯燥,前后写了三年多,真的欲罢不能。

乐天精神是天生的,更是修炼而成

任溶溶:我经历实在太多了,也因为活在一段复杂曲折的历史里,我的达观乐天,大概是从小过优哉游哉生活养成的吧?我业余爱好太多了,听京戏,听古典音乐,看电影电视,吃美食,等等。我还做别的事,例如写剧本。我早就把左拉的《酒馆》改编过剧本;我会当编辑,在华东人民出版社编过《文化学习》杂志。对了,我大半生涯是当编辑,上海少儿社、译文社,我都当过编辑。可我天生是个儿童文学工作者。按我的性格、爱好,我应该做这工作,儿童文学也需要我这样的工作者。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是新兴的文学,是大文学中一个新兴的组成部分,需要人才,我做这个工作真是如鱼得水。

戴萦袅:我爱文学,虽然大学读理工科,硕士学的数学,在读金融学博士,做神经网络和自然语言处理。音乐也是我挚爱的一种语言,我弹了近三十年钢琴,也常在音乐会上表演。余暇时继续阅读,去各种博物馆学习,在山水间悠然徒步。除了写儿童文学,我痴迷写关于《红楼梦》的系列随笔,通过写作,把中外文学、艺术、历史、经济学里的知识连结起来,分享给“红迷”们。文学永远是我的必修课,我在文学里找到无与伦比的快乐和归属感。我感觉自己所学的林林总总,兜兜转转走过的路,都能和文学挂上钩,这让我惊喜,觉得自己天生是个文学人,从来不曾远离。

爱和使命,中国儿童文学薪火相传

任溶溶:我爱儿童文学,是我爱文学的延续。儿童文学是文学,是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新兴的组成部分,是重视儿童以后发展起来的,历史很短,但前途无量。我一向称儿童文学为新兴的文学。正因为历史短,古典儿童文学数量有限,且质量也很难与大文学比拟,把儿童文学看作“小儿科”,看不上眼,可能与此有关。期待儿童文学的新作家们能有大作品陆续出现,出现在未来,这就需要大作家出现。我老了,写不动了。儿童文学的担子就拜托年轻作家了。我相信中国儿童文学前程远大,祝今天和我对谈的戴萦袅和所有的年轻作家们写出好作品,不但受到我国儿童的喜欢,也会受到世界各国儿童的喜欢。

戴萦袅:1988年出生的我,刚走上文学征途,是中国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中的一员,我想到的是趁着年轻,饱饱地读书,多多历练,走长长的文学路,写出任老所期待的好的儿童文学。

(“两代作家对话”是由上海作协儿委会发起、与本报合作的一个新设栏目。期待此栏目的开启,能让年轻写作者有机会静下来与长者对坐,倾谈和启发、聆听和汲取,知道自己的来处,了解先行者筚路蓝缕趟过的足迹,而后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坐标。你给孩子写作,同时也在为辽阔的心灵世界写作。——编辑附识)